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要说谁是当时英国最不受欢迎的男人，那么非67岁的伦敦东区人史密斯莫属。他是工党政府的食品部长和道克兰选区的议员。他很聪明，曾是伦敦最早开出租车的人之一，更是一名立场坚定的工党党员。工党在上一年夏天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后，像他这样的人就占据了下议院的席位。在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史密斯都展示了直言不讳、平易近人、表里如一的形象，他忠于党派的表现也使他广受欢迎。但当他接受了管理战后食品供应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后—余生就被改变了。
当时英国的食品严重短缺，甚至比战争时期的情况还要糟糕。无奈之下，2月5日，食品部长史密斯宣布要进一步限制国内的粮食配给。第二天，示威者们来到白厅，举着写有“让史密斯也饿肚子”字样的标语牌进行抗议。不过这位史密斯体态臃肿，肚大如斗，根本不像饿过肚子的样子。
食品限量供应是战争时期很常见的事情。每个人每周只能拿到6~8盎司肉、4~8盎司培根、6~8盎司奶酪、4盎司茶、8盎司~1磅糖—这是公认合理的供应水平。战争结束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人们还以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人们急于摆脱物资匮乏的生活，这也促成工党成为执政党。”苏珊·库珀是一位整日为维持家人温饱而揪心的主妇，她说，“……不想再过那种食物短缺又单调、精神紧张压抑、时时刻刻都要精打细算的日子。”但很快，英国人就意识到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的确十分糟糕，想要迅速好转根本不可能。大部分为英国提供食品的外国供应商还要求以美元支付。事实就是，在胜利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就陷入了第一次国际收支危机，而且足足为此困扰了25年。
在那个阴沉的伦敦早晨，食品部长发出的公告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郁闷之中。从培根、禽肉到糖果、肥皂，几乎所有物品的供应量都减少了近一半。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周只有13盎司肉、1.5盎司奶酪、6盎司黄油和人造奶油、1盎司烹调用油、2品脱牛奶和1个鸡蛋。“这听起来令人沮丧……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库珀回忆道。公告中的其他细节更加令人受不了—大米，或者米制品，将从商店中完全消失。这让本就紧张的口粮来源又减少了一种。在战争期间，鸡蛋粉虽然算不上是什么美味，却是英国人的主食之一。但大部分鸡蛋粉都得从美国进口，英国每年为此要花费近1000万美元。现在，史密斯宣布停止进口鸡蛋粉。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才能弄到这笔钱。”
英国人向来顺从且有耐心—所以英文俗语中有大量关于应对苦难的“心灵鸡汤”。一位经历过那段苦日子的家庭主妇回忆道：“大家勒紧腰带，咬紧牙关，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乐观面对。”新的定量配给方案宣布两周后，英国又爆出了“缩水面包”的丑闻。这一次即便是承受力再强的人也要崩溃了—就算在战争时期，英国的面包都没有限制供应，只是品质不太好而已。“人们已经习惯了吃粗面包，大不了就把不能入口的部分扔掉。”苏珊·库珀回忆道，“可是现在，不光品质不过关，最可气的是居然还那么小。”
缩水面包就是政府部门想出的稳定民心的“馊主意”，企图暗中降低国内小麦的消费量。他们把每磅面包都减少2盎司（1磅是16盎司）—也就是标注1磅的面包实际只有14盎司，标注2磅的面包实际只有28盎司，再把每磅面包分切成几块售卖，但价格不变。他们以为民众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并会继续购买跟以前同等数量的面包，这样英国每年就能节省出来30万吨小麦。但这种自欺欺人的尝试很快就引起了民愤，结果也可想而知—小麦的实际消费量几乎没有变化，只是结束了倒霉的史密斯的政治生涯，并加快了面包定量配给制的推行。通过这件事，公众明白了“紧缩”的含义，以及英国并不稳定的世界地位。
德国的食品供应也受到了面包丑闻影响，尤其是在英国占领区，那里的定量配给被严重削减到平均每人每天只有1100卡路里的食物。相比之下，史密斯部长公布的“低配版”食物已经算可以了—足足有2500卡路里呢！整个冬天，德国都在进行着一场旨在放宽进出口规定的运动，要求政府允许群众接收外国寄来的食品包裹。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维克多·格兰茨的出版商，他拥有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他的父母于19世纪晚期从德国移民到英国。在战后的那个秋天，他回访了德国，并发表了一些描述战后惨状的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格兰茨的叔叔是伦敦的一名犹太教教士，他和几个贵族朋友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开展了针对德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格兰茨在《任其自生自灭：德国的饥饿伦理》一书中写道：
我是一个犹太人。时不时会有人问我，作为犹太人，为什么你要操心那些伤害过自己民族的德国人。其实那样的记忆……应该是永远都不会丢掉的。每当有人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只能遗憾地说，有些族人忘记了先知的教导。正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才要帮助德国人。原因跟别人想的可能也不一样。这是一件很纯粹的、不掺杂恩怨情仇的事情。在我看来，要这么做的理由有三：首先，拯救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犯错之人彻底悔悟，不再继续自以为是；其次，做人应该要以德报怨；最后一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只会让人类最终走向灭亡。
虽然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也没有达到汉弗莱·詹宁斯导演的纪录片《德国：战败的民族》的那种效果，该片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滔天巨浪。这部纪录片不仅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在普通民众中也引发了广泛共鸣。影片中展示了精疲力竭的战俘，在瓦砾堆中艰难度日的平民，还有在泥土中玩耍的衣衫褴褛的孤儿。影片还传递出了一种虽然尖刻却又是经过深入思考的观点—德国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与此同时它又给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我们对德国的援助纯粹出于自私。我们不能和疾病缠身的邻居生活在一起。”
战争期间，流行着一首由诺埃尔·考沃德创作的讽刺歌曲，其中反复出现这样一句歌词：“别让我们像德国人一样野蛮。”战后，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
当我们最终取得胜利时，
别让我们像德国人一样野蛮。
他们只是听命于纳粹分子，
那些人善于说服，嘴巴比贝多芬和巴赫的乐曲还厉害。
让我们对他们温柔一点，
认真对待，
并试着让他们感受快乐的存在。
……
让我们对他们温柔一点，
日复一日，
不要试试就完。
让我们再次用同情之心，
帮他们重建家园。
别让我们像德国人一样野蛮。
尽管英国财政大臣休·道尔顿私下并不愿意在国内经济紧缩的时候还要每年额外给德国8000万英镑，但他还是在公开场合宣称：“我们所做的这些，只是相当于向德国支付了战争赔款。”然而英国媒体的反应却平静得出人意料。《每日镜报》的一篇社论认为，英国除了给予德国帮助之外别无选择。文章中提到：“我们并不是鼓励去同情德国人……促使我们如此处理这件事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源于同情。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必须为之。欧洲陷进泥潭的时间越长，恢复要用的时间也就越长—那么我们国家的军队在德国停留的时间也越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站在反德立场的《星期日画报》认为：“为了欧洲和我们自己，为了占领国的安全……必须阻止德国成为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的瘟疫之源。”
* * *
1946年的时候，很多英国人都知道国家经济不景气，却不知道到底是有多不景气。从寻求生存到获得胜利，这期间英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可是到了1946年，它已经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从国家尊严方面看，英国没有被纳粹打败，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它是可以昂首挺胸的。但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几乎被摧毁，战争消耗了国家总财富的四分之一还要多。为了保证战时物资和食品供应，丘吉尔政府被迫借了大量外债，并依托租借法案廉价出售了不少海外资产。但就在欧洲炮火平息后没几天，美国突然停止了借贷。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曾被提醒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当这件事真正发生后，伦敦新上任的政府还是措手不及，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就要发生。
战争结束时，英国约有35亿英镑 （在当时约合140亿美元） 的债务。1945年4月，当时全球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勋爵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文件，提醒英国可能难以撑过未来5年。他认为，英国工业的重心目前完全在军事上，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重组，方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英国要摆脱对进口食品的依赖，也得花上几年时间；除此之外，英国当时完全没有外汇储备，这非常危险。他假设财政部可以推迟偿还外债的时间，那么在接下来的3年里，英国还将会有5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笔钱从哪儿来？”他问。如果没有援助，而且是很大额度的援助，“毫不夸张地说，那这就是金融界的‘敦刻尔克危机’，我们根本不可能躲得过”。
因此，1945年秋天，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凯恩斯被派往美国拉贷款。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原本凯恩斯还以为，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代表，他会受到华盛顿方面的热烈欢迎。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他原本指望能够获得价值15亿英镑的“礼物”和35亿英镑的无息贷款，结果他顶多能够拿到37.5亿英镑的贷款，还要在未来50年里以美元的形式支付2%的高额利息，而且还得先过了美国国会这一关。另外，贷款的附加条件还要求英国必须放弃“帝国特惠制”，这一制度曾经有效地促进了英属殖民地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放弃它的话，就会大大削减贸易量。更严重的是，美国还坚持要求在达成贷款协议后的一年内，英镑必须成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正如凯恩斯所预料的那样，这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一年之后，英镑贬值，贷款本金大幅缩水。 ②
在1946年，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并没有变得那么特殊。在许多英国人看来，促进国内消费来缓解经济衰退是一个让人能够接受且实用的好办法。美国人也不希望英国人再继续频繁使用“特殊关系”这个词。迪安·艾奇逊认为“英国失去了帝国地位，却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并肩作战，语言和文化方面也相通，这意味着它们之间缔结了“特殊关系”。但“二战”后不久，两国的利益出现错位，甚至在短时间内还发生了实际冲突。现在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但导致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在英国决意要保住大部分帝国版图的时候，美国却开始扩张并想要发挥更大的全球影响力。有点讽刺的是，冷战和联合对抗苏联的需要，反而修复了英美之间开始摇摇欲坠的关系。可以说，是斯大林再次拉近了英国和美国的距离。
贷款谈判在大西洋两岸之间引发了敌意。英国人认为美国人不够慷慨，提出的那些苛刻条件简直就是落井下石，这不是朋友之间该做的事。而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在雪中送炭，并对英国人忘恩负义的表现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感到恼火。后来的英国首相、时任艾德礼内阁幕僚的哈罗德·威尔逊对此评论道：“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啊。”
常言道，乞丐没有挑肥拣瘦的资格。在当时，尽管英国不愿意承认，但它的确是个穷光蛋。财政大臣休·道尔顿很不喜欢贷款的条件（哪个人又会喜欢呢），可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没有钱，那么人们期待的胜利之后的“好日子”就会在绝望中烟消云散。1945年圣诞节前，下议院为贷款问题投票表决，有23名工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未来的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左翼人士；还有在接下来的30年里领导工党的芭芭拉·卡素尔，以及未来的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即便是作为一个亲美派，卡拉汉对贷款条件也颇有微词，并称之为“美国的经济侵略”。
如同英国对这笔贷款的态度一样，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也日渐高涨。国会争论了整个春季才最终批准了这笔贷款。当时英国的保守派权威杂志《经济学人》在社论专栏中阐述了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目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我们不会假装对此感恩戴德，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么做。我们现在趁早面对现实，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从道义上讲，我们是债权人—为此，我们必须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每年支付1.4亿美元。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未必正确。”这与有社会主义背景的杂志《新政治家》提出的观点取得了难得的一致：“很明显，美国不仅对苏联怀有敌意，对英国同样如此。”
很快，英国的夜总会里开始流行嘲讽时事的歌曲：
有个美国亲戚
名叫山姆大叔
他驾着战船过来
还捎带了日用品
我们这些反美派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毫无感情的消息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英国外交大臣、顽固的反共分子欧内斯特·贝文，告诉私人秘书皮尔森·迪克森：“英国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双面夹击……每个国家都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根本不顾我们如今的处境。”英国内阁通过了一项决议，艾德礼非常强硬地宣布：“要向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继续我行我素，不事先与我们协商就损害我们的利益，双方之间就不可能继续合作。”
在美国，不同党派和团体反对提供这笔贷款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右派反对大规模对外借贷；左派抵触英帝国主义；爱尔兰和犹太团体以及一些商业巨头则认为，英国贫困如斯，只怕无力偿还债务。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伊曼纽尔·赛尔勒是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成员，此人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他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反对的理由。他说：“这些钱无非都被用于支持国内的社会主义和国外的帝国主义。”
从1946年2月到3月初，这笔贷款看似无法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但总统杜鲁门亲自为之游说，并表示：“我尽全力给英国争取到这笔贷款。”最终，贷款方案在初夏时分通过。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内部反共情绪高涨，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美国商界领袖和外交政策专家开始意识到，欧洲复兴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位在国会上支持贷款方案的白宫官员表示：“从经济角度来看，支持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这么做可以让我们跟另一个国家联手对付麻烦的苏联，我们当下非常需要这个朋友。”
在拿到贷款之前，英国的资金短缺到必须放弃原计划在中东举行的军事演习。有内阁文件显示，演习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将使政府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凯恩斯坚持认为，除非十分必要，英国最好剥离帝国版图中那些无法带来经济利益的地方。而这正是战后他在财政方面的重要主张之一。他提醒政府，英国已经无力承担维护殖民地的成本，它们对国家财政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减少“帝国式挥霍”绝对是最省钱的办法。当时，英国借来的钱很大一部分用在了非洲、中东和印度，凯恩斯估算大英帝国每年在这些地方大约要花费14亿英镑之巨：“这方面的支出必须为我们的财政困难负责。除非……能够尽早干预，否则我们在战后早期实现经济独立的能力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他的观点在当时很少有人支持，而且时机也不对。因此，人们对凯恩斯的话置若罔闻。正如一位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学家所言：“那是一个紧缩的时代，但英国人却并不自知。”
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无论出于政治需要还是心理需要，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如此。即便现实已经摆在眼前—这个国家可能会破产，但1946年的英国人最多只准备放弃一两个殖民地，帝国荣耀则是他们全力以赴要去守护的。这意味着，英国要保持覆盖全球的军事力量—像历史上许多帝国都做过的那样，就得在这方面付出高昂的费用。开战之前，英国每年的军事支出是1600万英镑，战后两年就飙升至2亿英镑。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英国军队有500万人。1946年，英国军队的人数虽然降至125万（极少数为女性），但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等海域都驻扎有英国的舰队，在香港有可以监控中国的军事据点，从西印度群岛到亚丁湾等十几个国家及殖民地也都建立了军事基地，英国皇家空军共计120支完整的中队也全都保留了下来—尽管此时英国国内的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困难。贷款条件敲定后，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怀南特给身在华盛顿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发电报：“英国人还在拼命挣扎……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保住大英帝国及其地位。”
* * *
如果要为英国选一个区分新旧时代的“零点”的话，那么它必定是1945年的大选，而不是战争结束那一刻。当时工党获得的压倒性胜利或许会让斯大林和丘吉尔感到震惊，但并没有出乎英国人的预料。选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并非来自战争中的这6年，而是此前的10年。比起阿拉曼战役或“惩戒行动”（轰炸鲁尔水坝），20世纪30年代领取救济金的长队和“贾罗大游行”更令人们印象深刻。当选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一个看上去没什么特点的人，他温和、谦逊、体面、淡泊名利—丘吉尔曾说他“看着像一只羊，实际上就是一只羊”，但他的性格很适合那个时代。丘吉尔所在的保守党的预备议员哈罗德·尼克尔森承认：“与温斯顿相比，艾德礼就像帕格尼尼身后的乡下小提琴手……但是‘不起眼的克莱门特’在塑造当代英国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他那杰出的前任大得多。”
人们常把艾德礼与杜鲁门相提并论。在世人眼中，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为人谦逊，没有什么雄辩的口才和万里挑一的辨识度，但却凭着出色的个人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事实上，他们在大多数方面都不同。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不喜欢对方—这也是战后英美摩擦不断的另一个原因。他们早期的沟通总是言辞简短，甚至偶尔语气急躁、满怀怨愤。彼此之间的尊重都是后来才建立的。
艾德礼成功攀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执政的20年中，原本内部斗争严重的工党变得团结一致，他自己也获得了绝对的改革权力。作为英国首相，他对现代英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此无人质疑。如果说丘吉尔的优势是具有宏观的地缘政治视野，那么艾德礼对国家和时代的深刻理解则是前者并不具备的，他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治敏感性。不同于丘吉尔说话时抑扬顿挫的语调，艾德礼的声音有些尖细，但身边的同事都能感受到他特有的自信—但那些总是低估他的对手却很少会注意到这一点。他其实并不像看上去和传说中的那样谦逊低调，只是与经历更加传奇的工党成员欧内斯特·贝文和安奈林·贝文这些人相比，会显得没那么耀眼。艾德礼喜欢用板球运动打比方—他把自己比作球队队长，即使不是明星球员，也乐于在任何需要他的时候为球队贡献力量。
在战争时期，作为丘吉尔的副手，艾德礼工作起来可谓尽职尽责。“首相赢得了战争，副首相关注的则是要赢得和平。”他的一名助手说。艾德礼低调地安排副首相办公室协调国内政策，并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受灾城市，与国民讨论战后英国的新出路。他从不谈社会主义，因为根本不相信这种社会制度。他认同凯恩斯的观点，并反复提到战后人们会“产生对社会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渴望”。他说：“战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对我们造成的威胁绝对不亚于德国1940年对我们在安全和进步方面所做的那些破坏，它只是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我们需要把敦刻尔克精神长期坚持下去……工党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用这种精神武装头脑，奋发努力。”他还提到了要建立失业家庭保障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工党把建立基本福利制度、完善国民医疗体系、重建城市、实行紧急住房计划都看作是战时团结精神的延续。既然英国人能齐心协力打败希特勒，那么也能找到为人民提供住房和工作的办法。这十分符合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不仅英国如此，在整个西欧，甚至像在日本这种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都是这样。战后，不只有左翼人士认为打着不干涉主义旗号的自由市场政策已经失败。在许多悲观主义者眼中，由于统治阶层精英对经济大萧条、大规模失业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无能为力，才导致了社会混乱、滋生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欧洲文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必须建立一个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这样才能避免重蹈20年代和30年代灾难性的覆辙。唯有一个良性运转的国家，或者在大体上是良性运转的国家，才能科学地组织人们进行规划和建设，从而解决大问题—就像它在战争时期动员人民那样。
尽管具体的做法各不相同，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建立了这样或那样的免费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建造了满足人们需求的房屋，并鼓励充分就业。这些政策得到了广泛认可，英国的保守派也没有什么异议。在一些国家，如法国和后来的联邦德国，政府制定的福利政策和教育政策得到了右翼的热烈欢迎。起初，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并没有高得离谱。在艾德礼政府执政的头5年里，虽然社会福利支出是战前的3倍，但总额实际还不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9%。基础生活得到保障夯实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艾德礼关于“安全网”的设想实现了。“人们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它似乎是对社会公平最低标准的保证。”一位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作家回忆道。
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那段时期是“福利问题”的开始，包括臃肿的福利体系、“依赖性文化”的形成和从上而下的对待金钱的“佛系”态度。许多人质疑艾德礼政府是不是太过“社会主义”—所有的改革是否都有必要以及这对英国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取得建设性成果。事后看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未来几代人又在哪些方面花费过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是艾德礼政府的错吗？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很难看出民主党政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或更好的当选理由。一切都顺应了民意。在当时，主张恢复战前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十分薄弱的。所以在野党席位上的主要保守党成员也承认，如果他们在1945年赢得大选，除了可能会推行煤矿国有化，其他方面大体上会采取和工党在战后几年中推行的差不多的政治策略。适度的福利改革和某种形式的国家补贴医疗体系，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的财富再分配。这似乎就是对经济“自由”的合理平衡，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存在政治必要性。
艾德礼算不上是一位革命者。他认为自己采取了实用、适度、体面的费边主义来阻止革命的爆发。他强调自己的国内政策与工党的外交政策是统一的。后者在全世界挑战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他则不遗余力地稳定局势，避免国内的人们接触并认同马克思主义。
尽管进行了改革，但艾德礼政府在很多方面还是非常保守的。当时眼光最独到的观察家之一安东尼·霍华德认为，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不仅没有带来“社会革命”，反而带来了自1660年以来“传统价值观最大限度的恢复”。战争使晚礼服没有了用武之地；使著名的公立学校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笼罩在被解散的阴影当中；使公务员中的“种姓制度”被废除；并清除了英国的大部分社会障碍。即便保守党对现实有更好的理解，但在此时，工党政府正试图接管帝国的经济权力，低调地进行恢复和重建，让这个国家能够重现昔日的繁荣。
[ 白厅（White Hall），是英国伦敦市内一条街的名字。英国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等一系列政府机关都聚集在这条街上及其附近。因此在新闻报道中常用白厅指代英国政府。—译者注]
[② 与此同时，战后在经济上表现良好的加拿大同意以比美国更优惠的条件向英国提供急需的 15 亿英镑贷款。加拿大政府批准这笔贷款的速度也快得多，兑现的时间也比美国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