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乱世中的大“英雄”
“九·一八”事变
早在伊藤博文当政时期，日本高层就已经有了“割占南满、侵占中国”的计划。1927年的时候，日本在京都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要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方针。同年七月，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在这种侵略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以及关东军军部先后多次秘密潜入东北，侦查情况，制定侵占东北的方案。1931年6月，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详细地做了侵占东北三省的具体部署。同年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做好了战前部署。
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等人对此不以为意，未能察觉到日本人的侵略意图。他们认为己方驻扎在东北的军队有近乎20万人，且装备精良，而日本关东军只有区区几万人，根本不足为患。东北军自上而下，大都是此想法，除了例行操练以外，没有做任何的战争准备。
1931年9月18日，日本铁道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手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为了让栽赃嫁祸看起来更逼真一些，他们还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作为中国军人炸毁铁轨的证据。事实上，这三个人根本不是什么中国士兵，而是几天前日本人枪杀的华人乞丐。随后，日军便以此为借口，按照原计划向东北军的北大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当时，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他们对此毫无防备，顿时被日军打得措手不及。是夜，第七旅将官大都外出未归，仅有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留在营中。更为荒唐的是，在战役打响后，当赵镇藩打电话向东北军参谋总长荣臻请示的时候，荣臻的答复竟然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非常荒唐，但还是服从命令，把枪交回了仓库，继续回到营里睡觉。日本兵很快冲进了北大营，许多官兵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被日军用刺刀杀死。有些士兵躲进床下，也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而死。赵镇藩见状，急忙再次向上峰请示，荣臻这才命令第七旅的官兵可以相机撤退。于是，第七旅3个团中，有两个团在日军发动进攻后不久按照指示撤离了北大营。而王铁汉的第602团因为未能及时接到撤退的命令，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后经英勇抵抗，大部分突围撤走。就这样，区区500人的日军占领了东北军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大规模地推进，相继占领了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等18座城镇。9月21日，吉林最高军政长官熙洽率部投敌，吉林遂沦落日寇之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之势，国民政府并没有认识到日军的灭亡中国的野心，而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岂是欧美等国几句谴责就可以消除的。东北军的软弱无能，更是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0月初，日军决定扩大战果，分兵多路进攻齐齐哈尔等主要城镇。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指挥上万名官兵在江桥等地与日寇鏖战半月，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然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省城齐齐哈尔，退往克山、海伦地区。12月初，日军进攻锦州等地。驻守锦州等地的东北军面对着装备精良，且有飞机掩护的日本关东军，根本不是对手，节节败退，锦州等城镇相继沦陷。张学良无奈，只得下令将几十万的东北军撤往关内，驻守在长城以南地区。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占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我三千多万名同胞成为了亡国奴。
日本猝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进攻，牵动了中国的格局。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当时防守东北三省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对于日本人，张学良是痛恨的。正是多年以前，日本人一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害死了他的父亲。之后，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他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从而使战火绵延了几十年的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张学良的这一举动是民心所望，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统辖的东北三省，也一度被认为是防御日本的长城。然而，这一次对于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张学良却有些举棋不定。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张学良对于日本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在他看来，日本是东亚的文明之国，尚不至于罔顾国际公约，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恰是在这种思想之下，东北军上下各级军官对于日本人丧失警惕之心，防备松懈，导致战事初开，就被日军打得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其二，张学良自认为东北军实力难以抵抗日本。虽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军的实力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不仅拥有近三十万的军队，而且组建有空军、海军，然而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军十万入关，致使东北防务空虚，实力大减。此次，面对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张学良认为自己驻守东北的这十几万人民没有能力单独对抗日本。如果贸然和日本开战，很可能会因此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和丢掉地盘。所以，他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严格要求军民对于日本人的无理挑衅，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以避免事态的升级。正在这种消极思想的左右下，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攻占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时为中国政府实际领导人的蒋介石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一再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连续多次调动数十万大军对中共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并不甘心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亲自率领30万大军进行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内部也并不平静，各派势力争权夺利十分激烈。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虽然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各方势力蛰伏待机，并不是真心服膺蒋介石的统治。1931年5月，汪精卫不满粤籍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联合粤籍军政要员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此后，各地的反蒋势力也渐渐活跃起来，试图逼迫蒋介石再次下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正处于政治旋涡当中，忙于内争，根本无暇顾及外患。在日军接连攻占东北大片领土后，他仍然忙着稳固自身的统治，而对日本采取了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策略。1931年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民众书》，称要“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在日军步步紧逼之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仍然顽固地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致使日寇很快侵占东北三省，并逐渐将战火烧向了中国内地的广大地区，给亿万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