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日里的一个傍晚，作家阿瑟·库斯勒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一家阿拉伯风格的小酒馆里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参加聚会的6个人都是欧洲有名的文化人—库斯勒和美丽的未婚妻玛曼因·佩吉特、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波伏娃、作家阿尔贝·加缪和妻子弗朗辛。这个夜晚在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中开启，由于萨特原定次日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因此大家准备早点结束这次聚会。
不过晚餐过后，派对并没有立即结束。佩吉特回忆道，“大家跳了一会儿舞……在酒馆蓝粉相间的霓虹灯下，戴着帽子的男士和穿着短裙的女士翩翩起舞”。佩吉特觉得那是一个“迷人的场面”：库斯勒牵着“海狸”（波伏娃的昵称）—她看上去并不擅长此道，同样笨拙的萨特则和加缪的夫人共舞。
后来库斯勒说服众人来到附近的一家名为“天方夜谭”的夜总会，老板是白俄罗斯人。在占领期间，德国军官经常光顾这里。吉卜赛音乐、伏特加、香槟、俄式冷盘都是这里的特色。库斯勒曾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但后来却退出了共产党，那时候的他正热心地加入冷战的舆论斗争中。他批判斯大林，更在其著作《正午黑暗》中痛斥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这本书在法国甫一出版就卖出了25万多本。萨特和波伏娃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支持共产主义理念。他们站出来捍卫共产主义，认为这才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由道路。加缪则保持中立。
尽管加缪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饮太多的酒，不过还是跟其他人一样都喝醉了。凌晨4点左右，库斯勒又把大家带到另一家小酒馆，然后点了一些醒酒汤、白葡萄酒、香槟和牡蛎。萨特醉得特别厉害。他不停地往餐巾纸里倒胡椒和盐，再把它们叠成小块塞进口袋里。上午8点，波伏娃和萨特，这两位20世纪的哲学巨人，在塞纳河上的一座桥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大声讨论是否要跳下去。后来，萨特只睡了两个小时，但还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写出了讲稿，后来的演讲也大获好评。
战败、被纳粹德国占领、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都是巴黎经历过的耻辱。但不论如何，此时这座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恢复期。巴黎毕竟是巴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得到像样的食物和葡萄酒，大摇大摆地进入有音乐和舞蹈的夜总会。那些光彩夺目、深受时尚女性追捧的沙龙也纷纷重新开业。人们很重视思想的重塑，并为此进行讨论。乔治·奥威尔发现，在这一点上，法国人的生活状态与窘迫的英国人截然不同。在英国，并没有人关心“思想”。战后不久，奥威尔提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的话题不感兴趣，也不待见他们。”说起来，法国在战争期间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确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小。巴黎除了在德军撤退时被丢了几颗炸弹之外，几乎没有遭受大规模的轰炸。它的伤疤虽然不大，但却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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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从8月开到了10月，尽管与会各方都在拖延，但最终同盟国还是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国缔结了和平条约。相较于“一战”结束后的那次巴黎会议，这次明显少了庄重宏大的气氛。那次会议是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举行的。当时，各国总统和首相在巴黎逗留了数周，改变了历经百年风雨的帝国命运，一举建立了新的国家。时间过去了差不多30年，重新聚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是来自1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卢森堡宫参加一系列会议。在这之前，同盟国之间还单独召开了一些会议。意大利殖民地的未来、昔兰尼加问题和芬兰中立地位都是讨论的焦点。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会议，人们发现东西方之间以及西方盟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正在不断加深。
会议期间，常有一些欠考虑的、无聊的小事发生。一天下午，代表们正在开会，贝文发现英国驻法大使达夫·库珀正在打瞌睡。贝文对助手说：“让达夫尽管睡，如果有事我会叫他的。”随后他又提高了声音说：“他是这会议室里最明白的人，因为连他都知道这就是在浪费时间。”
还有一次，贝文把之前对苏联的看法在另一个场合又重申了一遍。他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用骗子取代骗子而已。”
在前期的一些会议上，法国和其他西方盟国针对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进行了讨论。比如，法国占领了德国的部分领土，包括像萨尔区这样的大型煤炭产区。但是在早前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都不打算让法国染指德国的任何地方。斯大林说法国是“一个被羞辱的国家”，罗斯福则认为法国没有用处—他们都不觉得这样一个“战败”的国家能在德国问题上充当什么有用的角色。但丘吉尔认为，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法国应该被视为“战胜国”之一。在这件事上，丘吉尔最终算是占了上风。但其他盟国坚持认为，法国的防空识别区应该从英国的防空识别区分割出来。丘吉尔同意了，但并非出于维护法国荣耀的目的。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打算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从欧洲撤军，那么英国就需要和法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用他的话说，他想要“抬举法国”。丘吉尔还提议，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在联合国高层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
法国占领区对法国流亡领袖戴高乐将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44年，戴高乐以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巴黎，并组织了盛大的胜利游行。在他看来，“光荣”不仅是一种内心感受，而且具有实际意义。也许法国已经辉煌不再，但戴高乐在战后却营造出了一种法兰西依旧如昨的气氛。他有力地论证了法国的团结依赖于自尊和自信。
然而在1946年初，戴高乐却打算辞职。他表示，连番选举拖垮了治理国家的进程。法国连一个多数党派都没有，共产党和右翼之间的联盟也不稳定，没有哪一方力量真正掌握国家的决策权。他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法国人民会像1944年那样，将“国家的救星”请回来。不过，这次他足足等了12年才接到那个电话。
在德国占领区的问题上，戴高乐的继任者与他的看法一致。其实法国重视德国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想要拿到巨额赔款—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形—但是他们一开始要求的数额简直足以摧毁德国经济。法国坚持要求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并把鲁尔区的大部分工业企业和萨尔区的煤矿移交给自己。这是一个强人所难的提议，德国根本不可能答应。美英两国想要重建德国，他们也认为法国的复苏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德国。如果法国要依赖德国的煤炭和钢铁以及专业技术，那么让德国变得贫穷就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的争论从欧洲胜利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最终，在1946年夏举行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法国失望地获知，美国和英国计划合并各自的占领区，也就是说，这将创建一个具有民主合法性和规模经济的国家。这是英国的无奈之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在占领区内供养德国人了。当时英国国内刚刚实行面包定量配给政策，英国人抱怨国家为了给德国人提供食物而让老百姓挨饿。
美国政府也认为，继续让德国被4个大国分而治之是没有意义的。凯南就曾预言：“与苏联联合执掌德国不过是一种幻想。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我们和英国的占领区内建立起一个繁荣、安全、优越且不受东方威胁的独立国家……这样一来，一个分裂的德国要比一个统一的德国更好，至少西方可以在其中充当极权主义势力的缓冲器，而不是让它越走越远。”在巴黎会议开始时，美国人从喜剧歌剧中获得灵感，为重新组合出来的地区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占区”（Bizonia）。
法国和同盟国的关系并不融洽。苏联跟西方更是难以和睦相处。尽管卢森堡宫为此次会谈专门重新装修过，但仍然不能阻挡会谈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冰冷。
不过对一些巴黎人来说，这次和平会议的召开还是很有意义的。外交官和政客们让这座城市的餐厅和夜总会增加了不少收入。在巴黎生活大半生的家南希·米特福德在给姐妹的信中说：“有人告诉我，当参加和会的人要回国的时候，那些皮条客恨不能拉着他们不让走，对他们说‘我爱你’。在他们看来，那些人就像上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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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一样，法国也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尽管拿到的22.5亿美元贷款比英国少，但法国还得向美国卑躬屈膝，这对法国人来说是很伤自尊的事情。但那时法国已经被德国榨干了，陷入了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战争期间，为了换取在德国占领下的特权，维希政府向纳粹支付了巨款。法国几乎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交给了德国人，但后者还不满足。无奈之下，法国人只好增印钞票，结果加剧了通货膨胀。
战争过后，人们常常会规避现金交易，选择进行物物交换。商品和服务也可以用来交换，甚至工人的劳动报酬都是拿实物冲抵的。许多城镇都爆发了饥荒，食物开始限量供应。生活在乡村的人相对还好过一些，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富人了。尽管当时法国已经解放，但还有许多美国士兵和官员留在那里。他们大多聚集在巴黎，为盟国的各种机构工作。1946年春天，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接连收到令人不安的报告。报告显示，法国的食品供应问题十分严峻，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从未达到每人每天2000卡路里的最低标准。还有人为“消费不平衡”深感担忧。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给出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法国人日均摄入的热量不足1350卡路里。
黑市让法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没有人再按照规章办事。在巴黎最好的学校之一—孔多塞中学，一个13岁的孩子带领一群朋友从美国人那里弄来了大批口香糖，倒手卖出后获取了高额利润。投机倒把现象随处可见。农民把农产品偷偷卖给有运输补贴的外交官，后者把农产品装在车上运走倒卖。餐馆老板也会跟熟客进行私下交易。法国解放后，有一阵子执行了禁枪令，结果军火的非法交易也开始了。总而言之，手握外汇的人都能赚大钱。
《外交季刊》的著名编辑汉密尔顿·费什在1946年来到了法国。他说：“所有的东西都缺。人们上班要乘坐的火车、公交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不够用……面粉少得连纯麦的面包都做不了，只能掺上别的谷物……食物不够吃，人们没力气干活。印报纸的纸张也缺，世界新闻都印不全。种子和肥料也不够用。人们的居住条件更差，有些窗户甚至没有装上玻璃。做皮鞋用的皮革、织毛衣用的羊毛、取暖做饭用的燃油、做婴儿尿垫用的棉花、熬果酱用的糖、做菜用的食用油、孩子喝的牛奶、洗衣服用的肥皂等等，无一不缺。”
一些有钱人的生活仍然很奢靡，但却让人不齿。诺埃尔·科沃德表示自己曾为温莎公爵和夫人张罗过一次宴会，桌上的美味佳肴包括清炖肉汤、西葫芦餐包、烤龙虾、带酱汁的菲力牛排和巧克力蛋奶酥。在大多数人为饥荒所苦的时候，这样的奢侈行为必然引发众怒。歌手伊夫·蒙德在俱乐部表演时，看到一名客人点了一整只龙虾，但只吃了一半，还把雪茄戳到剩下的龙虾肉上摁灭。愤怒的歌手忍不住走下舞台，给了那人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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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大概就有6000人在所谓的“野蛮清洗”中失去了生命，而这正是法国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的人实施的第一波报复行动。被贴上“通敌者”标签的人被处以私刑或枪决；一些官员未经审判就被扣上了“劣化国家”的罪名而遭受惩罚，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有些妇女因为与敌人同床共枕而被杀害，就算免于死罪，也难逃活罪—要被当众扒光衣服，剪掉头发，身上涂满柏油，最后再粘上羽毛。慢慢地，法律才派上了用场，在1945年和1946年间，共有676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791人遭到斩首。
战争期间，通敌合作的国家也并不少见，法国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统一法国，戴高乐采用了这样一番说辞—战争期间大多数法国人民是“进行反抗”了的，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忠诚的，只不过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在战前背叛人民，然后“二战”中的维希政府又出卖了法国。只要维希政府下台，法国人民就能挥别过去几年的痛苦生活，阔步前行。
不过戴高乐的说法存在漏洞。事实上，维希政府是依照宪法建立的，而且很得民心。从法律上讲，维希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战后，600多万政府雇员中约有1.1万人失去了工作，与维希政府主政时期解雇的3.5万名公务员相比，并不算多。
本来法国女人和德国人睡觉并不违法。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项新罪名—“辱没国家罪”出台了。当然，还有49723人也被秋后算账，其中包括曾经狂热支持维希政府的教师们。惩罚方式通常是剥夺其选举权或者勒令归还战争时期赢得的勋章，也有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不过法庭里大多数的法官仍然是维希政府时期的法官。没有人因为“反人类罪”（例如围捕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东部的集中营）这样的罪名而受到惩罚。在大家看来，这类战争罪行都应该是德国人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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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南希·米特福德在给伊夫林·沃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温莎公爵和夫人告诉所有人，法国即将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必须把财宝藏在安全的地方。”自法国解放后，共产党人先后在一系列联合政府中任职。虽然他们是少数派，但在战后进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却赢得了26.5%的选票。在1946年6月的选举中，共产党被人民共和运动党打败，屈居第二。但是在1946年中期，法国是除苏联以外，欧洲拥有共产党员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有谣言称法国共产党杀害了7.5万名抵抗者，但这绝对是污蔑。
法国共产党想要用武力夺取政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斯大林坚决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斯大林对法国共产党很关心，给他们提供了相对少的资金和相对多的精神支持，同时也不断告诫他们要坚持走和平道路。死对头们这样形容法国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他那肌肉发达的橡皮脸就像是一张欺骗的面具”。他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莫斯科流亡。尽管在苏联待了近5年，但他只与斯大林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还是在他返回巴黎的前一天。当时那位苏联领导人告诉他，不要做任何“破坏我们与美国同盟关系”的事。巴黎和平会议开始时，多列士46岁。他曾是一名矿工，凭借惊人的记忆力自学成才，而且自始至终都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尽管许多法国同志对苏联不支持他们夺取政权感到失望，但多列士还是服从了斯大林的命令。
克里姆林宫方面多次告诫多列士，要避免与西方决裂，“坚定不移地走组织人民阵线的道路”。斯大林和多列士都坚信，法国共产党迟早会赢得足够多的选票，进而领导联合政府。法国共产党在工会中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发展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或者成为自己的支持者。
即便如此，多列士精明果敢的做事风格还是让美英两国感到紧张和担忧。英国驻法大使库珀说：“共产主义者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游刃有余。”美国驻法大使卡福瑞向国务院报告：“巴黎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特工的聚集地。苏联的‘特洛伊木马’伪装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数百万共产主义武装分子、支持者和机会主义者都相信，保卫法国的最佳方式是将法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目标联系起来。”
很多法国人担心苏联势力会对法国造成影响。西蒙娜·波伏娃在法国的酒馆里度过觥筹交错的夜晚后不久，便到美国做巡回演讲。她说：“有些人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近乎神经质；他们觉得欧洲高人一等，不肯纡尊降贵……我听到学生、教师和记者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在苏联有所行动以前先发制人，把炸弹扔到莫斯科。有人向我解释说，为了捍卫自由，有必要对共产党进行武力压制。政治迫害已经开始了。”回到巴黎后，西蒙娜·波伏娃看到一家餐馆里有几个美国士兵。“我们曾经很喜欢他们，这些穿着卡其色衣服的高大士兵，看起来那么平静，仿佛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的神……可是现在他们却代表着我们的依赖心理和道德威胁。”
或许作家罗伯特·艾伦的态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他不喜欢美国提供的一切，认为美国的经济体系不是“人性化的典范”。但个人的选择标准和国家一样，“要么生活在自由的宇宙中，要么跌倒在环境残酷的土地上”。这不难理解。“它从来都不是善与恶的矛盾，而是更好与更糟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