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高宗武
上海沦陷期间，客居香港的杜月笙一直与上海方面联系密切。他这位上海流氓皇帝，远程遥控上海滩上的各派势力，竟然同样得心应手。这一时期，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心腹高宗武叛汪投蒋，而杜月笙，则是促成此事的重要中间人。
高宗武，1905年生于浙江乐清。他早年曾留学日本，于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个典型的“日本通”。高宗武年轻有为，很早就进入外交领域，主要负责对日外交工作。他任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年仅29岁，是当时国民政府中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早先高宗武深得蒋介石的器重。他刚刚从日本学成归国时，正好赶上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于是，高宗武就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又给高宗武布置了特殊任务，即到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不料，高宗武这时却当起了间谍。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初入政坛便进入了政府高层，自信心因此极度膨胀，对蒋介石也就不算多忠心。
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的同学，不少都是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比如犬养健，就是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他就职于日本的情报部门——梅机关。梅机关是日本人1939年在上海成立的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它级别非常高，直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部，首任机关长是影佐祯昭。
高宗武通过犬养健，与影佐祯昭搭上了关系。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日，日本人只好放弃了对他的拉拢，准备物色一个亲日的人选。汪精卫就是高宗武推荐给影佐祯昭的。后来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到越南河内，再回到上海，都是影佐祯昭一手策划的。由此可见，汪伪政权的成立，高宗武“功不可没”。
等蒋介石发现自己派出去的外交官在帮助日本人扶植汉奸政权时，高宗武已经彻底站到了汪精卫的阵营里。蒋介石气得大发雷霆，差点就叫军统特务去暗杀高宗武了。
高宗武跟随汪精卫频繁赴日，秘密与日本内阁举行谈判。结果，汪精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眼看着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组建成功，高宗武却又后悔了，感觉自己走错了道路。一方面，他毕竟是中国人，本来是想“和平救国”的，可事实上，他不仅要忍受日本侵略者的骄横跋扈，还要签订彻底卖国的条约，这滋味可不好受啊！另一方面，汪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权力争夺很激烈，高宗武、陶希圣等这样的“元老”人物也大受排挤。所以高宗武失望之余，也有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高宗武心情苦闷，想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旗下，却又拉不下脸皮，就去向自己的长辈黄溯初请教。黄溯初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从高宗武留学到做官，黄溯初都提供了许多帮助。如今，高宗武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了。
这个黄溯初乃是老日本留学生，与日本人关系很深。他经历比较丰富，早年曾在梁启超手下负责过财政经济事务，后来又自己兴办实业，是近代温州有名的实业家，并在民国时期创办了瓯海医院和温州师范学校。同时，黄溯初既是国民党元老，也是一个爱国诗人，抗战时期他写过几百首气壮山河的爱国诗篇。黄溯初经商的时间比较长，不过后来商场失利，他就长期住在日本，处于半隐居的状态。
此时高宗武特别彷徨，就专程跑到日本长崎晓滨村去拜访黄溯初。黄溯初虽旅居海外，却一直忧心国内战事。他曾为自己“时难不归空许国”而深感惭愧，也曾感叹“世乱他乡何独留”。黄溯初的态度，就是坚持抗日救国。所以，他极力劝高宗武重回国民党阵营，一定不要做汉奸。老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说，高宗武思想上已经松动了，可他心里顾虑重重，最终并没有爽快表态。
为了挽救这个误入歧途的故人之子，更为了抗日的大局，黄溯初决心策反高宗武。此时，他自己不方便回国，就将此事托付给温州同乡徐寄庼。
徐寄庼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学者，当时住在上海租界内。要知道当时上海的著名金融名士都很有爱国立场，坚持不当汉奸。徐寄庼收到老友从海外寄来的密信的，也很重视这件事。
不过，徐寄庼自觉能力有限，那么，谁能做好这件事呢？他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自然是沪上大亨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旅居香港。不过，他在上海的门生可不少，其中徐采丞就是最为活跃的杜门弟子之一。
徐寄庼慎重考虑后，学得通过徐采丞找杜月笙最合适。于是，他专程去见了徐采丞一面，二人密谈一番后，徐寄庼又写了一张字条，请徐采丞带给香港的杜先生。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请速向渝洽。”当时是1939年10月底。徐采丞见过徐寄庼后，意识到事情紧急，就马上赶去香港，向杜月笙汇报。
杜月笙拿着纸条沉思了半晌，最后判定，这件事值得做！
杜月笙以前就与高宗武打过交道。当时高宗武被蒋介石派到香港工作，他却趁机往来于沪港之间，向日本人投降求和。当时香港的《华侨日报》隐隐察觉了高宗武的这些活动，就登报揭露出来。这令高宗武颜面扫地，就扬言要告《华侨日报》。
高宗武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小小的报社哪里惹得起？于是，他们就请杜月笙出面调解。这样，杜月笙就与高宗武见了个面。高宗武心里有鬼，也不敢真的去打官司，就顺着杜月笙的意思，表示不再追究报社的责任了。
杜月笙结合以前对高宗武的认识，仔细分析了一下他的心思。感觉这个高宗武真是报着和平救国的打算，才投靠汪精卫的。他推测，高宗武的本意，应该绝不愿意去做汉奸。这样一来，策反高宗武，应该很容易。若是高宗武出了汪伪阵营，不仅断了汪精卫的一条臂膀，甚至还能将汪精卫与日本人签订的秘密条约带出来。毕竟，高宗武是直接办理日汪交涉事务的人，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根本不是秘密。
要是把密约弄出来交给蒋介石，他杜月笙岂不是抗日的头等功臣了！
杜月笙一想到这，就兴奋得直拍大腿。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搭乘最近的一班飞机去重庆谒见蒋介石，亲自向他汇报此事。而徐采丞则在香港暂住几日，等着杜月笙带回消息再返回上海。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从香港直飞重庆，去向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之事。杜月笙谒见最高领袖，必须有人陪同才行。这个陪同人员，身份也很显赫，他是蒋介石的留日同学张群，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成天不离蒋介石左右。杜月笙经张群引导，晋见蒋介石后，就带着“秘密进行”的指示，立即返港了。
若能将“日汪密约”弄出来，将令全世界震惊！当杜月笙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返港时，仍激动得心潮澎湃。
不料乐极生悲，飞机飞到半路，竟然遇到了日本的军机。日本人一看是中国的民航，就立即集中火力扫射。民航机被打得上串下跳，狼狈逃奔。幸亏飞机师技术高超，总算成功避过了敌机的轰击。后来日本军机追了一阵子，感觉这个飞机打不下来，就放弃目标飞走了。
杜月笙等人有惊无险，逃过了大劫，按说是非常幸运的。可惜，20世纪30年代的民航飞机，舱内设备很简陋，甚至没有空气调节装置。当飞机上下翻腾的时候，杜月笙被折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后来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杜月笙是被人用担架抬下来的。
杜月笙大难不死，休养了好几天，才从医院回到杜公馆。不过他只是暂时康复了，病根却永远落下了。
杜月笙还躺在医院时，就把徐采丞叫到跟前，气喘吁吁地交代了两件事：一是邀请黄溯初先生立即来香港见面；二是转告万墨林，只要高宗武反正，就一定要把他的家眷安全护送到香港。
徐采丞领命返沪不久，黄溯初就真的漂洋过海回国了。他一到香港，就去拜访了杜月笙。杜月笙与他详谈了高宗武之事后，也向他介绍了大陆目前的局势。按杜月笙的想法，大陆战火纷飞，黄溯初现在回去太危险了，于是他就好心提出要资助黄溯初赴美。不料黄溯初归心似箭，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毅然回到大陆，后来辗转到达重庆，住进了温州同乡谢侠逊家里，以便随时了解前线战况。
从黄溯初这里，杜月笙收获特别大。高宗武三次赴日的经过，中日密约的谈判地点，参加人选等，他都摸得一清二楚了。当时黄溯初怕说的有遗漏，还特意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送给他。有了这份东西，策反高宗武之事就板上钉钉了。
于是，杜月笙拿着报告二度飞往重庆谒见蒋介石。有了上次的突发情况，这次他专门带上了庞京周医生同行。此行非常顺利，杜月笙汇报完毕后，蒋介石就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杜月笙转交给高宗武，同时他吩咐杜月笙尽快采取行动，以免贻误时机。
杜月笙回到香港后，就立即派最得力的心腹将信送到上海高宗武手中。高宗武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他一直悬着的心也彻底落到了实处，明确表达了自己重回国民党的意愿。
经过杜月笙的几番奔波，策反高宗武的事情终于圆满成功了。他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帮助高宗武成功离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