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采是波兰中部地区一个拥有13万人口的城市。1946年7月1日，当地一个8岁的男孩亨里克·布瓦什奇克失踪了。据说，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搭便车来到20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那是他和家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他记得以前邻居的院子里有很多鲜嫩多汁的樱桃，所以想再去摘一些。结果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惊慌失措的父母赶紧到警察局报案。两天后，大约是晚上7点，小亨里克带着满满一篮子水果回到了家。稍晚一些的时候，男孩和父亲瓦兰迪·布瓦什奇克来到附近的警局，告诉值班警察说亨里克是被犹太人诱拐了，然后被关在了一个地下室里，孩子乘人不备才从那里逃脱。因为孩子的父亲当时有些醉意，加之警察也不完全相信男孩的话，便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再来做完整陈述。
第二天，也就是7月4日，在男孩和父母去警察局的路上，正好经过了普兰迪街7号—那里是凯尔采犹太委员会的总部。亨里克突然指着一个戴着绿色帽子的中年男子，声称自己就是被他抓住的，大楼里还关着其他孩子。几分钟后，警方赶往普兰迪街，并逮捕了亨里克所说的绑架犯卡尔曼·辛格。警察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打了一顿。与此同时更多的警察冲进了大楼，结果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地下室，也没有找到任何被关起来的孩子。亨里克一直在撒谎，就因为他不想告诉父母那两天到底去了哪儿。男孩被警察狠狠地训了一顿，辛格随后也被释放了。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犹太人绑架了基督徒的孩子”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人们立刻把这件事与一个传播了几百年的谣言联系在一起—犹太人会用基督徒孩子的血来制作食品。就这样，一群没弄清事实的狂怒的人包围了犹太委员会的大楼，并准备冲进地下室，解救那些即将被献祭的孩子。一名来自该市犹太社区的代表试图让人群安静下来，但没有成功（该社区曾经有近2万名犹太人，那时已经缩减为380人）。
很快就有数百人聚集在那里，并开始向大楼投掷石块。一支警察小分队根本无力维持秩序。随后，一队士兵赶来支援他们，但难以控制疯狂的人群。上午11点左右，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枪响—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开的枪。紧接着就是一片混乱。后来，士兵和警察冲进大楼，把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人都带到了外面的小广场上—那里正是一片愤怒的海洋。
当时有15个人在三楼，他们把自己反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多尔曼的年轻人，他后来回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起初，外面的人只是对着门大喊大叫，然后……他们破门而入。那些人里既有穿制服的士兵，也有平民。我当时就受伤了。他们命令我们排成两行走下楼去。但楼梯上已经站着一些老百姓。士兵用枪托打我们，那些老百姓—无论男女，也伸手打我们。我当时穿着的上衣很像某种制服，也许是这个原因，有一阵他们不再打我了。我们来到了广场上。和我一起被带出来的人有的被刺死，有的被枪杀，还有人朝我们这里扔石头，但我那时候还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直到我穿过广场走到一个出口，紧张的表情泄露了我的身份。一个人突然尖叫起来：“犹太人！”一瞬间，人们开始攻击我。石头朝我砸来，枪托也往我的身上招呼。我倒了下去，被人打得死去活来。有人想在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向我开枪，但我听到另一个人说：“别开枪，反正他都会死的。”我又晕过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有人拉着我的腿，把我扔到了一辆卡车上。他们是另一批士兵。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凯尔采的一家医院里了。
据当时待在广场上的警察雷沙德·斯洛瓦卡回忆，自己和同事对暴行视而不见，任由人们虐待那些犹太人。
豆蔻年华的女孩被人从三楼的窗户扔到街上。犹太委员会主席试图打电话求助，结果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里吉娜·菲茨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杀死，自己随后也死在了暴徒手中。血腥屠杀持续了整整一天。下午的时候，附近的卢多威科铸造厂的500多名工人也赶来了，他们用铁棒打死了15~20名犹太人，死者中有3个人还因为在保卫波兰的战争中表现突出而获得过奖章。波兰的基督徒也死了两个—他们被错当成了犹太人。那一天，凯尔采一共有42名犹太人被杀，80多人受重伤。另有约30名犹太人在公路和铁路附近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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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采大屠杀是战后发生的最严重的反犹太屠杀行为，但这绝对不是偶然发生在波兰的孤立事件。5月底，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里，同样因为“血祭诽谤”，一群暴民杀害了3名犹太人，超过15人受重伤。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托波尔卡尼，犹太人在1945年底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遭到了有组织的反犹太暴力分子的恶意攻击。在整个东欧，犹太人经常受到威胁—光是在火车上就死了几十个人。战后一年，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有1200 ~ 1500名犹太人被杀害—这比1939年之前12年的总和还多。
在大屠杀后不久就爆发这样凶残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浪潮，这看似有些不可思议，但也不是完全说不通。凯尔采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波兰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别人的不幸，同情并不是唯一的反应。”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迫害犹太人是能够让他们从中获益的。“有时候人们会厌恶那些注定要被毁灭的人，并将其排除在人类关系之外……如果一个人的苦难对另一个人有利，那么后者就会千方百计让自己相信对方就是活该如此。”
反犹太主义萌芽于财产争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回到家中时发现自己的房子、公寓或农场已被非法占有了。能够迅速收回自己财产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时候，鸠占鹊巢的人会口口声声说这就是自己的财产，并且拒绝离开。政府在这方面也不会帮犹太人太多的忙。波兰流亡政府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尔冷冰冰地说：“应该让大批犹太人回来吗？他们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回财产，别人不会觉得这是物归原主，相反会把这当成是侵略。动用武力来抵制也无可厚非。”
仅仅几年时间，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通过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而获利，甚至还从这种血腥屠杀中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中产阶级。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得益于战后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而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纳粹统治期间得到了推动。波兰畅销杂志《复兴》曾注意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整个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取代了被谋杀的犹太人。他们闻到了手上的血腥味，清楚自己的罪恶，因此他们比以往更痛恨犹太人。”人们抱怨那些在战争期间明明已经“消失”的犹太人—居然如此好运，还有命回来。
不过也有不少人的“回家”经历是愉快的。比如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赫达·柯瓦丽。战后，她回到了村中的旧居，那里位于布拉格附近。她回忆道：“我按响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胡子拉碴的胖子开了门。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大叫：‘你回来了！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我转身走进了树林。在等待下一班返回布拉格的火车的3个小时里，我漫步在长满青苔的杉树林，聆听鸟鸣的声音。”
对于东欧人，特别是那里的犹太人来说，黑色幽默算得上是一种面对苦难的方式。在匈牙利发生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之后，布达佩斯便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犹太人回到家，遇到了一个信基督教的熟人。对方问他最近怎么样。犹太人回答：“哦，别提了。我刚从集中营出来，现在除了你身上穿的衣服，我什么都没有。”
不过有人从大屠杀中获利这件事就没什么幽默可言了。直到1946年春天，仍然有数百人在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泽克这两处灭绝营的遗址上挖掘，目的是寻找黄金。波兰人瑞秋·奥尔巴赫是调查希特勒罪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深入营地进行调查时，她觉得自己好像身处“月球表面”—地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坑和散落的人骨。她回忆道：“人们拿着铲子到处挖掘，骨头和残肢被扔得到处都是。或许，他们想着还能够找到几颗没被纳粹发现的金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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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凯尔采的大屠杀吓坏了正派人士。作家文森蒂·贝德纳佐科在《复兴》杂志上发文称：“‘反犹’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如今，不仅要将犹太人从苦难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更要将波兰人从道德沦丧和精神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曾以为波兰犹太人的悲剧会让波兰的反犹太主义消失；曾以为杀害儿童和老人的恶行必然会引起公愤；也曾以为在占领时期遭受的共同命运必然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但我们低估了人性的丑恶。事实证明，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太过天真。”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停地从中捞取好处。波兰语里有一个词叫“Zydokomuna”，字面意思是“犹太-共产主义”，但在东欧，人们把它理解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阴谋”。这种思想源于一些东欧人对苏联的抗拒心理，他们觉得苏联用武力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不需要这种制度的国家。而且当时某些中欧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确是犹太人。这就会让人们觉得犹太人通常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或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希望苏联能够接管这些地方，而天主教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这些误解。
凯尔采大屠杀之后，教会的态度也非常一致。波兰大主教奥古斯特·赫伦德从未公开发表过谴责反犹太主义的言论，他的做法得到了绝大多数波兰主教的支持。只有一人痛斥了这次屠杀行为，结果却受到同行的排挤。凯尔采当地的牧师也没有采取措施去平息种族仇恨浪潮。他们只是觉得屠杀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赫伦德主教还暗示，是犹太裔共产主义者制造了这些麻烦。他说：“天主教会反对一切谋杀，不管发生在哪里，也不管凶手和受害者是谁。”但是，他也坚持认为：
发生在凯尔采的悲剧不能归咎于种族主义……许多在波兰的犹太人都是靠着波兰人和波兰牧师才活了下来……但也是这些犹太人，如今在国家机构中占据着领导地位，一意孤行地要把一种被大多数国家所拒绝的制度强加给波兰，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种族关系恶化负责。这绝对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会让局势变得紧张。的确，一些犹太人在政治斗争中、在武装冲突中不幸死亡，但波兰人的死亡人数远比这多得多。
波兰天主教派的二号人物，克拉科夫的大主教萨皮耶哈对犹太人的态度更为恶劣，他甚至被手下的一些牧师和主教形容为“恶毒的犹太仇恨者”。法国著名天主教人士、中右翼政治文化报纸《精神报》的创始人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1946年访问波兰时曾与萨皮耶哈进行过交流，他对此人的做派深感震惊：“在天主教会的高层中，竟然有如此激进的反犹太主义者，仿佛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凯尔采的主教和牧师们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和警方。他们声称，大多数波兰人在战争期间对犹太人很友好。当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围捕和杀害犹太人时，波兰人也没有对犹太人表现出任何敌意。矛盾都是从那以后才出现的，主教说：
自从苏联军队进入波兰，统治范围从卢布林扩展到整个国家后，事态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波兰其他种族的人对犹太人的敌意迅速蔓延。即使是执政党团队中的波兰人也讨厌犹太人。犹太人是共产主义在波兰的主要传播者，但其他波兰人根本不想要这种通过武力强加给自己的思想。那时候，这个国家里的好工作、好条件都被犹太人占据着，政府还在工业和商业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教会里是犹太人，大多数负责安全工作的警察也都是犹太人……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必然造成其他种族对犹太人的仇恨。鉴于他们当时控制着安全部门，加之不被大众认可的共产主义环境，这才引起了那场大屠杀。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曾在波兰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证明了教会是反动的。
只有琴斯托霍瓦的主教特奥多尔·库比纳直言不讳地指出，血祭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他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波兰人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我们要公开声明，那些关于犹太人血祭的故事都是虚假的。不管是凯尔采还是琴斯托霍瓦，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发生过犹太人杀害基督徒并把他们做成宗教祭品的案件。据我们所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基督徒的孩子被犹太人绑架的案件……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或传说都是犯罪分子故意编造的，然后被不明真相的愚蠢之人四处传播，他们的目的就是挑起仇恨。我们呼吁所有人都不要相信这些谣言，而且还要尽你们所能去打击那些反犹太暴行。
库比纳因此遭到了同行的排挤。大主教赫伦德和其他主教集体谴责他：“基于教会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原则，这种言论对其他教区的主教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英国大使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廷克在发给伦敦方面的电报中提到，自己跟赫伦德见了面，要求他和手下的主教们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不赞成暴力反犹太主义的立场。但大主教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告诉我，波兰的反犹太情绪是根深蒂固的，主教们不敢公开发表这样的看法……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降低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但我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些神职人员打从心底里就是反犹太主义的，所谓的顾虑只是借口而已。”
也许在这位大使心中，共产党也是如此。他认为，共产党深知波兰人非常在意“犹太–共产主义”，更明白跟凯尔采的居民对抗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即便内政部长雅各布·伯曼本身就是犹太人，而且一开始就知晓凯尔采大屠杀的内情，但他依然没有下令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去制止骚乱。凯尔采附近的罗兹有2万多名炼钢工人和采矿工人罢工。他们在示威游行中，大多数时候都是高喊着反犹太主义的口号。结果，当地的工会书记不仅给他们涨了工资，还将国家面临的诸多经济难题归咎于犹太人。说他们是“掮客，根本不事生产”。并表示：“幸存下来的7.5万名波兰犹太人最好能够离开这个国家。”如他所愿，很多犹太人因此去了德国的难民营。
后来，政府把一些暴力活动的组织者送上了法庭—庭审过程很不公正，而且判处死刑的9名罪犯显然早已经内定了。一些参与暴行的警察、士兵或地方官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其中一些人后来还被提拔为共产党的干部。
在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背景都讳莫如深。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妻子佐菲娅就是犹太人。他常常说共产党应该选用更多的非犹太干部。但这需要时间。为解燃眉之急，他建议一些现有的犹太裔领导人改名换姓，以隐藏种族身份。在他的安排下，佐菲娅成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在匈牙利，一些地位很高的共产党人都是犹太裔，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为了避嫌，他甚至成为该国最狂热的反犹分子之一。他在写给一名犹太裔共产党员的信中提到：“你可能会认为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反政府情报中心。但现实却是，遍布各地的犹太人令犹太复国主义成为间谍活动的真正中心。”即使在战后的苏联看来，拉科西也是一个行为极端的人。他热衷于招募前法西斯分子加入共产主义事业—甚至包括那些在前政权下谋杀过犹太人的家伙。匈牙利共产党的秘密警察总部位于布达佩斯最宏伟的建筑里，这里曾是匈牙利本土的纳粹党“箭十字党”的老巢。那栋建筑的地下室曾是折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彼时拉科西正把反对自己的人扣押在那里。他还曾将法西斯分子分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表示欢迎这种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对党内同志说：“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法西斯分子不过就是一些小角色，他们本质不坏，都是被迫成为纳粹的。只要他们愿意效忠于我，那么我就愿意接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