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久迩宫稔彦王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的日本皇室成员。1946年2月27日，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昭和天皇应该传位给12岁的明仁皇子，然后选一位摄政王辅政直至明仁成年。作为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统治集团中为数不多的反对在亚洲发动战争并警告天皇不要走上与美国对抗之路的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便开始寻找实现和平的办法。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后，他临危受命成为日本首相，负责镇压各种敌对行动和安抚国内人民的慌乱情绪，但没有取得太大成效。两个月后，他主动辞职，不过其在政府的影响力并未因此减弱。他表示，关于天皇退位这件事已经在东京的政治界讨论了好几个月了；在此之前的某天，他还私下当面建议天皇退位。在内阁会议上他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宣称，昭和天皇对日本的战败、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受到的伤害都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这些前所未有的言论引起了轰动。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向谨言慎行的皇室成员鲜少公开表现出任何对统治者的不配合。几天后，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要求天皇承担战败的责任，并毛遂自荐表示可以担任摄政王。天皇的另一个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尽管当时大多数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如何结束饥饿和动荡的生活，但天皇是否会退位这个问题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受到官方监管的媒体提及此事，不过百密终有一疏，身为日本国宝级诗人之一的三好达治就发表了一篇敦促天皇退位的文章，谴责他“不称职……辜负了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军人”。
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却拒绝退位。美国在日本占领区的最高负责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支持昭和天皇继续掌权—这样他就能够在战后的日本实施自己的计划。美国将全面重塑日本，用西方的自由理念替代日本的半封建专制主义，使其成为全新的20世纪的民主国家。不管日本人愿不愿意接受，美国还是以保留君主制度为前提，通过颁布法令把这种民主强加给了日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美国与天皇结成盟友，一改过去天皇作为神的后裔的形象，转而使其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尽管很讽刺，但被重塑的日本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务实、高效、不流血—而且对限制日本乃至建立亚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新秩序都起到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
在1946年初，尽管蒙受了战败的耻辱，但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诗人，对于天皇拥有神授予的统治权力这一点都是不敢质疑的。但在当年的新年伊始，天皇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自己只是凡人。这是将昭和天皇从一个受国民膜拜的绝对统治者转变为立宪君主的第一步。
那份“人间宣言”的原稿并非由天皇本人或日本皇室成员撰写，作者其实是一名美国占领军的中层军官。当时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希望天皇可以通过公开发表声明而保住皇位，免于遭受战争罪审判。为了能够让这份声明在京都、冲绳甚至是华盛顿和伦敦广泛传播，它的作者—陆军中校兼驻日教育部门的顾问哈罗德·亨德森，为此搜肠刮肚构思了好几天。
据亨德森自己说，他是在午餐时间完成声明的草稿的。当时他躺在占领军在东京市中心的据点—大地酒店的床上，“想象日本天皇本人会怎么说”。在声明中，他写了两段言辞简练又意义深远的话。天皇说自己“期待用新的理想建立新的世界。希望人性能够像曾经的神一样凌驾于民族主义之上。我们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不能只依靠神话和传说……不要再继续坚持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注定要统治其他低级种族这种错误的观念。要用信任和感情作为纽带，用传承数百年的、乐于奉献的精神和热爱将人与人、国与国联系起来”。声明中并没有直接说天皇不是神，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是像保守派宪法专家松本章治主张的那样，用一种晦涩、含混不清的措辞表示天皇是“部分降落于凡尘”。这种新的观念不再将天皇与陈旧的主权意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日本国民乃至昭和天皇来说都是全新的思维方式。在过去，天皇丝毫不在意平民们的意愿，即便是从广岛和长崎两地原子弹爆炸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段时间里，也是如此。然而时过境迁，天皇身边的顾问和盟军的最高统帅都警告他，如果想保住王位和性命，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定位，成为一个看上去热爱和平、作风西化的君主，只是不幸遭到身边那些毫无人性的军人的背叛而已。
在华盛顿，包括大部分高级军官在内，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希望废黜天皇，并把他当成战犯进行审判。英国、苏联、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也纷纷向杜鲁门总统施压，要求启动针对昭和天皇的诉讼程序。英国首相艾德礼和苏联领袖斯大林都不明白美国人到底在犹豫什么。事实上，美国参议院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要求麦克阿瑟“立即着手收集所有可以证明昭和天皇参与违反国际法行动的证据”。但是麦克阿瑟没有立即照办。他确信，保留君主制度并让裕仁继续担任天皇，这对维持日本稳定至关重要，而且也有利于他在日本搞社会改革。事后看来，他可能并没有做错。
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但他有一位工作上的好助手和生活中的好朋友—博勒·斐勒斯，此人正好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斐勒斯曾学习过日语，并经常访问日本。与他关系亲密的表妹格温就嫁给了曾在华盛顿工作多年的日本外交官寺崎。在麦克阿瑟看来，斐勒斯写的那些有理有据的文章，比美国那边发来的肤浅的材料更有实际意义。
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斐勒斯建议麦克阿瑟：
只有彻底打败日本才能让东方拥有持久的和平。日本人被狂热地灌输了这种思想—自己是优等人种，注定要成为亚洲霸主。若想让他们醒悟，唯有给予他们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和由此而生的社会混乱。日本人只有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意识到自己不是不可战胜的，战争狂人终究会把他们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了和平，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然而，废黜或绞死天皇将激起全日本人民的强烈反抗……这甚至可以等同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反而会助推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刺激所有日本人加入战斗，结果便是玉石俱焚、死伤无数。只效忠于天皇的日本军队的确是对和平的永久威胁。不过要是天皇以神的名义去管理日本人……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就没那么危险了。只要摧毁天皇身边的军国主义集团，就可以让他成为维护美好与和平的重要力量。
战后，斐勒斯认为，投降是天皇下的决定，他亲自命令700万日本军人放下武器。“正因为他的这一举动，才避免了成千上万美国军人的伤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以战争罪审判他的话，那么日本人就会觉得我们背信弃义，进而疏远我们。”
麦克阿瑟被说服了，他开始想办法让华盛顿方面支持日本皇室，尤其是支持昭和天皇。1946年2月底，他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称自己通过对天皇过去10年经历的调查，没有找到与犯下战争罪行有关的证据。这是个谎言—因为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调查，而且他还是故意不去调查的。
麦克阿瑟还提醒艾森豪威尔，天皇是“凝聚日本人的关键”。
如果他被起诉，会在日本引发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招致复仇和杀戮……持续时间也许长达几百年……处死天皇的话，国家也会随之分崩离析。文明倒退、社会混乱、小规模冲突不断……这就是结果。引进现代民主制度的愿望也将无法实现，而且当军事力量和系统的管理办法无法控制这个国家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有可乘之机。这样一来，我们将需要至少100万人的部队长期驻扎在这里。而且还要组建一个完整的公务员队伍，人数可能会达到几十万之多。
3月初，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乔治·艾奇逊也向杜鲁门表达了支持保留天皇制度的观点。他说：“天皇的确是战犯……如果日本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天皇制度必然得消失。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继续让裕仁担任天皇，弱化对他的指控，就能最大限度缓解社会混乱的状况，也能更好地推进民主政策。”废黜天皇这件事“在未来可能比较合适，但最好不要操之过急”。
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最终杜鲁门勉强同意让昭和天皇继续在位。创造日本现代“神话”的序幕就此拉开。公开场合里，昭和天皇不得不伪装成一个天生热爱和平的人，把过去犯下的种种罪行归咎于他人，让大家觉得不论是侵略中国、企图称霸亚洲，还是与美英两国开战，都是他被人误导和欺骗的结果。然而，大量证据证明，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昭和天皇不仅明确知道战争的目的，而且对此十分支持，甚至连偷袭珍珠港的时间他都了如指掌； 而且他乐于参与制订军事计划，从没有禁止军队犯下各种暴行。
当时40多岁的裕仁是一个头脑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缺点是思想守旧、不够开放。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不善于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他也曾考虑过退位，这样就能把余生投入真正热爱的海洋生物学上面。但在内阁的建议下，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理由是“不能鼓励共产主义”。他也深知，美国不追究他的战争罪，原因就是他天皇的身份还有用处。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自己就有危险了。
结果就是，昭和天皇从没承认自己有罪，也不认为需要在道义上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只是敷衍地说那是一个错误。“二战”结束几个月后，裕仁给自己12岁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平成天皇写了一封信。直到20世纪80年代，信件的内容才被人们知晓。在那封信中，裕仁对事态的发展没有表现出任何洞察力，悔恨之情更是不存在。他完全没有提及和平或民主，只是指责将军们无能。他对儿子说：“我们的人民输掉了这场战争，就是因为他们太轻视美国和英国了。”他觉得军方欠缺把握全局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前进，却不知道该如何善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就守护不了象征皇权的三件圣物，人民也会丧命”。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个曾经像神一样的统治者才表现出作为普通人软弱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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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发动的战争夺走了至少270万日本人的生命。从15年前，也就是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开始，战火曾一度烧至澳大利亚北部，其间有174万日本军人战死。在战火蔓延到日本本土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有大约100万生活在主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民死于地毯式轰炸。这个国家被摧毁了—麦克阿瑟像煞有介事地说：“这是终极报应来临前的恐吓和折磨。”即使不考虑那两颗加快战争结束进程的原子弹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同盟国对日本的破坏程度也远超德国。东京约三分之二的住宅被毁，大阪和名古屋的住宅被损毁的比例分别为57%和89%。人们纷纷逃往乡下，城市变成了地狱。
日本军队有意报低了战争损失，以防失败主义在日本蔓延。1946年1月底，美国占领军进行了一项军事战略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投降时，其继续战斗的能力远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强。杜鲁门的私人特使埃德温·洛克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也给出了类似结论。“驻东京的美国军官都感到惊讶……日本居然负隅顽抗了这么久。”他说，“该国主要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已经遭到破坏……东京人口有700万，其中500万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团队估算，日本因为战争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总财富和超过一半的潜在经济收入，这还不包括日本之前在亚洲其他国家掠夺回去的资产。日本依赖海上贸易，但由于在太平洋和日本本岛遭到盟军的攻击，商船损失了80%以上。
在城市的废墟中，最让人心生凄凉的是那些脖子上挂着白色盒子的孤儿。盒子里装着的都是亲人的骨灰。在一些城市，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无家可归—其中就有大批从前线返回的军人。在战后的18个月里，有500多万日本人回国。其中80%是军人，其余则是殖民者及其家属，他们之前生活在被日本占领的土地上，但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回国的这些人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尤其是军人。一直以来日本国民都将天皇的军队视为荣誉之师，可是这回吃了败仗的官兵们则成了被鄙视的对象。多年后，一名军官无奈地回忆道：“上级告诉我们，我们并非不可战胜。这已经让人气馁，回到国内后内心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有人都躲着我们。”军部曾经鼓吹的“一亿颗心在一起跳动”根本不是当时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在人们眼中，军人们不是归国的英雄，而是名誉扫地、如同贱民的失败者。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军队在战争中惨败，让人民受苦、家园被毁；而是自战败以来，日本兵在中国、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犯下的暴行传到了国内。在日本老百姓的心中，祖国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国家，他们把这些归咎于军人们。
不过荣誉问题很快就成了次要的。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困扰大多数日本人的还是如何才能填饱肚子。其实早在投降之前，也就是战争的有利势头偏向西方盟国的时候，日本大部分地区就已经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了，到1944年底，大多数日本人都营养不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为其国内提供大量的食物。但盟军的轰炸使大量日本船只沉没于太平洋，这就意味着无法进行补给运输。同时，美国对日本城市的空袭也大大降低了其粮食供应能力。1945年还是自1910年以来农作物收成最糟糕的一年。1945年秋末，日本国内的市场上几乎没有大米。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有官员声称，受灾人口将会达到1000万。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日本国内蔓延的恐慌情绪促使占领军不得不加快速度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的第一反应是先给日本人粮食，避免造成更严重的饥荒。因此他简化了行政程序，直接下令将美国陆军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储备的350万吨粮食运往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对此感到愤怒并要求他做出解释。但麦克阿瑟以惯常的傲慢态度回答：
因为这是胜利者的责任和义务。如今日本人已经是我们的俘虏，就像巴丹半岛沦陷时，饥饿的菲律宾人成了我们的俘虏一样。日本人曾经虐待被俘的盟军，这是他们的罪过。但是现在位置互换了，敌对状态结束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食物，就是在用不体面的方法报复他们，跟曾经的日本没什么区别。
据持反美立场的历史学家山外昭所言，日本国民对此十分感激，感觉“原本绝望的心里又点亮了希望的光”。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日本人觉得战败没有那么难熬的话，那必然是进口食品。美国提供的并非日本“传统美食”，但是小麦、玉米、面粉、糖、奶粉和罐装咸牛肉这类西方食品终究让人们活了下来，哪怕是吃不饱。那时候餐桌上的主食不再是米饭，而是稀粥和一种过去只拿来喂牛的陈面包。但人们必须去适应这些。1946年中，日本的报纸上出现了《让我们抓蚱蜢》和《如何吃橡子》这类文章，也刊登了个别中产阶级女性的来信，抱怨吃了美国豆子常常放屁，令人尴尬。其中还有人矫情地表示：“这种食物降低了人的素质。”
就像欧洲一样，虽然营养学家建议需要工作的人每天应摄入2200卡路里的热量，但在1946年和1947年，大多数日本人仅靠这个数字的一半生存了下来。日本也出现了与欧洲类似的黑市。本来应该有充足的食物通过正规渠道“义务配发”，但是大部分都被惯犯或新成立的帮派劫走，其成员很多都是复员军人。非法商品的价格涨到了可怕的地步—1946年底，黑市大米的价格是正规市场价格的30倍。甚至到了两年后，价格还维持在正常价7~10倍的水平。不论能否负担得起，人们都得去黑市做交易，不然就活不下去。最惨的莫过于穷人和老弱病残群体。1946年，有快125万名日本人因从事黑市交易进过警察局，然而这只是真实数字的一小部分。正如某家重量级媒体在一篇社论中提到的，“如今的日本人，要么待在监狱里，要么就在监狱外从事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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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总是混用“至高无上的统帅”和“至高无上的存在”这两个头衔，这在战后的日本成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虽然他极度自以为是，而且有很强的虚荣心，但也有精力充沛、智慧过人、沉着冷静的优点。在最需要战斗英雄的时代，他当仁不让。谁都不能质疑他的勇敢和无畏。1945年8月底，麦克阿瑟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日本厚木空军基地，接受日军的投降。当时他只带着一小队手无寸铁的军官，而周围则环绕着30万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那时候只要一名枪手就可以杀死他和他的下属。麦克阿瑟时年已经65岁，但仍然很健康、英俊、气势逼人。他泰然自若地看着属下解除日本人的武装，这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丘吉尔后来说：“战争里发生的所有英雄壮举中……麦克阿瑟几乎单枪匹马去受降的举动是无人能及的。”不可否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处理这件事的态度和方式绝对是公共关系方面的正面教材。他要通过在厚木基地受降的方式传达出一种信息—美国人是来和解而不是复仇的。对此，日本观察家兼历史学家河井一夫评价道：“这展示了他个人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胆色……（但）这更像是在表达一种对日本充满信任的善意姿态。这是心理学上的经典案例，此举彻底消除了日本人的疑虑。因为曾经对美国进行过猛烈攻击，所以日本人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人会打击报复。可是当人们读懂了麦克阿瑟的态度后，日本人对美国只剩下钦佩和感激之情。”
麦克阿瑟深受部下爱戴，不过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所有同级或上级军官都对他恨之入骨。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曾目睹过他的傲慢和野心。考虑到麦克阿瑟在军队里和政坛上树了那么多强敌，还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也着实让人佩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在法国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多次被授予勋章。他的上司，也就是德高望重的约翰·潘兴将军为他授予勋章后，却在家书中提到自己十分讨厌麦克阿瑟，认为他在作战效率上“达不到平均水平”，在美国45位准将中，以他的才能只能排在第38位。“他自视甚高。”潘兴在信中这样评价。麦克阿瑟身边的几十位同僚对此也有同感。不过，他仍然是公众崇拜的英雄。20世纪20年代，当他与摩根大通银行的女继承人路易丝·布鲁克斯结婚时，一家报纸以《战神迎娶富家女》为标题报道了这桩婚事。谈及卸下戎装后的麦克阿瑟，新妇对哥哥说：“他在军队里是个将军，但在闺房里却像个新兵。”这句话被八卦专栏爆出以后，麦克阿瑟在民众中的声望甚至变得更高了。
罗斯福也不太喜欢麦克阿瑟，但对他的领导能力还是非常肯定的，而且罗斯福也深知麦克阿瑟作为战争英雄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彼此始终缺乏信任—麦克阿瑟从不避讳自己的右翼共和党人身份—只是矛盾在1933年突然公开化了。当时正值大萧条时期的低谷，上任仅几个月的罗斯福希望削减军队预算，并有意将联邦支出转向国内的“新政”。为此，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麦克阿瑟当着其他名将的面大发雷霆。“要是我们输掉了下一场战争，一个美国小伙子躺在烂泥里，腹部插着刺刀，敌人的脚踩在垂死的他的脖子上，我希望他最后诅咒的不是我麦克阿瑟，而是你罗斯福。”罗斯福听后非常愤怒，当即反驳道：“你不能对总统这样说话。”
杜鲁门也看不上麦克阿瑟，却又找不到合理的借口免掉他驻日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职务。而且他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希望麦克阿瑟去欧洲，也不想让他留在华盛顿。据助手回忆，有时只提到了麦克阿瑟的名字，杜鲁门就显得紧张和易怒。总统在日记中抱怨道：“喜欢出风头、有权有势的‘五星’麦克阿瑟，比卡伯特和洛奇还麻烦……他们在与上帝交谈之前，至少还会跟别人讨论一下。而他直接就去跟上帝沟通了。可悲的是，我们的高层中居然有他这种人—简直就是匹哗众取宠、不受束缚的野马。”
然而，杜鲁门还是给了麦克阿瑟巨大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在发布任命时，杜鲁门对他说：“你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机行使权力。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你的权威至高无上。”6年里，麦克阿瑟对7000万日本人的影响力，超过了杜鲁门对2亿美国人的影响力。美国驻日本大使威廉·西博尔德按理说是国务院的人，但他在觐见天皇或是与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会面之前，必须征得麦克阿瑟的许可。巴尔德在任期结束后说，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人，只手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美国对日本的企图是庞大而明确的，他们需要一个像麦克阿瑟这样有冲劲、有气魄的人去执行计划。去日本之前，麦克阿瑟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受降后的工作重点。以美国人后来的角度来看，比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份报告似乎是一份带有“新政”色彩的自由宣言，其重点与后来美国政府的目标截然不同。麦克阿瑟在报告中提到：“首先……摧毁军事力量。然后，构建代议制政府结构。还需要解放女性、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平等的劳资关系、鼓励自由经济、解除警察对人民的压迫、让媒体成为负责和自由的喉舌、分散政治权力……”
麦克阿瑟对这项任务充满了救世主一般的热情，并像过去那些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认为白人天生拥有优越性，自己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也是纯洁的。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期长达6年零8个月，是美日战争持续时间的两倍。这是完全由美国一方说了算的占领行为，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发言权—韩国、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在战争中遭受的来自日本的迫害要比美国严重得多，但战后他们对日本的看法都被忽视了。美国人很少倾听这些，不过种族隔离的确在占领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麦克阿瑟几乎看不到他统治下的日本人。他从不与他们交往—下班后，他的休闲时间主要是与密友和第二任妻子珍一起看西部电影。珍是一位忠诚的、贤惠的女人，两个人幸福地携手度过余生。据他的私人秘书法比昂·鲍尔斯说：“与麦克阿瑟有过两次以上交谈的日本人只有16位，这些人都是首相、大法官或一流大学校长这类社会名流。”可即便如此，麦克阿瑟却深受日本人的爱戴。按他自己的理解，这源于东方“胜者为王的思想”。也就是说，日本人习惯将统治者神圣化。全国有将近50万人给他写信，其中有数千封信函被精心归档。信中大量的溢美之词让人心生尴尬。他常被称为“日本的活菩萨”。一位记者在信中说：“每当我想到阁下不仅没有对日本实施报复，反而还宽宏大量、以德报怨时，我就会觉得您是上帝一般的存在，让我万分敬畏。”一位老人告诉麦克阿瑟，他每天早上都会膜拜最高统帅的画像，就像他以前膜拜天皇的画像一样。麦克阿瑟还收到了包括丝绸和服、精致的茶壶和点心在内的大量礼物。
麦克阿瑟最大的弱点之一是他喜欢周围都是唯唯诺诺的人，即便是密友也不许质疑他的想法。“他不仅要求别人服从他的命令，还要求别人服从他本人及其思想。”剧作家兼记者，同时也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布思·卢斯说，“他……十分享受被人崇拜的感觉，所以周围都是马屁精。”1946年中期，他手下大约有1500名官员，第二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其中许多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对改革充满热情。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日本建立一个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社会。但也有一部分人只是忙着吃喝玩乐。
像在德国做的一样，美国军方一开始也下令禁止占领军与日本人保有亲善关系。然而在1946年，驻扎在日本的美军有50万之多，这些规定经常被无视，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麦克阿瑟也违背了命令。他对一名助手说：“他们想要隔开我们周围那些友善的人……我才不同意。我不会为了蝇头小利就发布不与日本人亲善的命令。”
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本岛与外界交流不多，以至于美国大兵是大多数日本人遇到的第一批外国人，与此同时，美国人对日本人也一无所知。不过两者初次相遇就建立了一种胜者与败者、强者与弱者的完全不平等的关系。
对于年轻的美国占领军来说，日本人似乎很有异国情调，尤其是女性。大量不正确的宣传误导了美国军人，让他们觉得日本女性都是平胸、纽扣鼻和八字足，她们的姿态就像千年的石墙一样具有吸引力。《周六晚间邮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教化日本人》的报道。不过军方对这些丑闻熟视无睹，许多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都有日本情妇。在美军占领日本的头三年里，日本妇女生下了9万多名私生子。按照日本人的传统观念，美国男人应该是可怕的、虐待成性的、没有教养的人。可是接触以后，许多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发现他们……（美国士兵）彬彬有礼，友好随和。而曾经住在我家附近兵营里的日本士兵却傲慢、刻薄、无礼，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而让人难过的对比。”这段话来自一位住在日本南部、出身良好、受人尊敬的女士写给杂志的信件，那时候这样的投稿不计其数。
其实大多数美国士兵与日本平民鲜有接触，除了妓女。日本政府在应对卖淫问题上没少下功夫，他们认为美国士兵会有“占有”日本女性的想法，就像过去日军把“慰安妇”当成殖民地上的战利品一样，所以他们为解决美军的“需求”拿出了一些对策。他们为美国士兵招揽“慰安妇”，甚至在媒体上登广告招募志愿者。那时候，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妓院成百上千，这些妓院等级分明，甚至还根据种族进行了区分，有专门为黑人士兵提供服务的场所。当然，大多数“自愿”服务的女性都是因为迫切需要赚钱，但也有一些出身中产阶级的女性受到了扭曲的爱国之心的蛊惑，用政府的话说就是“完成保卫日本女性的伟大任务”。
更夸张的是，军妓还要进行宣誓：
我们的民族历史悠久，3000年来她如同山川、峡谷、河流和草原一样亘古不变。直到1945年8月，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陷入了悲伤和绝望。然而新的机遇已经到来，命令已经下达，我们接受了在特殊领域的艰巨任务，协助国家安抚占领军。这份工作注定艰辛。我们不是在巴结占领军，并不会出卖我们的人格和灵魂。我们只是用礼貌和服务去履行我们的义务，为维护社会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敢大声地说：“我们是为保卫国家而奉献自己。”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要做出牺牲。虽然打着爱国的旗号，但大多数“官方妓院 ”很快就被一些犯罪集团控制了。在那里工作的妇女成为买卖的物品。1946年春天，麦克阿瑟下令关闭妓院，因为当时光顾妓院的士兵中有四分之一都感染了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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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官员的社会地位很高，生活条件优越—远远好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他们住在从日本上流社会那里征用的豪宅里，还有仆人随行照顾。更让饥饿的日本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这些钱都是由日本政府支付的。连麦克阿瑟的秘书鲍尔斯都有两位厨师专门为他服务，一个做西餐，一个做日式料理。他后来承认：“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占领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极其自负和傲慢，我们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乔治·凯南奉命前往日本调查占领军的情况，结果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为了得到麦克阿瑟的欢心，他身边的人可谓是机关算尽。凯南在电报中告诉华盛顿政府：“那里让人联想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晚期的宫廷，或者斯大林统治下的克里姆林宫。”凯南十分看不起同胞中的那些“殖民者”—他们吵吵嚷嚷，一味享受对另一个种族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他指责在东京的美国人“庸俗得令人吃惊……沉溺于奢侈的生活，懒惰又空虚”。官员的妻子们“表现得好像打胜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们拥有好几个日本管家”。
美国在日本有着非常“宏伟”的计划。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美国正着手做其他占领军从未做过的事情—重塑一个战败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在此过程中改变其人民的思维方式。总的来说，日本人会接受占领，并愿意引进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但对于解放者的傲慢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也将会有许多不满。在长达6年的占领期间，反帝国主义的美国承担起了“白人的责任”。
[ 三件圣物指的是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和八咫镜，是日本天皇权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