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上，每天都有两到三场歌剧演出。像柏林一样，这座城市也被四股势力占领，他们划区而治。不过第一街区—也就是市中心，却是按月“坐庄”。在巷道里来回巡逻的吉普车上坐着分属四个占领国的士兵—他们被戏称为“四古董”，车子上四国的标记清晰可见。
作为战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奥地利算是被厚待的。因为它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反倒像“希特勒暴行下的第一个受害者”而备受关照。在那些曾与德军对抗的人看来，这样的待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奥地利之所以能如此幸运，涉及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公理正义并无太大关系。要知道在1938年，大多数奥地利人可是支持德奥合并的。在全国700万人口中，有70多万人都是纳粹党员，共计120多万奥地利人在德国的各种部队中服役。在纳粹党卫军以及集中营里工作的奥地利人也不在少数。
曾经的罪恶在东西方盟友不同形式的鼓励下很快就被遗忘了。所谓既往不咎的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但细思之下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乔治·克莱尔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维也纳，他评论道：“希特勒时代的往事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奥地利民族主义，这在1938年是非常罕见的……去德国化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连维也纳人说德语的方式都变了。”他注意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奥地利人曾经喜欢说带巴伐利亚和柏林味儿的德语，尽管还是有些维也纳口音，但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在这些人却故意使用“淳朴的维也纳郊区方言”，以显示他们是多么纯正的奥地利人。在衣饰搭配上，男人们也开始挑拣那些能够凸显其民族身份的物件。“奥地利人非常讲究时尚。那些前不久还以戴着棕色的冲锋队帽子或黑色的党卫军帽子为荣的人，如今却迅速换上了他们在战前不屑于戴的、散发着乡下农民气质的帽子。”
奥地利成为冷战这出大戏的一个重要舞台。作为汇集了各路间谍、阴谋家和神秘人物的中心，大量间谍题材和惊悚电影都以这里为背景。奥地利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比德国大部分地区都要好，但口粮配给还是不足，以至于冲突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挨饿。尽管有宪兵巡逻，维也纳仍然是个危险的地方—尤其是在晚上。就如同美国家约翰·多斯·帕索斯（他在1945年秋季和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美国多家报纸的通讯员）在报道中说的那样：“就像身处中世纪一般……出门在外只能自求多福。”
西方世界希望奥地利人特别是维也纳人能站在自己一边。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维也纳紧邻苏联西部并被苏联军队所围绕—正如苏联人不断提醒奥地利人的那样，他们就在布拉格以东的两个经度里。苏联想在西方的地盘上拥有一个据点—事实上，他们的军队有将近10年都没有离开过维也纳。结果就是，同盟国让奥地利人自己选择—是合作，还是走希特勒的老路。奥地利人不顾一切地撇清与纳粹的关系。因此只有23,000名奥地利人—其中大多数是纳粹成员—因过去犯下的罪行而接受调查。在他们之中，有30人被处决，13,000人被判有罪，其中大部分都被从轻发落。大约有6万名公务员失业，不过有一半以上在1947年中期复职。
战争一结束，已经退休的75岁高龄的卡尔·伦纳就被苏联请回去担任奥地利总理，这个国家刚刚脱离德意志帝国而独立。能找到一个像伦纳这样没有向纳粹妥协过，又对苏联比较友好的人，可真不容易。对同盟国来说，伦纳并不是一个很合心意的选择，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所以美国思考了好久才承认他的过渡时期领袖的身份。从外表上看，伦纳简直就是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他爱穿长礼服，留着尖胡子，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位时期的宫廷风格。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他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现在，随着新的冷战时代到来，他发现自己又成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各种反法西斯主义者组成的政府的管理者。
维也纳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方被盟军的炸弹摧毁，25万人无家可归。但在尘土和瓦砾之中，这座城市仍然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魅力。关于维也纳的重建，约翰·多斯·帕索斯有这样一番生动的描述：“维也纳像是在破旧的房子里奄奄一息、垂死挣扎的年迈的音乐剧女王。当医生赶来时，她用尽力气将干裂的嘴唇弯成一个倾倒众生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