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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避难香港,重打天下(1 / 1)


第二十一章避难香港,重打天下

“中国的杜月笙”

杜月笙在上海的名气很大,几乎半个中国的人都知道上海有位神通广大的杜先生。这次杜月笙为了不做汉奸,离开自己的老巢上海远赴香港。如今的杜月笙,自然不是上海的杜月笙了,不过却成了“中国的杜月笙”。

杜月笙的影响,扩大到了全中国。这并非夸大其词,从他离开后的大上海局势就可以看出一二。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成功离沪。他身后的上海滩,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日本人布下了重重封锁,没想到杜月笙、宋子文等人竟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逃走了,简直是“奇耻大辱”!

几天后,杜月笙等人抵港的消息传到了上海的日本军部,侵华日军的几员主将几乎气得发狂。日本沪战统帅永野修身、陆军指挥官松井石根、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日军大本营情报部长土肥原贤二这几位军要,除了重责手下办事不利外,更是对杜氏门徒及相关人员采取了残酷的报复手段。

中汇银行和恒社周围布满了日本特务或宪兵,每天都有好几位银行职员或恒社社员被逮捕。他们遭到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有不少人竟被折磨致死。

杜月笙在上海留下了不少人,弟子朋友们的惨况很快就传到了香港。他悲痛欲绝,却又鞭长莫及,只好尽量想办法托人营救。

幸好没过多久,日本人就不再残酷折磨杜月笙的人了。这并不是日本人心软,而是没有了杜月笙的上海滩,已经彻底乱了套,连各个租界都不得安宁。英法等驻沪领事都警告日本人,不得再刁难杜月笙的人。

旧时的上海是座复杂的城市,这里虽然有众多的达官要人、富商巨贾,但占据上海人口绝大多数的,还是三教九流的下层人民。一直以来,都是帮会在统治底层百姓,维持着相对的稳定。青红帮是上海最大的帮会,它们控制着其他的各类小帮会。因此,杜月笙就是统治下层人民的土皇帝。就是在租界内,洋人们要维护统治,除了靠巡捕房,也要借助帮会,甚至巡捕房里也有不少人是帮会成员。

如此一来,几乎所有上海居民的衣食住行,都与杜月笙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高层权贵只能掌控大局,根本管不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杜月笙一走,他们就束手无策了。

杜月笙及青红帮中的部分骨干人物离开上海后,一些平日里还算收敛的地痞流氓就没了约束。抢劫、盗窃、杀人案频频发生,众多小帮小派不断进行“火拼”,所有的上海人都不得安宁。日、法、英、美等国的驻沪权要,都管不了上海的治安。

这期间,一个小帮会的争纷,居然使得所有租界居民都想逃离上海。

这件事情,说起来也不算大,但它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内,还没有化粪池这种东西,所以居民们的排泄物,每天都由粪夫们用担子挑走。当粪夫虽然比较脏,可在底层百姓眼里,却是个好职业。粪夫除了向居民收取清洁费外,还能把粪当肥料卖出去获利,这样他们不用一分本钱,就有两份收入,进账可不少。于是,许多人都眼红这个行当,争着抢着当粪夫。

争斗的人多了,粪夫就形成了一个帮派。其中最厉害的人物,就成了“粪头脑”,即粪帮帮主。这个人从挑粪业中牟取利益,也负责维持粪帮的秩序。

以前法租界的“粪头脑”叫范开泰,他死得比较早,后来他的老婆史金秀继承了夫业。金秀是上海滩的第一位女白相人。杜月笙比较欣赏她,所以金秀这个“粪头脑”的地位很稳固。

杜月笙离开上海时,金秀已经病死了,她的儿子小范继承了母业。小范是个没什么能耐的纨绔子弟,以前靠着杜月笙,粪夫们都不敢抢他的饭碗。如今杜月笙一走,小范就镇不住了。于是,法租界内的全体粪夫都闹起来。他们分化成几个小团体,用武力争抢“粪头脑”之位。至于小范,根本没有威慑力,早就被他们抛在一边去了。

粪夫们乱战了几天,租界居民可被害惨了。租界人口爆满,却没了挑粪工。于是,家家户户都臭不可闻。法国驻沪领事馆也臭气熏天,总领事气得直跳脚。

要是杜月笙在上海,哪里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一刻,从达官权贵到贩夫走卒,所有的人都深刻意识到,上海不能没有杜月笙。

于是,在重重压力下,日本人只好放弃了对杜氏众人的报复。他们知道杜月笙对上海很重要,可万万没想到,竟重要到这样的地步。

此时,杜月笙与好友钱新之一起,住在香港的九龙半岛饭店。他通过各种渠道,随时掌握着上海发生的一切情况。上海是他的根据地,杜月笙人是离开了,但这块地方是绝对不会丢下的。没想到,他还没出手,日本人、法国人等都快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向他妥协。这令杜月笙既意外,又有些得意。

杜月笙在香港生活得很不习惯。他以前是混黑道的,危机意识特别强,稍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安宁。所以,杜月笙基本上不会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即使没有夫人在旁,他也会叫个男伴在房间里作陪。他身体不是太好,平时操心的事又多,结果又养成了一个怪癖,就是每天晚上都得有人为他捶腰捶腿,直到他睡着为止。

他这些毛病到了香港,根本没法解决,加上语言又不通,所以杜月笙天天都休息不好,心情也很郁闷。如今杜月笙在香港虽不算普通人,但比起上海,差了太多,他的这种失落感特别明显。让杜月笙走出低谷,重新扬名的,是他的老朋友许世英。

许世英是中国驻日大使,抗战开始时,他正好回国述职。6天后,他就重返日本了。当时杜月笙去码头为他送行,他就鼓励杜月笙为抗日救亡多做些事。后来,杜月笙的确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为抗日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8年1月20日,中日交恶,许世英奉命回国。他专程绕道香港拜访杜月笙,对这位老友再次给予厚望。这一次,许世英都做好了全盘计划。他打算在汉口筹建一个赈济委员会,救济中日大战中的难民,希望杜月笙能加入进来。

这次,杜月笙并没有爽快应承下来。他有两个顾虑,第一,就是他从来不想做官,对于官场,他早就看透了,若是请他去做官,无非就是要利用他,用完了还会一脚踢开;第二,就是他现在人在香港,怎么负责汉口的赈济工作呢?

许世英很了解杜月笙的顾虑,他早就想好的对策。赈济委员会称得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所以杜月笙加入,不算做官。另外,许多沪上富豪都跑到了香港,杜月笙在这里开展赈济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在许世英的百般劝说下,杜月笙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重任。许世英回汉口不久,就为杜月笙争取到了一个职务: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去特派委员。

杜月笙当了这个慈善官后,又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募款活动更加顺利,许多人因此受益。这段时期,除了底层的贫苦百姓外,沦陷区的许多社会名流也陷入了窘境,幸亏杜月笙等人及时救济。

其中前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他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打算豁出去做汉奸。幸亏杜月笙雪中送炭,才令他保全了名节。为此,张鸣岐恨不得焚香叩首来感谢杜月笙。后来,他特意挑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装裱成对联,托人带给香港的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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