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中央进驻遵义后，周恩来更加忙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首先是布置各军团的位置，确保遵义的安全，不至于开会期间遭到敌人的袭击。进入遵义的第一天，他就与朱德一起频频调动部队，把红一军团调往北面，进驻到桐梓、松坎一线；第二师推进到娄山关、桐梓地区；第一师集结在遵义东北之新街，第十五师在老蒲场，警戒北面四川之敌军；把三军团则安排在遵义南面，在刀靶水、尚稽场、懒板凳至乌江一线，警戒周、薛纵队和王家烈部，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把五军团安排在遵义南的珠场、团溪一线，扼守乌江的袁家渡、孙家渡、江界河各渡河点；让九军团警戒东面之敌，驻防湄潭一线；西面敌人尚未插足，故没有派军把守。军委纵队和干部团驻在遵义担任警卫工作。各部在指定的地区休整，朱德命令他们密切注意敌军动向。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柏辉章的公馆举行。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的这天早晨，周恩来匆匆洗了一把脸，啃了一个热馒头，便朝楼上会议室走去。
当周恩来进入会议室时，朱德和刘伯承已经到会了。朱德看着他的脸色不好，关心地问：怎么，又熬夜了？
周恩来说：熬了大半个夜，不过也睡了好一会儿。
刘伯承说：周副主席，你那间房只怕是个摆设，我是没有看见你进过屋子啊！
在朱、刘二人的面前，周恩来不想掩饰自己的心态，说：我确实有些疲倦，等这个会议开完了，我一定痛痛快快睡一觉。
朱德说：你呀，从不注意劳逸结合，总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哦，对了，小超的身体好些了么？好不容易有了一段相聚的时间，你却总是让她独守空房，她不会有情绪吗？我看哪，古代的闺怨诗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后一句自是玩笑话，这对一向稳重、古板的朱老总来说，实属少见。周恩来知道朱德有意让他放松一下情绪，便会心地报以微笑。
在他们闲聊的时候，秦邦宪和李德走进了会议室。翻译伍修权跟在李德后面。进来后，秦邦宪在周恩来右边坐下，李德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伍修权找了把椅子在李德旁边坐下。
他们刚坐下不久，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走进了司令部大门。他俩一路谈笑风生，人还未进会场，毛泽东的湘音便传了进来。一进会议室的门，张闻天便收起了笑容，恢复到平时那种严肃认真的样子。他先把手中提着的一只黑皮包搁在长方桌上，然后才坐下，没有跟谁打招呼。毛泽东则神情依旧，自然随便，毫不作态。他在朱德旁边坐下，先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之后微笑着问朱德道：朱老总，遵义的土特产，你去尝过没有？
朱德憨厚地笑道：没有，没有，事情多，顾不上哟！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喽，不尝土特产，枉进遵义城。刚才，我和张闻天同志一人吃了一碗羊肉粉，膻、腥、麻、辣、香，滋味丰富，果然不负盛名啊！等今天散会后，我做东，请你去尝一尝，怎么样？
朱德一笑，说：好啊，免费的午餐不吃白不吃！
这时，林彪和聂荣臻走进了会议室。
刘伯承见他俩进来，赶忙拉开身旁的椅子，让聂荣臻坐下。林彪沉默寡言，一声不吭地坐在聂荣臻身边。
接着，李富春、陈云、何克全、邓发陆续来到会议室。
王稼祥和邓小平是最后来的。王稼祥因为早上换了一次药，来得稍晚些。邓小平因为兼《红星报》主编，要圈定一期赶排的稿子，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考虑到王稼祥坐着开会受不了，特地为他安排了一张躺椅，这让王稼祥很是感动，他笑吟吟地望了大家一眼。邓小平落座后，立即铺开了纸笔。他今天是以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的身份负责会议记录。
秦邦宪见在遵义的中央领导人都已到齐了，便问周恩来道：外地的几个军团领导人发了通知吗？什么时候能赶来？
周恩来说：第三、五两个军团负责人都是昨夜子时发出的通知。德怀和尚昆同志路近，只有四十公里，如果路上顺利的话，可以赶上下午的会。卓然和少奇同志路程远一些，估计要到晚上才能赶到。
秦邦宪说：那我们就不等了，先开着，边开边等，大家说可以吗？
会场静了下来，大家都觉得边开边等办法很好。
秦邦宪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的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梳理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两点，一是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看法，二是对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我看到了遵义，准备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一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说着，把脸侧向周恩来说：恩来，你说这样开行不行？
周恩来点头道：行，就这样开吧！说着看了大家一眼。
秦邦宪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做一个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然后再由恩来同志做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进行讨论，提提意见。
说完后，秦邦宪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围攻，我们没有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秦邦宪说他有责任，到底有哪些责任，检讨时语焉不详。接下来他却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军队力量的强大，归之于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之间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的物资供应工作没有跟上等客观原因。对于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则轻描淡写，说得很少，几乎没有涉及。
秦邦宪的报告分一、二、三、四，甲、乙、丙、丁，A、B、C、D，结构完整，他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条分缕析，听起来完全是一篇好报告。可是，知道内情的人都十分清楚，他在利用堂皇的字眼推卸自己的责任。
秦邦宪做报告的时候，毛泽东掏出一个小本子，边听边记，他只要认为秦邦宪的报告有不实之处，便记在本子上。很快，他写满了好几页。
秦邦宪做完报告后，没有人给他鼓掌，显然，大家认为他的报告避重就轻，闪烁其词，很不务实。秦邦宪感到很失望，过了半天他才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做军事报告。
周恩来见大家对秦邦宪的报告没有鼓掌，知道他们对秦邦宪的言词有想法。于是，他清了一下嗓子，做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我们军事工作中的沉痛教训。不可否认，我们的失败，除了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和指导方针的偏差。我希望我的总结能够接触问题的实质。
听了这个开场白，秦邦宪心中一怔，如同调弦试音，他已经听到了他不想听的音符。
周恩来接着说：从客观上讲，敌人的兵力是十分强大。强大并不可怕，问题是我们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以硬对硬，消耗实力，从而失去了可以争取的局部优势，也失去了可能的战略战术的主动权……
这种分析，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人的批评是不是暗合，秦邦宪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感到这次会议自己要成为众矢之的。
周恩来接着说：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坚持了一套很权威、很僵化的做法，强硬命令，强制执行，甚至直接干涉，这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战场指挥员的智慧和灵活性、机动性。我们还提出过很多错误的口号，如全线抵御、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等，这与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是一致的，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秦邦宪越听心里越不踏实，如坐针毡。他从周恩来的报告中看到了一种态度，一种与他迥然不同的态度。他刚才做的那个报告，其立意是寻找一种支撑，一种解释和解脱的理由，而周恩来把自己放到了解剖台上，不惜鲜血淋淋的。那么，他是要向毛泽东他们全面屈服吗？秦邦宪有了一种后悔，他为什么不事先审阅一下周恩来的报告，否则，也不至于这么被动、这么突然啊！
就在秦邦宪胡思乱想的时候，周恩来说：我的报告完了，请大家批评。
会场沉默了好半天，只听见墙壁上的一个挂钟，在不停地左右晃动，嘀嗒嘀嗒地响着……
秦邦宪见大家不语，便用一种温和的口气对大家说：我和恩来的这两个报告，大家有什么看法，请讨论批评。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待着第一个发言人。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说：我不同意秦邦宪同志的报告。
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
王稼祥在躺椅里说：我也不同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不同意。
秦邦宪感到头脑在嗡嗡作响，眼中流露出了惊诧的神情。
会场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秦邦宪始料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想到的事。
这时，张闻天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对大家说：针对刚才秦邦宪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秦邦宪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张闻天，心想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大家也投以询问的目光。
张闻天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蔡廷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抓住时机打击蒋介石，减轻“围剿”的压力；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怪的结果……
秦邦宪听了感到震惊，想不到张闻天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张闻天是跟他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关系虽说不是很好，但不至于今天公开同他叫板。
大家听了张闻天的报告，都认为讲得有道理。张闻天归纳的几条错误是实事求是的，应该这么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缓和了许多。
壁上的挂钟在大家不知不觉间已指向了十二时半了，秦邦宪对大家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里吧，下午继续开。
回到住处之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张闻天说：老张，你讲得很好！
张闻天说：承你夸奖了，我可能讲得还不够深刻。下午，你再好好讲讲。
毛泽东说：要讲的，我是要好好讲讲！
却说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赶到遵义军委总司令部时，已是午后时分了。他们顾不上吃午饭，便匆匆找周恩来报到。
周恩来紧紧握住彭、杨二人的手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秦邦宪同志在会上做了正报告，我做了副报告，张闻天同志做了一个反报告，不同意秦邦宪同志的意见。下午开会，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心里的许多话早就想说了，现在不说，我老彭可要憋出病来！
下午的会准时开始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
秦邦宪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根据他在一年来搜集到的每个战役的详细材料，结合上午秦邦宪与周恩来的报告，又参照了张闻天的讲话，一针见血地说：秦邦宪同志在他的报告里，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此，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
没有人说话，看到的是大家用赞许的眼光向毛泽东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推行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抗。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说着，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周恩来心悦诚服地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秦邦宪同志分析得少了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一些基本情况向诸位介绍一下，道理就明白了。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是二十万，红军四万，是五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还是十比一；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人，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十比一。第五次反“围剿”，我们为什么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吗？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了，声音也大了起来：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在瓦解敌军上，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开展也是好的。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求，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能说后方支援不力吗……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感到他的发言有根有据，有说服力，这才是真知灼见。大家觉得，在党政或军事会议上，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实在在的发言了。
这时，毛泽东觉得自己已经讲得很多了，大可结束他的发言，但又觉得言犹未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说到。说不说呢，说了会引起李德的不快，不说吧，自己又难释其怀。考虑了一下，他还是忍不住说了起来：关于李德同志的工作，我想说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战略图上一画，限定时间赶到地点打仗，这样能打胜仗吗？这完全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烟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淡然一笑说：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
毛泽东的发言，像巨石投进深潭，激起了高大的水花，使会场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亢奋状态。
被激怒的李德坐下来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把毛泽东的意图具体化。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对军委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作用；接着旗帜鲜明地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有关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必须改换军事指挥领导人，让有经验的同志参与指挥！
石破天惊，却是众之所望。继王稼祥之后，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杨尚昆都发了言，他们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历经的种种痛楚，从不同侧面指出了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性，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李德、秦邦宪压制民主，要求他们对中央红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同时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原则，要求毛泽东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第二天，从百里之外的珠场赶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和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也加入了这一阵营。李卓然谈到湘江之战中第三十四师的全军覆没，谈到陈树湘等人的壮烈牺牲，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心疾首地说：同志们，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的吗？
刘少奇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一直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下滑行，几乎导致了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这件事情，中央应该做出全面的检讨。
秦邦宪一直坐在那里承受批评，心里乱得像一团麻。当他听刘少奇说要检讨党的路线时，再也坐不住了，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我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批评。四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党的危险，保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几次“围剿”，建立了广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扩大了红军队伍，实现了苏区的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这些都是左倾冒险主义？不要把白区的工作失误和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作借口，抹杀全党的功绩……
刘少奇有些不服，还想理论一下。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他使了个眼色，说：政治路线问题，不可能简单地下结论，这也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重点，我看是不是暂时放下来，回到刚才的话题上？
毛泽东很清醒，始终把讨论的议题聚焦在军事问题上。
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对此倒也无话可说，但眼前一边倒的局面让他有些不解，于是说道：这两天听了一些同志的批评，总觉得缺乏公正，而且众口一词，大同小异。我怀疑，这是不是有人暗中操纵的？或者是某个小团体别有用心？如果这样，是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
何克全说完，故意瞄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几眼，他的话外之音很明显。
陈云见了，很是反感，说：你以为大家都是木偶受人操纵吗？你都听到了，大家之所以对军事指挥有意见，是因为事实所然，有感而发。我倒认为，如果有些人的观点能被大家接受，能被大家认可正确，统一大家的思想，倒不失为高明。再者，我们不要把同志之间正常的批评同什么阴谋等同起来，即使议论到军政大计又何妨？正确的总是正确的，错误的总是错误的。对的错不了，错的对不了。
何克全被驳得面红耳赤，没有再说什么。
朱德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没有急于表态。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他才简明扼要地说：我想说的大家都说了，我不再重复。不过，作为红军的领头人，我们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研究运用战略战术。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决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死章法指挥军队。毛泽东同志有经验，有心得，有驾驭大局的才能，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战术，所以前四次反“围剿”都打得不错。可惜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把他的成功经验丢得干干净净，我们才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拨乱反正是应该的，为了挽救今天的危局，理所当然地要让他出来参加指挥红军。
朱德发言完毕，会场第一次响起了一片掌声。
面对眼前的变故，周恩来显得很平静，一切似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用深沉的语气说：同志们，通过你们积极而诚恳的批评，加深了我对错误思想的认识。是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的战斗力不能与敌人的力量相比，这是事实。但是，由于我们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致使我们连连失败，这更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是导致失败的根源。我完全同意大家对我们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重要责任，并诚恳接受组织的处分。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正确运用军事原则并取得过胜利的同志接替。为此，我非常赞成朱总司令的建议，让毛泽东同志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短暂的静默之后，紧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会议的第三天，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二、张闻天起草《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定》，经常委审定后，发到支部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做最后决定的负责人。
词曰：
锦样河山，一时间，遽然失色。烟瘴地，蹉跎难行，音尘险恶。遥望前程路漫漫，回眸身后坎坷多。唱大风、谁可除迷雾，照日月？ 春风吹，芳草醉。新雨来，百花悦。论是非成败，有人评说。花开花谢须冷对，潮起潮落莫伤悲。君不见、古今多少事，常圆缺。
调寄《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