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是个星期一，丘吉尔和杜鲁门离开华盛顿，前往富尔顿。同日，美国驻伊朗北部城市大不里士的领事罗伯特·罗素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密电。内容主要是贾法尔·皮谢瓦里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5年12月成为反叛政府的领导，牢牢控制着该地区。大不里士如今就像是一个卫星国的首都，周边“军队调动异常频繁”。
按照1941年协约国和伊朗之间的约定，苏联军队应该像英国从伊朗南部撤军一样，在3月2日之前离开伊朗。但现在约有3万名苏联士兵留了下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在为争取石油开采权而向伊朗施压。
罗素并不知道苏联和伊朗正在就石油进行谈判，便认为苏联是想入侵伊朗，然后进攻土耳其。他在报告中提到，前一天晚上，满载苏联士兵的150辆卡车越过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境抵达大不里士。同时一个拥有16辆M4中型坦克的机械化师正南下向德黑兰进军。罗素资历很高，深受上级信任。第二天，他又向国内发了一封充满细节的电报：又有100辆载着补给物资的卡车和22辆苏联制造的T-34坦克朝着相同方向挺进，还有两个步兵团的目标则是库尔德地区。他说：“苏联援军正在日夜不停地集聚到大不里士附近。所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酝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他的报告是根据伊朗方面提供的情报编写的，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情报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被严重夸大了—事实上，多数苏联军队正在撤离德黑兰，准备回国。但罗素并没有核实真相就向上级汇报了，结果导致美国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戒备，冷战时期常见的外交危机也自此开始。
罗素随后提交的一份紧急报告令华盛顿方面更加不安—不过它的内容仍旧不可靠。报告中说，伊万·巴格拉米扬将军已经抵达大不里士，接替了经验不足的官员，成为该地区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巴格拉米扬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军人，他擅长坦克战，是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英雄，也是苏军最后挺进德国时的指挥官。但当时巴格拉米扬根本不在阿塞拜疆，他正指挥着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驻军。然而这条假消息还是在美苏冲突的势头上加了一把火。
杜鲁门从富尔顿回到华盛顿就看到了罗素的电报。最新一份文件的日期是3月6日，它将大不里士描述为“武装营地”，街道上到处都是军事装备。总统召见了俄罗斯问题专家哈里曼，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始终视苏联为敌人。总统让他做好准备去伦敦担任驻英国大使。哈里曼有点不情愿，但杜鲁门表示自己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非常重要，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因为伊朗问题与苏联开战。”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并不强，总统对此心知肚明，而且当时西方大国在中东最得意的乃是英国。杜鲁门决定要做点什么以展示自己的实力。如果苏联在伊朗只是“想要震慑一下对方”，那么他也可以吓唬吓唬他们。如果事情不是那样，那么“最好现在就搞清楚……他们意欲何为”。他派出了美国最先进、装备最精良的战舰“密苏里号”前往地中海东部，对外宣称此行目的是将几周前在华盛顿去世的土耳其驻美大使穆罕默德·穆尼尔·埃尔特贡的遗体运回伊斯坦布尔。很明显，任何船只都能够完成这项普通的外交任务，总统选择战舰就是为了向莫斯科方面示威。美国海军提议派遣拥有航空母舰的第八舰队前往土耳其，但杜鲁门觉得暂时还不需要那么做。
同一天晚上6点左右，有人将一幅阿塞拜疆和伊朗的大地图呈到乐战好斗的南方人、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的面前，据说上面的箭头标明了苏联军队的驻地和将要前往的地方。伯恩斯曾是罗斯福的密友，被后者亲切地称为“我的总统助理”。1944年总统大选时，他有一半的希望能够成为副总统，但后来罗斯福改变主意选择了杜鲁门，这让他非常气愤。即便如此，他对新总统还是十分忠诚的。杜鲁门入主白宫后立即任命他为国务卿。根据美国宪法，在没有副总统的情况下，如果杜鲁门在任上去世，伯恩斯将继任总统。
时年66岁的伯恩斯，是华盛顿政坛的骨干和民主党政治交易的操作者，他曾致力于在战后将美苏联盟的作用最大化。但由于当时反共产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与苏联走得近的他，因此受到了媒体和国会的批评。杜鲁门在给他的一封信中甚至提出了警告：“停止向苏联示好！”他对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说，那天晚上自己看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在政治颠覆的基础上还搞军事侵略，到了反抗他们的时候了。他宣布：“现在我们要给他们双重打击。”
据一位英国内阁大臣称，身在伦敦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情绪非常激动，声称苏联在向德黑兰进军，这是战争的信号，而美国也将向地中海派遣一支舰队”。伊朗驻美大使、国王的密友阿利亚给德黑兰方面发了一封电报，警告当局：“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将在伊朗打响。”
莫斯科的政治高层对华盛顿和伦敦方面的紧张情绪感到困惑。两周前，在巴黎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上，伯恩斯与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维辛斯基和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在莫里斯酒店共进晚餐。莫洛托夫满不在乎地告诉伯恩斯，苏联没按时撤军“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不会影响美苏关系”。伯恩斯并不完全相信莫洛托夫的话，他表示两国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保证小国的权利不受大国的侵犯，两国都应该遵守这一法律文件。
苏联根本不想在伊朗发动战争，他们对皮谢瓦里和阿塞拜疆分裂分子的支持方式也不过激，这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油田开采权以及在伊朗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策略而已。但他们也并不打算示弱。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面对这些西方人，我们决不能服软。”因此，苏联面对误解没有进行过多解释。
当杜鲁门为可能到来的美苏冲突做准备时，斯大林刚刚结束了与伊朗总理艾哈迈德·盖瓦姆的会谈。此人出身伊朗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当年1月中旬开始执政。他在莫斯科的两周时间里，试图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目的是让苏军撤出伊朗的东阿塞拜疆省并结束皮谢瓦里的反叛政府。然而因为没有向苏联做出妥协，他于3月4日星期一回到德黑兰，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一年，他69岁，举止优雅，世故老练，从政经验丰富（半个世纪前他的父亲曾担任伊朗总理，他则在30年代出任伊朗政府要职）。盖瓦姆千方百计想在敌对大国之间为伊朗开辟一条独立的道路。他痛恨英国和美国对伊朗的控制，也排斥苏联的干涉。但是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美国人。国王也同意他的看法。
盖瓦姆确信苏联不想全面入侵伊朗或土耳其。他告诉过美国大使华莱士·默瑞：“他们的目标是石油。”但华盛顿方面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在有关苏联的行动报告中，没有一篇提到他们实际上是想要获得石油开采特许权。美国国务院对此也只字不提。“苏联在为获取北方的石油开采权进行谈判”，或者“美国正在伊朗南部进行类似的协商”等信息都不曾在关于伊朗的汇报性文件里出现过。不过，丘吉尔和罗斯福—后来是艾德礼和杜鲁门，两国首脑经常讨论未来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问题。他们意见非常一致，即不允许苏联获得任何来自波斯湾的石油。3月6日晚些时候，伯恩斯向苏联外交部发出了一份正式的外交照会，要求苏方解释为什么苏军违反条约滞留伊朗。但他没有收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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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西方国家的报纸上尽是关于伊朗危机的报道。然而就在一周前，盟军之间会爆发战争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毕竟之前正是他们互相配合才击败了德国。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英两国的媒体都在进行亲苏宣传。现在，同样的报纸却告诉人们，如果苏联不停止侵略伊朗，那么双方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右翼新闻杂志《时代》周刊过去经常宣传共产主义在苏联只是“表象”，还盛赞斯大林是拯救国家的大好人。几天之后，报纸的话锋一转，慈祥的“乔大叔”俨然成了丘吉尔口中在欧洲制造铁幕还要侵吞中东的暴君。当年8月，《纽约时报》言之凿凿地称，据当地记者报道，“苏联军队距德黑兰不到25英里”—但这个“当地”消息完全是虚假的，当时《纽约时报》没有在那里派驻任何记者，一切都是道听途说。当时大多数苏军都驻扎在大不里士附近，只有几辆苏联坦克和小队在通往东阿塞拜疆省和伊朗库尔德地区的道路上巡逻。但是这条假消息却在德黑兰引起了恐慌。默瑞向华盛顿报告：“数百名富人把财产堆放在车上仓皇逃离，人群堵塞了通往南部的道路。”
尽管拒绝透露军队离开东阿塞拜疆省和大不里士的时间，但苏联也明确表示没有向伊朗首都进军的计划。在局势日趋紧张之时，美国士兵和外交官提供了一些可靠的信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指挥着一支队伍，旨在保护美国驻伊朗的内政顾问们。他向华盛顿报告：“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要入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则告诉杜鲁门，他确信苏联“没有准备打仗”，他也确信苏联不会进攻伊朗。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在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向杜鲁门保证，眼下绝对不会有军事冲突发生，他说：“（斯大林）没有在这方面进行任何动员，苏联人不会没有考虑好后果就鲁莽行事。他们可能会进行试探或者使用恐吓手段……但为了避免与西方盟友决裂，他们不会踩踏红线。”英国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也建议美方保持冷静克制。他对外交部长贝文说：“没必要因为伊朗事务就向苏联采取军事行动。”
伊朗既不想把石油交给苏联，又想让他们尽快撤军。盖瓦姆明白英国和美国都不会在短时间内派兵支援，于是他询问美国大使，美方准备如何帮助伊朗走出困境。默瑞表示，美国大概率不会提供军事上的帮助，但会在外交方面对苏联施压。他还建议伊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盟友将支持伊朗。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似乎没什么稀奇的，但在当时却意义重大。这将是联合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卫士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富兰克林·罗斯福生前没能亲眼看到联合国发挥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位“联合国之父”有着卓越的、发展的眼光。为建立起这一组织，他不仅与质疑者们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并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达成协议。罗斯福认为，联合国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信念的基础上—某些反对者称之为“全球胡话”—而是从实际角度出发的。一直以来，无论是庞大的帝国还是权力集团都无法维系世界和平，国与国的纷争总会以战乱收场。“势力范围”和“势力均衡”都是维系旧世界的办法， 1914年和1939年的大灾难也是由此而起。罗斯福认为，主要大国可以共同解决争端，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应扮演维护和平的“世界警察”角色。斯大林对这一构想并不是百分百支持。但杜鲁门在仔细斟酌之后认为，除非苏联真的想要再来一次战争，否则不会在联合国刚成立时就破坏它的规矩。正如总统的一名助手所说：“如果他们迟早要这么做，不如早点让我们知道。”
3月8日，伯恩斯又向苏联发出一份正式照会。文字内容是他的助手阿尔杰·希斯于匆忙之中写下的，按外交标准来看，其内容非常简单，措辞却十分严厉。而这也是自战争结束以来两国政府之间最不友好的官方交流。声明中称，美国无法对伊朗的紧张局势无动于衷。“美国诚挚地希望，苏联能够立即从伊朗撤军，以此加快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关系的进程，筑牢国际信任关系。”照会中并没有直接表达威胁之意，而且正如伯恩斯的副手迪安·艾奇逊所建议的那样，如果苏联想避免兵戎相见，那么这份文件就给他们指明了“一条体面的出路”。
伊朗将苏联撤军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下一次会议的重要议题。苏联立即称这是“不友好的敌对行为，可能会导致不幸的结果”。盖瓦姆回应称，苏联军队没有在规定的3月2日最后期限内撤离，这本身就是“非法的”。但事实上，苏军正在为撤离做准备。被一些相对友好的政府称为“恶霸”，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莫洛托夫后来说：“我们不再试探伊朗，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得到支持。”
安全理事会会议定于3月26日举行。24日，苏联的《消息报》报道称，苏联“从3月2日开始”的撤军将持续数周时间。同一天，斯大林罕见地接受了西方记者，即美联社的艾迪·吉尔默的采访。斯大林态度温和，表示“真的没有战争的危险”，伊朗的紧张局势是“某些政治团体的无中生有”。
斯大林希望在纽约召开的安理会会议能够延期，但最终会议还是在位于布朗克斯区亨特学院的临时联合国总部如期举行。电视和广播等媒体对会议进行了现场直播。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表示，如无意外，苏联军队将在5~6周内撤出伊朗，他希望联合国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但伯恩斯要求继续将其作为会议议题，直到“最后1名苏联士兵离开伊朗”。伯恩斯还对此发表了一番演讲：“有40个国家在这里没有代表。他们还指望当祖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安理会可以向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诉说心中的不满……除非联合国能够采取强硬措施，否则它将在无能和低效中夭折。”
盛怒之下，葛罗米柯拿起他的文件，一边用俄语咒骂，一边离开了会议大厅—后来这位苏联外交家又在不同场合否决了34项协议，人送外号“否决先生”。虽然没有发生真枪实弹的战争，但伊朗危机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罗伯特·罗素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后来评论：“虽然没有发射一枪一弹，但是阿塞拜疆之争的后果与邦克山战役、布尔朗战役以及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不分上下。”当时，一位英国驻伊朗的外交官还以另一种方式对这件事进行了解读：“这是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努力保障石油勘探权的结果，他们把波斯湾的苏联人从热战盟友变成了冷战对手。”最让斯大林恼火的是，他从未得到的油田却让美国拿走了。在苏联撤军的几个月后，美国便和伊朗签订协议，取得了第一份石油开采权。
苏联军队、政府顾问和间谍离开大不里士后，东阿塞拜疆省“自治”政府也倒台了。皮谢瓦里收到了斯大林写来的一封信。这位忠诚的同志非但没有得到支持和同情，反而被现实上了一节“政治课”。曾经鼓励皮谢瓦里搞革命的斯大林现在对他说：“你们国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将会动摇欧洲和亚洲自由主义政策的根基……西方国家会趁机在世界各地控制他们想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从伊朗撤军……然后发动让我们的解放政策更合理和有效的运动，这样才能从英美手中夺得更多筹码。”他告诉皮谢瓦里和他的阿塞拜疆民主党要“缓和立场”，支持德黑兰政府。
当最后一名苏联士兵越过边境回到苏联时，伊朗军队立即开始了残酷的镇压革命的行动。数十名民主党官员和支持者遭到逮捕、审查和杀害。斯大林命令他们不要抵抗，迅速撤退。但只有少数人逃脱了国王的血腥复仇，皮谢瓦里就是其中之一。成王败寇，他设法逃到了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巴库，后来在1947年2月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尽管没有死于谋杀的证据，但有人认为这次“交通事故”很可能是苏联国家安全部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