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陵之战结束没多久，秦国就收到魏国战败的消息。此时的秦国，已被商鞅的第二轮变法改造十年之久了，完全具备与魏国全面开战的能力。
秦国君臣如此努力，就是要报公元前350年那一次的屈辱。那一年，魏惠王要攻打秦国，秦孝公软了一把，在魏惠王面前装了一把孙子，让商鞅哄骗魏惠王称王，从此魏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从那一年开始，秦孝公与商鞅忍辱负重，加速了第二轮变法的施行。这轮变法的核心是要彻底打好秦国的经济基础。只有经济基础打得好，上层建筑才能盖得好。
商鞅要想打好秦国的经济基础，就要从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制度入手。史书有这么一句话描述商鞅是如何改革土地制度的：
“为田开阡陌封疆。”
高中历史老师是这样解释这短短七个字的：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度，把标志着井田的阡陌封疆去除，并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这让很多同学以为，是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开创了土地私有制，从而诞生了一批地主老财，使得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老百姓贫困不堪。
其实历史老师对这七个字的解释，完全引用了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话。
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作为汉武帝时的明星学者，当时学术界的泰斗，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董仲舒说出的话都是金科玉律，无人敢不听。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权威不能迷信与盲从。
董仲舒的解释，实际上有失偏颇。汉朝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与正统，就把秦国描述成暴秦。再加上秦国特别喜欢烧儒家书籍，儒家打从骨子里就恨秦国，也自发参与了抹黑秦国的行动。
董仲舒诋毁秦国，说土地可以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指的是他当时所处的西汉。西汉初期也是施行授田制，可是开放了土地交易，很多有钱人开始炒地皮，进行土地兼并。这些大地主就变成大豪族，大豪族偷税漏税，垄断权力，欺压百姓。西汉、东汉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豪族。
如果商鞅知道董仲舒这么诬蔑他，他一定会从墓里爬出来，活活掐死董仲舒，还会骂：“呸，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讲的分明是汉朝，关我秦国屁事！”
现实并非董仲舒描述的那样，秦国从春秋时代就没搞过井田制。
周平王东迁洛邑，周王室在陕西的故地就撂荒了，远在西方的秦人趁机抢占了周王朝在陕西的故地。
战乱导致，周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井田制，被破坏殆尽。由于土地多，秦人搞起了爰田制。秦国老百姓种田，秦君不会让你只在一块地上耕。每隔三年就换一块新地去开垦，旧地就休耕。
一转眼几百年过去了，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牛耕铁器的普及，老百姓的生产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商鞅看来粗放的“爰田制”已经搞了几百年，早已不适合秦国。商鞅是李悝的粉丝，他决定效仿魏国，在秦国实施“授田制”。“授田制”在当时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三晋早就玩得炉火纯青，也因此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老百姓打了鸡血一样努力种田。
“授田制”是指国君将土地分给百姓，老百姓在分到的土地上耕种，向国家缴纳赋税，国君就成为国家唯一的大地主。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土地的产权是国君的，绝不是百姓的，绝不允许土地买卖。
乱世之中，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能有吃的有穿的，能养活一家人就够了。国家授予老百姓一块地，老百姓就有了自己的产业，就有了归属感，就会定居在这里，努力地在自家地上种粮食，这样就有利于国家征粮与征兵。
更重要的是，秦国实施授田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人少地多。
三晋虽然也实施“授田制”，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直线上升，造成了人多地少的局面。如果你在三晋的户籍上没有名字，对不起，国家不会给你授地，没有地的你，要么成为无业游民，要么去做生意。
商鞅抓住这一契机，实施了“秦国梦移民计划”，这和19世纪的美国移民潮，出奇的相似。那时美国刚建国没多久，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人！那时移民美国，只要在政府登记，就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家园。不像现在移民美国，又要学历，又要资产，还要排队。当时，无数人怀揣着美国梦往美国跑，无数的工厂、矿场、铁路得以修建，从而奠定了20世纪美国的霸主地位。
秦国政府向外宣传只要来我们秦国，就分给你们土地耕种。
于是无数的三晋百姓拖家带口，昼伏夜出，为了实现“秦国梦”偷渡进入秦国。
商鞅组织移民登记机构，给三晋来的移民登记上户籍，然后进行土地分配。
面对一窝蜂涌来的移民，秦国极其慷慨。每户将分配五百小亩的地，换算成大亩，就是两百四十步为一亩。而秦国极其富裕，把土地分给移民之后还剩很多。
秦国老百姓知道自己可以领取这么一大块土地高兴坏了。为了更好地将土地分配给老百姓，需要官府提前将土地规划整理好。
怎么将农田划分好呢？
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一块“青川木牍”。
这块木牍上面记载着，商鞅死后三十年，秦国吞并蜀国，在那里大搞土地改革，上面详细记载了秦国是如何划分土地的。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尺。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及芟阡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口。”
意思是，农田宽一步，长八步，就要修一条小路。每亩修两条小路，一条陌道（东西方向的道路）。一百亩为一顷，要修一条阡道（南北方向的田埂），道宽三步。封（田间的矮墙）高四尺，大小与高度相当。埒（田间的矮墙）高一尺，基部厚两尺。在秋天的八月，修筑封、埒，划定田界，去除阡陌上的杂草。九月大规模修路。十月造桥、修堤坝，确保渡口畅通。
通过青川木牍我们可以看到，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不是废弃阡陌，而是按照授田制重新规划田地。
阡道与陌道就像两把刀，把土地切成一块块面积相等的小蛋糕，每块土地像长方形的小格子。这样不仅方便政府将土地分配给老百姓，更方便了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征税。每户按照国家分配的土地面积领取土地。此外，如果你在战场上获得战功，加官晋爵了，还可以领取更多土地。
有句话说得好：“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当老百姓分到国家的土地，他有了自己的财产，才会真正感受到自己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如果国家打仗，这些公民必定在战场上勇往直前。这就是战斗力极强的公民兵，公民既是兵也是民，这使得国家的养兵成本大幅降低。
只要允许土地买卖，精明的有钱人就会大肆买地，炒地皮。炒地皮就像现在炒房，古代政府不像现在的政府，可以出台各种遏制手段。在当时，没有地的老百姓要么当佃农，要么铤而走险。这样的国家想大规模动员老百姓参军，几乎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募兵。
募兵不再是民，当兵成了他们唯一的职业。换句话说，他们是要上班拿钱的，谁给他们工钱，他们就认谁当老板，这无疑给国家增添了很大的财政负担。
唐代前期施行类似于授田制的均田制，国家可以授予一个青壮年男子一百亩的地，所以唐代前期的士兵特别能打，逮谁灭谁，突厥、高句丽这两个硬茬儿都被灭了。可是国家允许土地买卖之后，有钱人开始炒地皮了，大量的土地兼并让老百姓无立足之地，老百姓当兵也就没了积极性，征兵也征不上来。最后唐玄宗搞出了募兵制，募兵制有个坏处，花钱雇来的兵只听命于自己的将领，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秦国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地，安安心心在上面耕种之后，国家怎么收税呢？是按每户的土地面积还是按照人头呢？
有的朝代是认地不认人，有的则是认人不认地。
商鞅在秦国待了这么多年，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秦人喜欢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在一起。如果家里有钱，就会产生寄生虫，秦国那么多的空地谁去耕种？
于是商鞅颁布了“初为赋”。
秦国征税，只认人头。家庭户口簿上的成年人，只允许有一对夫妻，儿子成年必须分户，如果不分户就要加倍收税。
最后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县”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直接归国君管辖，可是“县”的设置没有规范化。比如楚国的一个县，那都是庞然大物，前身都是被吞并的小诸侯国。虽然是个小诸侯国，但是地皮与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
商鞅在秦国规范了郡县制，将全国无数的乡、邑、村合并为县，共建立了三十一个县，国君的权力可以一竿子插到底。
秦国被商鞅制造成一架恐怖的国家机器。
公元前341年，秦国已被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彻底改造，国力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畏惧魏国的秦国了。此时的商鞅也升任为“大良造”，爵位是十六级。
商鞅因而抓准大好时机对秦孝公谏言：
“秦国与魏国的关系形同水火，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位于秦国的东面，独享崤山的地利，死死地锁住秦国进军中原的道路。它强大时，就会向西入侵秦国；当它衰落时又会向东战略收缩。现在秦国在国君的英明领导下，国力强盛。眼下魏国被齐国击败，我们趁此良机攻打魏国，魏国必定难以招架。我们只要占据黄河与崤山的险地，从而打开进军中原的大门。到那时征服东方诸侯，实现帝王的宏伟大业，将不再是个梦！”
秦孝公立刻拍板同意，当年9月，秦军向河西地区的魏军发起大规模反击。赵国见状，从北面攻击魏国。
马陵之战后的魏国，如同被打成重伤后躺在ICU的病人，哪还有什么力气再去抵抗秦、赵两国的攻击，魏国大败。
公元前340年，秦国再度出兵攻击魏国。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率军抵御秦军。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秦军的主帅竟然是商鞅。商鞅一直从事行政事务，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有必胜的把握吗？
商鞅之所以敢带兵出征，就是因为魏军将领公子卬是他的老相识。商鞅在给魏相公叔痤当中庶子的时候，与魏国高层都有一些接触，公子卬就是其中之一。
公子卬作为魏军主帅，内心十分慌张。自从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力极其虚弱，自己率军与秦国交战，难有胜算。如果打输了，要么死于沙场，要么被魏王问责。
“真不想打，如果能和平解决两国军事冲突，该多好啊？”
就在公子卬祈祷上天出现奇迹的时候，奇迹真的发生了。商鞅派人送来一封信。
“当年在魏国，我与公子是哥们。现在各为其主，不忍心相互残杀。不如我俩和谈，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国冲突。另外，好久不见了，我也想和你好好畅饮一番，叙叙旧。”
公子卬高兴得都快哭了，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然而商鞅并不是来帮老朋友的，他是来坑老朋友的。
信以为真的公子卬带着随从亲自赴会，他与商鞅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缔结了停战协议。会后，两国和谈人员开始了晚宴。就在双方把酒言欢之时，商鞅摔杯为号，埋伏好的甲士把公子卬与随从全部绑了起来。
商鞅下令，全军出击。群龙无首的魏军一时间溃不成军。秦军取得了魏国河西大部分的土地。
得胜回朝的商鞅，被秦孝公赐予“於、商两地的十五邑作为封邑。”商鞅原名叫公孙鞅，由于国君封的封邑里有“商”地，因此被人习惯地称为“商鞅”。
就在商鞅如日中天的时候，危险也向他一步步紧逼。
商鞅作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国，本应该处理行政事务，并没有领兵打仗的职责。然而此次大胜魏军，商鞅变相地把军权抓到了手里。除了秦孝公，商鞅就是秦国的二号首长。
可是商鞅快乐吗？
他一点都不快乐，而且每天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感觉周边每个人都想害他。因为变法，他把朝廷中能得罪的全得罪光了，唯一的朋友只有老板秦孝公。变法虽然让老百姓受益，但是商鞅以铁血手段推行，不服的要么脑袋没了，要么缺胳膊少腿，老百姓心中也有很大的怨言。
商鞅给自己配备的安保级别极高，仅次于国君。他一出门前后簇拥着几十辆车，车上都是重装步兵，身边又有贴身侍卫，车子周围都是持戈操戟的保镖。没有这么多人保护，商鞅连大门都不敢出。
公元前338年，心理长期处于恐慌之中的商鞅做了心理疏导。商鞅的心腹孟兰皋给他推荐了一个名士叫赵良，据说这人才学很高，善于给人答疑解惑，是著名的灵魂导师。
商鞅满怀期待地让孟兰皋请赵良与自己见面。令商鞅万万没想到的是，原本只想做个心理疏导，结果搞成了心理阻塞。
商鞅满脸微笑地说道：“咱俩能交个朋友吗？”
结果赵良张口说的第一句话，就让商鞅倒胃口：
“孔子说过，举贤任能，受到人民拥戴的人才会前来。聚集的都是不肖之徒，即使成了王业，也很难维持。”
商鞅最讨厌的就是儒家思想，虽然他烧儒家的《诗》与《书》，但是没有迫害儒家弟子。毕竟战国时，礼贤下士是各国都崇尚的风气，迫害知识分子，只会让有才能的人不敢上门求职。
商鞅阴沉着脸问道：“你不满意我对秦国的治理吗？”
赵良：“能够听取别人意见的叫聪，能够自我审查的叫明，能够自我克制的叫强。舜帝曾说过，能够自我谦虚的人受人尊重。你不如遵从舜帝的主张。”
商鞅有点生气，问道：“我与秦穆公时期的相国百里奚相比，谁更厉害？”
赵良淡定地说：“百里奚当相国时，劳累不坐车，酷暑不打伞，走访基层从不带随从和保镖。他死的时候，全国百姓无不为他哭泣，而你呢？”
商鞅竖起了耳朵。
“你来秦国前毫无名气，完全是靠国君身边的宠臣景监推荐的。你用刑罚治理百姓，把太子的老师割了鼻子，你又用新法天天教育贵族子弟。”
赵良讲到这里，情绪激动，他不管商鞅是否愿意听，最后警告商鞅：
“《诗》里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书》里也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现在如同‘危若朝露（危险得像清晨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你不如把你的封邑还给国家，退隐山林。万一哪天国君不在了，国内有无数想杀你的人。”
商鞅听到“危若朝露”这个词，叹了口气。
“我何尝不想退隐山林，可是我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赵良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只是讲了自己所能想到的。虽然赵良触犯了商鞅，但是“危若朝露”这个词触及了商鞅的内心最深处。从他在秦国干变法那天开始，就已经无路可退，只能一往无前，直到粉身碎骨。
商鞅拜谢了赵良，该干嘛还干嘛。
然而赵良的这张嘴太晦气了，在他批评完商鞅的五个月后，秦孝公病危了。
面对秦孝公的病色，商鞅有种不祥的预感，而秦孝公在临死前的一个举动，让商鞅的死成为必然。
秦孝公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已经到了有上气没下气的地步，于是他把商鞅喊了过来。望着眼前的老部下、老战友，秦孝公说了一句让商鞅想上吊的话。
秦孝公勉强支撑起自己，说道：“你是一个旷世奇才，大良造的职位对于你的职位来说，太屈才了。我想把国君之位禅让给你！”
商鞅听完后，吓得魂飞魄散，差点瘫倒在地上。
千万别以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砸到商鞅，要知道秦国建国好几百年，宗室子孙成千上万，怎么可能轮到商鞅来做呢？虽然商鞅的爵位是大良造，但是说穿了，他只是一个打工仔，比春秋时有封地、有私卒的大夫们差远了。
本来商鞅就遭秦国宗室们的憎恨了，要是让他们听到国君要禅让给商鞅，还不得把商鞅的皮给扒了。
面对秦孝公抛出来的重型炸弹，商鞅又是磕头又是哭。
“国君你不会有事的，千万别提什么禅让的事，我永远都是您的臣子。”
秦孝公听完后，一声不吭地躺了下去，默默地看着商鞅。
空气似乎凝固了，君臣对视了很久，秦孝公把头转了过去，商鞅也难过地走了。
一路上，商鞅一直在想国君为什么要说把国君之位禅让给他的话，是试探？是挖坑？反正不是出自真心的。国君想把位子禅让给大臣，只不过是嘴上说说，以表明自己礼贤下士，始终没有忘了老部下。
秦孝公充满了柔性的政治智慧。秦孝公属柔，商鞅属刚，他俩刚柔相济，搭配得非常好。
想当年，为了检验名不见经传的商鞅的才学，他愿意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连续三次面试商鞅，前两次自己还被讲睡了。换作一般老板，早就让商鞅滚蛋了。可他耐住了性子，当认真听到第三次时，就意识到了商鞅就是他要找的人，立马委以重任。
商鞅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人，他会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步一步完成变法的宏伟蓝图，阻碍他的人要么死要么残。当变法者面对一个封闭顽固的社会时，他必须化身成霹雳神剑，以雷霆之势去砸碎旧制度的枷锁，闯出一条通往新时代的康庄大道。
但霹雳神剑是把双刃剑，在它扫荡寰宇之时，又有可能伤到舞剑的人。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有的变法非常激进，最后彻底失控，导致国家灭亡。而商鞅主持的变法，是整个战国时期最全面、最彻底、最激进的变法，尽管如此，国内却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和舞剑人秦孝公是分不开的。
秦国就像一个家庭，秦孝公与商鞅就像一对夫妻，秦国百姓就像孩子，变法中秦孝公唱红脸，商鞅唱白脸，不管红脸白脸，本质都想让孩子好。可孩子不懂，他只知道唱白脸的又凶又坏，唱红脸的温柔体贴，因此商鞅替秦孝公背了无数仇恨。
没几天，秦孝公去世了。
葬礼上，商鞅一直在回想，最后一次见面时孝公看自己的表情。
葬礼结束后散场时，商鞅感觉后背有无数的尖刺在扎自己，他回头一看，一群宗室贵族在恶狠狠地看着他。
新继位的国君是位十九岁的青年，他叫嬴驷，史称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对商鞅很打怵，因为商鞅，他差点儿就当不了太子，继承不了国君之位。
嬴驷曾经当太子的时候有两个老师，一位是公子虔，另一位是公孙贾。由于老爹秦孝公天天忙着和商鞅搞变法，教育太子的事就交给了这两位老师。也许是这两位老师的德育工作没有做好，年少的嬴驷犯事了。
年少的嬴驷自以为是太子、未来的国君，从来不知道低调二字怎么写。太子在过去犯事，也许就不了了之了，然而现在商鞅来了，他刚颁布《秦律》！
商鞅颁布时，对秦国上下反复强调：
“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结果，年少无知的嬴驷撞枪口上了。由于他岁数小，又是未来的国君，不能受刑。
商鞅心想：“熊孩子绝对不能惯着，秦国可没有《少年儿童保护法》。一个熊孩子背后一定有熊家长，可是熊家长就是秦孝公，哪能对老板动刑。那就对老师动刑，一个熊学生背后一定有熊老师。”
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太子嬴驷的两位老师被抓走了。当这两位重新回到太子嬴驷身边教书时，公子虔的鼻子没了，公孙贾的脸上被刺字了。这两位老师以残缺的身体站在嬴驷面前讲课时，嬴驷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慑，这相当于每天对他进行普法教育。此时的嬴驷明白，秦国有一个比他老爹还要狠的人，那人叫商鞅。
后来身心受伤的公子虔干脆不教书了，躲在家里八年都没有出过门。
突然有一天，公子虔收到秦孝公去世的消息，他打开了大门，向外迈出了复仇的第一步。
“八年啦！我的学生当国君了！”
公子虔带着同样身心受伤的贵族找到了刚继位的秦惠文王。
公子虔：“大臣权势过重国家就会岌岌可危，国君过于宠幸左右近臣就会危及自己。现在秦国的妇孺都说商鞅的新法，没人提及国君。这样一来，君臣位置颠倒，况且商鞅还是我们的仇人，请国君赶紧除掉他吧！”
年轻的秦惠文王并不傻，他知道贵族憎恨商鞅，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可作为一国之君来说，国外的敌人是诸侯，国内的敌人则是贵族。秦国四代乱政的教训还摆在嬴驷面前，商鞅用变法的手段为国君扫除了贵族的威胁，变法后国君只要动一动手指，秦国国内任何一个人的脑袋就会立马搬家。
“无限的权力掌握在国君的手里，没有任何人敢掣肘，多爽啊！”
秦惠文王享受商鞅变法带来的快感，可是他必须得杀了商鞅，因为商鞅触动了自己的逆鳞。嬴驷认为自己是条至高无上的龙，自己的逆鳞是别人绝对不能触碰的。
龙有逆鳞，触之必怒。
威严、权力就是龙的逆鳞。
“商鞅对我的两个老师行刑，让我颜面尽失，我必要讨回来！你身为大良造，大权独揽，权倾朝野，老百姓都惧怕你的刑罚。商鞅，你手中的大权是我父亲授予的，现在我要收回来，国君的权力决不能与人分享。
“无论如何，商鞅你都要死，只有你死了，我才能一言九鼎，统治秦国。”
秦惠文王下令抓捕商鞅。
商鞅毕竟在秦国混了那么多年，朝廷内还是有自己眼线的，他闻风逃亡了。
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商鞅，出门都要无数人护卫的他，在逃亡的路上如同一条丧家犬，独自一个人向着东方狂奔。
到了晚上，他找到了一家旅馆投宿。旅馆老板看着商鞅，问了一句话：
“住店要带证件。商鞅说了，如果给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家是要连坐的！”
商鞅愣住了，他冷笑了，这不就是自己实施的法规吗？没成想到头来这条刑罚竟用在了自己身上。
商鞅被当作无证人员，无奈地离开了旅馆，只能夜宿野外，看着满天的繁星，他想到了远方的故乡。如果当初他在卫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下场了。
回不去的是家乡，得不到的是安宁。
商鞅昼伏夜出，偷渡到了魏国。魏国人无比地憎恨商鞅，是他用卑劣的手段，骗了公子卬，打败了魏军。魏国把商鞅遣送出境，无处可去的商鞅只得潜逃回了自己的封邑。
商鞅还是留了一手的，他在执行变法的过程中，对于秦国的封君制度并没有做修改。
之前我们在讲吴起的故事时，楚国的封君虽然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上肆意妄为，但是没有兵权。哪怕是势力熏天的阳城君面对楚王的迫害，也只能亡命天涯，把自己的封地交给墨家弟子帮忙看管。
秦国却很有意思，封君相当于国君委任的地方长官，必须服从国家的管理，他们既管兵又管民。虽然这块封地产权不是自己的，但是可以享尽使用权。当地的兵权归自己掌握，这让封君挺直了腰杆子。
回到自己地盘的商鞅，召集了自己的死党，发动当地军队造反，结果被秦国大军击溃，商鞅在乱军之中被杀死。
秦军把商鞅的尸体带回了咸阳，秦惠文王万万没想到商鞅狗急跳墙，竟然起兵造反，于是命人以谋逆的罪名将商鞅五马分尸，诛灭商鞅全家。
有一件事让商鞅死不瞑目，那就是秦人听到他的死讯，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做了两大重要的决定。
第一件事，收回封君手里的兵权。
此后秦国对调动兵马管理得极其严格，秦国内能调动兵马的人只有国君。
一个将领想调动五十人以上的部队，必须经过国君批准。为了避免有人假传圣旨，发动叛乱，调动军队时必须要有国君的虎符。如果想调动军队，经国君同意后，会给这位将领右半个虎符，拿着虎符到当地驻军那儿，与驻军将领手里左半个虎符能严丝合缝地对上，军队就会听指挥。虎符就是密码学的老祖宗。
一百年后，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有一个男朋友，叫嫪毐（lào ǎi）。嫪毐是河西与太原两郡的封君，他发动了叛乱，但无兵可调，最后只能办假证，私刻了国君与太后的公章，勉强凑了一些人马，可最后还是被秦王嬴政打败了。
第二件事，继续推行商鞅的新法。
在秦惠文王眼里，父亲秦孝公想要将秦国打造成一架庞大的国家机器，而商鞅就是国君手里的工具。作为工具的商鞅，功能十分强大，在秦孝公的正确使用下，秦国被打造成能自我运行且不断扩张的国家机器。由于工艺水平天下一流，它击败了同行业的其他竞争对手。
操纵机器的父亲也已经去世了，新任的操纵者就是嬴驷，用商鞅不顺手，所以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
商鞅在国君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商鞅为后世开创了一个专制的集权社会，《秦律》虽然体现着公平正义，却把一个人排除在外，那就是国君。国君就是秦国的天，没有人可以制衡他，任何才华盖世的名臣在他手里都只是一个工具人。
工具用得不顺手，可以扔；工具人用得不顺手，可以死。
商鞅死了，他把自己献祭给了变法。可他却永远活在以他命名的书里，这就是著名的《商君书》，在古代一直被称为“天下第一禁书”。
如果皇帝看到老百姓有人读《商君书》，一定会说：“这是一本受批判的书，毒性非常大，老百姓看了会犯大错误的！我要把书没收了！”然而，皇帝却没少偷偷地看《商君书》。
《商君书》里面不光记载了商鞅的法家思想，还包含了商鞅在秦国的后继者们的法家新学说。作为一本法家的学术著作，却被定性为禁书，这恐怕要拜“史圣”司马迁所赐。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里是这么评价商鞅的：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意思是，商君是个天性刻薄寡恩的人。他当初就是用帝王之道游说秦孝公，凭借夸大其词，而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干，在宠臣景监的帮助下，才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商鞅得到重用后，就对公子虔动用刑罚，欺骗魏国公子卬，不听从赵良的劝诫，足以证明商鞅是一个残忍少恩的人。我曾经读过商鞅关于开塞耕战的书（这里指的就是《商君书》），此书内容和商鞅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商鞅最后落个谋反的死罪，死得不是没有道理。
司马迁讲的这段话里面，并没有讨论商鞅具体的思想，反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为什么司马迁看完《商君书》之后，直呼辣眼睛呢？
因为商君书里有被人称作“驭民六术”的内容，分别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
弱民是让老百姓没有造反能力。
贫民是让老百姓处于贫困线上挣扎，如果老百姓富裕，只会变得骄奢淫逸。
疲民让老百姓不停地工作。
辱民是用重刑惩罚犯事的老百姓，从而体现官府的尊严。
愚民是让老百姓处于未开化的状态，书读得越多心思就越活络，不利于国家统治。
虐民是虐待老百姓。
司马迁虽然是史学家，可是他却是儒家学说的拥护者。儒家思想崇尚以德治国，“仁”是最高道德准则。《商君书》里所谓的“驭民六术”，在司马迁看来，是赤裸裸的暴政，只有十恶不赦的恶鬼才会想出如此歹毒的思想。
然而，上中学时，政治课上老师在讲到唯物辩证法时，会说这么一句经典的话：
“看待事物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以静止的眼光去看待。既要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不好的一面。”
如果说《商君书》是教育统治者玩弄权术的教科书，那么它还远不及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一书。
《商君书》的确有欺压百姓的思想糟粕，但是儒家就没有吗？
儒家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身份的尊卑是不能逾越的，尤其礼后来变成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
后世之中议论商鞅的人很多，很多人只会打“嘴炮”，如果站在商鞅所处的情境中，很多人未必做得有他好。战国时，变法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变法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道路。
骂《商君书》的人，说明他没有读懂这本书，这本书透露出商鞅的治国理念，就是“耕战”二字！
耕地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是为了抢夺更多的土地。
为了老百姓能安心种地，国家能平稳运行，就要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为了能让将士勇于杀敌，就要让他们在爵位晋升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在秦国努力耕种、忘死杀敌，可以获得高额的物质奖励与辉煌的荣誉。
为了确保“耕战”的顺利开展，就需要“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的精神，而这两点精神却被儒家故意忽略掉了。
如果秦国对自己百姓实施暴政的话，别说一统天下，自家老百姓就先反了。而且，在秦末的农民起义里，唯独秦国故地没有发生暴乱，因为秦人都爱着自己的秦国。
《商君书》就这样被骂了两千多年。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欧洲列强，有着健全的法律，先进的科学，当时的中国人也想通过变法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就在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来改变中国时，他们发现在两千多年前，咱们老祖宗的法治思想一点也不弱于洋人，商鞅也因此被平反了。
孙中山的铁哥们、国学大师章太炎，评论商鞅的思想是“核其宪度而为治本（用法律作为治国之本）。”
梁启超评价商鞅：“犹如后世缔造了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忠于谋国，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不惜以身徇法。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不管后世评价如何，商鞅终归化成一抔黄土。他来到秦国时，秦国还是一个惧怕魏国的二流国家，当他死去时，秦国一跃成为大国。
驾驭秦国这艘大船的秦惠文王，也不必太骄傲，因为此时各国都开展了变法，每个人都是氪金玩家。魏国在马陵之战失败后，东方的齐国与南方的楚国都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