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商道】晋商以诚赢天下
晋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间最具影响力的商人群体之一，长期雄踞于徽商、浙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在我国经济史上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而造就这一辉煌的原因，除了客观的因素之外，还与其卓越的诚信体系有重要关系。
明朝初期，明太祖颁布了“开中法”这一制度，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铁等商品。在山西地区，不少商人看到这一政策后，他们凭着较为靠近北部边防重镇的地理优势，便在长城一带兵马驻扎地做起了食盐、粮米、棉布、铁器之类的生意，并因此而在国内商界迅速崛起。
在进入清代以后，由于国内的市场逐渐统一，加大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这也让晋商获得了长足发展。道光初年，晋商更是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飞跃，在全国各地内广设票号，全面进入到了鼎盛时期。此时的晋商，几乎踏遍了整个欧亚大陆，他们无论是在财力、经营商品的种类，还是在管理制度方面，都在国内商界首屈一指，逐渐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有着重要地位的商人群体。
当然，晋商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关键并不完全是由当时客观因素造就的，主要与其所奉行的“诚信为本、信誉之上”的经商宗旨有关。正因如此，晋商才能在激烈的商海搏击中抓住一个又一个商机，不断地拓展市场，发展壮大自身。对此，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在评论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时，也曾用“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字形容过他们。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山西商人虽以赢利为目的，但凡事都会以道德信义为基础，提倡生财有道，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小人行径。
明朝著名商人王文显曾说过：“善于经商的人，即便是身处在货物、钱财遍杂的地方，只要个人的修养够高，那么他所追逐的利益就是正当的。”清末晋商的代表之一，乔致庸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孙：“经商之道应将‘诚信’二字放在首位，只有重视自身的信用，才能以良好的信誉赢得客户；其次要符合道义，不能唯利是图，见利而忘义；最后才是利。”
晋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也很注重自己商号的信誉。大家都知道，晋商以经营盐业、票号等为主，其中尤以票号最为出名。
1843年，上海开设港口后，中外客商云集此地，晋商看准时机，便在上海广设票号，而外国的银行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而起。到了20世纪初，上海就已经发展成为了远东地区的商贸金融中心，至于林立的票号、钱庄、外资银行等，更是呈现出鼎足之势。那时的外国洋行若想在中国的内地采买土特等产品时，都需要通过票号代理。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钱庄和银行并不是很信任这些票号，若是哪个票号能与一两家钱庄或是外国银行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些票号都有良好的信誉，几乎所有的钱庄或是外国银行都愿意与他们保持业务上的往来。他们的信誉不仅让国人信服，就连外国人也对其心服口服。如当时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的一位经理，就曾对晋商评价道：“在这二十五年中，汇丰银行与山西商人的交易额巨大，可在此期间，我却从未遇到过一个骗我的人。”
不仅如此，晋商为了自己商号的信誉，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让客户吃亏。如1900年，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北京城内有很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帝逃往西安。由于他们是仓促出逃，许多金银细软都未能带走，只是随身带了一些山西票号的存折。在途经山西平远等地时，这群人就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按说在这种情形下，山西的票号完全可以对这些人说明京城分号的银库已经被劫，甚至连原始的账簿都被焚毁了，需要等到总号重新清理出账目后才能兑付。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非但没有推延兑现，而且，无论储户拿出面额多大的银票，他们都会立刻兑现，再次以惊人之举向世人昭示了其对信义的重视。
经此事件之后，晋商们都吃了不小的亏，可是等到战乱结束后，等着他们的却是巨大的收益。尤其是当晋商的票号在北京重新设立分号时，不但有不少百姓愿意将辛劳多年的积蓄存入票号，就连清政府也将大笔的官银、军饷等交予票号汇兑、收存，这也让晋商们的票号狠狠地赚了一笔。
诚信既是一种道德资源，又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经济资源。尤其是在现今的市场经济中，诚信更是商人的灵魂，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市场，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取更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