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汪密约”公布
在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中，杜月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幕后英雄。他费尽心思，出动庞大的门生弟子团来做这件事情，其目的，不仅是要策反高、陶二人，更要得到那份极端机密的“日汪密约”。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和陶希圣逃离上海时，根本不敢携带那份极端机密的文件。这份东西，由高宗武的内弟沈稚泰拍摄成底片，交给了高宗武的夫人秘密收藏起来。后来高夫人被杜月笙的手下安全护送到香港，这份底片也随着她顺利到了香港。
高宗武夫妇将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到重庆国民党中央，一份经由他们夫妻共同署名后，交到了杜月笙手里，再由杜月笙转交给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只要这份文件发表出来，杜月笙立的这个大功就算圆满了。不料，临发表前，居然又出了点波折。
这么重要的东西，中央通讯社自然非常重视，因此，在发表之前，他们慎重检查了好几遍。这么一细查，还真发现了一些问题。原来“密约”全文的前面，高宗武写了几百字的序言，用以介绍获取密约的经过。这样做本来是更有力的佐证，可中央通讯社特别谨慎，指出上面没有加盖高宗武的图章，缺乏可信度，而且文件前面加个人序言，有些不妥，不合手续。
高宗武夫妇得知后，不禁愕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出这份文件，逃离上海时又特别仓促，根本顾不上携带图章。高氏夫妇的解释通讯社并不认可，依旧在图章问题上纠缠。结果双方就僵持起来了，高宗武满腔热忱的反正，遇上这样的事，心都要凉了。杜月笙见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弄出大麻烦来，就赶紧想办法。
杜月笙仔细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事若请示重庆方面，可能会贻误时机，只能在香港就地解决此事。当时国民党在港的最高级官员就是吴铁城，也是杜月笙的老熟人。找他出面，再合适不过了。
这一次，杜月笙可没去和老朋友攀交情。他耍了一个噱头，叫上一两个心腹，在吴铁城面前导演了一出好戏。
这天晚上，杜月笙正在吴公馆与吴铁城闲聊，就有两个人来找杜月笙。他们满带怒容，扬言受高宗武所托，要把全部文件都收回。杜月笙装模作样地安抚了几句，可两人根本不听，一再要求杜月笙把文件还给他们。杜月笙只好为难地看着吴铁城，这下吴铁城可急坏了，赶紧亲自给中央通讯社打电话，嘱咐他们将序言和密约全部照发。
杜月笙小露一手，就轻松达到了目的。
1940年1月21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的摄影全份，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此文件一经登出，就成了轰动全世界的大新闻。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及国外的许多报纸，都全文刊载了汪精卫的这个卖国条约。
当密约内容被媒体公开披露后，全体中国同胞都认清了汪精卫的卖国贼嘴脸，也看透了日本人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即使以前被汪精卫蒙蔽、对日本人还抱有一丝幻想的人，如今也彻底清醒了。中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比以前更加坚定了。
公布“日汪密约”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国民党的抗日态度也更加积极了。1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抵御日本侵略者，也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此时，欧美各国对中日之战的态度明显积极起来。他们认清了日本侵华的野心后，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维护《九国公约》，绝不承认汪精卫的伪政权。
1940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对华贷款3000万美元的提案。3月7日，美国联邦进出口银行决定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除了经济支持外，美、英、法等国也从欧洲战场抽调兵力，增强了远东地区的防务力量。
最狼狈的自然就是汪精卫等人了。其实高宗武等人公布的“日汪密约”，并不是原文。当时汪伪政权与日本人密谈，戒备森严，连一张小纸条也不能从会场带出来。不过高宗武全程参与了密谈，他每天回去后，就根据记忆，将内容一条一条地写下来，所以内容与原文完全一样。汪伪特务能监视高、陶的行踪，却监控不了他们的大脑。这也是密约能被轻易“偷走”的原因。
当密约内容通过媒体昭告天下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在青岛开会。在日本人的领导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三个伪政权的首脑人物聚到一起，商讨合并事宜。三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讨论得异常热烈。这时，密约曝光的消息突然传来。汪精卫的脸色难看到极点，几乎说不出话来。周佛海则抱头大哭起来，连呼“我对不起你们”。
负责主持会议的日本人，有犬养健、矢野合清水等。犬养健这个专业特务，此时也不得不佩服高宗武的能耐。战后犬养健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名为《长江还在流着》，书中提到这样一句：“高宗武等，此次殊表现其国际大间谍之最高技能，因而使得对方的周佛海，不能不为之大哭。”
由此可见，日本人当时也无可奈何。他们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公敌，战争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了。因此，他们不仅不能怪罪汪精卫等人办事不力，还要抚慰这些汉奸，竭力维持住傀儡政权。不过，经此一事，汪伪政权就彻底成不了气候了。
密约公布后，高宗武和陶希圣都站到了舆论的风尖浪口上。上海极斯斐尔路76号、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大本营派出大批特务赴香港暗杀高、陶二人。保护高、陶二人的安全，就成了杜月笙的又一责任。
此时，高、陶二人想法不一。高宗武原来与蒋介石非常亲近，如今回去觉得比较尴尬，再加上图章事件，他感觉国民党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了，就决定去美国留学深造。赴美的护照及手续等，都是杜月笙为他办好的。对杜月笙的多次相助，高宗武特别感激。在得知杜月笙高空遇险得了气喘病后，他更是愧疚难安。高宗武到美国后，曾为杜月笙四处寻访名医，并经常邮寄药品。他与杜月笙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杜月笙一直为自己的去向而苦恼。高宗武专门从美国跑到日本，寻到了一处适合气喘病人居住的地方，然后就劝杜月笙一家迁居日本。杜月笙最终去了香港。杜月笙病逝时，高宗武悲痛万分，特意请好友李毓田代为吊丧。杜月笙的骸骨最后在台湾入土为安，而高宗武62岁时又专程赴台，到杜月笙墓前致哀。这些虽是后话，但足以证明杜月笙对高宗武的影响之深。
与高宗武避居海外，不问政事相反，陶希圣则真正又回到了国民党政府中，他后来还到委员长侍从室工作，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文，就是他起草的。1949年，蒋介石跑去台湾时，陶希圣也跟着去了，直到70岁才退出政坛。
陶希圣住在香港期间，由杜月笙的人严密保护起来。当时他所住的九龙根德道，只有唯一的一条马路贯通。每天这条路上都有各式各样的人穿梭，这些人，就是杜月笙派来的保护者。陶希圣一家的日常饮食，从购买到端上餐桌，都是陶夫人亲自动手。汪伪特务们想暗杀、下毒都没有机会。
于是，特务们把主意打到杜公馆，准备等陶希圣到杜公馆赴宴的时候下手。可能是汪伪政府太不得人心，那个奉命杀陶希圣的特务，竟然直接跑到杜公馆，将自己的任务报告给杜月笙。
密约曝光，高、陶二人又杀不了，以致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因此，他将暗杀的重点目标，换成了杜月笙。负责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乃是民国十大汉奸之一，时任汪伪特工总部副主任，是个很阴险奸诈的角色。他专程跑到广州坐镇，派杀手去香港暗杀杜月笙。可惜杜月笙的防范措施做得特别好，杀手根本找不好下手机会，只好悻悻地回去复命。
汪精卫见杀不了杜月笙，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又派人赴港，向香港警署告密，说杜月笙是“流氓”，希望香港当局将他驱逐出境。
杜月笙耳目众多，多少听到了一点风声，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点小事放在心上。谁知过了几天，香港警方真的跑到杜公馆来搜查了。杜月笙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就赶紧找老友王新衡想办法。
王新衡是国民党派到香港区的区长，他派人出去一查探，才知道就是汪精卫搞的鬼。于是，王新衡就与杜月笙商议，干脆将这件事闹大，让香港总督也知道。当时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总督都是英国人。汪精卫在国际上很不得人心，香港总督若是知道了，肯定不会容许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捣鬼了。
王、杜二人商议后，又将俞鸿钧找过来。俞鸿钧任上海市长时，曾招待过香港总督，两人关系还不错。三个人一讨论，最后就有俞鸿钧出面，向港督送上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说明杜月笙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著名的社会领袖，现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中国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俞鸿钧向港督介绍了杜月笙的众多头衔，港督哪敢怠慢这样的人物，就立即下令停止搜查，并亲自上门道歉，同时还表示以后绝不会发生同类事情。
汪精卫的报复就这样失败了。此后直到1944年汪精卫病逝，虽然他一再找杜月笙的麻烦，但一次也没有得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