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3日那个星期日的晚上，美国记者德鲁·皮尔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报道了一条爆炸性的独家新闻。其内容是一名苏联间谍在加拿大渥太华向皇家骑警自首，并揭露了“一个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收集情报的庞大的苏联间谍网络”。皮尔森作为美国最受尊敬也是最受欢迎的播音员之一，他主持的时评节目每周会吸引250多万听众。在播报那条新闻时，他说：“那个人告诉加拿大当局，在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里潜伏着很多苏联特工。”其实皮尔森了解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他不知道这起苏联间谍叛变事件是6个月前发生的，他也不知道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早就掌握了这一情况。不过，皮尔森表示，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很快就会“专程前往华盛顿”，向杜鲁门总统讲述全部细节。
节目的播出标志着战后曝光的第一起重大间谍丑闻—“古琴科事件”的开始。其错综复杂的情节和各种反转成为后世无数间谍和电影的创作素材。正如向皮尔森爆料的人所希望的那样，这一丑闻引发了一波针对苏联间谍歇斯底里的抗议，并深刻地改变了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态度。
其实，向皮尔森提供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他认为这么做将推动杜鲁门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颠覆活动”和活跃在国内外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胡佛和皮尔森这两位当事人去世很久之后，人们才得知胡佛就是那个爆料者。早在节目播出前几周，胡佛就与皮尔森通了好几回电话，他在交谈中向后者透露了部分细节—甚至在节目播出的当天早上他们还在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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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事件的主人公伊戈尔·古琴科是苏联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的一名军事情报密码员。事发那年他26岁，已经成家，有一个女儿，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他很享受在西方的生活，所以当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个小错误后，便非常担心会被遣送回莫斯科。1945年9月5日晚上，他带着109份秘密文件从大使馆出逃。因为想弄到钱，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些文件卖给媒体。他先去了《渥太华日报》的编辑部，结果被轰走了，这份报纸也因此错失了劲爆的独家新闻。加拿大司法部的官员也认为他是个骗子，毫不犹豫地将他拒之门外。最后，他去了一个皇家骑警派出所，终于引起了警察们的重视。
古琴科窃取的文件证明，苏联多年以来一直在收集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和其他军事机密，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安插了代号为“沉睡者”的间谍，如今这些人已经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些间谍由苏联最大的间谍机构“内务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直接管理，其规模远比西方情报机构想象的要大，系统性也更强。
加拿大人盘问了古琴科好几个月，然后给了他一个新身份，他现在改名叫乔治·布朗。除了一次性付给他10万美元外，每个月还给他发500美元的生活费。后来的一些间谍、政客和悬疑家都提到，古琴科拿走的文件里包含苏联刺探曼哈顿计划的一些细节，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窃取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是由另一个间谍组织的叛逃者泄露的。古琴科事件的意义在于，它让美国和加拿大知道了苏联在北美安插的间谍的代号，并为查出他们提供了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三国政府之所以没有马上采取应对行动，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惯性，一部分原因是想采取反间谍手段，设置陷阱让隐藏的间谍暴露出来。最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担心一场重大的间谍丑闻可能带来的不利的外交和政治后果。那时候，苏联还是盟友，美英两国认为跟它撕破脸并没有什么好处。
皮尔森的报道出来后，西方媒体开始就此大做文章。纵然说得隐晦，但还是迫使加拿大做出一些实际动作。接下来的那个周日，也就是2月10日，通常以其他类型新闻为报道重点的皮尔森，再次提到了间谍事件。他认为，“实施逮捕迫在眉睫”。然而那时候加拿大方面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到了2月15日，16个人因此被捕，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公务员，他们的罪名正是“间谍罪”。
5天后，英国军情五处的人逮捕了伦敦国王学院讲师兼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战争期间，梅被借调到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作。那时候该委员会正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一座核反应堆，他承认曾向苏联泄露过相关机密。但他不觉得这是犯了叛国罪，相反认为自己“做得对”。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是通过信使将少量具有高放射性的铀-235寄给苏联人的，由于那位信使没有穿防护服，所以他会因遭到过量辐射而身患重病。这期间，在加拿大共有9人（包括1名国会议员在内）因间谍丑闻而入狱。
当时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展开搜捕行动。不过即便如此，间谍疑云还是让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曾在1944年代表美国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还有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并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第一任办公室主任的阿尔杰·希斯。此二人均被解职。怀特做证后不久就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希斯的苏联间谍身份最终曝光，因做伪证被判入狱3年。
古琴科事件对美国，甚至对其总统都造成了重大影响。杜鲁门本已很低的支持率再次下跌，反对率高达70%—这可是个新纪录。即便因“水门事件”被搞得灰头土脸的理查德·尼克松，其反对率也没有这么高过。杜鲁门向亲信承认，人们对间谍事件的过激反应让他备感压力，而且美国人对“红色威胁”的极度敏感或许已经无法避免。伊戈尔·古琴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引发雪崩的一片雪花。皮尔森披露间谍事件的新闻报道播出9个月后，约瑟夫·麦卡锡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他发现，当时人们的这种情绪太容易被利用了。几个月后，杜鲁门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雇员进行“忠诚宣誓”，联邦调查局和税务机关联合调查了数千名有间谍嫌疑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私营企业出于政治原因解雇员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英国国内抵制共产主义的情绪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不过在艾德礼围绕“颠覆破坏”这一主题召开了内阁会议后，约有20名公务员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调查，一些在牛津大学任职的学者也因此失去了工作，约翰·刘易斯连锁商店的员工则被迫签下反共承诺书。在意识形态方面，英国人并不敏感。大多数人都“自身难保，无暇担忧其他”。家帕梅拉·汉斯福德·约翰逊在回忆那段往事时提到：“普通人忙于生计……他只能看到身边的‘战争纪念品’—在上下班乘坐的公共汽车沿线散落的那些废墟。从前林立的酒吧和孩子们的乐园已经荡然无存，他一直在琢磨这些废墟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被全部清理干净。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新的问题……尽管报纸上有零星报道……可他不认为苏联会对自己的生活构成威胁。”
不过，苏联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剑桥五杰”之一唐纳德·麦克莱恩当时是驻华盛顿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尽管他的间谍身份还没暴露，但他还是叛逃到了莫斯科。1983年，他对一位苏联记者透露—那时他已不久于人世—古琴科事件令苏联在此之前获取情报的大部分途径都被封锁了。“侵入美国的情报部门……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到1946年2月底，苏联苦心经营的间谍网络彻底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