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道】乐天知命的苏轼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天才，不仅诗、书、画三绝，而且在水利、医学、佛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但是，这位文化大师却生不逢时，就在他踏入仕途不久，朝廷因王安石变法分裂成新旧两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朝政波诡云谲。苏轼做人有抱负，做官有主见，不愿附和别人，这种坚持正义的品格在朋党之争中却是两面不讨好，所以，他一生三遭贬谪，饱经磨难。如果是一般人，也许会意志消沉，或者自暴自弃，但苏轼则不然，在这样坎坷的为官经历中，却取得了了不起的政绩。
有人不禁要问，苏轼到底靠什么力量在逆境中奋起；又是靠什么智慧从容地应对宦海沉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苏轼不仅是个文学家，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是一个乐天知命之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深悟天命与人性关系，遵循儒家的从政之道，超脱各种苦难，活出了自信达观的精彩人生。
苏轼少年得志，20岁刚出头，他便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并以文才名动天下。很快，他就成为满朝瞩目的“政治新星”，并被皇帝和前辈大臣赏识，步步高升。进入官场不久，宋朝便迎来了王安石变法的重大变革。
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苏轼正在朝中任职，虽然他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对王安石的某些做法很不满意，并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王安石因此很生气。观察朝政，苏轼发现形势对自己很不利，便主动请求外放，不久被朝廷派到杭州做通判，之后又转到密州和徐州做太守。在地方官任上，苏轼积极造福于民，设法消除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作出一定的政绩，留下不错的口碑。调任湖州不久，苏轼罹遭飞来横祸。因为经常写诗评议时政，苏轼被朝中小人罗织罪名，逮捕下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深陷囹圄的苏轼险遭不测，幸好宋代文网较疏，再加上正人君子的营救，他才得以获释。下狱四个月之后，苏轼被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尽管事情的结果是有惊无险，但苏轼大好的前程却化为泡影。
身在官场，遇到这种情况，多数人都会灰心丧气。但苏轼则不然，他并没有就此选择隐退，远离官场，而是依然执着，关心国事民瘼。苏轼乐天知命的本色，在被贬黄州时表现得极为充分。在那里，他创作了一系列彪炳千古的名作，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定风波》以及《前赤壁赋》等。这些诗篇，酣畅淋漓地展示了他的乐观的精神、旷达的襟怀、执着的信念。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番旷达的言辞，正是他悟透生死穷通、顺天应命的真切心声。
由于新法弊端甚多，以致举步维艰。神宗皇帝驾崩以后，保守派开始占据上风，新法被废止。苏轼因为曾尖锐批评新政，故而被朝廷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官至翰林学士。但是，保守派对新法不加分辨，连利国利民确有实效的法条也不保留。变法之争，失去意义，并彻底沦为朋党之争。作为聪明人，苏轼很清楚得罪保守派的后果。但是，他仍以国事为重，匡评时政，放言无拘，只要是对朝廷和人民不利的，他都会出面进行峻切的指陈。他的做法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不久便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此后几年间，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苏轼志在造福民众，至于朝中还是地方并不在意，所到之处，无不勤政爱民，每莅一地，政绩皆有可观。特别是在做杭州太守之时，他率民治理西湖，修建苏堤，堪称水利史上的杰作，更是文化史的千古佳话。由于他作出了相当多的奉献，以至于当他徙官之时，地方百姓都倾城而出，与其洒泪而别。
苏轼认为，既然上天赋予自己应有的使命，自己就应该坦然接受，矢志不渝地去完成这个光荣的职责。终其一生，苏轼都没有忘却自己从政为官的职志之所在，他那拯救天下苍生的心怀一直都没有些许松懈。
到了晚年，苏轼更加达观知命，已是荣辱不惊。1094年，他被贬往南荒之地惠州，在遍地瘴疠的恶劣环境中，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诗句。1097年，他被贬往海南儋州，在那穷山恶水之地，他坦然言道，“我九死一生，能到海南一游，乃平生最大快事”，把贬谪之辱说成“奇绝冠平生”。
宋代学者很重视中庸，喜欢谈性命之学，苏轼本人更是学通三教，对生命本质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刻认识，造就了达观豪迈的性格。所以，对苏轼而言，命运的起落只能丰富他的人生阅历，宦海的沉浮也只能让他了悟生命的玄机，却不能消磨他的意志、摧残他的生命。故而，苏轼练就了一颗淡定超迈的平常心，气定神闲地看待官场的沉浮得失，涵纳人生的悲欢离合。尽管仕途坎坷、人生失意，但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为官责任。他率性而为，不趋附、不苟阿。可为则为，否则随遇而安；待其可为，则不失其志。所到之处以造福民众、畅达情怀为乐，处处怡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