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做人】武训行乞办学
武训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是个“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早年，因其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七，因此人们常以“武七”称呼他。至于武训这个名字，则是他在老年之时，朝廷为了嘉奖他兴学的义举而赐给他的名字。
武训自幼家贫，在7岁的时候丧父，之后便随着母亲四处乞讨为生。每次路过学堂的时候，年幼的他都会被吸引住，并在周围徘徊良久不愿离去。然而，对于武训来说，上学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武训到了14岁时，便开始到地主家做佣工，且经常受到欺侮，但他都忍了下来。3年后，当他准备领取自己这几年来的工钱时，那个大地主欺负武训不识字，便指使账房做了本假账，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给他了。武训据理争辩，却被地主诬陷为“讹赖”，还遭到了家丁的毒打。随后，他气得大病一场，躲在一间破庙里接连三天都没有出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武训才知道自己以往受尽欺辱，全都是因为自己不识字的原因。而且，在他周围这样的穷人还有不少，如果不想办法让他们读书的话，那么穷人可能永远都没有出路了。为此，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即兴办义学。
建立了目标后，他便一直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的以外，民间的义学只有那些家资殷实的人才能办得起。但是，武训却想以赤贫之身兴办义学，其难度可想而知。
咸丰九年（1859年），21岁的武训便开始着手实施这个“伟大”的计划，由于他身无长处，只得到各地行乞集资。他虽然整日里都是一副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的模样，但他却觉得自己很快乐，有时还会边走边唱。几年之后，这个痛苦并快乐着的乞丐，就已经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
他每次讨到较好的东西时，都会设法卖掉换成钱，他自己则如同苦行僧一般，穿着破烂的衣衫，吃着最为粗劣的杂粮，嘴里还欢快地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有些时候，他还会像个跑江湖的杂耍艺人一样，以表演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赚取赏钱。农忙时，他会跑到地主家中打短工。此外，他还做过媒，当过信史。经过多年的辛劳，终于积攒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财。
不过，由于他居无定所，这些钱的存放就成了问题。一番思索之后，他决定将这些钱财存放到一个富户人家。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本县有个杨举人，为人正直，在外边有着很好的名声。武训觉得此人值得信赖，便跑到杨府求见。刚开始的时候，杨举人只是将他看做是一般的乞丐，并没有接见他。可武训不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在杨府门口跪了两天，最终感动了杨举人。尤其是当杨举人听到武训乞讨攒钱，只为兴办义学的事情后，不禁大为感叹，不但帮他存钱，而且还表示要助他一臂之力。
随着筹集到的资金的增多，武训先后购置了200余亩田，备作学田。同时，他还拿出一部分资金以三分的利息给他人放贷，以便获取更多的资金。即便如此，他依然以乞丐身份继续过着贫苦的生活。
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辛与努力，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知会杨举人创建义学。随后，武训在花掉了四千余两白银时，次年终于在于堂邑县柳林镇的东门外建起了第一所义学，并取名为“崇贤义塾”。
在学校建成之后，他亲自跑到当地有学问的人家中跪请他们任教，接着又到贫寒人家劝他们送子女上学，并答应他们学费全免，至于义学所需的经费则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不仅如此，每逢开学的时候，他都要先拜老师，再拜学生，以示自己的尊重。如此一来，义学内的老师都对他非常敬畏，而学生们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全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与当地的寺院合作，在馆陶县办起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又靠着行乞的积蓄，再加上临清县众官绅的资助，在临清县办起了第三所义学。由于武训一心扑在兴办义学之上，一生都未娶妻，甚至连份房产都没有。
后来，山东巡抚张曜在听闻了武训的义举之后，曾亲自召见他，随后又下令免除了义学的钱粮和徭役，还捐赠给他200两白银，并赐名“武训”。
与此同时，他又上奏光绪帝，给他颁发了一块题有“乐善好施”的匾额。当朝廷得知武训的事迹后，整个朝野都轰动了，光绪帝便授予他“义学正”的名号，并赏穿黄马褂，而他的声名也从此名震大江南北。
武训可以说是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他兴办义学的举动，更是一次将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这一举措，不仅表现出了其对社会底层百姓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对“大爱无疆”一词作了最为充分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