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鲁门总统的日记中，1946年被定义为“决策之年”。他开始采取行动，不再让苏联“任意妄为”，试图解决让自己进退两难的困境。在他看来，无论是古琴科事件、伊朗争端的持续发酵、苏联向土耳其施压以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军事基地、侵吞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讲，都表明苏联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相较刚上任时对外交政策的了解不足，此时的杜鲁门开始听取顾问们的意见，以坚定自己的决心。
人们常说，罗斯福在苏联面前太软弱无力，有时甚至还抱有天真的想法。其实他早已意识到美苏之间早晚会有一场激烈的对抗。只是那时候他的首要任务是赢得对德和对日战争的胜利，对付斯大林不急在一时。战争结束后，他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开始变得逐渐强硬。1945年4月1日—距离他去世已经不足两周，罗斯福在发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中写道：
坦白地说，雅尔塔会议取得的成果意义深远，但是我对各国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发展态势感到担忧……我们当时做出了最好的决定，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找到相互认同的基础，这是战后建立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的最佳保证。正是因为这些决定承载了无数人的希望和期待，所以它们在推进和落实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我们没有权利让他们失望。只可惜到目前为止，事情进展缓慢，着实让人沮丧……我们在会议上达成的政治决定……坦率地说我很迷惑……必须实话实说，我十分不理解贵国政府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
他还表示，苏联想要主宰东欧（特别是波兰）的愿望“是不能接受的，会导致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协议已经失败……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这对盟国的团结造成了威胁，使我们陷入糟糕的境地”。在罗斯福去世前两天写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信中，这种态度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要认真思考斯大林表态的深层意义，明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在离开华盛顿前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泉的当天（那就是他生命的终点），他对非常信任的《纽约时报》记者安妮·麦考密克说：“要么斯大林是一个不信守诺言的人……要么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苏联政府了。”
在前不久的3月24日，罗斯福与老朋友安娜·罗森博格·霍夫曼在位于纽约州北部海德公园的家共进午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安娜说：“他拿着电报，看上去非常生气。他用拳头捶打轮椅的扶手，说‘埃夫里尔·哈里曼是对的。我们不能跟斯大林合作。他违背了在雅尔塔的所有承诺。’”罗斯福提到的哈里曼是他的好朋友，一位爱玩马球的千万富翁，还出任过驻苏联大使，后来跟杜鲁门的关系也很好。他本人总是摆出一副忧郁的面容，是位实打实的政治掮客。从身为铁路大王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巨额财富后，自己又在航运、银行和石油方面赚了不少钱。原本他对苏联十分同情—直到开始与苏联官员打交道并亲身体验了苏联的生活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与他们的任何谈判……似乎都要付出双倍代价。”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哈里曼对苏联的不信任与日俱增。他专门乘坐私人飞机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建议杜鲁门对待苏联不必温和，应该直接向他们发出挑战：
苏联人的野心膨胀起来了。他们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和其他国家。有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们任由他们这样继续下去，那么苏联就会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领域里称王称霸。我们可以扭转这一局势，但必须在实质上改变对苏联政府的方针……不是做做表面文章，而是跟他们严肃认真地……谈条件。苏联建立卫星国的计划会对世界和美国造成巨大威胁。除非苏联做出改变，否则欧洲还是避免不了被野蛮入侵的命运。
哈里曼的谏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很坚实的思想基础。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讲过去两周之后，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堪称冷战史上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即人们俗称的“长电报”。当时，古琴科的间谍丑闻正闹得沸沸扬扬，白宫内部关于如何对付苏联的讨论达到了高潮。华盛顿方面就要求凯南预判一下苏联接下来的打算。凯南自1934年以来就在苏联工作，对俄国及其历史很有研究。所以在那封长达5500字的电报里，他从一位苏联问题专家的角度分析了苏联的未来发展方向，内容有理有据，十分让人信服。
凯南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官，有人称他为“冷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历史学家兼外交官阿瑟·施莱辛格对他十分钦佩，认为他像一位高傲的贵族，脾气暴躁，而且对其他政客颇为不屑。事实的确如此，凯南在回忆录中就曾写道：“华盛顿的高层根本不知道，甚至无法想象出来，苏联占领区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统治下艰难度日的。”
不过凯南还是在那封长长的电报里提供了政客们想要得到的消息。他写道：“克里姆林宫方面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处事态度，源自俄国人一种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从伊凡大帝到斯大林，统治者们都喜欢“使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而不是冒着思想会得到启发的风险，让他们与外国进行接触”。甚至像彼得大帝这样的“亲西方派”也试图“限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接触—他们着迷于西方的技术，但对其政治理念却不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遮羞布”，给了苏联领导人知识上的尊严—他们可不只是嘴上说说。“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性……苏联人的本能……就是不向敌对势力妥协，只有当共产主义取得主导地位时，建设性工作才能开始。他们对美国的妥协都是临时性的，不会坚持多久。对他们来说，如果想要苏联内部保持安全稳定，那么就要挑战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生活传统和国际权威。 （苏联）只看重武力，而不受逻辑和理智的束缚。基于这个原因，当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很容易出尔反尔……西方应该紧密团结在美国的周围，这样才能遏制苏联的扩张。”
事实证明，沙皇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适合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说，“现在对欧洲诸国颐指气使的‘铁腕将军和政委’与过去沙皇指派的行政长官没有什么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权力结构将会被地方起义动摇。虽然这种经济体系已经在苏联扎下了根，但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不太可能接受苏联人民那种低水准的生活”。
凯南是富有远见的。他说，苏联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版图的过度扩张意味着“如果苏联的霸道行径使西方开始与之对立，那么他们便无法长久保住在战争中征服的地区”。
这就是美国遏制苏联扩张的思想的形成过程。杜鲁门认真听取并采纳了这些建议。在接下来的40年里美国也将该方针一以贯之，其结局正如凯南预判的那样—苏联遭受了重创，最终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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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苏联暗中在美国和欧洲组建间谍网络一样，美国在德国和东欧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成百上千的间谍监视着正在迅速崛起的新敌人—苏联。虽然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直到1947年春才正式成立，但局长霍伊特·范登堡在此之前就已经掌管了大量相互独立的间谍机构。他在1946年3月初告诉杜鲁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军队在欧洲或中东有“异常调动或军事活动”。随后，苏联就宣布让军人们回家，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到1946年底，苏军的人数从战争高潮时的1150万降至280万—与美英两国在欧洲驻军的总人数（245万）相当。
苏联军队拆除了从柏林到占领区的西部铁路干线上的一组铁轨，并把它们作为“战争赔偿”带回国，以此证明“并没打算要入侵西欧”。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向杜鲁门报告，“苏联还不具备向美国（或其他盟国）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能力”。
类似的报告还有很多。那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刚从驻扎在德国的盟军指挥部回来，他对杜鲁门说：“苏军不想再开战……他们目前拿到的东西已经够消化一阵子的了。”马歇尔将军、海军作战部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以及其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一致认为：“美军的战斗力明显强于苏军。如果双方之间发生任何战争，苏联付出的代价都将远超美国。”美国陆军那些最优秀的情报人员和后勤专家也认为，因为苏联没有核武器，所以无法发动突然袭击，虽然他们有些实力，但“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强大。苏联至少需要用15年的时间才能弥补战争期间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以及休养生息—花10年培训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用15年去提升空军能力，同时还得用15~20年来打造更强的海军。
此时苏联会不会发动军事攻击已经不是西方关注的重点，更让他们紧张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盟国之间秩序的崩溃。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说：“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恐惧的阴云……预示着斯大林将坐享欧洲大陆这颗成熟的果子。”中央情报局局长则直接对杜鲁门说：“西欧经济可能会崩溃，这将是美国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