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抵制日货
“九·一八”事变之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各地的民众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天津、南京等地的学生和市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要求政府出兵抗击日寇，收复山河。素有革命的光荣传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抗日斗争尤为激烈。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就动员起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先是上海3万多名码头工人进行罢工，而后上海10万多名学生举行罢课，接着上海80万工人举行抗日大罢工，将上海的抗日运动抛向了高潮。上海各界人士也举行集会，反对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同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对日宣战，惩办御敌不力、失地失职的将官。10月，上海五千多名学生前往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北上抗日，将日寇赶出东北。
面对着上海市民汹汹之势，此时声望正隆的杜月笙自然不甘落于人后。他觉得作为上海滩头面人物，自己也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他找来了工商界的龙头虞洽卿、王晓籁等人，商讨成立一个组织，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陶百川等人的支持。于是，在上海市党部的帮助下，“上海反日救国会”宣告成立。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陶百川建议将组织的名称“上海反日救国会”改为“上海抗日救国会”。原因是“抗日”比“反日”更积极一些，更能体现出上海市民的反日决心。这个建议获得了全体与会人员的支持，“上海抗日救国会”随之成立，成为当时领导上海人民抗日的主要机构之一。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25人被选为“上海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而陶百川则被众人推举为秘书长。
在如何展开行动的问题上，杜月笙建议首先从“禁止日货”开始。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由于在之前的五卅惨案中，工商学各界联合对英国人进行经济抵制，结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因此杜月笙便打算如法炮制。他向众人提议，在上海各个交通要道设立保管所和检查所，由检查所的工作人员搜查商贩日货，一经发现，立即没收，送归保管所封存起来，同时号召全上海的市民拒绝购买日货，以此来向日本人施加压力。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上海市民抗日热情高涨，对于杜月笙的这个建议自然表示欢迎。在保管所和检查所成立之后，上海许多的爱国市民和学生都自觉地加入到这些机构中，充任执行人员，负责日常的工作。杜月笙的很多徒子徒孙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他们充任行动的主力，以雷厉风行的姿态搅得工商界风云变色。这其中尤以天后宫桥检查所所长于松乔的影响最为巨大。于松乔原本是邮务工会的人，和陆京士是好友，后来两人又向杜月笙递上了门生帖，于是又成了同门师兄弟。于松乔在被选为天后宫桥检查所所长之后，尽职尽责，很卖力地严查过往的货物，一些藏有日货的商贩企图蒙混过关，结果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商贩们损失惨重，欲哭无泪。接连几天，查获的日货仍然不见减少，检查所另外一名叫做刘心权的热血青年建议于松乔，抓个大的杀猴骇鸡，以此震慑那些小的。于松乔听从了他的建议，便特意地“关照”了一下上海比较有名的“合昌祥”绸布庄，结果果然从绸布庄搜出了两大箱日本产的棉纱。于松乔当即命令随行的人员将这两箱的东西运回保管所封存起来。
次日，一辆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了天后宫桥。车里走下了一位很有仪态的男子，他的后面还跟着两名膀大腰圆的保镖。他就是“合昌祥”绸布庄的老板，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陈松源踏进检查所，就怒气冲冲地喝问检查所是什么人负责。于松乔挺身而出，他早就等着陈松源的到来。陈松源见到于松乔如此淡定，反而摸不清他的来路，口气缓和下来，声称检查所从他布庄里抄去的那两箱布匹纯属误会，请求归还。
于松乔完全不买账，表示他只是按照救国会的规定，公事公办。而且国难当头，谁贩卖日本货，谁就在帮助日本人，谁就是奸商，就是汉奸，货物就得没收。陈松源在工商界也算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何曾受过这等侮辱，气得脸色发青，说不话来。两名保镖看不过去了，破口大骂，骂于松乔有眼无珠。于松乔反唇相讥，毫不相让。陈松源缓了缓神，见对方仍然不依不饶，不由得大为光火，命令两名保镖冲进去，把货物搜出来。两名保镖听见吩咐，冲上前去，推开于松乔，想要冲进屋去。于松乔早有防备，身子一闪，已经抓住了陈松源的衣领，一面用力将他拖进屋里去，要把他关起来。保镖们见状，慌忙掏出手枪，威胁于松乔放开老板，否则开枪了。于松乔却根本不理他们，告诉他们尽管开枪，自己为了抗日而死，重于泰山。
一名保镖眼见老板就要被拖进去，心一慌，扣动了扳机。
“啪”一颗子弹顺着于松乔的耳际划过，射在了墙壁上。枪声引来了检查所、保管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下子都冲了出来。两名保镖见势不妙，慌忙逃走了。陈松源被关押进了小房间里。任他大声咆哮、抗议，于松乔都视若无睹。他亲自把守在门口，不许任何人放陈松源出去。
保镖们回去后，将此事告知了陈家的人。陈家的人急忙四处向人求救。陈松源被关押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海滩。纱布业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陈松源身为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自然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如今居然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扣押了，顿时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在好奇此事如何收场的同时，对抗日救国会的关注也不由得多了起来。
没过多久，天后宫桥检查所门前热闹了起来，有围观的市民，也有闻讯匆匆乘车而来的上海滩大亨。门前的汽笛声、喧哗声此起彼伏，于松乔却一言不发，盘膝端坐在门口，恰似一尊门神。
陶百川和吴开先也来了。他们两人一个是抗日救国会的秘书长，一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都是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现在救国会的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两人岂能坐视。他们觉得于松乔的做法未免过火了。救国会虽然是以抵制日货为宗旨，但那也不过是顺势而为而已，对付小商小贩，充充门面也就罢了，又何必得罪陈松源这样的行业巨头呢？陶百川首先从法律的角度劝说于松乔：“救国会是一个爱国团体，不是权力机构，松乔老弟这么做，有违法理。”
于松乔却根本不理这些，他只认得一条：既然救国会定了规矩，就得按规矩办事。陈松源藏匿日货，还带人哄抢检查所，就得关押他。陶百川、吴开先劝说了半天，也没有起任何的作用，末了，于松乔指着身边的水泥墙，字字铿锵地警告众人：“如果有人想拖开我，我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他这么一说，陶百川、吴开先都知道这小子犯了牛脾气，再说也于事无补，只得叹息离开。接着，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上海滩工商界说得上话的大亨们一个接一个地到了。他们有的劝，有的逼，软硬兼施，磨了半天嘴皮子，却也没有起一点的作用。
于松乔坐在门前，不动如山，横竖只有一句话：“谁要拉我，我就撞墙！”
有人不相信，想趁乱冲上前去，抱住于松乔，好让别人放陈松源出来。但他的手才一碰到对方的身子，于松乔突然奋身跃起，猛地一甩头，撞在了墙壁上。他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镇住了众人，大家再也不敢近他的身了。
陆京士恰于此时匆匆赶到。他见到血流满面的于松乔，连忙让他到医院去包扎一下。
于松乔却强忍着伤痛，倔强地摇了摇头：“不！”
陆京士无奈，问他究竟谁出来说话才肯听。
于松乔回答：“只有杜先生！”
于是，陆京士赶紧给打电话给杜月笙。杜月笙听了此事后，让陆京士转告于松乔，犯不着为了此事伤害了自己的性命。陆京士将杜月笙的话告诉了于松乔。不多时，杜月笙派来接于松乔去医院治疗的车子也到了。于松乔这才起身，上车离开了。众人长舒了一口气，连忙将陈松源放了出来。
事后，陈松源慑于杜月笙的面子，表示对于松乔“不予追究”。喧嚣一时的陈松源被关押事件，就这么悄然地落下了帷幕。然而，上海滩抵制日货的风潮却刚刚开始，商人们见到连鼎鼎有名的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都被抓了，他们这些身价比陈松源低上很多的人，更是不敢冒犯救国会，兜售、贩卖日货了。于是，他们或将货物退还日本厂商，或者将一些付过款的日货藏匿起来。总而言之，一日之间，上海滩商行里看不见一件日本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