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精心营造豪门关系网
攀上“国舅爷”
杜月笙自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后，名气和地位都水涨船高，上海滩上的头把交椅他是坐定了。不过这些并不能令他满足，从蒋介石的“下野”事件中，他又悟出了不少为人之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莫测，杜月笙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蠢到在蒋介石这一棵大树上吊死呢？为了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杜月笙决定多结交一些权贵，营造出自己的关系网。第一个进入杜月笙眼界的，就是“国舅爷”宋子文。
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蒋夫人宋美龄的胞兄。那这位“国舅爷”到底有多高的含金量，能引得各方人物争相攀附呢？这就还得了解一下宋子文的辉煌履历。
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生于上海。他的父亲宋嘉树曾留学美国，在上海做过传教士，是工商业的名人，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宋子文的几个姐妹都很有名气，不说她们自身的才干，单是嫁的人物就个个都不一般。其中大姐宋霭龄嫁给了“财神爷”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小妹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宋子文自己也很优秀。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接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
1917年，年仅23岁的宋子文归国后，就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务。1923年10月，他到广州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就任中央银行行长。此后多年，他一直担任金融财务一类的要职。虽说他官运亨通，很大程度上都沾了家族的光，不过他确实年轻有为，在整理财务方面很有政绩。
1928年1月，与宋美龄结婚仅一个月的蒋介石就成功复出了。当月，“国舅爷”宋子文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外交、预算、首都建设、黄河水利、国防编遣委员。宋子文拥有如此多显赫的职务，并不是他沾了蒋介石多少光，反而是蒋介石想靠他去争取美国政要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很快，宋子文又升迁为中央银行总裁。
这样权倾一时、富甲一方的顶级人物，谁不是挤破了头也要去巴结？杜月笙也一直想与宋子文攀上关系，却苦于没有机会。等到他终于有机会结识宋子文时，已经是1933年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华，而蒋介石却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全部兵力镇压共产党，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做法引得国内抗日民众的强烈不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准备抗战的样子。
“钦差大臣”宋子文再次出马四处活动，他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赴美，靠着宋氏家族的庞大关系网，游走在美国各界名流间，尽力说服那些垄断资本家贷款给国民党政府，用以购买抗日所需的大批武器军备。
在宋子文的多方斡旋下，国民党政府获得了不少国际贷款。宋子文当时想购买一批国人都很期盼的军用飞机，不过飞机的价格特别贵，如果买了飞机，其他的军备都没法买了。
当然，这放在善于理财的宋子文手里，就不算难题了。他灵光一闪，主意就来了，这就是利用国内民众的爱国热忱，发行“航空奖券”，这样他不仅可以解决经费的问题，还可以从中谋取私利。
于是，宋子文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发行“航空奖券”的建议。南京方面很快回电，支持他的想法，这令宋子文很兴奋。不过这件事如何来操纵，可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授权宋子文，他可以用财政部长的名义来全面负责奖券发行的具体事宜。
这对宋子文来说，自然是个揽财的大好机会。可是，用官方的名义来发行奖券，也有很多弊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用政府名义来做此事，很难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这样，奖券的发行肯定会受影响。再者，由政府出面，那宋子文想谋取私利就不大容易了。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既有社会声望、又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民间人士”来做。
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宋子文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朋友杨志雄，请杨志雄帮忙物色人选。
杨志雄也是留洋人士，他早年曾留学德国，归国后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和厦门等地洋行的买办、吴淞商船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等职务。他是宋子文的至交，也是杜月笙的好友。这下，杜月笙的机会就来了。
杨志雄也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所以很明白宋子文的心意。发行航空奖券是一项肥差，谁不想揩点油？而宋子文就是要找一个最稳妥的人来办这事，油水自然让这个人分一杯羹了。在杨志雄看来，杜月笙就是最佳人选。
杜月笙因“清党”有功，做了蒋介石的高参，很得蒋介石的器重；他八面玲珑，既得上海租界英法美等权势人物的信任，也受上海各界名流的拥护；他还是青帮老大，手下门生无数，通过这些门生，他可以将触角伸到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这个人选，除了杜月笙，还能是谁？
杨志雄很快就向宋子文推荐了杜月笙。杜月笙的大名，宋子文当然知晓，杜月笙做事的手段，他也早有耳闻，这样厉害的人物，的确是最佳人选！于是，宋子文当即就拍板同意了。杨志雄就立即去找杜月笙，与他商议发行航空奖券之事。
送上门来的大财，谁不想要？何况还是替宋部长办事，杜月笙自然又惊又喜。他对杨志雄非常感激，不过自己也很自得：看来平时拉的这些关系，用处可不小。这件事要是办好了，不就攀上“国舅爷”了吗？
杜月笙与杨志雄商议良久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来专门出售奖券，所有的具体事宜都由公司来办理，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大运公司”。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备，大运公司很快就成立了，由金廷荪任经理。紧接着，航空奖券的发售工作就开始了。如宋子文、杜月笙所料，民众们爱国热情高涨，都踊跃购买奖券。
据记载，1933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在初次发行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起见，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计‘国币’10元……”。这笔经费的去向也有规定：“每次发行所收券款，由国民政府提出50%，内除发行及办公费及代销手续费外，概充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经费。其余50%作奖金，其等级分配如下：一等奖一张，独得洋50万元；二等奖二张，各得洋10万元，共20万元；……总共中奖50645张，共计249910元。”
绝大部分老百姓买航空奖券，都是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中了奖，都把钱捐出去买飞机了。在1934年4月的开奖中，吴兴绸业小学的师生们将零用钱集中起来购买了奖券，不想竟中了一个10万大洋的二等奖。校方用8万独资捐献了一架飞机，并命名为“中国儿童号”，并请校友陈立夫代为购买飞机。
民众购买热情高，杜月笙等人的大运公司也赚得钵满盆盈。除去上交的券款外，宋子文、杨志雄、杜月笙等人都捞足了油水，甚至那些出力跑腿的大小喽们，也沾了不少光。
杜月笙发了一大笔财，自然对宋子文非常感激。而宋子文呢，借杜月笙之力，既圆满完成了公事，又装满了自己的荷包，他对杜月笙自然也十分欣赏。两人“惺惺相惜”，交情自然就有了。
1933年8月29日，宋子文结束了在欧美的访问，回到中国。杜月笙一直想对宋子文表示感谢，并借机拉近彼此的关系。他得知宋子文归国会乘船经过上海，就立即行动起来。在他的带领下，上海总商会等各方要员都加入到“热烈欢迎宋子文院长归国”的团队里。宋子文抵达上海时，码头已经焕然一新，杜月笙带着上海各界名流齐齐守候在那里，打手们整齐分布在四周维持秩序，帮派的小喽们则打着巨大的横幅、标语，齐场高喊着“欢迎宋院长”、“宋院长为国操劳，向宋院长致敬”……这番场面，宋子文怎么看都舒服。
除了码头上的欢迎仪式外，在宋子文上岸后，杜月笙等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杜月笙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言辞优美的欢迎词。
这位“国舅爷”，杜月笙算是成功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