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美国人忙于改造日本，那边斯大林已经开始在欧洲执行自己的计划。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与美国在远东的行为没有区别。战争快结束时，他曾对到访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乔治·吉拉斯说：“占领者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占领区。军队所能达到的地方就是社会制度能够推行的范围。事实就是这样。”
德国及其首都是苏联的新战利品。苏军占领柏林后，找到了希特勒的遗体，并在勃兰登堡门的废墟上升起了苏联的旗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它宣告了斯大林赢得了战争并带来了和平。苏联把德国的财富也当成了战利品—于公于私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苏联军队在向西方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让他们震惊的财富，并将对德国的掠夺作为报复的方式。毕竟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曾摧毁了3万个城镇和村庄，并造成了大约1700万苏联人民的死亡。
尽管在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伤害，但德国人的生活仍然比苏联人好得多。那时候，大多数苏联士兵及其家人的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这些‘寄生虫’活得多好啊。”中尉鲍里斯·艾登堡在东普鲁士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从那些被毁坏的房屋和被遗弃的家具里，都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好得让人难以想象……眼前的一切让人惊讶。椅子、沙发、衣柜……他们生活得那么好，可为什么还不满足？他们想发动战争就发动战争。”一位名叫迪米特里·斯切戈洛夫的步兵军官被安置在柏林外的一间小公寓里—那曾经是铁路职员居住的地方。“每套公寓都配有舒适的家具。即使外面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但我依然在储藏室看到了自制的腊肉、蜜饯和草莓酱……我们越深入德国，就越对那些随处可见的东西感到厌恶……我真想用拳头砸向那一排排整齐的罐头和瓶子。”
士兵们的仇恨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持续发酵。记者艾伦伯格的文章被前线的战士们广泛传阅，其中就有一句：“不要虚度光阴，数一下你今天杀了多少德国人。”他还宣称德国人“不应该得到任何宽恕”。此外，苏军军官也告诉士兵们，对敌人宽容就是对自己残忍。“跟他们不能讲法律和道德。是德国人最先走上了善恶不分的道路。他们应该付出千百倍的代价去赎罪。”士兵们自然都奉命行事。1945年春，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做了这番报告：“苏军给占领区带来的灾难在现代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苏联人以某种方式‘清除’了当地居民。”考虑到德国军队在波兰和苏联的所作所为，苏联军队采取一些报复行动也可以理解。不过乔治·凯南的话显然夸大其词。在德国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的确没有把苏联人视为解放者，相反还觉得他们犯了一些错误。
然而，即便如此，苏联占领区的德国人还是比美英两国占领区的人生活得要更好一些—起码他们还有食物可以吃。德国东部的萨克森、普鲁士、图林根和波美拉尼亚拥有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农耕地。尽管战后的运输和配送网络混乱不堪，但苏联人将食物运送到城市的效率却高得惊人。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国内食物储备不足的时候，苏联仍然向德国输送了额外的物资。1945—1946年之交的冬天，饥荒肆虐苏联大部分地区，150多万人因此丧命。即便如此，苏联仍然为保障占领区德国人的温饱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些被苏联管理的德国人，虽然没有足够多的食物，但也没有挨饿—这一点苏联官员的确可以向生活在美英占领区的德国人炫耀一下。
德国人也为苏联的慷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确切知道在胜利的狂喜中苏联军人强奸了多少德国妇女。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国东部非常忌讳谈起这个话题。当这种事情被再次提及的时候，已经是几十年后了。1946年春，苏联占领区有15万~ 20万“俄国宝宝”出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完整的家庭。据估计，那一年1—4月期间，柏林出生的六分之一新生儿的父亲是苏联人。选择堕胎的人数也很多。“除了遭受被强奸的痛苦，那时候的女人还要被性病折磨。”一位曾多次遭到性侵的妇女回忆。大约有10%的强奸受害者感染了梅毒或淋病。虽然抗生素的治疗效果很好，但是在苏联占领区，这些药物既稀少又昂贵，普通人很难弄到。在柏林的黑市上，需要半公斤的咖啡或者5盒好彩香烟才能换取一支抗生素。
苏联高级官员斯米尔诺夫曾向一名英国外交官表示：“在该国西部的共产党人比柏林的共产党人还多，只是他们还没有与苏军接触。”如果任由苏联军人继续这样下去，那么苏联将德国转变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希望就会破灭。当时苏军的高级军官和政治顾问已经知道德国人对他们是多么恐惧和憎恨了。
因此苏联方面开始对胡作非为者施以严厉的惩罚，到1946年夏末，苏联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案件已经很少了。可是在受害者的印象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仍时有发生。“这些日子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危险。”露丝·安德列斯-弗雷德里希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看望了汉内洛尔·蒂尔……她在沙发上缩成一团。“死了才一了百了，”她呻吟道，“不应该这么活着。”她掩面哭泣起来，肿胀的双眼、几乎被毁掉的五官看起来真的太可怕了。“真的有那么糟糕吗？”我问。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7，”她说，“一连7个。像动物一样。”住在克莱恩的英琪·曹恩才18岁，原本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现在她什么都明白了。一遍又一遍，60次。“你什么都做不了。”她麻木地说，“当他们突然接连敲响房门并开枪后，一切就开始了。每晚都换一个新的，每晚都换另一批人。第一次他们强迫父亲观看我被强奸时，我以为自己会死。” ……“他们强奸我们的女儿，强奸我们的妻子，”男人们哀叹道，“不只是1次，而是6次、10次、20次。”……自杀事件随之发生。“失去了清白，就失去了一切。”一位顽固的父亲这样说，然后把一根绳子递给被强奸了12次的女儿。女孩顺从地吊死了自己。
* * *
紧随前线部队之后，苏联派出了几组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他们都是在纳粹掌权时离开德国的共产主义者。此次他们回到德国的任务是为苏联争取更多的共产主义控制领域。在这个阶段，当务之急就是不能做任何激怒西方盟国的事情。被派出的3支队伍各有12人，于德国最终宣布投降前两天抵达柏林。那时候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中，肉搏战仍在继续。51岁的瓦尔特·乌布利希是行动的负责人，作为被斯大林精心挑选的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他执政25年直到去世。
乌布利希出生于莱比锡，“一战”后便活跃在德国工会运动中，1928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的一员。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1933年他逃往法国，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名特派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擅长“清洗”那些不忠于苏联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人，据说他犯下不少命案。1940年，他去了莫斯科。希特勒上台前，乌布利希尚且算不上卓越的共产主义者。相比那些在纳粹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聪明干练、有文化的政党领导人，他只是个二三流人物。不过潜在对手接连死去，让他有了机会。愿意服从命令且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是他当选的最重要因素。
“二战”期间流亡莫斯科的古斯塔夫·西格勒是乌布利希在西班牙时的战友，他认为后者 “完全没有个人思想和感情”。“他自知长得不好看，所以在嘴巴周围留了一圈列宁式的胡须。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傲慢气质。眼镜后面的右眼精光四射，左眼的眼角却耷拉着，那模样就像一个待在阴暗房子里的落魄牧师。”另一位在他离开德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党内同志在回忆到他时说：“光是看着他就会让人不寒而栗。”助手则表示他“脾气不好”。
起初，德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算得上是小有成就。由他们负责的供水系统、电力系统和地铁系统都能够正常运行。他们鼓励媒体发表自由言论，支持重建老的政党—包括他们的竞争对手，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这些方面他们比西方盟国做得要好。在英美占领区，审查制度十分严格，一个政党想要自由运作往往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苏联共产党在战后早期的宣传中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曾公开表示，“不会在德国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暗地里苏联正在悄悄地控制局面。与乌布利希一起从莫斯科来到德国的副手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受命开展相关工作。当时他们的理念是地方市长可以是“资产阶级”或社会民主党人，但副手必须是“忠诚的”、会如实向苏联汇报工作的共产主义者。他说：“我们必须有完全值得信赖的同志，让他们来建设警察队伍。要让一切看上去是民主的，而我们则要掌握实权。”
曾经为非作歹的纳粹分子都被捕了，大多数被送往臭名昭著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里曾是希特勒关押和囚禁共产党人的地方。在忠诚的共产党党员的领导下，“人民法院”处决了数百名法西斯分子。随后，又有超过52万名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东部被捕，其中许多人被送到苏联的古拉格或位于北极圈的劳改营。然而我们不能将苏联在德国东部的这些行动简单地与英美两国在德国西部搞的“去纳粹化”归于一类。苏联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要清除任何可能在未来阻碍共产党掌权的人。早在1945年2月，贝利亚就写信给东普鲁士前线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列出了必须逮捕的人的名单。里面包含党卫军成员、高级军官、政府官员、集中营守卫、大地主，甚至还包括“报纸编辑、反苏文学作者和其他敌对分子”。
德国共产党首先建立起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名为“剑与盾”，这就是民主德国情报机构“斯塔西”的前身。从一开始，这个组织就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运作，内务委员会还对其进行指导，所以他们不仅使用相同的密码，就连文件的装订方式也没有差别—用线穿过纸页的左上角把它们缝在一起。成员们还沿用了在苏联时的工作习惯，称呼彼此为“契卡”。组织成立之初，乌布利希收到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对该组织存在的意义下了准确的定义：“在列宁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构的基本模式……向苏联学习就意味着学习如何取得胜利……要学会解除敌人的武装。”
乌布利希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德国人，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曾经让希特勒夺取了政权。他认为同胞非常不可靠，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用经典的共产主义思想来分析，他们是受制于“错误意识”的。简单地说，他们是非不分—但共产党会让他们搞明白的。德国政客和西部的教会领袖否认德国存在“集体犯罪”，乌布利希接受了这种说辞，不过他也表示：“除了感受到屈辱，德国人非常有必要为战争忏悔，并承担其后果。”
除了希特勒，要为反人类的罪行负责的还有那些在1932年选举中投票给希特勒的1000万德国人。他们根本无视我们共产党人关于“投票给希特勒就是投票给战争”的警告。所以当希特勒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摧毁所有民主组织时，那些懦弱而温顺的德国人就无异于助纣为虐……导致所有最好的德国人被囚禁、被折磨和被斩首……德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向一群恶棍低头。这也是早期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
话虽那样说，但是在一段时期里，乌布利希还是遵循了莫斯科方面的要求，试着让自己的行事方式“看起来民主”。德国共产党在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方面做得相对不错。战时，在美国的轰炸和苏联的最后一次攻击下，柏林的交通系统几乎被摧毁，正是依靠了共产党的帮助，当年秋天交通就恢复了正常运转。过去，佃农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地主的命令；终于，柏林这些令人痛恨的“征服者”被苏联军官取代了。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出任苏联占领区新任总司令，这着实有些出人意料。此人谦逊有礼，不像一些苏联高官那样狂妄冷酷。35岁的政委弗拉基米尔·谢门诺夫也是个才干超群的人，他头脑聪明，还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哲学学者。他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柏林搜罗关于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所有档案文件，并进行研究分析。（这些资料对他了解“二战”后的情况未必有太大用处。）
有一段时间，柏林的艺术气氛非常活跃，其自由程度是自魏玛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剧院重新开放，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戏剧，还是那些曾被纳粹称为“颓废”的社会主义戏剧都能自由地上演。柏林被轰炸后，还保持完好的剧院为数不多，赫贝尔剧院就是其中之一。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在停演15年后，在那里与观众重新见面。首映当晚，人们再次听到布莱希特的名言：“Erst kommt das Fressen；Dann kommt die Moral” （首先要吃饱，之后才有道德）。
那时候的音乐厅里挤满了人，新闻报纸也可以让作者自由地阐述观点—有苏军背景的报纸《海军评论》也是如此，这是当时在莫斯科的同行望尘莫及的； 讽刺杂志《尤乐斯》更是刊登了不少暗讽苏联和美国的犀利有趣的漫画。以至于美国军方都开始抱怨不该给这些媒体过分的自由。创刊编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赫伯特·桑德伯格回忆那段时光时也表示：“我们充满活力，以为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了。”
好景不长。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并不擅长接受批评。1946年春天，苏共领导人通过一项决议，确定已经到了要“与反动势力和反动倾向做斗争”的时候。编辑们屈服于压力，报纸的内容明显变得更乏味、更肤浅、更亲苏。当时，在德国境内驻扎的苏联军队有25万人之多，人们知道，表现出对苏联的不友好是不明智的。
在早期的《尤乐斯》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首诗歌，虽然称不上文学佳作，但却触动了柏林人的心弦：
欢迎你啊，解放者！
拿走我们的鸡蛋，
拿走肉和黄油，
拿走耕牛和种子，
还有手表、戒指盒。
你把毫无用处的汽车和机器运走，
让我们获得了解脱，
我们感动得都哭了。
德国人对苏联人的不满情绪是难免的。占领军粗暴侵犯了许多德国女性令他们愤怒，更可气的是当时苏联向德国索要了巨额战争赔款。苏联认为德国的侵略阻碍了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求德国对此进行赔偿。东线是欧洲的主要战场，有大量军人战死，还有众多平民因此丧命和破产。在不到3年的战争中，白俄罗斯有近20%的人被杀，有些城镇被洗劫了三四回。在乌克兰和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六分之一的人失去了生命。穷凶极恶的德国人甚至在撤退时把土地都烧焦了。所以斯大林不断地告诉西方盟国，他希望得到合理的赔偿。
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此都不太赞成，但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没有表示反对。苏联要求德国赔偿1280亿美元。西方盟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计算出这个数字，又是以什么为依据的。美国和英国建议把100亿美元作为“谈判基础”，即便如此，英国还是觉得有些多。在波茨坦，杜鲁门试图说服斯大林不要对德国要求太多。他说他理解对方渴望复仇的心理：“苏联一次又一次地被德国人洗劫，也难怪他们态度如此。”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让德国经济复苏，对大家会更有好处。他说：“如果你想要牛奶，你就得先喂饱奶牛。”斯大林并不认同这种经济理论，所以坚持要求如数赔偿。
从胜利的那一刻起，苏联就派出了“收账队伍”。他们把德国东部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运回苏联以支持国内发展。“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负责管理一个分队的军官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对士兵们说，“全都拿走。不能拿走的就毁掉。不要给他们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张床、一个夜壶。”
德国的工厂被拆散了运到苏联，然后在那里被丝毫不差地重新组装。根据德国历史学家的说法，德国东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业产能都被苏联夺走了。而美国人则估计，在占领的头15个月里，苏联运走了当地80%的机器设备。
“他们……拆了屠宰场的制冷设备，卸了食堂的炉灶和管道，就连美国投资的胜家缝纫机公司也被洗劫一空。这就是我们到达时看到的景象。”一位美国占领军军官如是说，“他们把地铁大卸八块，柏林到波茨坦的铁路和电话线路也被破坏了。”1946年秋天，苏联人甚至将莱比锡动物园里的动物饲料都搬走了。在苏联士兵的命令下，德国工人拆下机器设备上的零件，然后装进运往东方的火车。有一次，苏联内务委员会包围了莱比锡附近的一个足球场，要求正在踢球的人当即停止比赛，去进行装卸工作。
埃德温·保利是美国战后赔款团队的一名专员，也是拥有千万身家的石油大佬。有一次他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一张货车在工厂里装卸机器设备的照片，结果被一名苏联士兵发现，经过一番恐吓和殴打后，他被逮捕了。好在他的警卫员最终查到了他的下落。为了证实身份，保利拿出“四国护照”和点45口径的手枪，苏联人这才意识到对方身份特殊，很快就释放了他。这在外交方面自然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没过多久，保利就向美国国务院表达了对苏联的不满，并认为苏联人根本无意恢复德国的经济。
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同意苏联从德国西部和柏林的英美占领区获得一定的赔偿。不过保利觉得苏联已经得到很多东西了。“他们拆除了那么多设备……会严重破坏当地的就业体系，降低就业率。这种有组织的行动不仅仅针对德国，美国占领区也将受到牵连。”他的助手整理了一份清单，上面有20家被纳粹收归国有的美国公司，但战后它们有望物归原主。谈到苏联士兵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搬走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说：“他们连一个小螺丝钉都不放过。”他们还认为苏联拿走了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吉列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伍尔沃斯公司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东西。“苏联就像一台吸尘器，不放过任何能弄走的东西。”保利建议总统，“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区里怎么干，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让他们在西部地区什么都得不到。”
与保利拥有同等地位的苏联赔款专员是伊万·麦斯基，他在“二战”期间曾担任过苏联驻英国大使。在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中，他的工作能力受到了广泛认可。与那些头脑僵化的苏联官员不同，麦斯基迷人又有教养，擅长以理服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创，如果想要追上西方国家的步伐，那么就必须获得这些赔偿。虽然没有举出具体的数字和方式，但是他认为美国也从德国那里获得了巨额赔偿。而且美国还把德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占为己有—这种“技术赔偿”的价值绝对不低于苏联想要得到的经济赔偿价值。对此保利并没有否认，但还是狡辩“那都是德国本打算应用到战争方面的技术”，所以“理应作为战利品”。这种说辞的真假显然有待商榷。
身在德国的共产党党员们深知这样下去的危害。莱昂哈德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他和一位党内同志在一起，他们看见了装满货物的苏军卡车离开兵营。同伴忽然说：“看，那边有敌人！”“什么？德国人？”莱昂哈德惊讶地说，“哦，不是，那是我们讨要赔偿的队伍。”
除了获得“官方赔偿”，1946年春，苏联士兵还擅自进行了大规模的巧取豪夺。一名苏联的历史学家表示：“比起淡泊名利的布尔什维克，那时候的苏联更像一个喜欢掠夺的征服者。”高级指挥官给士兵们树立了坏榜样，比如朱可夫元帅就把他的家变成了博物馆。内务人民委员会后来出具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他在莫斯科附近的别墅里“有几十箱银器和水晶制品，还有44块地毯、55幅珍贵的古典绘画、323件皮草、400米长的天鹅绒和丝绸……整栋房子都塞满了各种外国奢侈品……元帅的卧室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两个裸体的女人。除了门口的擦鞋垫，没有一件是苏联制造的”。
对这些行为，斯大林不仅知晓，还默许了。同时他还颁布了一项命令，允许苏联官兵不经审查就可以向国内邮寄5公斤以内的物品。不过多数人并不满足于此。斯大林的贴身保镖就借着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机会弄到了一些“战争赔偿”—100件瓷制餐具，还有几十个水晶花瓶和酒杯。满载着这些东西，他回到了莫斯科。他后来解释说很多苏联高级安全官员都收到了类似物品，却说不清他白俄罗斯的老家里多出来的一匹马、一头公牛和两头母牛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独有偶，空军中将亚历山大·罗凡诺夫把戈培尔的一间乡间别墅拆成了砖瓦片，然后运回了苏联。内务委员会德国分支的指挥官伊万·谢洛夫占有了包括比利时王冠在内的大量财宝。专门负责战利品的队伍有一份清单，记录了在盟国占领德国第一年里，苏联政府和军队官员就以“建筑材料”和“日用品”的名义向国内运送了100 000车皮的物品。事实上，这些东西包括从德国东部掠夺来的6000架钢琴、495,000台收音机、188,000张地毯、100万件家具、26,400座挂钟、6000车皮的墙纸、588车皮的瓷器、330万双鞋、120万件外套、100万顶帽子和710万件“礼服、衬衫和内衣”。一位德国官员表示，对苏联来说“德国就是一个免费的购物中心”。
西方盟国的士兵们也没少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一个名叫乔·里德的美国中尉从图林根偷走了价值连城的中世纪《奎德林堡〈圣经〉残本》。还有美国军官从法兰克福的画廊偷走了一些世界名作。好在多年以后，美术馆把它们都追讨了回去。美国女子军团的两名军官从黑森的玛丽公主那里窃取了价值150万美元的珠宝。英国军官征用了克虏伯家族在埃森的豪宅，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里面值钱的东西都“消失”了。家科林·麦金尼斯在1946年时还是英国占领军中的一员。“偷东西这件事最能显露人的本性，”他回忆道，“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视金钱如粪土，又或者少了那么一点责任感，那么他就无法抗拒贪欲。诱惑太大了，即使人们本身不想成为小偷，但这种让人愉快的游戏还是太吸引人了。”
[ 后来，美国人做了很多事情来鼓励充满活力的、自由的新闻报道和各种文化的复兴。但在占领之初，他们要谨慎得多，有时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英美占领区对报纸、书籍、戏剧和电影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有 34 部“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电影被禁止播放。经典影片《乱世佳人》（1939）和《愤怒的葡萄》（1940）也在被禁之列，它们的内容被认为太过消极。一些书籍也被禁止出版，包括斯宾格勒的哲学著作《西方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