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遥控上海地下工作
成立“统一委员会”
吴开先受命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期间，杜月笙虽在香港，却照样为他提供了大力支持，使得吴开先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1939年夏天，吴开先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杜月笙顺便向吴开先提了个建议，结果蒋介石就马上同意在上海设立一个总机构，以便国民党中央统一指挥上海各机构或组织。他们决定成立的这个机构，就叫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
上海统一委员会，自然少不了杜月笙的参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几位重要人物，还特地以老朋友的身份邀请住在香港的杜月笙赴重庆小聚几日，以便商议此事。
朋友盛情相邀，又有重要事情商谈，杜月笙自然不能推辞，就欣然飞往重庆。此时吴开先也在重庆，正准备返沪，听闻杜月笙来了，自然马上赶去相见。他乡逢故友，杜月笙也倍感亲切，就与吴开先及戴笠等几位老友把酒言欢了几日。
杜月笙来渝，自然是为了要事。在朋友小聚几日后，他就等来了有关统一委员会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已经确定了要成立这个机构，连人事命令都发布了。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设常务委员5人，分别是戴笠、俞鸿钧、蒋伯诚、杜月笙和吴开先。委员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人。委员会秘书长则由常务委员吴开先兼任。
这些常委或委员的身份都比较显赫，且全部是杜月笙的老熟人、老朋友或门生弟子。相比较而言，蒋伯诚与杜月笙的关系要疏远一点，他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经常担任蒋介石的军事代表，去上海的次数也比较多，所以，他与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玩场知己”。
这5个常务委员中，要推选出一个主任委员来。吴开先、戴笠、俞鸿钧三人都与杜月笙关系特殊，就一齐推举了他。蒋伯诚虽有些心高气傲，却也知道上海是杜月笙的地盘，所以也支持杜月笙。于是，经蒋介石、陈立夫首肯后，“众望所归”的杜月笙就成了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杜月笙一向不愿意做官，但这个职务不算正式官员，地位又在上海市原市长俞鸿钧、上海市原党部主任吴开先、军统局长戴笠和军事代表蒋伯诚等人之上，看起来很有面子，很是荣耀，他自然就乐意接受了。
按理说，统一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应统一起来处理事务，可事实上却不可能实现。5个常委，分布在3个地方，其中戴笠和俞鸿钧在重庆，杜月笙在香港，只有吴开先和蒋伯诚在上海；其他的委员们也是分布在好几个地方。
趁着当时在重庆的人还比较多，杜月笙这个主任委员就主持召开了统一委员会的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地点就设在重庆的戴笠公馆里。经过详细商讨，一个初步的“统一方案”就出炉了。
方案规定，原中央驻沪各单位，仍由以前的主管机关全权管理，不过各单位的负责人必须每月向上级部门汇报一次，然后这些情报再报到统一委员会，经整理后再将它们提供给各有需求的单位。方案尤其强调，所有驻沪单位必须接受统一委员会的指示。这实际上就是情报的综合利用，人力物力的统一调度，只不过最高大权由统一委员会掌控。
除了确定方案外，杜月笙等人还解决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沪、港、渝三地间的无线电通讯网。这个事情至关重要，不过并不难办，只要在三地分别设置一个专用的秘密电台就可以了。香港的电台，自然就设在香港杜公馆里。
会议结束后，杜月笙与钱新之、吴开先、蒋伯诚等人一起飞赴香港。吴、蒋二人将从香港转去上海。上海毕竟是沦陷区，吴、蒋二人此行任务艰巨，危险性自然更高。这一切，还是要靠杜月笙来为他们铺好路。
吴、蒋二人抵达上海时，杜月笙已经安排好了两员大将来协助他们工作。一个就是大管家万墨林，统一委员会每月都要开一次会，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做好这件事可真不容易，万墨林就是负责确定开会时间地点和负责通知联络的，这样吴、蒋二人也能少操心一些。另一个人是杜门弟子徐采丞，他与日本方面联系密切，凭着这一层特殊身份，他也能为统一委员会提供不少机密消息。
总的来说，万墨林负责对内联络，徐采丞负责对外联系。内外的关系网都被杜月笙安排好了，吴开先与蒋伯诚的负担也就去了大半。除此以外，杜月笙还利用自己与法租界的特殊关系，专门发电，请法国路透社上海分社为吴开先等人的活动提供便利。
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正式开展工作后，万墨林果然非常卖力。为了避开日伪的监视，他将会议地点一改再改，力求绝对安全。华格臬路杜公馆、辣斐德路姚玉兰的十八层楼公寓、南洋桥金廷荪家，都当过秘密会议场所。徐采丞则游走在日本人和汪伪官员中间，将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统一委员会。
在杜月笙及其属下的大力协助下，统一委员会在上海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他们的劝导下，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没有一个人当汉奸。
为何说劝导工作是最大的成绩呢？这得从它产生的影响说起。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些金融大亨、实业大王，几乎掌握了全中国的经济命脉。若是他们投靠了日本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当然，这样的肥肉，日本人怎么会放过呢？汪精卫就使尽了手段去拉拢，可惜他最后连一个有实力的人物也没收买到。
大亨们有的离沪赴港，然后奔赴重庆去参加抗日；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法离开，也坚持不入浊流，坚决不与汪伪政权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庞大的物资支援。那些离沪的大亨们，在西南大后方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的战时工业，为长期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当时日军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海岸线，这样一批工厂发挥的作用，实在无法估量。
由于这些实业家以前都在上海设有工厂，那里的工人技术最好、最熟练，如今厂子建在西南，专业工人十分缺乏。于是，杜月笙再次出手，将上海的工人运到大后方去。
要从沦陷区运出大批的技术工人，又是一件难事。不过这同样难不倒杜先生。他的徒子徒孙中，就有不少上海各工会的领袖。此时，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上海工会的领头人物陆京士和朱学范都不在上海，不过另一位门生周学湘能做此事。
周学湘也是上海工会的重臣元老，名气不在陆、朱二人之下，此时正是上海总工会的地下负责人，并创办了一个比较秘密的组织“工人协力会”。周学湘很有爱国热情，他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后，就立即行动起来。没过几天，他就召集了数百名机器、纺织、造纸等各行业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同样满腔热血，愿意去大后方支持抗战。
工人招募到了，如何离沪又是一个大问题。
杜月笙干脆给上海的所有恒社成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全体出动，出钱出力，分水陆两条线护送工人们出沪。其中水陆就是从上海乘船抵港，然后由杜月笙再派人送入内地。而陆路则是从上海乘火车，经浙赣铁路、萍乡铁路，抵达江西、湖南，然后再走山路经贵州入川。
这两条路都是千里迢迢，非常艰苦。可杜月笙硬是将工人们都安全送到了西南大后方。这样的任务，也只有杜月笙才能完成。
1941年，重庆方面发行美金胜利公债，杜月笙代表统一委员会向上海市民发出筹募倡议。除了普通百姓外，那些留在租界内的富商巨贾们都积极响应，踊跃捐助，因此，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仅从他们这里就募得了一大笔善款。这也可以说是统一委员会劝导工作的一大效果。
后来，吴开先曾总结过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有两个人物功不可没。一个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孔祥熙人称财神爷，是个金融奇才，他与沪上的金融工商界名人都很有交情。吴开先曾多次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拜访那些金融巨子，结果商界名人都立场坚定，不做汉奸。另一个人物，当然就是杜月笙了。杜月笙做了多少事情，吴开先是一清二楚的。他曾再三强调杜月笙是这次使命的“第二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