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淞沪会战，积极劳军
时刻关注政局变化
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华大地风云变幻，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沪上闻人杜月笙竟然在敏感的中日关系上扮演了一回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1929年10月美国纽约股市暴跌开始，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在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开来。这场危机涉及到金融、工业和农业等各个方面，持续了4年多时间。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危机深渊，其中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损失尤为惨重。
日本国内经济萎靡，引发了各种潜在矛盾集中爆发，从而导致日本政局动荡。1936年2月26日，一批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兵变，结果，老牌法西斯头子广田弘毅上台，日本法西斯专政正式开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者决定加快侵略步伐，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真是无孔不入。除了武力征伐外，经济侵略也是很重要的手段。在中日大战正式打响前的这段时间里，日本政府派出许多官员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共商中日政治经济合作的大计，实际上就是商议如何具体将日本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
与此同时，大批在中国活动的日本特务也行动起来，频频与上海滩上的大亨们接触，想通过他们实现经济侵略的野心。沪上闻人杜月笙自然是日本人结交的重要目标。
当时奉日本政府之命出访中国的高官，是日本外务省东亚课课长桑岛。桑岛主要负责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不过他对结交上海大亨的事情非常重视，亲自委派山本和楠本这两个经验丰富的老特务去拜访杜月笙。
一日，山本、楠本二人带着翻译驱车抵达了华格臬路杜公馆。在看门人的引领下，山本一行见到了名震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还是惯常的打扮，一身长衫穿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儒雅之气。他说话也是慢声细气的，一句粗话、脏话也没有，显得文质彬彬。
这真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流氓头子吗？山本与楠本疑惑地对视一眼，心里都感到很惊异：看来这个流氓皇帝很不简单啊，与他打交道恐怕不容易！两人收起来路上的轻视大意，小心翼翼地与杜月笙谈话。
杜月笙客气地与两个日本特务寒暄着，始终不露声色。早在门人通报时，他就对这两人的来意猜到了几分。至于日本人找他到底想做什么，就让他们自己说好了。
山本二人见杜老板这么沉得住气，心里也比较佩服，就不再闲话，直接说出来意：他们想与杜月笙合作，“共同维持上海的金融和治安”。日本人的话说得冠冕堂皇的，其实就是要利用杜月笙的权势、声望，从上海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
杜月笙听后，只是笑了笑，并不表态。与日本人合作，这可不是小事。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广大中国同胞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各地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若是没有巨大的好处，他杜月笙绝不会做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若是日本人能提供诱人的条件，杜月笙也并不反对与日本人合作。在他心里，个人的利益始终摆在第一位。山本、楠本游说了半天，杜月笙始终在与他们打太极，说上海商会老大王晓籁和金融巨头钱新之这类的人物，绝不会买自己这个平头老百姓的账，山本大人们应该另请高明云云。
桑岛派山本二人来时，确实交代要提供给杜月笙什么样的条件，本来他们还想压一压价，可现在杜月笙不点头，他们也沉不住气了，只好将桑岛给的条件一字不变地说出来。杜月笙心里有了底，也不再绕圈子，爽快应承下来。不过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他并没有把话说死，只表示会帮忙打招呼试试看，至于事情成不成他可不敢保证。
山本等特务在上海活动了多年，对杜月笙的能力非常清楚，只要杜老板出马，还会有办不成的事吗？于是，他们对杜月笙奉承一番后，就心满意足地告辞了。
送走了日本人，杜月笙并没有感到欣喜，他反倒有些后悔，觉得自己表态过早并不是一件好事。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到底该如何呢？杜月笙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反复思量着。
万墨林是杜公馆的大管家，更是杜月笙的心腹，他参与过杜月笙的许多事情。甚至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万墨林都可以代替杜月笙做主。
杜月笙将日本人来访的事情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这位亲信，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要知道杜月笙处理过多少麻烦事，都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像这次一样忐忑不安，还真是少有。看来日本人抛给他的这块蛋糕，他确实不敢轻易接。
万墨林能当杜老板的左膀右臂，当然也很有本事了。他很有见识，又善于谋划，将杜月笙的话掂量一番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杜月笙没把话说死，就不算真正答应日本人，所以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算不算数，杜月笙都可以根据形势变化来决定。若是不打算合作了，杜老板就发挥八面玲珑的社交手腕，这样日本人根本抓不住他的把柄。无论如何，杜月笙一点损失都没有。
杜月笙听了万墨林的分析，仔细一想，也的确是这么回事。他刚才没想到，也就是太心急了。日本人想经济侵略上海的诡计能否得逞，与杜月笙的态度还真有莫大的关系呢！
杜月笙为了牟取个人私利，打算与日本人合作。不过他一直关注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蒋介石的态度，以此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表示抗日。不过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想与日本人妥协，以便共同对付共产党。为此他大声疾呼：“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其实是在为自己打算妥协求和找借口。
蒋介石的想法，也正合日本人的阴谋。1937年初，日本新外相佐藤重申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广田三原则”。这三原则是广田宏毅于1935年8月提出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中国应彻底停止抗日，不再依赖英美，而采取亲日政策；二，中国政府应承认伪满洲国，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地位；三，中日合作，共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
由此看来，在剿灭共产党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日本人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中日双方就有了“经济合作”的平台。
日方准备派出所谓的“日本经济考察团”赴华，共商合作大计。这个考察团阵容相当强大，考察团团长为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随同成员包括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政坛要员藤山爱一郎等。
而蒋介石方面，也对此表示欢迎。在考察团到来前，中日政府已经商定，将由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与日本经济考察团合作成立一个组织——中日贸易协会。协会将设置两位负责人，人选已经确定了。日方筹备委员就是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中方筹备委员是华北金融大鳄周作民。
这本来是官方的事情，与杜月笙没什么关系。此刻，他正在密切关注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态度呢。不料，蒋介石竟突然送了一顶中日贸易协会常务委员的乌纱帽给他，这就让杜月笙正式参与到中日邦交中来。蒋介石为何要这样做呢？
其实中方筹备委员周作民也是个能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与许多日本政要都要交情，如今更是身兼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北平银行同行工会主席、金城银行总经理等数职。可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他，认为他的影响力不够，难以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就决定再找一个人参与进来。而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心中最合适的人选。再说了，日本人早就看好杜月笙的能力，一直想拉拢他，也很欢迎他加入。所以，杜月笙任常务委员，也算是众望所归了。
杜月笙接受任命后，地位和声望都增进了不少。不过他却高兴不起来，以前他想过与日本人合作，可现在形势一直在变化。杜月笙一向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从诸多事情中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日本经济考察团是1937年3月14日抵沪的。他们访华前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937年1月至3月上旬，日本明显加快侵华步伐，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37年1月初，日军飞机在济南、天津等地散发传单。1月6日，中国外交部就日机散发传单之事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此后中国民众抗日热情越来越高，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转变也更加明显了。1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陈介表示：中日外交谈判暂不进行。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中日局部战争不断。虽然日本当局极力想拉拢蒋介石，但全中国都掀起了抗日浪潮，蒋介石必须坚持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绝不敢投靠日本人。
杜月笙就是从这几个月的大事中，看出了蒋介石的态度，于是，他这个中日贸易协会常务委员，就根本不热心那些事务，对日本特务的不断笼络，他也严词拒绝。日本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杜先生的态度会突然转变。
事实证明，杜月笙的做法是明智的。3月14日，日本经济考察团抵沪。第二天，杜月笙陪同考察团一行赴南京。3月16日，蒋介石接见了考察团众人，他首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确要求日本停止在华北的活动。蒋介石的态度，令儿玉谦次等人目瞪口呆。
儿玉谦次等人回到上海后，中日经济合作就正式开始了。这下杜月笙可就大显身手了，他联合上海金融工商界要人虞洽卿等，在与日本经济考察团的谈判中，寸步不让，坚决抵制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最后，儿玉谦次、藤山爱一郎等人没有讨好任何好处，只好领着考察团悻悻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