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介石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对瑞金苏区“围剿”以来，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坚持打阵地战，打堡垒战，根据地越打越小了；部队的枪支、弹药、粮食、兵力，也面临着枯竭的边缘，只有伤病员在日益增多。在内外交困的时刻，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出路问题。五月下旬的一天，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书记处成员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聚在一起，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形势做了分析。李德认为，红军主力在内线作战的胜利希望已经十分渺茫，必须实行突围转移。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都表示赞同。但议到红军主力什么时候开始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转移的行动路线怎样定时，大家都做不了主。鉴于战略转移干系重大，大家一致表决，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必须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后，再着手制订转移计划。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这天，共产国际批复了中共中央的报告，同意红军突围转移，但不同意马上行动，认为红军仍有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可能。
接到共产国际批复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成立了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对红军突围转移事宜进行具体筹划。三人团中，秦邦宪、李德负责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红军主力转移行动方案，三人团不仅没有提交政治局讨论，甚至还不让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过问。准备工作在誓死保卫苏维埃、打败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口号下秘密进行。
李德把红军转移的时间定在十一月份，他认为此时秋粮已经收完了，红军可得到粮食补给，加之赣江也是枯水季节，大部队也好渡河。三人团还决定将中央苏区的物资统统搬走，并计划用五个月的时间做好转移准备工作。
心想未必能事成。蒋介石不等三人团的如意谋划实施，就开始进攻了。蒋介石兵分六路向瑞金推进。这六路人马是：周浑元率领六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推进；吴奇伟率领四个师由龙岗向兴国古龙岗推进；罗卓英率领四个师、汤恩伯率领九个师向宁都、广昌、石城推进；蒋鼎文率领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推进；陈济棠率领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于都推进；另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
面对蒋介石的六路推进战术，秦邦宪、李德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办法，兵分六路，全线抵御：以红六军团曹里怀的六师迎战周浑元；以孙超群的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迎战吴奇伟；以红五军团陈伯钧的十三师迎战罗卓英；以红三军团（欠第六师）、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迎战汤恩伯；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迎战蒋鼎文；以周子昆的红二十二师迎战陈济棠。
一场实力悬殊，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强弱交锋同时在五个战场展开了。红军指战员虽经浴血奋战，一次次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势，但由于武器和兵力远不及对手，苏区的广大地盘被国民党军占领。到了九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第五次反“围剿”已彻底失败。
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秦邦宪、李德不得不抓紧谋划突围转移的行动了。这天，一个极端机密的会议，在瑞金沙洲坝附近李德的独立房屋里进行。
这栋独立房屋是李德到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专门为他新建的住所。房屋建在四面都是水田的土坪上，一条约三百米的田间小路通往村庄，红军总政治部设在村庄里。再往前走一点，是中革军委机关所在地。
独立房屋并不很大，一堂两厢带一偏棚。东厢是李德的卧室，简简单单的，除床铺、办公桌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外，最显眼的是桌上叠放着李德从苏联带来的几本军事书籍；西厢是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处；偏棚里住着警卫员和专门为李德烤面包的炊事员。只有堂屋里布置得有些奢侈，墙壁上挂着各种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满了红蓝标记，这说明它的主人是一位喜欢在地图上作战的指挥员。堂屋中间摆着两张八仙桌，桌上铺着红绒布，桌子周围摆着一圈楠木椅子。这栋房屋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中央和军委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近几个月来，党中央的所有重大决定都与这栋房屋的主人李德有直接的关系。李德自从来到苏区后，由于秦邦宪不懂军事，因此对他十分信任，所以他渐渐成了左右中央红军活动的太上皇。
此时，堂屋的八仙桌边坐着秦邦宪、李德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三人都穿着灰色军装。李德打横主坐在上位，秦邦宪和项英分别坐在两边。今天的会议，三人团中的周恩来本不应该缺席，但秦邦宪、李德认为他在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上意志不坚定，所以没有通知他来参加今天的会议。
会议在一种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秦邦宪说：关于中央苏区领导干部的去留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好几次了，这次要一锤定音，不能再拖了。
秦邦宪用中文说完，又用俄语对李德重复了一遍。秦邦宪会说俄语，因此今天的会议没有叫伍修权来当翻译。为了保密，也没有让秘书来记录。
李德听了秦邦宪的话后，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项英用询问的目光看了李德和秦邦宪一眼，说：那我们是不是先确定中央分局的人员？他见秦、李二人没有异议，便翻动着手中的笔记本，然后递给秦邦宪，接着说：我这里拟定了一份留在苏区的人员名单，你们审议一下，不合适的马上调整。
秦邦宪接过项英手中的名单，仔细看了一遍后，用俄语对李德念着上面的名字：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
秦邦宪念得很慢，每个名字后面都稍作停顿，以便让李德对人选有重新思考的时间。
李德不动声色地认真听完后，想到陈毅还住在医院养伤，便对秦邦宪说：陈毅的伤势如何，他现在能工作吗？
项英不懂俄语，秦邦宪对项英翻译说：李德同志担心陈毅的伤势太重，不能胜任工作。尤其还准备让他担任中央苏区办事处主任。我看是不是调整一下。
项英说：这个问题好办，如陈毅身体不适，我这就去做一下调整。
李德和秦邦宪都知道，在项英的心目中，共产国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正是他们把中央苏区这次转移人员的方案，交给他拟定而不交给中央苏区的创业奠基者毛泽东的原因。在李德和秦邦宪看来，毛泽东是个主观性较强的人，凡事总有他的一套理论，独立自主的精神让他们这些喜欢唯命是从的人难以接受。他们需要的是对共产国际绝对忠诚的服从者，而不需要有独立精神的人。项英的为人，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这时，李德离开座位站了起来，他走到墙壁上悬挂的赣南军用地图前，指着用精确线条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形说：中央突围转移后，这四座县城一定要守住，不仅如此，还要尽可能地扩大根据地。
项英望着地图良久不语。他不熟悉图上作战，无法把图上纵横交错的线条变成活的山水地形，所以想不出坚守根据地的办法。他的眼睛满是茫然的神情，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过了一会儿，李德用一副太上皇的口气说：当然，主力转移后，蒋介石的气焰会更加嚣张，万一他们杀进苏区，你们要在苏区内部和四周开展游击战争，搅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决不能让他们建立起稳固的地方政权。你们应该看到，红军是一支坚强的队伍，一待时机成熟，你们要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争取一省或数省的地盘，这是我们的目标，你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近段时间以来，被蒋介石打得失去信心的秦邦宪，这时被李德的豪言壮语激活了，他也充满自信地对项英说：这是中央制定的一个宏伟战略目标，你们一定要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心！
心中缺乏底气的项英，也被李德、秦邦宪的豪言壮语所鼓舞，他望着李德和秦邦宪说：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完成这个目标，你们放心好了。苏区的坚守和扩大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我相信，当你们重新回来时，中央苏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根据地。
这是项英的真实想法，头脑有些发热的他对自己的信心似乎没有半点怀疑了，因为他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史非常了解。项英暗自想道：当年的毛泽东不就是凭几百号人创下了中央苏区的基业吗？何况眼下有一万多人的队伍。潜意识里，项英把自己和毛泽东放在同一个基点上比较，他甚至认为，自己会比毛泽东干得更好。
李德对项英的表态很是满意，他点燃了一支白金龙牌香烟，边吸边踱着步子，问项英道：苏区的工作，你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这一问，使项英想到了兵力问题，他本不想说，但事关自己在苏区的成败，他还是提了出来，他说：就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苏区留守的兵力少了一些。目前拟留的由中央分局指挥的红二十四师和三个独立团，加起来不足两万人，而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已陈兵周围，相比之下，我们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对方，是不是请中央考虑一下，多留一些兵力。
一提到兵力，李德显得有些不高兴，眼下兵力不足，是中央最难办的事情，他不耐烦地把烟灰敲在咖啡筒做的简易烟灰缸里，毫无商量余地地说：不能再多留了，主力部队西进的任务重要，蒋介石一旦发现我们西进，肯定会穷追不舍，恶战在所难免。不过，这对你们是一种有利的形势。蒋介石视线转移了，你们的压力肯定会减轻，不会比我们更困难。更何况，你们的兵力还有江西军区的四个直属团，还有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全部武装力量加起来应该超过三万人。李德对目前形势的分析，确实有他的道理，蒋介石如果发现中央主力突围，一定会抽调兵力穷追不舍。
秦邦宪补充说：苏区还有一万多伤病员，如此算来共有四万多兵力了。
项英支吾其词道：这一万伤病员，没有战斗力，对我们来说只能增加负担。
秦邦宪说：项英同志，你可以把他们疏散到地方上去，在群众中休养疗伤，待他们伤好后，就是一支强有力的骨干力量。说这话时，秦邦宪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清瘦且长发凌乱的中年智者形象，他就是毛泽东。秦邦宪知道，毛泽东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方面很有一套办法。但他非常忌讳毛泽东这个人，所以没有对项英说出来。
项英没有理会秦邦宪，他觉得秦邦宪在兵力布置上，不是通盘考虑，而是想把他作为替死鬼。于是他接着解释说：还有许多老弱病残的同志，像何叔衡这样年老体衰的同志，像瞿秋白这样重病吐血的同志，都扔给我们照顾。我们有限的部队要投入保卫苏区的作战上，怎么分得出兵力去保护他们？
秦邦宪在中央三人团中是排在首位的，是绝对权威，他不能容忍项英的推三阻四。见项英讨价还价，他提高嗓门，生气地说：难道你要让那些老弱病残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吗？你应该知道，我们转移到外线不是去享福的，而是去打仗的。本来按照我的意思，徐特立、谢觉哉这些老同志也得留下，要不是张闻天同志坚持带走……哎！算了，不说这些了，你们可以想想办法，条件许可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们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排。
项英从秦邦宪的话中，似乎读出了另外一种意味，他怀疑张闻天传达的是毛泽东的声音。于是，问秦邦宪道：张闻天的意见是不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
秦邦宪断然否定说：怎么可能！你不要瞎猜疑了。
项英如释重负，叹口气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我总有一种担心，老毛虽然大权旁落，但他的影响实在太大。
李德看到秦、项二人你来我往地争论，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他认为这些争论是无谓的，因为生杀大权只有他说了算。这时，李德的嘴角微微扬起，写在脸上的便是他特有的固执和傲慢。这种表情，秦邦宪和项英十分熟悉，他二人心里明白，李德对他们的争论是不屑一顾的。
项英并没有太在意李德的表情，他对秦邦宪说：老毛这个人不简单，他读过很多书，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老子》《庄子》什么的，因此老毛讲话常常引经据典，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内心世界十分深远。更重要的是，老毛用这一套实用哲学指导他的思想行动，阐释马列主义，挖苦马列主义者言必称希腊，是教条主义，甚至公开与共产国际路线和指示精神唱反调。说白了，老毛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他独断专行，自行其是，不是谁都可说服和改变得了的！
项英对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个人想法，他只是对共产国际过于忠诚，看不到中国革命必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因此对毛泽东有时同共产国际唱反调十分反感，此时便极力说毛泽东有许多不是的地方。
项英的话，多多少少在李德的心中引起了一些共鸣。李德自到中央苏区之后，他和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加起来也不到十次，可每次都有一种深刻的记忆，或者说是不愉快的记忆。李德想起自己到苏区来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当时，会议以多数压倒少数通过了李德的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反“围剿”战术，而毛泽东却坚决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说这种打法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必败无疑。
毛泽东当时引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伍修权翻译给李德听了，但是，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李德却不知所云，更不知道出处，但他从毛泽东没有举手表决的行为已经猜测到，这段古文的意思在当时的会场是有相当煽动性的。因此，李德的心里十分窝火，印象也就格外深刻了。之后的几次见面，次次都在加深和巩固这种印象。毛泽东那种安然沉稳的态度，倔强独立的个性，机智含蓄的话语，常常使李德感到难以对付，甚至有点可怕，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最让李德恼火的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态度，他认为毛泽东是用一套典型的农民实用哲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用一种绿林好汉的作风阻挠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推行，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然而，他那孤傲的个性使他对毛泽东有一种轻视。
这时，李德耸耸肩说：老毛这个人有点像刺猬，是有点不好对付。但我认为，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精明的土包子而已。
项英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土包子？不尽然吧？毛泽东的那一套，不仅有其深厚的根基，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记得我刚到苏区的时候，正赶上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当时老区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偏右的，但在处理这事件的时候却向左转，为什么？还不是实用哲学的缘故。现在跟他走的人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有罗明、邓子恢、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军内也有一批人，虽然老毛离开了军队，但有一些人和他来往密切，靠得很近，像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他们都有这种迹象，决不可小看！你们看看萧劲光的公审问题就可以知道，萧劲光丢了黎川后不是被判了五年监禁吗？可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的公审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贺子珍前去探视，公开对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错误造成的，萧劲光撤退黎川没有错，历史会证明这一切的。你们说，这不是明显和党中央唱反调吗？
秦邦宪打断了项英的话，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不用多说。
项英仍然喋喋不休道：正因为这样，老毛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打下了很深的根基。
秦邦宪对项英过多的议论有些不耐烦，说：这些我们也知道，所以才带他一同西征，目的是要他脱离中央苏区这个根基，让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这样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说到这里，秦邦宪把话打住了，心想自己再说下去就要触及最高三人团的隐秘。让毛泽东随军西征，是周恩来的提议。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在军事上有雄才大略，指挥千军万马如股掌之间，应该在红军中发挥其作用。可是，周恩来的提议，在李德和秦邦宪看来不大可取。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权衡利弊，最近才决定带毛泽东一起西征。秦邦宪曾经对李德说，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权，一旦离开苏区这个特定的环境后，就没有呼风唤雨的土壤了。如果把毛泽东留在苏区，他很容易在这个地方东山再起，形成一个新的毛氏王国。这对红军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李德和秦邦宪不愿看到中央苏区重新落在一个与共产国际相违拗的人手中。所以，他们决定把项英留在苏区主持主力红军转移后的地方党政军工作，把毛泽东从军事方面架空，也正好给周恩来卖个人情。
项英觉得李德和秦邦宪低估了毛泽东的能量。他认为，李、秦二人没有他更熟悉毛泽东的才能，了解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潜在影响和深厚的根基，因此又不厌其烦地告诫说：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不要让老毛的言行对部队带来影响，尤其是那些和他来往密切的中央领导和军事指挥员……
秦邦宪对项英婆婆妈妈的唠叨很恼火，生气地说：项英同志，我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让他和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他能折腾出什么新名堂来？我看你是杞人忧天了！
项英又想起张闻天和王稼祥，近来对中央的工作有些微辞，于是又提醒说：张闻天、王稼祥二人，我看也应该防着点。
秦邦宪说：张闻天和王稼祥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怎么可能跟毛泽东搞在一起？何况张闻天是做政府工作的，和部队没有什么联系。王稼祥伤势很重，自身难顾，哪有精力去管中央的事情？
项英越来越放肆了：那周恩来呢？
秦邦宪脸色一沉道：怎么，你连他也怀疑？
项英说：小心行得万年船。我是怕他受老毛的错误思想影响。
秦邦宪对项英居然怀疑最高三人团成员极为反感，他说：你不觉得自己问的事情太多了？项英同志，我相信他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他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
项英有些难堪，此时也觉得自己有些忘乎所以，不该质疑三人团中的周恩来。
李德认为秦邦宪对毛泽东的安排和分析很有道理，笑着点头对秦邦宪表示赞同。项英想到自己好心当了驴肝肺，心里觉得很是委屈。
这次秘密会议一直开到日落时分。他们三人共进晚餐。吃了晚饭后，秦邦宪和项英各自离去，李德送他们出门时，在房前的平地上，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踱着步子，脑海中不禁想起项英的告诫。在他看来，毛泽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
诗曰：
秦公无力砥中流，西征大计李德诌。 可叹项英不识才，却将毛公置浪口。 古时英雄多离难，今朝豪杰少普度。 纵然前路有坎坷，难阻壮士凯歌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