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地面“围剿”的同时，还调动了三十多架飞机，对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实施了狂轰滥炸。为了安全起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旬，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迁到西江县梅坑区高围乡境内的云石山中，已经两个多月了。
云石山在瑞金县城西部约十九公里处，是一座树木苍翠、怪石嶙峋的独立小山。山上有一座古寺，寺门口的对联题道：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匾是云山古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二人，就在这寺内办公居住。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左厢房，寺中的和尚们住在右厢房，张闻天独居侧室。
云山古寺是山坡洼处的一所主院落，一条羊肠小路通向外面，有一种深山藏古寺的味道。看上去，寺庙很古老了，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由于风雨剥蚀，年久失修，门窗已经腐烂，贴在青砖墙上的青苔也已干枯，像一块块黑斑，记忆着日月年轮。可是，寺庙的荒凉挡不住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寺院后面那棵水桶粗的大樟树，根深叶茂，枝叶婆娑，像一面巨大的凉棚。院落的破砖墙上，爬满了红紫白三色相间的牵牛花；靠院墙的墙脚边，一丛丛黄灿灿的菊花正含笑怒放；窗前的一株盆栽辣椒树上，挂着几枚鲜红的辣椒。温馨的太阳光洒在古老的寺院中，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毛泽东和张闻天搬进这座古寺时，寺的四周还是郁郁葱葱的，随着季节的变化，现在是霜染层林，到处都呈现出赏心悦目的色调。
今天的天气很好，吃过早饭后，毛泽东将一把椅子搬到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此时他头发凌乱，面容清瘦，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身体有病的人。
快到中午的时候，妻子贺子珍端着一杯水和一瓶药走到毛泽东身边，关心地说：润之，你只顾看书，又忘了吃药，我看你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哇！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读史方舆纪要》，抬头望着挺个大肚子的贺子珍，操着浓重的湘音说：我身上的这点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眼前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问题，才是我最大的心病啊！突围地点要是选得不准，红军就会被蒋介石吃掉！
贺子珍有些不高兴地说：在中央你已经说不上话了，还操这份心做什么？我不是听你说过，《曹刿论战》有句话叫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有李德、秦邦宪他们操心，你就安心养病吧！
毛泽东忧虑地说：我是担心李德、秦邦宪他们不能远谋啊！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秦邦宪又不懂军事，恩来虽然懂得一些，但在三人团中，他的意见不能起主导作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说罢，毛泽东将药放进口里，倾杯而尽。
眼下，毛泽东染上了恶性疟疾，时冷时热，有时甚至高烧发颤。这个病是毛泽东去于都搞调查时染上的。当时幸亏赣南省委将毛泽东的病情告诉了张闻天，张闻天派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星夜赶往于都，给他送去几瓶珍贵的奎宁，基本上控制了病情。但要完全康复，还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在于都休养了半个多月，当他觉得病情有所好转，支撑着病体返回到西江梅坑时，云石山中的秋色已浓得化不开了。
在毛泽东回到云石山的第二天，周恩来请他去军委机关驻地梅坑，告诉他红军主力不日即将转移，西进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实施性阶段，三人团正在讨论中央高层领导的去留问题，部分部队已向于都、会昌附近集结。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他对周恩来说：这是什么行动方案？恩来，这又是一个以无数红军将士宝贵生命做代价的计划呀！你心里应该十分清楚。
周恩来的神情很是无奈。面对毛泽东的提问，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尴尬。他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所处的地位无法改变李德、秦邦宪的最终决定。他既知道决策层的每一个行动计划，却又无力对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从周恩来满是胡茬的脸上读出了他内心的苦楚。沉默了半天，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中央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行动，蒋介石一定会在湘、粤边境布置重重封锁线，数万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如何能突围而出？怕是前途叵测喽！
周恩来仍然缄默不语。这时，毛泽东突然问：这个计划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依我看，红军主力当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然后再做计议方为上策。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能悟出这个计划的明显优势，但他很清楚，这个计划很难让李德同意。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周恩来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正是第五次反“围剿”鏖战正酣、红军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向最高三人团提出过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之敌到湖南境内，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这个建议的具体内容，是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向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的万洋山，进入湖南境内，再攻酃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员。然后再取永丰，攻打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之后再回师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选择，但却因为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被李德和秦邦宪毫不犹豫地否决了。那么，这次会不会出现例外呢？周恩来对此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他太了解李德、秦邦宪的为人了。但当他送毛泽东出门时，还是表示说要向李德和秦邦宪进言这个计划。
果然，毛泽东的这个红军突围的计划，又被李德、秦邦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周恩来只能摇头叹息。
毛泽东对李德、秦邦宪否定他的计划并没有感到意外。毛泽东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的会议。
当时，毛泽东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发展，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受到了王明等洋马克思主义者的围攻，在军中的地位难保，便委婉地提出了他的建议，说毛泽东留在前方对行军打仗是有利的，毛泽东有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和超乎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可是，周恩来小看了党内斗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小看了他面对的是一些左倾路线的顽固群体。他的话一出口，便当即遭到了项英、顾作霖等人的激烈反对。不仅如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也极力反对把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军队。朱德、王稼祥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仍然于事无补。毛泽东突然明白了会议的目的，任何争辩毫无意义了，结论也早已确定，再有力的雄辩，再真诚的期望，不过是徒增几朵激流的浪花，只能加剧会议的激烈程度而已。
明白了会议的意图后，毛泽东的心情坦然了许多。他平时微弓的腰板挺得笔直，再也不需用谨慎的眼光去看眼前这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诩的人了。他心里甚至对王明、秦邦宪、顾作霖这些脱离实践，只会背诵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了反感和鄙视。他们在苏联中山大学的洋课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里，根本就不知道中央苏区的山上长的是草还是树，也不知道红军战士们吃的是大米白面还是草根树皮，却横加指责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指责别人不执行号令。这也太不讲理了！
想到这里，性格倔强的毛泽东，情绪又有些激动了，他仍然用自己独特的发言方式插话说：大家说了很多，我也说几句。古人曾说，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弃，后或用之。这是历史前进的道理，也算是一种辩证法。
此语一出，举座默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项英向来不喜欢毛泽东发言时之乎者也的讲话，他急忙在笔记本上画了几笔，扯下来递给坐在身边的顾作霖。文化水平不高的顾作霖接过纸条一看，见是潦潦草草的几个字：毛在讲什么？顾作霖也揣不透毛泽东的发言是什么意思，便又将纸条递给了任弼时，小声问道：老毛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任弼时知道毛泽东发言的意思，他拿起笔在纸条下面写了一段话说：老毛引用了列子的原话，意思是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先前认为好的，今天认为不好放弃了；今天认为错误的放弃了，明天又可能当成对的拿起来再用。
顾作霖看了任弼时的解释后，立即提笔在后面加了一句：这是拒不承认错误的表现！接着传给项英。项英又加了一句：而且准备东山再起，日后反扑！
毛泽东看见他们把纸条递来递去，心里忽然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是坏事。于是他顿生退意，缓缓地站起来说：既然大家认为我犯有严重错误，我等候中央的处理；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我留在前方也不合适。正好，我现在身体不适，痰中带有血丝，经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段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此时此刻，毛泽东说自己有病不假，但他更多是一种托词。他离开了挥洒自如的军事指挥岗位，空虚和失落感是难免的。但他深知，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为政和治军之道。就这样，毛泽东被调去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
往事历历，挥之不去。毛泽东想到宁都会议以来自己不问军事，虽然落得清闲，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时地在折磨着他。现在他手里拿着书在看，但心里却牵挂着中央红军的突围问题。
这天中午时分，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云山古寺看望毛泽东来了。毛泽东见到林、聂二人时，并没有了像往日见面时的高兴劲儿。互致问候之后，林、聂二人便在老樟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
一向深沉的聂荣臻迫不及待地问毛泽东：毛委员，我们到底要往哪儿走？聂荣臻对毛泽东十分敬重，从井冈山时起称毛泽东为毛委员，至今还没有改过口来称毛主席。
面对自己十分倚重的两员爱将，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点燃一支后，用一种含义隐晦的口气对二人说：这要看命令怎么下，命令你们往哪儿走，你们就往哪儿走。
毛泽东的回答，不是林彪和聂荣臻想要的答案。但他们透过毛泽东脸上的表情明白了他不愿说出心里话的意思。这时，林彪用投石问路的语气对毛泽东说：主席，前天中革军委发给我们的地图是湖南的，是不是要和贺龙、萧克军团会合？
毛泽东听了，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心想部队行动在即，竟然连军团一级的领导都不知道行动的意图，中央政治局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可是，他还是不想和林、聂二人谈论中央红军如何突围的问题，于是他转移话题，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对林、聂二人说：闲来无事多读书。听说瞿秋白同志办了一个图书馆，我近来一直病魔缠身，未去一观，今天你们随我一起去看看如何？
林彪和聂荣臻听了，面面相觑，他们无法读懂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但是他们能感觉到毛泽东在表面的平静之中，内心涌动着起伏的波澜。于是，林、聂二人陪着毛泽东朝瞿秋白的住地走去……
毛泽东从瞿秋白那儿借到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回到云石山古寺时，太阳快要下山了。这时，张闻天怒气冲冲地返回云山古寺。他一跨进院门，便发现毛泽东斜躺在睡椅上看书。毛泽东的样子悠闲极了，绚丽的夕阳照在毛泽东清瘦的脸庞上，看上去却像一位得道高僧。张闻天看到毛泽东的这种神态，心中的怒气消去了很多。
毛泽东听到了脚步声，抬头一看，见是张闻天，便把刚刚打开的《唯物史观解说》合上，慢条斯理地说：回来啦？
张闻天在毛泽东面前不远的石凳上坐下，用赞许的语气说：老毛，我真佩服你，众人皆醉，唯你独醒。前几天刚完成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书稿，现在又啃马列哲学，我可做不到啊！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可为不可为的问题。说到这儿，毛泽东想起了张闻天是从秦邦宪那儿回来的，于是问道：你找秦邦宪同志谈了吗？
这一问，又把张闻天的火气撩了上来：谈什么谈，还不是大吵一场，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张闻天回到云山古寺之前，曾去总部找过秦邦宪，他是为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动问题去找他的。因为秦邦宪为了加强这次转移的机密性和机动性，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决定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说是便于行军作战。张闻天开始并无意见，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不好，不如把机关人员集中起来，编成战斗单位行动。张闻天一琢磨，觉得毛泽东的话有道理，便到总部去找秦邦宪协商。见面时，秦邦宪为了缓和他们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便对张闻天说：老张，你莫不是又来找我们吵架的吧？
窝着一肚子火的张闻天听了，老着脸不高兴地说：难道我不能来找你吗？我问你，你不觉得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兵团去有失妥当吗？董老、徐老、谢老、林老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贺子珍还怀着五六个月的身孕。这些人怎么能跟得上作战部队的行动？
秦邦宪又诧异又恼火，质问张闻天说：那你说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苏区？前几天，你不是为了把何叔衡和瞿秋白留在苏区而找我大发脾气吗？
张闻天没有理会他的质问，继续指责道：你别岔开实质话题，我是问你对政府机关人员的安全问题有没有一点考虑？
秦邦宪如何受得了张闻天的这种语气，他发火道：那你说怎么办？张闻天说：办法当然有，我们可以把政府机关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照顾，毛泽东就是这个意见。
秦邦宪听说毛泽东是这个意见，心中更火：你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
张闻天反唇相讥道：我的意见如何？毛泽东的意见又如何？毛泽东是苏维埃政府主席，难道不能提建议吗？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难道没有发言权吗？你们最高三人团对我们也太缺少最起码的尊重了吧！
面对张闻天尖锐的指责，秦邦宪有一种让人当头一棒的痛楚，他强压着心中的恼怒，息事宁人地说：好吧，我和李德、恩来商量一下你们的意见，再把决定告诉你。张闻天见秦邦宪打起了太极，他不想再争论，便拂袖而去。所以回到云山古寺见到毛泽东时，脸上的怒气还没有消去。
这时，毛泽东不无坦然地对张闻天说：吵一吵也好，吐一吐闷气，心里会舒服一些，但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闻天点了点头说：我也知道这样做有些犯不着，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和他碰面，看见他那独断专行的样子，心里就直冒火！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久积成患，问题怕还是在根子上啊！
张闻天说：是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些烦心的事儿，但越想心里越烦，总想找你聊一聊。怎么样，你现在精力好不好？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没关系，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吧！
张闻天喝了一口茶，同毛泽东聊起了他与秦邦宪之间结怨的往事——
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在苏联中山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时在张闻天眼里，秦邦宪虽然比较聪明热情能干，处事却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秦邦宪的思想并不鲜明，张闻天曾帮助他纠正了许多模糊认识，使他认识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因此，张闻天把秦邦宪当作一个热情奔放的小青年。这个小青年今天能够担任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不是靠他的经验和才华，也不是靠他的资历和威望，而是靠与王明和米夫的亲密关系。可是年轻的秦邦宪爬上了中央负责人的高位之后，便有些忘乎所以了，产生了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感觉，似乎谁也不在话下，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了。广昌战役是秦邦宪和李德指挥的，红军死伤达五千多人，损失非常惨重。张闻天在总结战役的军委会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一仗根本就不应该打，敌人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有大炮轰击，武器精良，人马又多。红军所据之地形和兵力均处于劣势，犹如拿着鸡蛋去碰石头。秦邦宪听了，不服气地说：张闻天同志，你别忘记了，军委会上你是赞成打广昌的，你怎么出尔反尔？张闻天坦然地回答道：是的，先前我是同意打广昌的，问题是敌情已发生变化，敌变我变是一种常识，我们怎么能以弱旅去跟强敌拼消耗呢？秦邦宪对张闻天的用词很反感，质问道：怎么能说是拼消耗？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叫你指挥，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不懂不要装懂。张闻天被激怒了：不错，在军事上我是外行，但即便是外行，也不会像你们这样蛮干！秦邦宪更怒了，拍案而起，结果闹得不欢而散，二人从此撕破了脸皮。
回想起这段往事，张闻天显得有些伤感，他望着毛泽东说：这是我和他第一次公开发生的冲突！
毛泽东笑了笑说：广昌战役的失利是一种发展必然，问题出在李德、秦邦宪他们不了解中国战争的基本规律。强弱得失，真假虚实，其实是一种可以转化的东西。强弱对阵，有没有胜算？当然有。当年韩信区区数万人与魏王豹对阵于黄河不就是例子吗？还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以弱胜强的战例太多了。
毛泽东一谈到用兵，总是劲头十足，他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一口接着说：强弱对垒，这是一种蠢办法，这是不懂兵法的表现。孙子曰：兵者，诡道也。什么是诡道？就是不循常规，不拘常理，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着方向。可惜我们的秦邦宪，在李德的控制下，生搬硬套国外战例，岂有不败之理！
听毛泽东谈兵，张闻天似乎插不上话，在这方面的知识，他远不及毛泽东，但他能悟到毛泽东深邃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见张闻天不语，便用开导的语气说：你和秦邦宪的分歧，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指导思想的分歧。一旦归于实践，斗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朱老总和老彭不是同李德发生过争论吗？刘伯承不也是公开顶撞李德吗？当前关于军事指挥的方向问题，你不要认为是个人思想问题。
张闻天黯然道：虽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却要承担个人意气之争的痛苦，你说我该怎么办？
毛泽东顿时大笑起来，说：我何尝不是深受其苦！
张闻天想到毛泽东眼前的处境，觉得也是的。然而，张闻天可没有毛泽东洒脱，他说：秦邦宪、李德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啊！
在张闻天看来，架空他政治局常委，调他到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因为与秦邦宪争吵的后果，是秦邦宪和李德排挤他的一箭双雕之计。张闻天的看法没有错，秦邦宪调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可以把他挤出实力领导层，又可以利用他来排挤毛泽东，在苏维埃中央政府里和毛泽东分权。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张闻天非常不满。不久，李德和秦邦宪又派他去福建、江西做巡视工作，有让项英取而代之的迹象，因此更加剧了他的不满情绪。也就是在这种心态下，他开始了和毛泽东的接触，并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张闻天和毛泽东之间，相互知之较早。一九二〇年初，他俩同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二人没有见过面。一九三一年二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后，在上海中央工作，对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情况开始有所了解。当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对毛泽东都是排斥和打击的态度。张闻天也不例外，他在撰写的社论中，曾全盘否定毛泽东反“围剿”时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等军事谋略，认为毛泽东的反“围剿”理论是消极防守；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还提出过调毛泽东到后方做苏维埃工作的建议。张闻天之所以反对毛泽东，并不是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他受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盲目反对。一九三三年初，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工作后，才见到了他曾反对过的毛泽东。那时，两人只不过是点头之交。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张闻天自从被贬到苏维埃中央政府与毛泽东一起办公后，才真正了解了毛泽东的人品、思想和才干。随着二人交往的加深，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才干越来越敬佩，到今天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他觉得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而秦邦宪、李德等人，是很难挑起这个大任的。
诗曰：
三足鼎立村夫说，一统唐家道士建。 韩信韬略萧何识，张松地图诸葛荐。 位高未必有真知，职卑可能藏大贤。 大道之行乾坤越，蛰伏潜龙终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