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击败大通公司
杜月笙利用种种手段，控制了大达轮船公司。但这是一个烂摊子，大达公司经过多年亏损，加上大通轮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已经是负债累累，危在旦夕。杜月笙接掌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大达公司的颓势，提升公司的竞争力，重振昔年大达轮船公司的辉煌。
他首先从外部环境着手。杜月笙明白，苏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大达轮船公司业绩不佳，其实与他们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苏皖边境的洪泽湖一带，更是盗匪猖獗，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竟然啸聚了上千人的匪徒，一时成了苏北最重要的土匪巢穴。他们有刀有枪，经常明火执仗地抢劫过往的船只，伤人害命。由于他们行踪诡秘，忽散忽聚，因此国民政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这群盗匪的首领名叫吴老幺，是青帮内“通”字辈人物，其人心狠手辣，对于所劫船只，往往是掠尽财货，杀尽船上客商。大达轮船公司虽然是老字号，也多次遭到吴老幺的劫掠，损失惨重。所以，要想保持航运畅通，就一定要疏通苏北盗匪，尤其是吴老幺这一拨人马。杜月笙去找了高世奎，请他去洪泽湖一趟，安抚吴老幺这群盗匪。
高世奎是青帮有名的前辈，位属“大”字辈，和苏北盗匪关系密切，洪泽湖匪首吴老幺就是他的徒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杜月笙才决定请这位老爷子走一趟。青帮原本等级森严，帮内有所谓的“三刀六洞”刑罚，但世事变化，原本严厉的帮规、家法在当时独特的社会格局下分崩离析。如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原本是青帮的“小人物”，但他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权贵的支持下，势力急剧膨胀，成为了新时期的流氓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在青帮中原本辈分比杜月笙大很多的人，也不得不俯首听从杜月笙的命令，在杜门之下讨口饭吃。
高世奎虽然是青帮辈分极高的人物，比杜月笙大上几辈，但此时杜月笙发迹，执上海滩黑帮牛耳，高世奎也只得从命。来到杜府，略为寒暄一阵后，杜月笙便开门见山，请高老爷子前往胡洪泽湖一趟，疏通苏北一带的匪徒。这件事情在高世奎看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更何况有3000元的“路费”，于是一口答应了。高世奎年事已高，经不得长途奔波，他没有亲往洪泽湖，而是派人把吴老幺召到自己在洪泽湖附近的老家杨庄。高世奎向吴老幺表明了杜月笙的态度，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打劫过往的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杜月笙之名，如雷贯耳，吴老幺早就有心投靠，现在听见高世奎这么说，自然是满口答应。他拍着胸膛向高世奎保证，大达公司的船只只管来，如果出了事故，拿他吴老幺是问。高世奎有了他这个答复，就兴冲冲地回到上海复命去了。当然，吴老幺保证大达轮船公司货运安全，杜月笙也不会亏待他，每月都从账房提出一部分钱笼络吴老幺等洪泽湖的匪首。这样一来，吴老幺等人更加对杜月笙的话无不从命了。
外部环境已然安静，杜月笙于是开始着手内部整顿。他让杨管北筹备了大达轮船的公司的分支机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这两个公司专门从事苏北、皖北一带的货运，为了便于管理，杨管北还专门在苏北、皖北各地设立了所谓的“办事机构”。这个机构的人大都是青帮弟子，他们不懂航运，每月坐领200块大洋，主要工作是负责这些地区的水路安全。
除此之外，为了吸引顾客，杜月笙还利用手中的关系，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贷款3000万元，专门做苏北货物押汇。为此，他专门设立了大兴贸易公司。公司负责帮助苏北等地的商人在上海代买货物，同时他们还规定了凡是委托大兴公司购买货物的商人，只要预付30%的货款，另外的那70%的货款可由大兴公司垫付。这对苏北客商来说，又是一层福利。那些一时之间筹集不到运费的客商，见大达轮运有此便利，自然是接踵而来。
通过这些措施，大达轮船公司漂亮地打了个翻身仗，客商络绎不绝，财源滚滚而来，不但很快地摆脱了当初的负债局面，而且公司的盈利金额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有了这么一张漂亮的答卷，原本对杜月笙接掌大达轮船公司心有芥蒂的人，此时也不得不认同杜月笙能力。
与之相反，大通轮船公司的生意每况愈下。虽然他们多次降低运费，试图以此来提升同大达轮船公司的竞争力，但终究无法挽救公司的颓势。究其原因，其一，大达轮船公司虽然一度亏损，但经营的时间长、底子厚、口碑好、有大量固定的客源，而且在杜月笙接掌之后，资金方面也充裕了起来。相较之下，大通公司成立的时间比较短，管理经验、危机处理等方面都比较欠缺，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力自然比不过大达轮船公司。其二，大达轮船公司有洪泽湖匪帮照应，航路畅通，而大通公司由于没有疏通苏北各地的盗匪，故屡屡遭到劫掠。偏这吴老幺又是一个狠角色，动辄害人性命。就算心动于大通公司较低的运费，但考虑到身家性命，也只得打退堂鼓了。
眼见大通公司业务一天比一天差，陆伯鸿无奈之下，只得去找杜月笙，请求和大达轮船公司停止不良竞争，双方协商可行方案，共同盈利。杜月笙对他非常冷淡，对他说：“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公司是由杨管北在管，你还是找他商量去吧。”
陆伯鸿是聪明人，岂会听不出杜月笙的弦外之音。他明白杜月笙是在恼恨大通公司不识好歹，和大达公司展开跌价竞争一事。但他也不敢违背杜月笙的意思，于是就去找了杨管北。
杨管北听了陆伯鸿的话，佯作仔细考虑了一番，建议两家公司合伙联营，互为辅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陆伯鸿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个办法，便问他，两家合伙，那么各占多少比例呢。杨管北对他说，可以找一名会记师，统计两家公司过去三年的账务，以营业额为准，再决定双方比例。
陆伯鸿沉思了一会儿就答应了。他实在想不出可以让公司摆脱困境的其他可行方案了。杨管北心中的如意算盘，陆伯鸿岂会不知。两家公司合营，看起来是两全其美之策，但以营业额比例，决定双方业务所占比例，就必然会有一家公司掌握主动权，一家公司沦为附庸地位。这对大通公司来说，可是一步险棋，但陆伯鸿认为大达轮船公司翻身不久，营业的成绩未必就有已经盈利多年的大通公司可观。他却不知，杜月笙早就让人暗地里统计了两方公司的营业额，这也是为什么一贯谨慎的杨管北敢提出这个大胆建议的原因。
经过会记师的仔细查账，双方过去三年里的营业额统计出来了：大达公司占63%，大通公司占37%。这个结果是陆伯鸿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假如按照这个比例分配，以后可就真的没有大通轮船公司的立足之地了，因此他坚决反对按照这一比例分配双方业务。后经双方多次谈判，大达轮船公司稍做让步，将两方的航运业务、盈利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55%，大通公司45%。这个比例虽然不能让陆伯鸿感到十分满意，但是已经足够让大通轮船公司转危为安了。就这样，由杜月笙带领的大达轮船公司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占据了上风，主导了苏北水道的大部分业务。大达轮船公司摆脱了和大通轮船公司不良竞争的局面，业务乃稳步上升，公司的盈利利润亦是扶摇直上。
不久，在上海船联理事会的选举中，杜月笙便凭借着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坐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船联会理事长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