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三名英国内阁高级官员带领一个使团离开伦敦前往德里。近两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但这一行人此次赴印的任务却并没有那么光彩。工党议员兼使团首席助理怀亚特说：“这次是要将一个王国拱手送人，结果发现接盘者的反应跟预期的完全不同，着实让人感到挫败。”
当英国内阁使团抵达德里时，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显然就要走到尽头。英国不再以虚假的利他主义为借口，也没有提前进行周密的计划，他们非常疲惫，只想尽快从印度撤军。总督韦弗尔对国王说：“一切都交给你们的政府了，我们无力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事实上，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撤军的。”
战后，印度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英国人是否会离开，而是他们要如何离开。印度在英国统治之下，尽管发展得不太好，但至少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英国要是撒手不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难以调和的分歧是否最终会导致国家分裂？独立后的印度会变成什么样，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英国内阁使团在印度的斡旋工作持续了3个月，试图说服印度各民族领导人就国家的未来达成一致，但结果不甚令人满意。使团团长兼印度事务大臣佩西克·劳伦斯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宣布，这是维持印度统一的 “最后机会”。他已经尽力了，却难以力挽狂澜。哪怕是比他和其他两位同事更智慧的人，也无法为这件事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使团另外两位领导分别是贸易委员会主席也是未来的财政大臣斯坦福特·克里普斯爵士和英国海军大臣阿尔伯特·亚历山大）。
在许多政治观察家看来，英国派去与印度政府谈判的人选是恰当的。殖民统治者们习惯性地派出精力充沛又做事果断的人去处理印度事宜，这些人对自己肩负的“文明使命”充满信心。时年74岁的佩西克·劳伦斯是一位伊顿公学毕业的工党老牌政治家，为人正派，和蔼可亲，只是老态难掩。他交友广泛，朋友们喜欢戏称他为“可怜的劳伦斯”。众所周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他曾因跟随艾米琳·潘克特斯参与示威活动而被逮捕，还一度绝食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他做事的本意都是好的，但头脑算不上清楚。正如总督所说：“佩西克·劳伦斯爵士对自己到德里的意义，认识得还不够清晰。他只是知道自己是来移交权力、给印度自由的。至于到底该把权力移交给谁，他从来没有好好考虑过。”
内阁使团抵达印度之前，该国刚进行完一系列选举。由于国土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给组织计票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以至于选举过程持续了3个月。当时有超过4000万人参加了投票，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0%，这也是印度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大的选举。但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选民名单没有及时更新、选举权利受到限制，而且在某些地区明显存在操纵选票的现象。曾是印度政坛领军人物的阿扎德说：“这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尽管民意调查可能做得并不彻底，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能够反映民众的心意。这次选举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完全由印度人组成的省级政府。但随着竞选活动的推进，它逐渐变成了另一种目的的全民公投—是否应该让穆斯林获得“纯净之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即巴基斯坦。绝大多数穆斯林投了赞成票。
作为印度最大的政党，国民大会党一直致力于将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该政党成立于1885年，当时的成员都是贵族、亲西方的律师或商界人士等上流社会的精英。在英国统治时期，国大党通过文明的施压手段，为印度人争取了不少权利。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莫罕达斯·甘地将国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万党员和众多支持者的民族主义政党，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革命策略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这种做法恰恰命中了英国人的软肋。国大党的一位活动家这样评价甘地：“他不仅是最著名的印度人，也是印度国内除佛陀以外最受爱戴的对象。人们称他为‘圣雄’，认为他拥有伟大的灵魂。”
甘地将唯心主义与争取印度现实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激怒了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籍印度事务大臣评价道：“他可能道德的确高尚，也许是个圣人……不过我也非常肯定，他是我遇到过的绅士里最精明、最讲政治、最善于算计的一位。”如果是别的统治者，也许会暗杀甘地。英国却选择囚禁他，这反而提高了甘地的声望。
1946年，国大党针对的主要对象不再是英国，而是穆斯林联盟。这个组织原本也是由印度上层阶级组成的友好团体，旨在为印度穆斯林寻求有限范围内的特权。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领导下，该联盟迅速发展成为拥有200多万党员的政党，党派宗旨也越来越趋于宗教化和分裂主义。真纳原本也是国大党的成员，起初国大党里也有不少穆斯林，尽管宗教信仰不同，但“结束英国统治”这一共同目标还是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凝聚在一起。然而国大党在甘地的宗教激励下，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信奉印度教的团体，这无疑让穆斯林成员感到不悦。当时印度有4亿人口，穆斯林占了五分之一还多，这些人对自己在“印度斯坦”的未来感到担忧。尽管国大党声称要为所有印度人代言，并呼吁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元的国家，但穆斯林联盟还是在1940年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家园。让形势变得更复杂的是，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还有数百万锡克教教徒横亘于这两大宗族之间，导致双方更加疏远。
在选举中，国大党赢得了全国近90%的议席，掌管了除一个省级政府外的所有地方。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也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正如真纳告诉追随者的那样，人们只投票给支持自己宗教信仰的党派组织。“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选择，也是唯一的问题。”竞选期间他反复这样强调。随着竞选工作的推进，双方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尖锐，分歧也越来越大，根源自然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国大党在宗教节日上发表竞选演说，还在竞选传单上印刷印度教神像，以此鼓励穿藏红花色衣服的人支持自己（印度教的标志颜色为藏红花色）。此外他们还将屠杀圣牛等令印度教信徒憎恶的行为融入反穆斯林联盟的演说。穆斯林联盟也不甘示弱，利用伊斯兰教戒律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投票站，有政治活动人士一手拿着《古兰经》，另一手拿着印度教教义或印度教神像，然后询问选民的意向，并催促他们投票。
像穆拉那·沙比尔·艾哈迈德·乌斯马尼这种走温和路线的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也敦促追随者们支持穆斯林联盟：“人们应该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投票给联盟的对手，那么就是让末日提前来临。”少数支持国大党的穆斯林被讽刺成“半鱼半鸟”的异类—名义上是穆斯林，行动上却和印度教徒没什么两样。国大党领导人瓦拉巴伊·帕特尔曾在竞选活动中说：“巴基斯坦不会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如果要实现巴基斯坦建国目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会有一场内战。”而穆斯林联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利雅卡特·阿里·汗则正面回应道：“穆斯林不害怕内战。”
英国人想要体面地退出印度，想让全世界承认他们对这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是成功的，就要维持印度的统一。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麦考利在19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样，在英国的引导下，“印度有能力建立更好的政府之时，也就是英国最骄傲之时”。
4月11日，英国首相秘密通知抵达印度已经两周的内阁使团—可以把印巴分治作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佩西克·劳伦斯和他的两个同事在印度北部度过了最热的季节，其间他们一直试图达成一个可以维持统一的协议。但是如果矛盾确实无法调和，那么最终就得允许建立一个单独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级的官员彭德尔·穆恩爵士在年初告诉艾德礼：“现在很清楚，必须公平公正地解决巴基斯坦问题。再也不能逃避了。”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印度各地蔓延。起初还只是一些彼此孤立的事件，渐渐地，暴乱和有组织的党派争斗越来越严重—在孟买、在联合省、在孟加拉等地，这类冲突层出不穷。原本，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推动印度独立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让几近破产的英国人彻底屈服。但面对国内问题，它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
在艾哈迈达巴德市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预示了最终结局。选举结束后不久，圣雄甘地派了一群工人去稳定该市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然而在制止暴行的过程中，有两名工人被杀。他们的伙伴绝望地写信给甘地寻求帮助：“我们国大党的同志什里·瓦桑·拉奥和什里·拉贾·巴里牺牲了……他们追求理想，结果却被暴徒用刀砍死。他们的壮举值得赞扬。然而，没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人们彼此缺乏信任，否则就不会发生暴乱了；哪怕确实有矛盾，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和形式。”
在当时的印度，最安全的当属英国人。即使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殖民者也可以在城中自由安全地行动。英国报纸编辑德斯蒙德·杨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颇感困惑：“一天下午，为了让我妻子过马路，一场街头斗殴甚至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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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印度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文化杂志《现代》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印度最受尊敬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国大党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文章以《没有恺撒》为标题，痛斥他傲慢自大的态度以及将自己标榜为“神一般人物”的做法。
他的面具下隐藏着什么？是个人欲望还是对权力的追求？像贾瓦哈拉尔这样的人，尽管拥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能力，但却是民主社会的威胁。他自诩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们姑且不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所有心理学家都明白，行为最终都要服从内心，他总能找到一种逻辑为自己的欲望进行辩护。所以，只要贾瓦哈拉尔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他就可能慢慢地抛弃民主制度，最终成为一个独裁者。他的自负是可怕的，因此必须反对这样的人。我们不需要一个印度的恺撒。
这篇署名为“古印度政治哲学家考底利耶”的文章引发了尼赫鲁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但后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考底利耶”居然是尼赫鲁本人，这份杂志的出版者就是他的好朋友“比比”南都。由此可见，尼赫鲁是一个喜欢搞恶作剧、追求刺激并拥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人。然而玩笑归玩笑，这篇文章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谈性格上的缺点，尼赫鲁绝对是国大党的务实派领袖。当时他已经56岁，但外表仍然很英俊—一些化妆品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尼赫鲁牌润肤油”和“尼赫鲁牌护发素”，其他政客鲜少受到这样的追捧。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被他的笑容和幽默感所吸引，相比之下他偶尔表现出来的让人恼火的贵族做派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作为克什米尔地区最高种姓的后裔，他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教育，这些经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人们还能偶尔听到他唱起在哈罗读书时学会的俚曲—“杰瑞，你这个笨蛋小傻瓜”。
他原本对印度平民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直到1912年获得律师资格，并从伦敦返回印度后，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印度的贫穷和肮脏。他指责英国是导致同胞“落后”的罪魁祸首。那时候，他被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圣雄甘地的品格所打动。甘地也非常认可他的才华，并亲自任命他为国大党的领导。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尼赫鲁称甘地为 “养父”。他还具有非凡的勇气。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印度独立运动中，他曾多次遭到英国人的迫害，甚至亲眼看到母亲被警察用棍子打得鲜血直流。他一生中总共被监禁了近10年，其中有近两年是在“二战”期间。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很尊重他。家尼亚塔拉·萨加尔说：“值得庆幸的是，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的做派宛如一位英国绅士。”
尼赫鲁在政治上精明干练，拥有战略家思维，但他在生活中往往表现得很任性，甚至可以说是容易被情绪冲昏头脑。对女人们来说，他极具吸引力。26岁时，他与世交之女、年仅十几岁的卡玛拉结婚。婚后两人长期分居。1936年，卡玛拉在瑞士死于肺结核。“我对她关心不够。”他事后承认。他有很多情人，其中最有名的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埃德温娜·蒙巴顿夫人。此外，他的绯闻对象还有社会活动家摩黎陀罗·萨拉巴伊和著名女演员德维卡·拉尼。他还跟国大党的主要支持者萨罗吉尼·奈都的女儿帕德玛雅·奈都交往过一段时间。蒙巴顿夫人的女儿帕梅拉·希克斯后来谈到尼赫鲁时说：“女人很难不被他吸引。”
公众也被尼赫鲁征服了。他是一位高明的演说家，随着独立日的临近，他的声望也在不断提高。几乎没有人质疑或挑战这位自由印度的领导人。然而人们眼中有魅力又幽默的领袖也有冷漠的一面。熟识尼赫鲁的作家尼拉德·乔杜里曾说：“他不喜欢溜须拍马的人，也不喜欢印度人虔诚恭敬的样子……他只有面对英语口音与自己相似的人时，才会展现自己的绅士做派。而面对说印地语或孟加拉语的人，他的行为举止就像英国人对待‘本地人’一样……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忍受普通国大党成员的蹩脚英语的。”
到1946年，尼赫鲁对现实有些失望，因为甘地渐渐把神秘主义、素食主义和禁欲的重要性作为言论的重点—尼赫鲁觉得这些对自己未来将要领导的印度来说无关紧要。他没有像某些国大党成员那样公开表示甘地已经老了，但他写道：“养父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当然，甘地的言论并不是困扰尼赫鲁的最大问题—那时候甘地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削弱了，他要面对的是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他代表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之间最关键的一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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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纳缺乏尼赫鲁那样的人格魅力和绅士举止。他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轻慢态度而生气动怒。但他也是聪明、精干、老练的—甚至很懂得见机行事。1946年时真纳已经69岁了，他个头很高，但身材消瘦且佝偻。彼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肺癌，余生已不足3年。很少有人能说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巴基斯坦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排名第六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真纳出生在卡拉奇的一个富贵人家—如果要说与贵族尼赫鲁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被家人送到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回到印度后，他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解决商业纠纷方面非常知名。每年他都能拿到2.5万英镑的报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律师事务所的同事非常钦佩他的业务能力：“真纳是非常出色的辩护律师。他做事很有自己的一套，他对待案件就像对待艺术品一样。”
人们口中“冷酷无情”、只对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的真纳，在30出头的时候爱上了孟买最美丽的姑娘鲁蒂，她是帕西富商丁肖·马诺克吉·珀蒂爵士的女儿。鲁蒂遇到真纳时才16岁，爵士禁止两人见面。虽然女方父亲一直不看好这段姻缘，但两个人还是在女孩成年后结婚了。
这桩婚姻震惊了帕西人和穆斯林。那时候的真纳只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国大党成员和年轻的穆斯林政治家。他坚持认为，只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团结在一起才能赶走英国人。但在世人眼中，他不是虔诚的穆斯林，没有好好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他爱穿西服和高筒靴，据说他足有200多套西服，一条丝绸领带从来不会系第二次。他偶尔还会喝啤酒和威士忌。妻子鲁蒂则穿着巴黎或伦敦最时髦的服装，魅力十足。她对妇女权利有“进步”的看法，并在真纳位于马拉巴尔的别墅里开了一家时尚沙龙。她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纯粹是做做样子。有一次，真纳外出参加竞选活动，鲁蒂乘着一辆劳斯莱斯来到现场。走下汽车时，衣着华丽的她提着一个午餐盒，然后特别大声地说：“看，真纳，我带了美味的午餐！是火腿三明治。”
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对夫妇之间有了隔阂。鲁蒂搬到了孟买泰姬酒店的一间套房，后来又去了巴黎。20多岁时，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最终于1929年去世。真纳是个很克制的人，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他在鲁蒂的葬礼上失声痛哭。从那时起，他对生活、印度以及印度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他开始反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印度教的唯心主义，他认为这在很多方面都与穆斯林的理念背道而驰。
真纳搬到了伦敦，又在法律界发了财。他还玩票似的以工党成员的身份参加过议会选举，但没能成功。一位资深的工党议员对真纳的落选并不感到意外。他说：“在英国，很少有人愿意让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来代表自己。”
20世纪30年代末，真纳返回印度，与妹妹法蒂玛以及十多岁的女儿迪娜一起住在孟买的别墅里。从那时起，他开始为穆斯林的利益四处奔走。这期间，女儿走上了母亲的老路—爱上了比自己大20岁的帕西人内维尔·瓦迪亚。真纳非常愤怒，他试图干涉这段恋情。但迪娜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嫁给了瓦迪亚。从此父女俩几乎没再见过面。
1933年，巴哈瓦尔布尔行政长官的前家庭教师，后来成为剑桥大学学者的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在一本小众的册子里首次提出了“巴基斯坦”的概念。（巴基斯坦Pakistan这个词来源于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istan、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几个地名的组合。）有议会成员觉得这是个幼稚的方案，不切合实际，行不通。真纳起初也反对这种想法，但后来他不仅改变了主意，还把余生都奉献给了巴基斯坦建国事业。从1940年穆斯林联盟通过《拉合尔宣言》，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开始，真纳就从未在这一目标上退缩过。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巴基斯坦应该在哪里，其边界又该如何划定。
反对者常常指责真纳的坏脾气，认为这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无法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他们还认为要是换一个人取代真纳，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真纳已故妻子的老朋友沃卡达斯则认为他受到了国大党领导层的欺压：“他的自尊、骄傲和个人感情都受到了伤害，这让他感到痛苦，以至于对周围很多事物都产生了怀疑。在坚定不移地追求建立巴基斯坦的过程中，真纳就像当辩护律师时那样勤勤恳恳。”直到1946年，他还准备为统一印度而努力。他将划定巴基斯坦范围当作为穆斯林争取权益的筹码。但后来，他发现国大党领导人根本不想跟他达成一致，因此接受了巴基斯坦应该拥有国家地位、与印度分而治之的现实。
也是在这个时候，对于那些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真纳给出了犀利的评价。这恰恰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你的种姓或信仰与国家事务毫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谁是多数谁是少数的争论都会消失。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正是这种无谓的争论阻碍了印度走向自由和独立的进程。否则，我们早就是自由的人民了。”
几周以来，佩西克·劳伦斯努力使双方达成协议，但印度总督韦弗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与强硬的印度政客谈不拢……他不适合搞这个。”真纳对他的态度更糟糕。这位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毫无兴趣，而佩西克·劳伦斯又不太善于用换位思考去解决问题。“真纳耐着性子听他讲了10分钟，但关于世界福利的陈词滥调压根不能引起真纳的共鸣……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会议室外，真纳和尼赫鲁即使面对面，也一句话都没说。6月29日，英国内阁使团返回伦敦，寸功未建。他们离开后，韦弗尔写信给内阁称：“这个国家的大麻烦已经来了。”
韦弗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其人非常具有反省精神。由他编撰的《别人的鲜花》这本书是最有趣的英语诗歌选集之一。他表示：“25年前英国对印度做了错误的决定。如果‘一战’时英国能给予印度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的领地’那样的自治权利，那么维持印度统一就是有希望的。”20世纪30年代初，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前往伦敦磋商，英国方面向他们保证，印度很快将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但却迟迟没有落实。1939年，韦弗尔的前任林利思戈勋爵在没有征得印度人同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代表”印度向德国宣战，这使得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他的信任彻底消失。而同样的问题落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头上时，英国政府则事先征求了这两个国家的意见。就在这种不平等待遇之下，英国人竟然希望能有100万印度人去和德国人打仗。
尼赫鲁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厌恶并不亚于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他说：“作为被殖民的国家，印度很难为波兰的自由而战。如果英国真的为了民主而斗争，就应该结束对印度的殖民，让我们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自由独立的印度人将会非常乐意与他国合作，共同抵御侵略者。”
英国的掌权者们更认同寇松侯爵的话。这位在世纪之交担任印度总督的贵族曾宣称：“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我们则会沦为一个三流国家。”温斯顿·丘吉尔对此深信不疑，且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为维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而斗争。然而，丘吉尔可能也和其他人一样，反而推动了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终结。
从丘吉尔担任首相开始，他从未打算放弃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他对战时内阁说，即使自己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逼迫下做出了一些让步，也无须切实履行在无奈之下做出的承诺。
丘吉尔认为，不论是英国离开印度还是让印度拥有自治权都是“极大的错误”。这种想法早在19世纪90年代，他还是一名初级骑兵军官时就已经根植于内心深处了。战争期间负责印度事务的大臣里奥·艾默里曾说：“温斯顿对印度的态度就像乔治三世对美国殖民地的态度……除了40年前他就已经认定了的英国政府，他本能地、强烈地反对任何其他政府对印度进行统治。”
1942年，国大党发起针对英国政府的“退出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丘吉尔把印度领导人看作战争时期的“叛徒”，下令镇压该运动。这是自1857年印度兵变以来英国采取的最严厉的报复行为。当时超过6万人被捕（包括甘地和尼赫鲁），350人被杀。真纳不支持罢工，也没有参加“退出印度”运动。在这方面，也许他看得更加透彻。真纳觉得：“就算英国赢得了战争，各方面也都必将遭受重创，他们离开印度是必然的结局。”
众所周知，丘吉尔讨厌甘地，称他非常擅长“冒充苦行僧来煽动群众”，对他毫不留情。甘地被囚禁在阿迦汗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但那里本质上就是一所监狱。甘地绝食抗议，健康状况因此恶化。丘吉尔便要求在甘地的饮用水中添加葡萄糖。后来下属通知他圣雄甘地“生命垂危” （陷入了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这位首相并不为所动，说甘地是“一个老骗子”和“流氓”，坚决拒绝释放他。他在给老朋友南非总理史末资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甘地真的想死。他上周肯定比我吃得还好。如果我们被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给唬住了，那就太愚蠢了。”想想丘吉尔与圣雄甘地的腰围差距，这话也是够可笑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丘吉尔居然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夯实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基础。
在内阁会议上，每每提到印度问题，丘吉尔就勃然大怒。有一次，他甚至大吼道：“我讨厌印度人。他们就是信奉野蛮宗教的野蛮人。”艾默里曾经与首相关系很好，可由于丘吉尔对印度的极端态度，导致二人分道扬镳。“丘吉尔对待印度问题的态度很反常……甚至连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一提到印度，他就会岔开话题，然后漫无边际地讲下去……如果是一个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个糊涂又有趣、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的老头子……人们怀疑他在印度问题上是否保持了清醒—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与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沉稳理智完全不同。”
并不是只有艾默里一个人这样想。英国外交部常任秘书卡多根爵士形容丘吉尔在处理印度问题时是在“胡言乱语”。1943年和1944年是孟加拉的饥荒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当时有150万 ~ 2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丘吉尔最欣赏的将军阿兰·布鲁克震惊地发现，“首相一边想把印度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一边又对印度人毫无怜悯之情，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
战争结束后，英国维持在印度统治的唯一方法就是搞大规模镇压。然而英国那时在印度只有区区6万驻军，显然这条路行不通。新工党政府承诺英国将离开印度—他们是认真的。但如何快速而体面地离开则让人们犯了难。那时候的英国人已经厌烦了对殖民统治的美化和日不落帝国的豪言壮语，身心俱疲，听不见任何前进的号角。正如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在1946年底所说的那样：“我坚信，关心印度问题的英国人连全国人数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人们唯一盼望的就是不要被印度连累。大家只关注食品价格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