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22日是一个星期一，中午时分，在耶路撒冷地标性建筑大卫王酒店的侧门外，停着一辆牌照为M.7022的破旧克莱斯勒牌卡车，一群穿着阿拉伯长袍的酒店工作人员正忙着把车上的牛奶搅拌机卸下来。没有人过多注意这显得很平常的工作场景。
大卫王酒店建于1930年，是城里最负盛名的酒店，几乎总是处于客满的状态。它的南侧附楼是英国驻巴勒斯坦托管政府的秘书处，北侧附楼是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的总部，军情五处也驻扎在那里—因此这座酒店里总是挤满了英国官员、士兵以及谍报人员。不过，酒店里也有一些客房是为私人提供的。由于当时巴勒斯坦是全世界的焦点，这些住客大多数都是记者，这也让大卫王酒店成为耶路撒冷最热闹的地方。酒店内的摄政餐厅的装修别具风情，是记者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做阿拉伯人打扮的工作人员把牛奶搅拌机搬到餐厅厨房的时候，发出的噪声惊动了正待在楼上英国秘书处的军官亚历山大·麦金托什。他立刻来到楼下想一看究竟。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见有人来了，当即从自己的长袍下掏出手枪，朝着麦金托什的腹部就开了两枪。原来这台搅拌机里装的是300公斤炸药，即将在30分钟内爆炸。枪手早前已经接到命令，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到搅拌机的异样。不过彼时已经有几缕炸药引线从机器的盖子上露出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枪手才想杀人灭口。
这伙人随即跑出了酒店。跑到门口的时候，一群伊尔贡战士在100米外的大树下丢了一些炸弹，以此转移英国人注意力。士兵们分别向这两组恐怖分子开火。结果两人受伤，一人死亡，其余的人则乘一辆提前等候在那里的出租车逃跑了。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还没搞清楚状况的人们至少收到了三次匿名警告。最先收到警告的是酒店，然后是酒店正对面的法国领事馆，匿名者告诉他们“将会发生爆炸”“提前打开窗户”，最后接到消息的是《巴勒斯坦邮报》。但当时根本没人相信这是真的，也没人知道贝京就藏在附近。他后来回忆道：“等待的时间实在是漫长，每过一分钟就像过了一天似的。2点31分，2点32分，半小时快到了……当时针走到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轰然震动起来。”
酒店的南侧附楼全部被炸毁。爆炸产生的能量将酒店大厅铺的大理石地板整块掀起。走在外面大卫王街上的行人也遭了池鱼之殃。一名目击者称，在听到嘭的一声的同时，看到一名男子飞到了酒店对面基督教青年会娱乐厅的白墙上，留下一块猩红色的血迹。《泰晤士报》的记者称，一名在南侧附楼办公室的英国官员目睹了同事的脸被飞来的玻璃切成两半。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共有91人死亡—其中有28名英国人，17名犹太人，41名阿拉伯人和5名其他国家的客人。超过200人受伤。
本-古里安严厉谴责了这次恐怖袭击。他的助手回忆道：“他把贝京视为头号敌人，比英国人的排名还要靠前。”本-古里安也说过：“贝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障碍，如果任由他胡作非为，很有可能会导致犹太人的内战。”他甚至把贝京比作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就曾借由神圣化的理想去鼓动一些人加入纳粹，并让他们献出生命。某些纳粹分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但这种行为是应该被批判的，并且它还毁了德国人民。伊尔贡的存在很有可能会摧毁伊休夫……这简直就是一场肆虐的黑死病”。
如果本-古里安的手不曾沾染血腥，那么他的谴责可能会比较有说服力。但他也与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他会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与他们合作—然后又适时地诅咒他们。
哈加纳声称自己与大卫王酒店发生的恐怖袭击无关。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真的。因为这次袭击事前是经过联合抵抗指挥部批准了的，但过多的死亡人数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大多数温和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哈加纳表示对该事件不负有任何责任，并坚称“行动细节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人们都知道这种说法不过就是想推卸责任。恐怖袭击发生后，犹太事务管理局就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从那时起，温和派和极端分子之间的关系越发脆弱了。
极端分子组织的暴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伊尔贡炸毁了英国驻罗马大使馆；还在耶路撒冷的一家英国军官俱乐部投放炸弹，杀死了14名士兵；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越狱。英国方面则绞死了贝京的一名手下。作为报复，贝京迅速下令以“反希伯来活动罪”处决了两名英国士兵。血腥冲突不断发生，英国人留在巴勒斯坦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弱了。起初，他们积极地镇压叛乱，到后来把重心放到了保卫本国士兵的工作上。很多英国侨民也从耶路撒冷撤离。
与此同时，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阿拉伯人意识到，如果英国人离开，那么战争将不可避免。那些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人—比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他们比较有信心能够获胜。犹太人则担心会遭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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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英国试图将大卫王酒店恐怖袭击案件认定成一场公共关系灾难。这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30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可想而知，英国国内的抗议声浪会有多么强烈。但是在巴勒斯坦，许多人毫不避讳地指出英国人是罪有应得。
起初，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人都同情英国的遭遇，但随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蒙哥马利告诉手下巴克，让他向英国士兵转达自己的意思—他们面对的是“一伙残酷、狂热和狡猾的敌人，他们隐藏得很深，让人难以辨别”。事实上，正是巴克早前策划并逮捕了30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才刺激伊尔贡发动炸弹袭击的。他还特别提到：“恐怖分子中也有女性，士兵们与当地人之间任何来往都要停止。”
巴克时年52岁，有人评价他“又高又瘦，脸庞棱角分明，这个老派的殖民地军官看上去就像18世纪英国肖像画中走出的人物”。他人生的前几十年可谓战功赫赫。20世纪30年代，他与蒙哥马利一起在巴勒斯坦服役。在战争中，他获得了金十字英勇勋章，随后又因为在勒阿弗尔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后来，他和蒙哥马利率领军队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并于1945年4月解放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不过对巴克来说，巴勒斯坦绝对是他军事生涯中的灾难之地。在阿拉伯人搞起义的时候，他作为镇压一方的高级军官遭到阿拉伯人的厌恶；现在他又成了犹太人厌恶的对象。
巴克将蒙哥马利的话理解为，英国士兵不可以出入包括餐馆、酒吧等在内的任何“娱乐场所”。大卫王酒店被炸4天后，他写信给手下们：
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他们别想置身事外。我要让他们受到惩罚，让他们知道我们对那些暴力行径的蔑视和痛恨。现在虽然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和犹太事务管理局都对我们表示同情，还称自己跟恐怖袭击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绝不能被他们的惺惺作态蒙蔽双眼。从现在开始，英国士兵不得与任何犹太人有任何往来，就算办公事也要尽量减少接触，并严格遵守办事流程……（我们）将用一种犹太人不喜欢的方式来惩罚他们—那就是打击他们的钱袋子，以此显示我们内心的愤怒。
让巴克没想到的是，这封信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甚至还成了头条新闻。“打击他们的钱袋子”这句话震惊了无数人，尤其是美国人。早前他们对英国人多少还有些同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媒体大多非常公允地指出，英国人的想法太天真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蔑视并嘲笑英国殖民统治的傲慢和狭隘。
艾德礼亲自训斥了巴克一顿，然后撤了他的职。但这件事情对英国声誉的损害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恢复。
如果了解了巴克个人的想法，那么大众对他一定会更反感，而犹太人则会更加痛恨他。巴克在英国已婚并育有一子，但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与当地名媛凯蒂·安东尼斯有一段亲密关系。凯蒂为人精明世故，是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斯的遗孀，经营着一家时尚沙龙。英国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曾说：“那家沙龙的气氛非常棒，私家侦探、犹太复国主义特工、阿拉伯酋长和特派记者都是那里的座上宾，人们在谈话中探听自己感兴趣的消息。一些阿拉伯名流、西方外交官和英国官员有时会在凯蒂的别墅享用晚餐。但伊夫林·巴克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
他给她写过几封言语轻薄的信，年轻人般的热情和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交织在字里行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当他看着她的照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是那么爱你。一想到还要把钱和人生浪费在犹太人身上，我就愤愤不平。是的，我厌恶这些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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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敦促杜鲁门对英国施压，好让对方接受哈里森委员会的报告。不过总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副总统赫伯特·莫里森和国务院官员亨利·格兰迪通过协商制订了另一个方案，即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分别给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有限的自治权，并允许一些犹太人移民过来，不过人数并不是哈里森提出的10万。杜鲁门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表示拒绝。杜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虽然他公开表示自己会一直支持犹太人，但内心却是愤怒的。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发生后几天，他对一名助手说：“我要被犹太人气死了。仔细想想，基督在世的时候都不能让他们满意，我又何德何能拥有那样的运气呢？”他在日记里还用粗俗的乡村俚语写了一些反犹太主义的内容：“犹太人没有分寸、黑白不分……我发现，他们非常、非常自私。根本不在乎死了多少爱沙尼亚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或希腊人，他们只想让犹太人获得特殊待遇。而且，当他们拥有权力时—无论是物质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不论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艾德礼在伦敦召开会议，围绕修改后的莫里森-格兰迪方案进行讨论。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本-古里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参加。会场上只有3名阿拉伯代表，但他们都不是来自巴勒斯坦，因为英国不允许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出席—理由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了阿拉伯人起义，还曾与希特勒交往过密。
英国人已经厌倦了托管制。本-古里安对此心知肚明，觉得他们需要有人在背后推一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大卫王酒店恐怖袭击加速了英国从巴勒斯坦的撤离速度。袭击发生后不久，英国高级专员乔治·卡宁汉爵士告诉本-古里安：“这件事让人们筋疲力尽。”6个月后，英国正式决定放弃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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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发生后，英国国内掀起了令政府、反对派和大多数民众都十分震惊的反犹太浪潮。在利物浦的默特尔街，犹太人开的商店被数百人“打砸抢”。曼彻斯特则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在伦敦东部的贝斯纳尔格林，原本要召开一场有犹太裔退伍军人参加的会议，但鉴于会前遭到了反犹分子的威胁，最终在警察的建议下取消了。
在呼吁英国撤离巴勒斯坦这件事上，丘吉尔一直都是声音最响亮的那一个。尽管在担任首相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解除犹太移民禁令的措施，并因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但不可否认，他的确是支持《贝尔福宣言》和犹太人事业的。而且他很擅长忘记那些自己做得不太好的事情。彼时，作为保守党领袖，他表示自己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有人“为了把巴勒斯坦交给阿拉伯人，竟然与犹太人进行了愚蠢的、肮脏的斗争”。他在下议院说，每年在巴勒斯坦驻军10万人，花费3000万英镑，结果却不用他们来打击恐怖主义，反而去预防“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根本就是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而与犹太人开战，这种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不协调在人类历史上简直闻所未闻”。
财政大臣休·道尔顿也一直劝说内阁从巴勒斯坦撤军。他说：“从目前的局势上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仅会让我们付出大量人力和财力，而且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做也不会取得什么实际效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只会让我们的年轻人暴露在危险之中，白白牺牲……还会令反犹太主义加速蔓延。”
外交大臣贝文的态度后来也有了变化，表示撤离只是有些丢脸而已。他说：“巴勒斯坦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英国之前只是不想承认自己失败了。”1947年2月14日，艾德礼终于决定结束托管巴勒斯坦，并尽量以一种体面的方式退出。他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扔给了联合国—为此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一年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巴勒斯坦被分割成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那里也是世界新维和部队首批进驻的地方。不过在那之前，英国人不得不在巴勒斯坦继续负责一段时间的治安工作，在此期间杀戮和死亡一直都没有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