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实为救己
自鸦片战争以来，上海的金融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最初的时候，主要是帝国主义在这里办洋行，攫取利益，但自从1897年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以来，华资银行就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在这期间，华资银行虽众，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制，一直未能有较大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华资银行的发展才迎来了“黄金时期”，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华资银行已经获得了极大地发展，同外资银行形成了有力的竞争之势。在当时的上海滩，就出现了著名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几百家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大小银行。因此，就当时上海金融界的格局而言，中汇银行的出现，虽然瞩目，但并不耀眼。然而，杜月笙又岂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杜月笙明白，上海滩银行林立，中汇银行想要立足，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拉拢其他的金融大亨，借助他们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虽然，金融界比不得经营烟馆、赌场那样逍遥自在，但杜月笙明白，无论是哪一方，都离不开情面的支持。有了情面，才有场面。有些时候，与人方便，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方便，救人其实也是为了救己。
第一个拉拢对象，杜月笙想到了徐新六。徐新六是当时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是金融界的重量级的人物之一。中汇银行开业的那天，杜月笙见过徐新六一面，当时就觉得这位金融界的俊彦文质彬彬，温文有礼，颇具绅士风度。后来，听说徐新六严于自律，不近酒色，在上海滩素以洁身自好而著称，心里更为敬服，自己反倒有几分自惭形秽之感。但这种感觉也只是一闪而逝，他可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举止合度、毫无瑕疵的“正人君子”。于是，他派出党羽，悄悄地一查，果然让他发现了徐新六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徐新六并非外界认为的那样，私生活非常检点，实际上，他早在外面有了偏房，并且生下了两子一女。徐新六是社会名流，为顾全声望，对此事一直秘而不宣，就是其亲友也不知情。但随着儿女一天天的长大，徐新六心里的烦恼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他担心在自己死后，自己的孩子们得不到社会承认，无法继承他的财产。可是，如果此事曝光，自己的声望就会受损。徐新六非常苦恼。
杜月笙在探知这些消息后，顿感兴奋，决定帮他一把，顺势将他“拉”过来。为此，杜月笙特意制造机会和徐新六“巧遇”，并因此和徐新六结成了朋友。时间久了，徐新六引杜月笙为知音，对他也逐渐打开了心防。某一次，徐新六趁醉把埋藏心里许多年的秘密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处心积虑地做了这么多，等的就是这一刻，当下拍着胸脯保证：“徐兄健在，杜某守口如瓶；一旦徐兄发生什么不测，杜某一定出面帮忙证明身份。”徐新六见杜月笙愿做证人，自然欣喜万分，当下修下密信一封，详细交代身后事，交由杜月笙保管。就这样，徐新六就成了杜月笙的“密友”，日后杜月笙有何要求，徐新六自然也无法拒绝了。
杜月笙有心结交的另外一位金融大鳄是陈光甫。陈光甫时为“南三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老板。1931年的时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挤兑风潮。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笔食盐生意亏损了二百多万元，但外间传言，亏损数高达好几千万的数目。存户闻讯后，担心银行倒闭，就纷纷到银行提取现银。开始的时候，陈光甫尚不以为意，但几天过后，银行的存款就被提取了一半，而前来挤兑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这下子，陈光甫着急了，急忙找到杜月笙的经济顾问杨管北，请他联系杜月笙，求杜先生出面相助。
此事杜月笙早有耳闻，现在见陈光甫求助，意识到这是一个拉拢陈光甫的机会，当下表示愿意鼎力相助。杜月笙首先命万墨林将他的一些烟馆、赌场里的一些朋友请到了杜公馆，要求众人慷慨解囊，帮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渡过难关。这些人富得流油，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万。杜月笙接着让万墨林请来工商界的一些朋友，要求他们停止挤兑，有能力存钱的再凑一笔款子存进银行，并且当场宣布中汇银行存款100万元。众人慑于杜月笙的淫威，不敢说些什么，大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门口，杜月笙领着车队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当着众人的面存进了100万元，而其他的一些商铺老板、银行大亨也纷纷存入款项。那些正准备提款的人，看到这种景象，当然明白银行不会倒闭，就又纷纷将款项存进了银行。
杜月笙帮陈光甫渡过这一关，很快便收到了回报。当时，中汇银行因为经营不善，业务冷冷清清，陈光甫为了感谢杜月笙的相助之恩，就往中汇银行存进了50万元，为中汇银行重新注入了活力。
无独有偶，同年年底，上海另一家较大的商业银行四明银行也发生挤兑风潮。同样，也是由杜月笙出面帮助四明银行的经理孙衡甫平息了这场风波。如果说笼络陈光甫、孙衡甫不过是杜月笙卖弄人情的伎俩，那么拉拢国华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则是杜月笙操纵民意的表现了。
国华银行自开业以来，上有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庇护，下有唐寿民的大力经营，业务一直蒸蒸日上。但在1933年的时候，国华银行突然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此事需从一年前说起。1932年，日军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赢得了全国爱国民众的一致拥护。是时，上海以及全国的爱国人士纷纷捐款，大力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第十九路军亦因此收到了一大笔的捐款。后来，蒋介石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双方战事结束。第十九路军奉命撤出上海，在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将余下的款项存进了国华银行。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却不负起守土御辱的责任，反而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力围剿红军。1933年，他调令第十九路军赶赴福建，进攻中央苏区。第十九路军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闻讯后，非常生气，宣布第十九路军为“叛军”，一方面调兵遣将，前往福建镇压，一方面大造舆论，在上海等地召开所谓的“民众集会”，“声讨”第十九路军。
此时，在上海的某些和宋子文不同派系的政客，利用第十九路军在国华银行存钱一事大做文章，希望以整倒唐寿民的手段来打击宋子文。他们鼓动民众，在“民众集会”上提出没收国华银行资本，勒令停业等提案。这些消息，对于唐寿民而言，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于是慌忙向好友钱新之求助。钱新之立即就想到了杜月笙。在上海滩，可以解决此事的，或许也就只有杜月笙一人了，于是他就代唐寿民向杜月笙求助。钱新之是杜月笙踏上金融界的指路人，两人渊源颇深，现在见钱新之有事相求，杜月笙自是一口答应。答应钱新之后，杜月笙立即请来了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新闻报》编辑唐世昌以及陆京士，向他们请教如何解决此事。杜月笙刚一开口，吴醒亚已经连声说晚了。因为那个“民众集会”已经召开了，并且也已经通过了包括没收国华银行资本、勒令停业在内的十条内容。陆京士、唐世昌两人也觉得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了。因为“民众集会”体现的是“民意”，而无论任何人都是不能逆民意而行的。但杜月笙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此事还有回旋余地。“民众集会”虽然已经召开，但十条议案却未曾登报，还不曾向社会大众公开，因此只要在这方面稍作变动，就可以帮助唐寿民解决眼下的麻烦。唐世昌、陆京士等人心领神会，便串联其他媒体，在次日的报纸上，一律将“没收国华银行资本，勒令停业”这一条删除，从而帮唐寿民保住了国华银行。
那些反对唐寿民的人，见到杜月笙明里暗里保着唐寿民，不再敢造次，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唐寿民见杜月笙帮他处理了这么大的麻烦，对他感激不尽，此后，杜月笙但有差遣，唐寿民自是无不从命了。
这些人情的积累，使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名望也是越来越盛。没过多久，杜月笙就被上海滩的金融巨子们推选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有了这层“金融家”的外衣，杜月笙越发的风光体面了，许多银行、钱庄看重他的声望，请他做公司的名誉董事、监事。到抗战前夕，杜月笙挂名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竟然高达七十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