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尔森报道古琴科事件6天之后，斯大林罕见地公开露面了。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还发表了演讲。战争结束后，除了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和11月7日的革命纪念日，这位领导人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也很少进行那些有固定套路的讲话，有时一年还不到一次。但1946年2月9日，不擅长演说的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一场时长为35分钟的演讲，以此为第二天苏联最高立法机构的“选举”做动员。
斯大林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但是他确定在现场的1000多名观众和数百万广播听众都能够理解他的用意。稿件都是他亲自撰写的—甚至还细心地在一些关键之处标注上了观众可能会有的反应，所以在定稿的某些段落的末尾，你可以看到“热烈的掌声”“笑声”“欢呼”和“叫好声”等字样，末尾则标注着“热烈的欢呼，人们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这次斯大林讲了很多马列主义的内容，同时弱化了三大联盟的作用。除了承认这场战争是“在与英美反法西斯联盟的合作下取得胜利”之外，对西方国家没有一句赞美的话。他表示，在未来10年里，苏联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成为一个与西方抗衡的超级大国—“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将超越国家的界限”。西方认为这是斯大林在暗示核军备竞赛即将到来。斯大林要求人们要创造新的成绩：“提高制造业的产能……达到战前的3倍。”他认为这是确保苏联能够“抵御任何不测”的唯一途径。等到斯大林演讲结束坐下来以后，苏联人意识到，领导人希望他们全力以赴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为此他们必须放弃个人利益，勇敢地承担起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就像领导人呼吁的那样—要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发扬布尔什维克的光荣传统。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管理在战争期间变得松懈，主要是为了与西方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现在一切都将改变。用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的话来说，将恢复战前“半监狱、半军营”的状态。
当苏联军队从前线返回时，军人们满心希望能够看到祖国和平、安宁和繁荣的景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后来成为苏联的“开放政策之父”，也是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改革派顾问之一。雅科夫列夫在战争中两次身受重伤，后半生都得跛着脚走路。然而当这个获得过苏联红军最高荣誉的军人回到家时，他却感受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喜悦氛围下掩藏着最残酷的现实—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孩子们营养不良，“小罪重刑”现象死灰复燃。他在谈到“党内理论家”时说：“很明显，那些人都在撒谎。”
斯大林感到威胁无处不在，在他眼中那些饥民也是不稳定的因素。战争过后，苏联遭受了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饥荒。1945年就收成不好，随后一年里乌克兰的恶劣天气、摩尔多瓦的旱情和西伯利亚反常的降雨等一连串的气象灾害又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导致第二年的收成创造了最差历史纪录。粮食产量只有1940年的三分之一，土豆减产一半以上，有150万 ~ 200万人死于饥荒。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使得灾情愈演愈烈—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苏联还向德国东部和其他占领区运送了大量食物，以此提高共产党在当地的声望。因为担心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会引发新一轮战争，他们还囤积了粮食做备战之用。
克里姆林宫使用了与20世纪30年代相同的方法—从集体农场和被指控私囤粮食的农民那里征粮。斯大林专门派亲信去各地征收指定数量的粮食。造成的结果就是饥荒状况恶化了。
斯大林很少会对弱者抱有同情之心，反而还会把错误归咎在他们头上。饥荒时期，赫鲁晓夫再次被派往乌克兰。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那里担任党组织负责人。他原本对苏联农村的苦难比较麻木，而且他本人也亲手制造出很多苦难—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劳改营。但是在报告里谈到饥荒的时候，他还是用了“可怕”这个词—毕竟乌克兰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了。但斯大林斥责他：“愚蠢！他们想欺骗你。他们故意这么说是想引起你的同情，这样才能得到粮食。”
国家提高了物价。农民还有面包配给，而工人的面包配给被取消了。这意味着加工粮食的人却没有面包可吃。就在同一时期，仅有的一点经济自由也被剥夺了。以前农民们还可以利用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自产自销，但是现在实行的集体所有制终结了这一切。
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公开抱怨饥荒问题而被关进劳改营。可想而知，盗窃食物的行为屡禁不止。从1946年夏季到初秋，有53,369人被指控偷了面包，其中四分之三被投进监狱。政府还为此出台了新的法律，将盗窃罪的刑期从3个月变成3年；后来，斯大林又亲自将刑期增加到5年—惯犯还会被从重发落。有些饥饿的人仅仅因为偷了地里的土豆，就被送进劳改营长达数年之久。
在乌克兰，有些人进行了反抗。乌克兰起义军（UPA）的游击队与苏联军队展开了小范围的交火，战场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交界处的喀尔巴阡山脉附近，那里集结的士兵人数一度超过3万。UPA的目标是实现乌克兰民族独立。作战期间，他们与波兰人同样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零星爆发的武装冲突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刺激，不过斯大林并没有轻敌。他派出了10万多名士兵，并要求波兰军队与苏联一同对付乌克兰的叛军。从1945年到1947年底，斯大林把超过18.2万名乌克兰人送进古拉格下属的劳改营，他们中大多数是与UPA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尽管UPA一直奋力反抗，但是到了1949年底，叛军还是被苏联彻底消灭了。战争期间红军伤亡1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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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讲中，斯大林并没有直接表达出对西方的不满，但这种情绪却逐渐在人们中间发酵。西方盟友正在干涉与他们无关的东欧事务，丝毫不理解苏联对自身合法安全的关切；他们试图阻止苏联在伊朗获得油田；从冰岛到巴拿马、从日本到地中海，美国在许多他们原本不感兴趣的地方建立了军事基地；他们还反对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合理的战争损失赔偿。
最让斯大林不满的是美国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与对待英国一样，美国在欧洲胜利日之后立即停止了对苏联履行租借法案；国会早已批准此举，战争一结束就宣布终止对苏援助。因事出突然，给苏联送补给的船只走到半路才接到消息，只好掉头返回。斯大林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通过留在华盛顿的特使告诉杜鲁门，这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这件事他将记一辈子。杜鲁门后来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昏着，但为时已晚。
早在一年前，苏联就向美国申请过贷款。莫洛托夫曾试图按2.25%的利率贷60亿美元，并表示这笔钱将用于发展重型工业和购买运输设备，以此促进苏联经济复苏。美国方面表示将会考虑此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了下文。直到1945年11月，杜鲁门指派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威廉·柯尔默带领调研小组前往莫斯科。柯尔默是个老反共分子，也是狂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态度可想而知。柯尔默建议，除非苏联提供翔实的工业和军事生产统计数据，并从东欧撤军，同时还得遵守美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否则就不会提供任何资金援助。苏联人当然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美国人心知肚明。莫洛托夫的一名助手说：“这些条件简直就是对苏联的侮辱。”更糟糕的是，美方还表示，申请贷款的官方文件在从外国经济管理局向美国国务院移交的过程中丢失了。如此牵强的借口越发让苏联感到备受愚弄。
当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演讲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贷款申请无法通过。他并不感到意外，并将对此事的态度融入演讲中。西方人士普遍认为，通过这次演讲可以感受到冷战意识正在形成，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则把这次演讲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令”。
[ 古拉格是苏联内务部的一个部门，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