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杜公馆”
杜月笙暂居香港后，虽是避难，却依旧事务繁忙。他先是在九龙半岛饭店住了一段时间，可后来抵港的人越来越多，他要处理的事情也日渐增加，住在饭店里很不方便。于是，杜月笙就派人找房子，后来定下了位于九龙柯土甸道113号到115号的双开间门面房。这座三层楼房，就成了香港的“杜公馆”。
香港杜公馆的房东，是澳门的烟赌大亨高可宁，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高可宁家财万贯，被港人誉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杜月笙看中了他在香港的这套房子，除了满意其宽敞漂亮外，还在于它是三层楼房，与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比较相似，这样住起来习惯一些。
在香港物色房子的时候，杜月笙就开始将妻妾子女都接过来。当初杜月笙孤身离沪，一个家人都没带。他抵港后，就立即想办法接出家人。他在上海的学生门徒负责护送杜家大小抵港。不料，杜月笙的庞大家属团，意见不一，最后竟然有好几位没有赴港。
坚持留在上海的是杜月笙的原配夫人沈月英。近些年来，杜月笙一直很冷落她，沈月英就干脆天天抽大烟打发时间，结果弄得烟瘾越来越大，一刻也离不得鸦片。因为鸦片抽多了，她身体也很差，根本不愿意长途颠簸去香港，所以众人苦劝了多次后，她还是留了下来。
陈氏夫人这些年与杜月笙的矛盾也不少，她在上海享福惯了，也不大愿意去香港，最后虽然不如沈月英态度坚决，却也留了下来，说看看风向再定。
孙氏夫人一向贤惠大度，她无心争宠，将一腔心思都放在两个儿子身上。当时她正在英国照顾两个留学的儿子，所以她是不会去香港的。
杜月笙在上海时，家里也是他说了算，哪位太太都不敢驳斥一句。可如今他到了香港，上海的太太们就各自当家了。他虽然气得暴跳如雷，却也鞭长莫及。最后，只有四夫人姚玉兰、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等人到了香港。
姚玉兰等人是香港杜公馆的最早住户。后来陈氏夫人也来了，不过没住多久就又回了上海，此后直到杜月笙离开香港，她也没再来过。
虽然杜家人不齐全，但香港杜公馆住的人还是不少。
杜月笙抵港不久，他在上海的那班人马就陆续过来了。除了大管家万墨林等留守上海外，“小八股党”的前三号人物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上海杜公馆的老秘书翁左青和新秘书胡叙五，杜门大弟子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和张子廉等，都入住了香港杜公馆。杜月笙很快就为他们分配好了工作，翁左青负责文电和账房，胡叙五专任贴身秘书，张子廉负责联络香港的红帮会员，其余人等，则随时受命处理各类事务。
杜月笙是青红两帮的大佬，红帮的关系已经由张子廉负责了，那青帮呢？这事还真不需要他操心，香港的青帮头目就自动上门了。这个人就是李裁法。
李裁法以前也在上海滩上混，只不过是青帮中的末流小角色，无缘得到杜老板的赏识。他曾在新光大戏院做过售票员，由此认识了杜月笙的四大金刚之一、“小八股党”中的芮庆荣。李裁法后来跑到香港打天下，并很快发迹了。
李裁法虽在香港混出了名堂，却一直很崇拜上海的杜月笙。如今杜月笙来了香港，他就放弃当香港大佬，心甘情愿做了杜先生的马前卒。而为他穿针引线的，就是芮庆荣。此时，已有不少帮会骨干通过各种渠道抵达香港。于是，杜月笙的香港青帮势力很快就壮大起来。
杜月笙在香港的局面打开后，名气逐渐传出去，好友们就一拨一拨地赶来投奔，这些人都入住了杜公馆三楼。较早入住的有老革命党张骥先、与北洋要人交好的赌场奇才吴家元、刚刚回国的驻日大使许世英等。后来，杜月笙又派人将前监察使杨千里也接进了杜公馆。
随着这些人的入住，香港杜公馆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许世英在书法上很有造诣，他闲极无聊，就临摹了八幅王羲之的《圣教序》，赠送给杜月笙。杜月笙虽识字不多，却研习书法多年，那“杜镛”两个字就写得特别好，不明内情的人见了，绝对会认为出自名家之手。所以，许世英的这份礼物，他特别喜欢，当即就命人装裱好了，悬挂在客厅两壁。
杨千里乃是江南名士，曾和于右任一起办过《民吁报》，文采自然非同一般。杜月笙有时连秘书都不用，就请杨千里为他处理重要文稿、题词题字。杨千里也很乐意效劳，他后来还借用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为杜月笙题写了一副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生好作名山游。这次，杜月笙又喜滋滋地将其悬挂在了客厅中间。
如此一来，杜公馆的客厅就成了雅室。任一个粗鲁流氓走进去，也会变得斯文不少。杜月笙处于芝兰之室，自然受益匪浅。
除了这些常住户外，还有不少短期住客，比如杨志雄和杨管北。这二人是杜月笙的智囊人物，杜月笙在上海和香港间有不少事务，都是靠他们两边奔走。于是，二杨便轮流返沪，每次只有一个留在香港，入住的自然是杜公馆。
香港杜公馆的习惯与上海一样，杜月笙一家都住二楼，客人们住三楼，办公、会客、吃饭等都在一楼。此时杜月笙还担任两项职务，即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红十字会的秘书郭兰馨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此刻就住在杜公馆，杜月笙就将红十字会的事务都交给他去处理。至于赈济委员会的港澳事务，杜月笙则交给另外一位门生林啸谷去处理。
这两大机关都设在杜公馆后，每天往来这里的人就更多了。杜公馆虽然宽敞，但也有个容纳限度。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搬出了杜公馆另立门户，腾出来的地方自然很快就又住上了人。比如芮庆荣，他的家眷也来香港后，一家子人就出去住了。不过他与同样住到外面的顾嘉棠一样，每天都来这里报到。杜月笙的许多机密事情，都少不了他们的参与。没有住过杜公馆，却也经常上门的，还有杜月笙的一大帮老朋友，如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
杜公馆每天人满为患，却也其乐融融。到了中午，杜月笙都要开一大桌饭，家人朋友、秘书门生等一起入席，同桌而食。若是人多，就马上加菜加饭。此时，沪港间的交通比较便利，轮船、飞机日日往来两地，许多上海菜就顺利走上了香港杜公馆的餐桌。
当杜月笙在香港杜公馆与众多亲友推杯换盏时，抗战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的停战计划落空后，就改为扶植汉奸成立傀儡政权，采取“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华新战略。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宣称“帝国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将与“新政府”合作。这个所谓的“新政府”，就是日本想扶植的傀儡政权。他们计划招降一批亲日派，来组建这个政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最亲日的就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
1920年7月，直系吴佩孚与皖系段祺瑞闹分裂，结果皖系战败，许多皖派要员都困在北京，逃无可逃。当时美英法等国驻京使馆的领事们联合起来，拒绝收容他们，只有日本使馆愿意庇护，这才令他们安然脱险。所以，他们对日本人很感激。
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后，皖系的多数重要人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闲居在平津京沪一带。这些人其实都很有官瘾，当初是迫于形势才下台的。如今日本人叫他们“重出江湖”，当然个个都非常乐意。
不过中国人民绝不希望日本人的傀儡掌权，蒋介石也不希望出现一个新政府来取代自己，于是，戴笠就奉命去“粉碎”日本人的这个阴谋。戴笠是军统局长，最擅长的就是暗杀，可这些昔日元老，虽然被闲置了12年，但还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若是都被特务暗杀了，肯定会引起很大的风波。戴笠考虑良久，最终决定请杜月笙将他们都接到香港去安置。于是，戴笠特拨了一笔经费给杜月笙，就将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了。
杜月笙接手这项任务后，就四处活动起来。这事确实不好办，否则戴笠也不会想到请他出山了。日本当局为了组建伪政权，连汉奸名单都确定好了。这批“未来汉奸”一向都与日本人交情深厚，就是杜月笙想解救他们于“水火”，他们还会怪杜月笙坏了自己的升官梦呢。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处于敌伪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杜月笙想把他们接出来，也非常艰难。
这一次，杜月笙动用了大量的关系，派出了许多门生及老友，他们频繁穿梭于港沪、港津之间，居然真的将榜上有名的大部分“准汉奸”弄到了香港。傀儡政府损失了大批重量级人物，仅剩下几个末流角色，日本人气得暴跳如雷，却也无可奈何了。
再说香港这边，杜月笙几乎将整个段祺瑞内阁都端过来了。昔日的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等，全部入住杜公馆，每天受到杜月笙的盛情款待。此时，国民党的驻日大使许世英还住在这里，他曾任过段祺瑞北京临时政府的第28任国务总理，如今见到众多老同事，就以半个主人的身份每日与大家欢聚畅饮、谈天说地。
看着这么一帮子人相处融洽，杜月笙既高兴又得意。这一次，他又漂漂亮亮地完成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