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曾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总有一天，美国和俄国将会分别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预言成真了。这场战争打破了全球力量的平衡，也改变了所谓“两极世界”的双方对彼此的看法和态度。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不再继续秉持孤立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大多数人都要求把重心撤回到本土。然而到了“二战”时期，在相继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国内却鲜少有这样的声音，这的确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用美国总统的话来说，1946年是“决定之年”，这一年美国确定要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影响力、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路线。“我们在无奈之下接管了自由人民的领导权，”艾奇逊说， “英国人再也无力承担这一责任，但我们可以。”
苏联发现自己在与阿道夫·希特勒斗争的过程中，已经成为第二大国（虽然还不是超级大国）。试想，如果纳粹没有入侵苏联，那么后者就无法在“二战”结束时占领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进而拥有庞大的版图以及能够挑战西方自由民主理想的自信。但让苏联觉得矛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帮了一把—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给苏联提供了武器和食物补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提供了工业方面的帮助。布尔什维克一直有输出“革命”的意愿。美国正好给他们提供了媒介。
从1941年到1945年，苏联人在与纳粹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为了打败德国人和日本人，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到了1946年，这种牺牲的价值体现得更加明显。
斯大林曾说，不管是谁，只要他占领了一个国家，就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到这个国家的领土上，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斯大林在“铁幕”后对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其他地区的控制，并不能和美国对日本长达6年半的占领画等号。苏联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是以高压政治为基础的。而美国则是按照自己的发展套路去重塑日本，使其行驶在西方的轨道上。美国人花了大量的钱来维持西欧的自由和民主，并让他们在后来的几年里保持繁荣。所以美国说战后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这一点在1946年变得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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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大战迅速演变为冷战，各国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对发展形势产生了误解并做出了误判。很快，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根本不可能融洽相处。而且，斯大林掌握的权力和影响力越大，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就越难对付他—但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他犯的错误也越多。
斯大林的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战争结束前在中欧和东欧取得的，但是有些成就本身就很虚无。其实，如果他在那些地方的行事方式更加委婉灵活的话，他的“外部帝国”也许会更受欢迎一些。结果他在苏联以外的地方完全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拿到伊朗的油田。他在西方耗尽了政治资本，提出了一些连莫洛托夫都认为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求，更遑论华盛顿和伦敦会接受了。而且在英美两国渐行渐远的时候，斯大林的存在，又让双方之间因 “特殊关系”走到了一起。
在东西方冲突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大概就是彼此同意对方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毕竟这是大国之间传统的玩法，而且这的确就是事实—尽管西方公众（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永远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在刚刚经历过一场反对独裁统治的战争之后，这么做显然太过自相矛盾，但还能怎么样呢？除非他们进行另一种选择—迫使苏联从东欧撤军—但这样做的结局绝对不会更好，而且也不切实际。即使美国在1949年之前是垄断核武器的国家，但也不可能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这样一来，在许多年里，双方都纠缠在激烈的言辞与相对谨慎和冷静的行动之中，这正是冷战大部分时间内的状况。
在这个“两极世界”中，各方的决策者似乎都是从冷战的角度，透过苏联与西方竞争的棱镜来看待一切。这种扭曲的情况从“二战”后的几个月内就开始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1947年底，当苏联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和以色列的建立时，美国人就开始紧张了。斯大林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原本他准备发动最后一次“大清洗”—针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但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如果可以说服他们支持苏联，那么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就会增加。除此之外，他的目的就是制造事端，让美国人不好受。他做到了。1948年以色列成立时，美国国务院建议杜鲁门总统不要承认这个新国家—部分原因是要与苏联作对。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提醒杜鲁门，以色列很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客户，变成美国的敌人，“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杜鲁门还是承认了以色列，不过在以色列建国的头几年，美国的冷战斗士们对这个新国家还是很警惕的，直到后来发现苏联在那里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抗法国殖民统治是冷战期间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尽管当时的法国软弱无能，无法镇压东南亚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民族主义叛乱，但杜鲁门总统还是支持法国收回越南和柬埔寨等殖民地。这一决定很快就导致美国自己陷入了越南的灾难之中，并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也是之后40年中东西方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代理战争。近代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如果”。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美国人在1946年支持越南民族主义者，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呢？答案或许是这样的：在21世纪，亚洲的情况可能与现在大不相同，美国对何时动用军事力量的看法也可能大不相同。
在其他地方，欧洲人或许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从帝国的殖民地撤退，但撤退本身是毫无意义又不可避免的。也许帝国荣耀的观念和种族优越感在最后时刻还稍做挣扎，但权力的缰绳却没有。1946年，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双方都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统一、完整的印度。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许多英国人都在思索：撤离是不是一种耻辱，自己是否有能力阻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种族冲突。然而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之后的25年里，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发生了3次战争，两国之间开始了令人不安的核对峙—或许这会促使哲学家们对人类冲突的本质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但是却没有人对两国分界的细节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在西欧，很多新思想都是关于如何统一，而非如何分裂。为了将经济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再发生曾经那种几乎毁灭欧洲大陆的战争，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为欧盟的建立播下了最初的种子。虽然在近10年的时间里，它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1946年的时候，欧盟未来将会起到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解决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同样，塑造现代世界的许多理念最初也是在1946年被提出来的，并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