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皇宫，一间不显眼的房间内，一个娇小的身躯蜷缩在角落。时值寒冬，这个十岁的小男孩儿却只穿一件单衣，身体因寒冷而不住地颤抖。
他是拓跋宏，此时的大魏皇帝，日后彪炳史册的北魏孝文帝。
平城地处北方，冬日异常寒冷，只穿一件单衣的小皇帝在寒室中被关了三天，已经奄奄一息。守在门口的宫人和宦官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眼看着小皇帝一步步靠近死神，却只能无奈地落泪——除了为小皇帝祈祷，他们再也不能多做一点什么。
因为，将小皇帝关在寒室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母冯太后。
北魏的朝臣们不会眼睁睁看着小皇帝就此夭折，他们接连上书，请求冯太后宽恕拓跋宏。冯太后无动于衷。她已下定决心废掉拓跋宏，另立新君，她甚至已经决定了人选：拓跋宏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
冯太后清楚地记着拓跋宏的眼神，那眼神不像是一个十岁孩子所能拥有的，让她脊背发凉。
不久前，宫中一个宦官向冯太后打小报告，诬陷拓跋宏，说他对父亲献文帝的死存有疑虑，并说了一些对冯太后不敬的话。冯太后大怒，将拓跋宏召来，命宦官用棍棒责罚他，痛打了几十下，可小小年纪的拓跋宏却紧咬牙关，既不哭喊也不求饶。
十岁娃娃的反应让冯太后不安。我不杀献文，献文却因我而死！——冯太后大概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在面对小皇帝时，自然会产生特殊的情绪。
而且，发生在拓跋宏身上的另一件事，同样让冯太后如芒在背。当年，献文帝禅位时，五岁的拓跋宏却哭泣不止。献文帝问他原因。拓跋宏说：“我受禅登基，有取代父亲之感，是故心痛流泪。”现在冯太后回想此事，有一万个理由认定小皇帝年纪虽小，却将她和献文帝间的恩怨牢牢记在心底。
冯太后要废掉拓跋宏，永绝后患。
群臣明白冯太后的用意，也不难理解这个女人的苦衷，可他们又清楚小皇帝对于北魏政局稳定的重要性。于是，以拓跋丕、李冲和穆石洛（穆崇之后，北魏驸马，后被孝文帝赐名“泰”）等大臣为首，朝廷百官苦苦向冯太后求情，求她开恩，宽赦小皇帝。
群臣的极力劝阻让冯太后冷静下来，她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多么荒唐可笑。当她看到在饥寒中瑟瑟发抖的皇孙时，母爱再次被激发出来，对这个小“仇人”的恐惧被慈爱所取代，彻底打消了废帝的念头。
这对北魏人来说，是一大幸事。
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拓跋宏身份虽高贵，其身世却让很多人心生同情：幼年丧母，少年丧父，缺少父母的关爱，而且身在波谲云诡的宫廷，见惯了阴谋诡计和生杀予夺，享受不到人间欢乐……
作为帝国权力中心的平城皇宫，并不是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场所。冷漠，阴暗，诡秘，压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似乎很难发展出健全的人格。
然而，孝文帝在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前，首先成了一个好人，这一点殊为难得。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有一种很奇怪的论调：想要成就不世功业，必然要百无禁忌，道德规范、纲常人伦都不能在意，否则就要失败，被人嘲讽迂腐。其中典型的是刘邦和项羽：刘邦是无所顾忌的地痞，而项羽是有荣誉信仰的贵族，所以百无禁忌的刘邦更容易走向成功之路，项羽只能兵败身死……其实，北魏孝文帝的一生足以证明：杰出的帝王也可以德才兼备。让很多自我标榜为“正统”的帝王汗颜的是，孝文帝这位鲜卑族帝王，近乎完美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次，孝文帝用膳，伺候进餐的宫人不小心将汤弄洒，烫伤了他的手，宫人吓坏了，可孝文帝却微微一笑，摆摆手，并没有追究。还有一次用膳，他在饭食中发现了蟑螂之类的昆虫，这是十分倒胃口的事，然而，孝文帝同样没有生气，笑了笑，又让宫人重新上了一份了事。
上面提到的那个向冯太后进谗言的宦官，在冯太后死后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孝文帝找他的茬儿。然而，尽管孝文帝知道就是他在祖母那里打小报告，却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让他寿终正寝。
宽恕。只有博大的胸怀才懂得宽恕。孝文帝是与他的先祖道武帝、太武帝截然不同的帝王，与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
拓跋宏之所以成为彪炳史册的孝文帝，除了他与生俱来的性格因素，祖母冯太后的悉心教育也是其中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将到来的“孝文帝时代”，可以说是“冯太后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没有冯太后，就没有孝文帝。这是毋庸置疑的。
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教育和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身教”和“言传”。
“身教”指冯太后在临朝称制过程中对孝文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就像一只教授幼崽捕猎的母狼，通过不断示范，提高孝文帝的领悟能力，让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为一位优秀的帝王。
献文帝死后，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这次面对的依旧是一个乱局，但此时的她在政治上已极为成熟，处理起来轻车熟路。冯太后和北魏之前的男性统治者不同，她有女性特有的柔情，从政风格更敏锐、细腻、柔和，面对不安定的局面，她没有以暴制暴，而是采取更为宽容的政策。
首先，大赦天下，宽宥犯人。冯太后或以皇帝诏或以太后令的形式，接连进行几次大赦，赦免了一大批犯人。北魏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一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北魏律法混乱不堪，没有条理，而且对犯人量刑极重，动辄灭门夷族，受牵连者常达数百甚至数千人，不可不谓残酷、血腥。冯太后几次大赦，将处罚方式由重变轻，被判灭门者得以保全族，被判死刑者得以活命，重犯得以减刑，轻犯得以释放，流放者得以归家。
其次，广开言路，重用人才。冯太后颁布诏书，下令广开言路：“……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魏书·高祖纪》）意思是，朝廷百官和平民百姓都可以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必有所遮掩，也不必心存担忧，地方官员可将百姓的意见以书面形式递交朝廷，皇帝将亲自阅览，与相关官员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可行。
第三，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下令减轻农民徭役，鼓励大兴农业。当时的北魏，疏浚河道、建造宫殿等工程都需要百姓义务劳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冯太后的这项措施，不但解放了农民，还让田地得以开发，国家得到税赋，以农业发展带动了经济提升。
第四，镇压叛乱，稳定边疆。太和元年（公元477年），秦州人王元寿纠集大批流民，自称“冲天王”，聚众作乱。冯太后派军征讨，剿除叛军。十一月，怀州一个叫伊祁苟的人自称是帝尧的后人，聚众叛乱。当初，拓跋氏为给自己入主中原创造理论基础，宣称自己的祖先曾出仕于汉人的祖先帝尧，并数次举行帝尧公祭大典。帝尧原本是北魏皇室为了“方便”而拿出的一张牌，如今却被敌人利用了——因为拓跋氏先祖是帝尧的臣子，所以帝尧的后人理应成为拓跋氏的主君——言下之意，北魏皇室应将皇位让给他伊祁苟。冯太后派冯熙征讨，将其平定。
冯太后临朝称制之初，南朝宋行将就木，冯太后趁机南征。北魏铁骑一路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丢失已久的淮北地区，不但扩大了北魏疆土，还稳定了国家的南部边疆。
第五，尊老护残，询问疾苦。冯太后对民生的关注细致地涉及社会最底层人士。尊敬老人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冯太后以身作则，在国都宴请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赠赐拐杖、衣服、米面等物，并以皇帝诏的形式规定七十岁以上老人留一子不服兵役，好让北魏人老有所依。她数次下诏，让大龄宫女出宫，与那些尚未婚配者组建家庭。她还经常出宫巡视，对百姓嘘寒问暖，给患病者和残疾人治病，并送给他们衣服和米粮……冯太后以母性的光辉感召着北魏臣民，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不知不觉间，冯太后成为了孝文帝的榜样。——这就是“身教”。
冯太后自幼喜欢读书，随着年龄增长，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视野越来越开阔。冯太后知道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知道文化教育对帝王的重要性，所以她历来重视对献文帝、孝文帝及其他皇族子弟的教育。冯太后是孝文帝的启蒙老师，她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奠定了他的文化基础，不难想象祖孙二人秉烛共读的温馨画面……孝文帝登基后，冯太后曾亲自为他创作《劝戒歌》三百余章、《皇诰》十八篇，督促和勉励他读书学习，还要求他将孝悌、仁爱、忠信等中华美德加以继承和传扬。——这就是“言传”。
史书记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孝文帝在冯太后教导下，十分热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而且旁学杂收，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对道家和佛教思想的理解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读书多了自然融会贯通，下笔千言不在话下，何况孝文帝天资聪颖，史书记载他“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孝文帝喜欢写文章而且文笔极佳，即兴创作了很多诗词文章，倚马可待，不改一字，与之前大部分帝王都由秘书代笔不同，孝文帝二十岁以后的所有诏书册命，均由他亲自完成，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章诗词，足有四十卷之多。
上面这段文字后，大概会对孝文皇帝形成一个基本的轮廓，但这个轮廓似乎稍显文弱甚至柔弱。然而，孝文帝不是柔弱书生，他高大挺拔，身体素质很好（所以能被饿冻三天而不死），臂力惊人，从小就表现出射箭天赋，外出射猎时，几乎百发百中，十几岁时就能用手指轻松弹碎羊肱骨。
冯太后作为照顾孝文帝日常起居的祖母，清楚他的身体状况和先天禀赋，于是她因材施教，对他进行严格的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久而久之，孝文帝的身体素质愈发过硬，武艺超乎常人，这为他日后的南征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孝文帝既是学者型皇帝，又是“武林高手型”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当然，这一切，都与他的祖母冯太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冯太后和孝文帝这对特殊的祖孙，从相互猜忌到祖慈孙孝，并为中国人立下万世之表，实在让人感叹和感动。冯太后能以国家大业为重，抛却一己之私，冒着被孝文帝“秋后算账”的危险，尽心辅佐，为孝文帝的统治铺平道路，奠定北魏盛世根基，所作所为，不能不让人叹服！
多年以后，追忆起去世已久的祖母冯太后，成就伟业的孝文帝或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您虽猜我忌我，却也养我教我，更是疼我爱我！——朕有今日，全仰太皇太后矣！”
冯太后时代的北魏，正在一个转折点上。
转折往往是不稳定的。转折点上的时代，充满动荡不安，也更容易促成改革。
当然，前提是必须出现站在时代前沿的人。
冯太后是本书中第一个被冠以“改革家”之名的政治家，她在献文帝时第一次临朝称制，其间，推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教育改革，让汉文明之花在北魏大地上灿然绽放。——冯太后就是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人。
北魏这段历史的精彩之处在于：紧随冯太后其后，又出了一个孝文帝。
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
因冯太后、孝文帝所推行的系列改革基本发生在太和年间，所以，历史上将这些改革统称为“太和新制”或“太和改制”。和历史上推行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太和改制的每一步都走得不轻松，但每一步都是大进步。
第一步，是“班禄制”的确立。
前面已提及，一直到北魏中期，朝廷官员还没有任何俸禄，“义务劳动”是北魏官制一大特点。其实，从周朝到魏晋时期，中国的公务员们就一直享受着领取国家俸禄的待遇；与这些汉人建立的王朝相比，北魏带有明显的游牧色彩。游牧民族其实就是一支流动的军队，其大小贵族获得财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战争掠夺和军功赏赐。鲜卑人的脑袋里根本没有“俸禄”的观念，自然也就没有讨要薪水的意识。当这个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后，因为对汉文化学习得不够全面和彻底，也因为对固有传统的坚持和恪守，汉人王朝所沿用的俸禄制度一直没有在北魏施行。
而没有俸禄的代价是相当惨重的。
北魏大小官员数以万计，这些人都有家人和仆婢，而且他们还需要在官场上礼尚往来，花销是小不了的。在北魏战争比较多的年代，这些人尚可以通过战争获得物资，而随着北方局势的稳定，战争越来越少，这些依靠军事掠夺来生存的鲜卑贵族，便开始挨饿了。然而，人是不会等着被饿死的。
于是，有了贪污腐败，有了盘剥百姓，有了种种令人发指的不法行径。北魏各州郡经常出现规模不等的叛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盘剥、欺压过于严重，导致劳苦大众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朝廷不得不花费大力气去平定叛乱，而各级官员将领又趁机从中渔利，对朝廷来说，代价不可谓不重。
朝廷官员有吃有喝，丰衣足食，只要不是道德品质十分恶劣，是不会冒险干贪污腐败的勾当的，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可聪明的北魏统治者一直没回过味儿来，从道武帝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许，在这些帝王眼中，涉及金钱利禄的事，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吧！
冯太后认清了原有制度的弊病，也清楚俸禄制的益处，于是在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颁布诏书，规定北魏百姓在原有租调之上再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用这些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员，内外百官皆以品级高下来确定俸禄多寡，并规定：贪赃满一匹者一律处以死刑。班禄制因增加赋税而对北魏百姓有“一时之烦”，却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官员贪腐的现象，让百姓得到了“永逸之益”。
然而，就是这个对贵族和百姓都有益处的提案，却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站出来表示反对。
改革必然遭遇阻力，因为总有人寄生在旧制度上。作为出色的政治家，冯太后清楚改革不会轻松顺利，于是早就做好了应对措施：拉拢心腹，造势助威。一旦有人出来反对新制度，只需一个眼神，这些人就会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捍卫太后的改革——本宫可不是在孤军奋战！
面对班禄制，最有理由反对的是鲜卑人。第一个站出来高唱反调的是淮南王拓跋他。拓跋他是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北魏宗室中的元老人物，在他身后站着一大批依靠掠夺和军功赏赐获得财资的鲜卑贵族。他上书冯太后，声称君子不应因钱财而为国家效力，所以，朝廷应恢复传统旧制，停发俸禄。
冯太后遂召群臣朝议。她甚为倚重的中书监高闾上表奏陈说：“……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议，不亦谬乎？”
这段义正辞严的表文大意为：君主给臣子颁发俸禄是君主的恩惠，而臣子收了君主的薪俸就会感恩戴德。于是，君主愈加仁爱，臣子愈加忠诚，就没有了暴戾和贪婪，百姓也就没有了被盘剥、被鱼肉的忧烦，天下也就太平了，世界也就清净了。恢复旧制是历史的倒退，荒谬之极！
高闾的话不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也道出了所有有远见和有良心的北魏官员的心声，更道出了冯太后的心声。她肯定了高闾的表文，随后下诏，不计一切代价，推行班禄制！
为了让改革顺利实施，冯太后派遣使臣到各地巡查，让他们监督和揭发贪赃腐败的官员，大力度治理贪腐。当年九月，孝文帝的舅舅，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因贪污受贿被赐死，此外还有四十多名地方官员因贪污罪被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举动让帝国贪官污吏胆战心惊，吓破了他们的熊心豹子胆，也为接下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二步，是“三长制”的实施。
如果说班禄制要对付的是朝廷官员，那三长制要对付的就是地方豪族。
北魏这些地方豪族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西晋末年，中原王朝势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族进入中原，西晋皇室南迁，建立东晋，两汉以来形成的中原世家大族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走还是留？
一些家族选择追随晋皇室迁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另外一些家族则选择继续留在北方。这些留守北方的世家大族实力雄厚，拥有大量地产和财资，为与侵掠成性的胡人抗衡，他们营建高大雄伟的“坞堡”，即中国式城堡，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城墙上还有高耸入云的箭楼。除了质量过硬的防御工事，这些豪强还拥有大量宗族和部曲——他们经过严格训练，组建“甲兵”，将他们的家族部队武装到牙齿。此外，这些豪族还招募收留流民为其耕种，称为“包荫户”，这些农民动辄千户甚至万户，是生产力极强的劳动力。于是，这些世家大族以坞堡为中心，以宗主为元首，形成一个又一个壁垒森严的庄园经济体，他们大部分时间独立于胡人政权之外，形成了类似于古希腊和日本战国时代的城邦格局——事实上，日本战国时代的“国人众”跟这些地方豪强很相似。
可是，五胡部落民风剽悍，很多宗族在单独对抗他们时并不占上风，于是开始和其他家族联姻，通过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形成一个个联盟，比如在“国史之狱”中被夷族的崔浩家族和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就是典型的豪强联盟，这些联盟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较之独门独户，力量更为强大。
北魏建立后，统治根基并不稳定，面对如此强大的世家，拓跋氏采取拉拢和妥协的态度，让这些世家大族保持原有地位，享受原有特权，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对豪族部曲和包荫户随意征调。于是，这些豪族就成为北魏基层的统治核心，底层百姓只知世家宗主而不知朝廷，而北魏皇帝也默认了这些豪族国中之国的存在形式，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宗主督护制”。
这种制度一直到北魏中期还存在，而随着北魏在政治制度上的成熟，宗主督护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方豪族控制着大量人口，为减少上缴朝廷租调，豪族宗主便想方设法隐匿户口，常诈以三十家甚至五十家为一家，原应缴纳一百块钱的税，却只缴纳一块钱，窃国自肥，巨量国家财富转移到了这些豪族手中，导致北魏财政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况。另外，地方豪强势力过于强大，各地叛乱也常与他们有关系，尾大不掉的状况严重威胁北魏的安定和统一。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春正月，虚岁二十的孝文帝行弱冠之礼，这一仪式标志着拓跋宏已是一个成年人，丰神俊秀的天子穿戴冠冕，接见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藩国使臣，万国来使都亲眼见到了大魏英主的风采。
二月，冯太后和孝文帝共同下诏：废宗主督护，推行三长制。
提出“三长制”的，是冯太后的宠臣李冲。
李冲是陇西人，家族世代出仕北魏，其父是敦煌公李宝。李宝夫妇早亡，李冲从小被哥哥李承所抚养。李承发现这个小弟弟器量非常，对他悉心培养，还让他在自己身边担任官职。李冲在任时，为官清廉，与百姓秋毫无犯，这与当时其他官僚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朝廷便开始注意这个青年才俊。献文帝时，李冲进入平城，在平城历练的这一段时间，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交际的特点，与朝廷百官打得火热；孝文帝登基后，他引起冯太后关注，进入北魏决策层。
李冲做过地方官，对基层情况相当了解，他深感于宗主督护制带来的诸多弊病，便向冯太后和孝文帝上表，正式提出“三长制”。具体内容是：以五家为一邻，以五邻为一里，以五里为一党，各设一长；三长职责是检查户口民籍，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原属豪族的包荫户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北魏朝廷将这些百姓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冯太后“览而称善”，认定这是个好政策，遂召群臣，商议施行三长制。
三长制同样遭到很多反对。反对者对冯太后说：“李冲的三长之制，实在是一个混乱天下的法令！看上去可行，其实断难推行！”还有人干脆威胁冯太后和孝文帝：“陛下和太后可以试着推行三长之制，待事败之后，方知这是多么荒谬的决策！”
当然，也有很多人支持三长制推行，时任太尉的拓跋丕就说：“三长之制若是推行，于私于公都有裨益。”
冯太后说：“若立三长制度，则国家的租调、徭役、兵役皆可平均征发，包荫户可以收归国有，逃税、漏税的侥幸之举可以止息，于国家有利，怎能说不可推行呢？”并且公开表明态度：“我心意已决。”北魏群臣遂不敢再加阻挠。
三长制的推行，不但增加了北魏的税赋收入，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州郡的控制力度，让立国以来一直与北魏朝廷若即若离、各行其是的地方豪强，真正成为北魏的臣民。
需要指出的是，担任“三长”的人，基本上仍是原来的世家大族，或者是家族宗主，或者是宗族子侄，这或可看作一种妥协，是双方各自做出的让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家族在当地都有很高威望，能够服众，让他们担任三长，无疑能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步，是“均田令”的颁布。
均田令的颁布和三长制有着密切联系，不同史料对推行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时间记载存有差异。《魏书·高祖纪》称行均田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立三长在次年二月；同是出自《魏书》，《李安世传》却记载均田制的颁行晚于三长制；而《南齐书·魏虏传》则有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立三长的记载。
史书说法歧异，学者因而形成不同的观点。
一种说法是“三长先立说”。认同此说法者根据《南齐书》记载，相信三长制立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早于均田制。
一种说法认为，三长制立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而均田制则晚至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才开始正式实行。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均田先行。持此说法者认为，根据《魏书》记载，北魏颁布均田令后，深感若无严密的基层组织，难以具体推行，因此，又推行了意在整顿户籍的三长制。
或许，最接近史实的情况是：均田制的构想早在三长制之前就已经成熟，北魏朝廷还一度试着推行，而且北魏早已经施行的“计口受田”明显与均田制有关系。可在此过程中，冯太后发现推行均田制阻力很大，究其原因是宗主督护制阻碍了均田制的推行，有宗主督护就不能有均田，有均田就不能有宗主督护，这是利益相悖的两种政策。于是，为了顺利实施均田制，北魏朝廷便先施行了三长制，用三长制为均田制的推行铺平道路。
最初提出均田制的人名为李安世，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十一岁即为中书学生。献文帝时迁主客令，奉诏接待南朝齐使臣，应对自如，又被迁为主客给事中。李安世心忧社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深感于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贫富严重分化，遂上疏冯太后，建议实行均田。
在李安世的这封上疏中，详细地对均田制进行了描述，涉及旱田、水田、桑田及奴婢、平民等细节，主要内容可以总结为：进行人口普查，按照人口来分配田地；等级不同的田地，所分配亩数不同；田地收归国有，私人不可转让买卖。
均田制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也使得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的佃客摆脱了束缚，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不但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还削弱了地方豪族势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半游牧半农耕的经济结构迅速改变，开始向更为先进的农耕经济过渡。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均田制的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正在进一步接受汉民族的制度和统治方式：将土地掌握在手中，以土地作为统治工具，稳固政权。——北魏皇室正在摆脱“大封建主”身份，成为“大地主”。
均田制影响深远，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日后隋唐盛世的经济基础，这是冯太后为中国所做的一大贡献。
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冯太后主导推行三大改革之后，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九月，四十九岁的冯太后去世于平城皇宫。临终前，她事无巨细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死后逾月即下葬，葬礼务必节俭，墓穴和棺椁不必华丽，陵内不放随葬品，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许配备……
一句话：不能铺张浪费。
冯太后的去世让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颗粒未进，极尽哀思。中国人喜欢用规模宏大的丧葬仪式消减心中哀痛，所以，尽管高闾、游明根等重臣再三要求孝文帝遵照遗旨安排葬礼，可孝文帝还是坚持将陵墓拓宽六十步，并最终以皇帝的规格厚葬了他敬爱的皇祖母。
遵照冯太后遗嘱，孝文帝将祖母安葬在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大同北）。——冯太后没有要求和丈夫合葬于云中金陵，这也大抵可用“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来解释吧！孝文帝为了表达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建造了自己的寿宫，准备死后也葬在这里，永远陪伴祖母左右。
冯太后在生活上厉行节约，临朝听政之初，她即下令取消了鹰师曹（为皇室驯养猛禽的机构），禁止各地上贡鹰、雕、虎、豹等猛禽猛兽，减少开支；其平日穿戴，皆是廉价的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未穿着过华丽服饰；她还改变宫廷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饮食习惯，削减膳食用费，极力杜绝奢侈浪费。
在政治上，冯太后无疑是个“铁血太后”，对待政敌从不心慈手软，亦有过杀戮、灭门、夷族之举，但在对待宫人宦官这些小人物时，她却表现得异常仁慈和善。一次，她身体不适，需服用庵闾子（一种草药），庖厨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而且粥里还有一条数寸长的四脚蛇，冯太后用汤匙将其挑出，一旁侍奉的孝文帝大怒，斥责庖厨并准备处罚，冯太后却摇摇手，示意不必追究。
冯太后的政治事迹，总结起来不过短短十六字：诛杀乙浑，平定叛乱；锐意进取，推行改革。这十六字，分量极重。有改革的想法，说明冯太后有远见，改革能成功，说明冯太后有魄力。在古代，女性从政已经殊为不易，而冯太后还完成了男人都难以完成的事业，仅这一点，就足以留名青史。
冯太后之死带来的伤痛，郁结在孝文帝心中，不能抹去。冯太后生时，他恭谨孝顺；冯太后死后，每每提及她，这位七尺男儿便泪如雨下。这是真实的感情流露。冯太后和孝文帝名为祖孙之份，实则是母子之情，孝文帝的谥号之所以有一个“孝”字，完全是因为他对冯太后的孝顺至诚至纯，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冯太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作为她的继承人，孝文帝慎重地从她手中接过了北魏王朝的千秋大业。
道武帝时代，北魏是七分部落、三分国家；太武帝时代，北魏是半个部落、半个国家；冯太后时代，北魏是三分部落、七分国家。
孝文帝的事业，则是将北魏变成一个强盛的帝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近乎完备，文化革新势在必行！——北魏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必须彻底融入脚下这片中华大地！
汉化。
接下来的几年间，孝文帝将推动一系列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将再次风起云涌。可以肯定，冯太后生前有过对北魏全盘汉化的构想，但她并未付诸行动，这倒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是冯太后自知，她本人所能做的事已经全部完成。
言下之意：即便冯太后没有病逝，哪怕她活到千秋万岁，即将到来的汉化改革也与她无关。
因为，她是汉人。
一个汉人，在大魏推行汉化，逼迫我们鲜卑骄子接受汉人风俗，难道你是想要我大鲜卑亡国灭种吗？——不难想象，当汉族出身的冯太后在北魏推行汉化时，民族认同感极强的鲜卑人势必会发出这样的质问，然后，改革必会遭遇强烈阻挠，甚至引发更为可怕的连锁反应。
无疑，孝文帝拓跋宏是汉化改革的最佳人选。
他志向远大，高瞻远瞩，有推行改革的宏愿。
他果敢刚毅，杀伐决断，有推行改革的魄力。
他广涉经史，精通汉学，有推行改革的资本。
最重要的是：他是鲜卑人。由一个鲜卑人推行鲜卑族的汉化改革，再合适不过。——或许，这也是冯太后从一开始就布置好的一步棋。
她的好孙儿拓跋宏踌躇满志。
孝文帝认为，在推行汉化之前，他必须先完成一件大事。
迁都。
平城固然伟大，但时过境迁，如今平城这颗心脏，已不能充分地给北魏王朝输送新鲜血液。迁都，势在必行。
他心中最适合的新都城是洛阳。
洛阳！一座在往昔中写满了辉煌，如今却在暗淡背景下独自神伤的千年古都。
为什么是洛阳？
第一，政治需要。孝文帝的愿望是君临天下，做所有人的皇帝，而不仅仅是“北人”的“可汗”。洛阳地处中原，居于“天下之中”，又是中华帝国的千年古都，是历朝历代帝王的理想建都场所，东周、东汉、曹魏都将这座城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汉人对这座城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迁都洛阳，可以获得广大中原汉人的认可。
第二，粮食供给。随着北魏国势增强，都城人口也日益增多，对粮食的需求越发迫切，但平城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费时费力，成本昂贵；而洛阳地处中原，陆路、漕运都很便利，迁都洛阳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第三，地理环境。平城地处北地边陲，地形多山，气候干旱寒冷，自然条件制约着它的进一步发展；洛阳地处平城以南，位于平原，四季分明，素有“九州暖地”之称，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
第四，便于改革。平城作为北魏国都时日已久，因循旧习的鲜卑贵族是一股顽固保守势力，他们盘根错节，难以清除，迁都于洛阳这一新土壤中，能获得中原士人的扶持，减小改革阻力。
但是，谨慎多虑的孝文帝并未公开自己想要迁都的意图。事实上，“君无戏言”的皇帝给他的臣僚开了个玩笑。
孝文帝决定闭口不提迁都，只忽悠百官说要南征。鲜卑贵族世代为军人，打仗是天职，不但擅长打仗而且喜欢打仗，以南征做幌子，很容易就能将鲜卑贵族调离平城，一步步靠近洛阳。
孝文帝先率群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然后在明堂偏室召开会议，表明自己要奋先祖余烈，南征岛夷，一统中华，说罢让人进行占卜（有事先安排作弊的嫌疑），预测南征吉凶。得到的征兆是“革”。孝文帝随之援引成汤伐夏、武王克商的典故，称此次南征必定大吉。
这时，一个人站出来，义正辞严地反驳孝文帝，不但反驳，还跟孝文帝起了争执，并惹怒了温文尔雅的孝文帝。
谁这么大胆？
当年，献文帝想将皇位禅让给京兆王拓跋子推，有一人站出来极力劝阻——任城王拓跋云。如今站出来跟孝文帝抬杠的还是任城王。不过，不是拓跋云，而是承袭其爵位的儿子——拓跋澄。
拓跋澄少而好学，谈吐机智，很早就引起了冯太后的关注。她曾对宠臣李冲说：“此儿风神吐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卿但记之，我不妄谈人物也。”冯太后亲口赞誉他堪为宗室领袖，并给出“他办事，我放心”的极高评价。拓跋澄继承父亲的风格，还得到冯太后的悉心教诲，为官政绩也很好，击败过柔然骑兵，平定过羌、氐叛乱。聪明，能干，位高，权重，似乎拓跋澄有足够资本站出来和孝文帝硬碰硬。
拓跋澄认为孝文帝的南征举措对国家有害无益，不惜顶撞劝阻，而他们之间的君臣对话，简直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拓跋澄反驳孝文帝说：“《周易》上说，‘革’卦代表着变更，意即顺天应命，以臣革君之命。而成汤之于夏是臣，周武之于商是臣，所以，他们得到这个征兆是大吉。如今陛下已坐拥四海，列祖列宗功勋相继，煌煌大魏累世升平，故南征萧齐的实质是讨伐叛逆，不能说是臣革君命！所以，臣以为卦象不吉！”
孝文帝厉声回应：“《象》上说‘大人虎变’，身居高位之人，处事变化莫测，怎能说不吉！”
拓跋澄随即反驳：“陛下已是真龙天子，怎能用‘大人虎变’做譬喻！”
孝文帝勃然大怒：“天下是朕的天下，任城王难道想以一人之力阻挠大家南征吗！”
拓跋澄毫无惧色：“臣当然知道天下是陛下的天下，但臣是社稷之臣，有职责辅佐君王，不敢不尽愚忠，既知无益，自然劝阻！”
拓跋澄的应对让孝文帝脸色大变，一时难再开口，将火气压下去，缓缓说：“刚才的话不过各言其志，都别放在心上。”说罢，下令散会，车驾还宫。
一回到宫中，孝文帝立刻传召拓跋澄。
刚刚吵了架皇帝就传召，拓跋澄自然不敢怠慢，急忙入宫。
拓跋澄匆匆进入皇宫，还未登上永安殿（正殿）的台阶，站在殿前的孝文帝就迫不及待地高声说：“刚才在明堂中，朕作愤怒之色，为的是威慑群臣，想必皇叔了解朕的心意！”
拓跋澄急忙来到孝文帝跟前，孝文帝屏退左右，而后跟皇叔推心置腹：“今日之举，朕知甚难！我大魏兴自北土，后迁都平城，虽坐拥四海，但天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尚未统一。平城是用武之地，文教难以实施，若想在这里移风易俗，困难重重！而洛阳位于天下之中，有崤函之固、河洛之便，因此，朕想大举南迁，定都洛阳，而后一统华夏！”
孝文帝反应很快，他从明堂应对风波上发现了拓跋澄的可用之处，便立刻萌生拉拢拓跋澄做臂膀的念头。于是，对这位皇叔，他不再隐瞒，痛快地说出了此次南征的真实意图。
拓跋澄也是聪明人，听了这话，恍然大悟，同时也领略到眼前这位皇帝的雄才大略，从此一心一意追随孝文帝，辅佐他的事业，成为他改革道路上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以至于日后孝文帝感慨地说：“若无任城王，朕大业难成！”
孝文帝又不无忧虑地说：“鲜卑人皆怀恋故土，乍一听南迁，恐怕会引起骚乱哪！”
拓跋澄决然地说：“南迁洛阳是非常之事，当为非常之人所知，迁都与否当由陛下决断，别人纵是不同意，又能如何！”这话说得很明确了：只要皇帝一句话，我鞍前马后！
看到自己得到拓跋澄的支持，孝文帝心中感激，动情道：“皇叔真是我的张良啊！”遂加封其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尚书左仆射。
不日，孝文帝下诏：朕将亲率大军三十万南征岛夷！——当然，这“南征”自然不是表面意思的。
对于出征时间，孝文帝也动了一些心思，他故意选择在秋季多雨时出发，在绵绵阴雨中踩着泥泞踏上征程。
三十万大军行走了四十多天，翻过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洛阳附近。
这四十天，大部分是雨天，穿山涉水，险象丛生，异常艰辛，三十万大军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厌战、厌行情绪在军中弥漫，无论将领士兵皆叫苦连天，都不想继续前进。
而这，正是孝文帝所希望看到的。
孝文帝下令屯兵于洛阳附近，然后，他本人带着亲随进入洛阳城，瞻仰这座千年帝都的风采。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一座在荣耀和屈辱中浮沉的城池，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兴衰和荣辱，见证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骄傲和屈辱。经历了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这座古城已失去了往日荣耀，就像一位饱受创伤的老兵，蜷缩在乱草中，静静等待伤口痊愈。
孝文帝踏上这座古城的土地，进入早已荒废的洛阳故宫。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站在斑驳的历史面前，这位帝王似乎能触摸到先祖拓跋沙漠汗当年留下的温度，可惜的是，现在的他只有惋惜和哀伤，已经无法体会先祖初到洛阳时的震撼与憧憬。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或许，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是对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都城的最好注脚，也是对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的最好诠释。
可惜，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孝文帝的心情，不过，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面对破败不堪的洛阳城，这位仰慕汉文化的帝王一定会倍感痛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迁都洛阳、一统中华的壮志！
澍雨滂沱。大军待命。孝文帝着戎装，骑战马，立于三十万大军之前，下令全军继续南下。
这时，众将领却一齐跪在孝文帝的马下，恳请停止南征。孝文帝等的就是这一刻。他说：“长驱南下是早已在明堂中决定的事，今大军开拔在即，诸公还想说什么？”
南征前被加封辅国大将军的李冲说：“臣等不能运筹帷幄，辅助陛下平定四海，以至于让岛夷萧齐僭称皇帝尊号，这些皆是臣等的过失。如今天下未平，陛下御驾亲征，臣不敢不以死效忠！但是，自从离开平城，一路上雨下个不停，兵困马乏，而且前路遥远，水大为患，这伊洛境内，小河小渠尚且难以渡涉，何况即将面对的长江天险！若要营造渡江舟船，则必须长时间停滞，届时将士疲弊，粮草不济，必然进退维谷。况且，礼不伐丧，如果陛下怜悯正在服丧的岛夷而班师回朝，必为天下人所称颂。”原来，南朝萧齐武帝刚刚驾崩，南齐国丧，所以李冲以“礼不伐丧”作劝谏。
孝文帝遂冷冰冰地说：“朕统一天下之志，诸公俱已知晓。诸公以雨多水大为虑，但其实，天时是可以预测的——夏日炎热干旱，秋季必寒冷多雨，而到了初冬时节，必会云开雾散、天气清爽。礼不伐丧是说那些仪轨（文化礼仪）相同的诸侯国（如春秋列国），用在王者统一大业上不合适！况且大军已经至此，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李冲不死心，又说：“大举南征，为天下人所不愿，唯有陛下一意孤行！所以，臣冒死劝谏陛下班师回朝！”
孝文帝怒道：“朕想大展宏图，统一天下，你们却屡屡对大策产生怀疑！国家有律令刑罚，诸位不要再多说了！”潜台词是：谁再横加阻挠，我可要动用刑罚喽！说完，孝文帝不顾群臣还跪在地下，策马准备继续前进。于是，任城王拓跋澄和安定王拓跋休便站出来“殷勤泣谏（明显在演戏）”，一边哭一边劝孝文帝停止南征。
孝文帝随之一声叹息，满脸愁容：“此次大举南征，兴师动众，如果无功而返，怎样给后人做交代呢？就这样班师回朝，怕是会被人取笑啊！这几日，朕追思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他们世代居于漠北，后来南迁至平城，这是成就霸业的家国大计啊！如果你们都不想继续南征，那么，我们就把都城迁到洛阳吧！——同意迁都的站左边，不同意迁都的站右边。”
这时，人们这才弄明白孝文帝的真实意图，忽然有种被耍的挫败感，一大批人立即站在右边，表示不愿意迁都。
这时，长安镇都大将拓跋桢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做大事的人不和凡夫俗子相谋，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陛下迁都洛阳，为的是成就千秋帝业，必能获益良多！——臣恭请陛下迁都，停止南征！”
拓跋桢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第九子，是孝文帝的叔祖，说话有分量，群臣也敬服。现在群臣一看孝文帝果敢决绝，并有一帮宗室明里暗里相助，加上实在不愿意继续行军，于是都山呼万岁，迁都之策遂得以通过。
孝文帝立即开始在洛阳打点，同时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平城，让他去说服留守旧都的王公亲贵。任城王不辱使命，回到平城后，援引古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鲜卑贵族宣传了迁都的好处，成功说服了一大批人。
但还有一些人，仍固执地不肯南迁。
于是，孝文帝亲自来到平城，召见这些坚持不离故土的老臣，与他们讨论迁都的事。面对顽固派的诸多刁难，他一一驳回，逐条列举迁都的好处，让他们无言以对。于是，这些人又提出占卜以测吉凶。孝文帝不上当，说：“占卜的目的是解决那些不决之事，迁都之事已没有疑虑，再占卜何用？治理天下，应以四海为家，我大魏先祖也数次迁都，为何朕就不能迁都呢？”
最终，这些王公亲贵被反驳得哑口无言，再不同意迁都，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不敢再作反对。
终于，让孝文帝心心念念的洛阳，正式成为他的权力中心。
而后，孝文帝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改革大计。
与此同时，鲜卑贵族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事实上，这种不安在刚到洛阳时就产生了。面对孝文帝种种反常的行为，他们很可能产生疑问：拓跋宏这小子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们？
在北魏上下一片疑惑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大刀阔斧地展开了。
第一步：穿汉服。迁都洛阳第二年，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下令改革服饰，规定北魏臣民一律改穿宽袍大袖的汉服，不得穿束身窄袖的胡族服饰。
鲜卑族自进入中原以来，治下汉人、鲜卑人、匈奴人皆穿鲜卑服饰，鲜卑服饰在北魏居于“国服”地位。汉化改革首先拿服饰开刀，自有孝文帝的道理。服饰是一个民族的外在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直接体现。在古代中国，服饰又称“衣冠”，它并非只是一件衣服，花花绿绿的布料附加着很多文化属性，有珍贵的精神价值。像古代中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对服饰的考究让人叹为观止。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而《尚书》对这个美丽词汇的解释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以“华人”自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穿着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
而如今，孝文帝打的主意，就是让象征野蛮、落后的鲜卑服饰完全消失，让象征文明、进步的汉服重新占据统治地位。
说到孝文帝的服饰改革，不难联想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君主赵武灵王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进行了一场名为“胡服骑射”的改革，他规定赵国士兵必须弃穿宽袍大袖的服饰，改穿束身窄袖的胡服。赵武灵王的举措与孝文帝恰恰相反，但是，他们的目的却又基本相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能提高赵国的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孝文帝的改穿汉服能减少北魏的民族矛盾，增强北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第二步，说汉语。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民族的血液，民族文化要传承，语言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载体。所以，语言改革也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
一次，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国事，他问：“诸公都想让大魏像殷商和两周那样伟大，可是要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是修身改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皇弟咸阳王拓跋禧说：“自然是修身改俗好！”
孝文帝说：“既然这样，朕便要改革旧制，大家一定不能违背朕的决策！”
拓跋禧说：“君主命令臣子，就如同风吹草低，理应顺从。”
孝文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现在，朕想废止北方胡语，一律习从正音（即汉语）。朝廷官员年三十以上者，因习性难改，朕允许慢慢学习汉语；三十以下者，应一律立即改说汉语；明知故犯者，当降爵罢官。如此循序渐进，风化可焕然一新；若固守旧俗，恐怕数世之后，这中原也要变成被发左衽的蛮夷了！”
拓跋禧适时附和：“陛下所言极是，理应改革旧制！”
这时，孝文帝又不急不缓地拿出一个反面教材：重臣李冲。他说：“朕曾经就此事与李冲展开讨论。那日李冲说：‘天下四方，语言众多，有谁规定它是正音呢？皇帝说哪种语言是，哪种语言就是正音！何必还要改旧从新！’——李冲出此言，当处死罪！”而后，他看着李冲说，“爱卿实在辜负了江山社稷，理应让御史拿下去治罪。”
李冲急忙摘下帽冠谢罪。孝文帝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惩处李冲，李冲认罪，杀鸡儆猴的目的就达到了，惩处随之作罢。
孝文帝遂下令推行汉语，规定由朝廷百官开始，逐步消除以鲜卑语为代表的北方胡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汉语。
由此，以鲜卑人为首的诸多游牧部族一个个放弃本民族语言，开始去学习一门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在孝文帝督促下，语言改革甚见成效，汉语在民族众多的北魏王朝迅速普及。
第三步，改汉姓。服饰变了，语言变了，接下来就要更改“名份”，孝文帝下令将所有的胡族姓氏改为汉姓。
鲜卑人的母语鲜卑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种，所以，他们的姓氏发音有很大不同。而汉人在翻译鲜卑姓氏时，有两种常见翻译方法，一种是音译，一种是意译，如拓跋、慕容、独孤是音译，而“秃发”则是典型的意译。无论音译还是意译，翻译成汉语后的鲜卑姓氏基本为复姓。中原汉人也有复姓如欧阳、司马、令狐，但绝大多数还是“庾王桓谢顾陆朱张”这样的单姓。孝文帝下令汉化鲜卑姓氏，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孝文帝将本家族的姓氏“拓跋”改为单姓“元”。“元”是《易经》中的第一个字，就是一，是初始，是老大！孝文帝改姓为“元”，不可不谓用心良苦，这个字表明了他对改革的踌躇满志，也表明了他誓将汉化进行到底的决心。若干年后，与鲜卑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蒙古民族，同样将他们在中原建立的朝代命名为“元”。——历史真是充满了各种意味深长的瞬间！
孝文帝还参照中原门阀制度，将各大家族分出门第高下，并以此作为选拔和任命官员的标准之一。他规定：皇族元氏以下，第一等为鲜卑姓穆氏（丘穆陵氏），第二等为鲜卑姓陆氏（步六孤氏），第三等为匈奴姓贺氏（贺兰氏），第四等为鲜卑姓刘氏（独孤氏），第五等为鲜卑姓楼氏（贺楼氏），第六等为鲜卑姓于氏（勿忸于氏），第七等为库莫奚姓奚氏（纥奚氏），第八等为鲜卑姓尉氏（尉迟氏）。
显然，这一举措是在向魏晋以来中原王朝采用的“九品中正制”靠拢，这种做法在人才选拔上肯定不及后世的科举制度，但结合当时情况，却是解决北魏内部矛盾的一剂良方。
而孝文帝的这一举措，也导致后世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政治群体：关陇贵族集团。与之前两汉魏晋的士族不同，关陇贵族不是只会坐而论道的书生，他们是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漫长而残酷的南北朝时代结束后，紧随其后的隋唐盛世，其建立者杨氏和李氏，皆出自关陇贵族集团。崇文尚武，原有出处，隋唐的血管里皆流着北魏的血液。
第四步，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在此之前，汉人和鲜卑人之间有道界限分明的鸿沟，两个族群在鸿沟两岸互相对望，充满戒备之心。互通婚姻，就是在填平鸿沟。孝文帝想让汉民族和鲜卑民族水乳交融，他本人以身作则，迎娶中原汉族卢、崔、郑、王四大世家的女子为妃，还鼓励甚至亲自撮合宗室子弟与汉家女子联姻，并把公主嫁进汉族高门。
第五步，改籍贯。孝文帝规定：代北鲜卑人迁居洛阳，在注册户籍时不得再称“代人”，必须改称“洛阳人”，而且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必须葬在洛阳。于是，凡是从代地南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地道的洛阳人，彻底断绝了鲜卑人北归代地的后路。
孝文帝这些汉化举措，如疾风吹劲草，轰轰烈烈，势不可挡，许多贵族虽心怀不满，但慑于皇帝的气魄，也只能乖乖奉命，谨慎执行。汉化的结果相当成功，它以牺牲鲜卑文化为代价，减少了胡汉民族差异和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北方游牧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趋同，使中华文明在历经劫难后再次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实，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不能完全抹除鲜卑文化，胡汉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鲜卑草原文化的加入，扩充了中华文明的内容，并留有深刻的烙印：游牧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广为汉民族所接受。北魏的常态是胡人汉服、汉人胡食，胡人被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胡化”了。比如，胡床是现代高椅的祖先，是马背民族游牧生活的产物，如果没有它，估计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要像日本人、朝鲜人一样，沿用传统习惯席地而坐。
如果不推行汉化改革，北魏汉民族和鲜卑民族之间的冲突必然爆发；而推行汉化改革，孝文帝则不得不面对鲜卑族内部“改革派”和“守旧派”间的冲突。
所以，改革就有了后遗症。
于是，北魏再次风波涌动。
北魏国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自然就是孝文帝元宏，而守旧派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孝文帝的儿子——太子元恂。
元恂是孝文帝长子，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这个大胖小子来到人世，让孝文帝和冯太后欣喜不已。四岁时，冯太后为其取名“恂”，字“元道”——这孩子身上寄托了冯太后和孝文帝祖孙二人的宏远志向，他们都希望国家有一个崭新而辉煌的未来。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元恂十岁，孝文帝下诏册立其为皇太子，皇太子加冠仪式在太庙举行，孝文帝驾临光极殿东堂，召见元恂，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加冠之礼是要给世世代代作榜样，是故要举止端恭、神态庄重、言语谨慎，唯其如此，才能让君臣正位、父子相亲、兄弟和顺！而为你取字‘元道’，是对你寄予厚望，切不可让朕失望！”不难看出，这位父亲在儿子身上倾注了极大心血。
孝文帝对元恂的教育费尽心思，是为了锻炼儿子，也为了让他在群臣前树立威信。迁都洛阳后，他命元恂前往平城招抚群臣，临行前，他对元恂说：“太师冯熙在平城离世，朕不能去为他奔丧，只好让你转托哀思，并到你母亲陵前祭拜，尽人子之孝；到了平城，你先去吊唁太师，再去拜谒宗庙，然后再到你族祖南安王（拓跋桢）处问候；来去途中，务必记得温习研读经籍，归来后，再来见朕。”孝文帝对元恂殷勤叮嘱，爱子之情昭然可见。每逢出征或者出巡，孝文帝都命元恂留守洛阳，并让他主持祭祀典礼。他对儿子的用心培养，不输历代先皇。
但是，尽管孝文帝寄予厚望，太子元恂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古代，最让父亲头疼的问题莫过于“子不类父”，孝文帝就遇上了这样的烦恼。元恂和孝文帝元宏这对父子存在很大不同：元恂性格暴躁，这和温文尔雅的孝文帝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对读书识字写文章也没兴趣，和博通经史、雅好诗文的孝文帝又形成鲜明对比。
最让孝文帝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元恂对汉文化的态度。
孝文帝一路披荆斩棘，在北魏推行全面汉化；他的儿子，他悉心栽培的皇太子元恂，却对父亲眼中先进而伟大的汉文化充满厌恶。元恂肥胖，十分怕热，旧都平城地处北方，气候高寒，而洛阳地处河洛，多暑热天气，迁都洛阳后，元恂常感到身体不适，脾气越发暴戾，因而思念代北故土，经常流露出返回平城的意愿。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他拒绝穿汉服，经常穿着鲜卑服饰在宫中转来转去，似乎在明目张胆地跟父皇对抗。
百官见太子这种做派，深知其危险性，一些人出于好心，便对他进行各种规劝，其中劝谏最多的人是高道悦。
高道悦是辽东人，其家族仕于北燕冯弘，太武帝伐北燕时，其祖父率所部五百余家投靠北魏，从此高氏一族步入北魏政坛。高道悦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惮强御，深为孝文帝所赏识。
高道悦的官职是谏议大夫，专掌议论，即通常所说“言官”，负责检举、弹劾官员甚至皇帝的过失。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职业本能，高道悦对于皇太子元恂的举动很看不过，经常面对面地指责他的行为，大概是说皇太子你身为皇帝的儿子不应拆老爹的台之类的话，而且估计言辞颇为激烈，经常让元恂感到没面子。元恂怀恨在心。
北魏朝廷里固然有高道悦这样维护汉化改革成果的人，但也有一批人，他们怀念代北故土，眷恋鲜卑旧俗，处心积虑破坏孝文帝的改革。这些人自发团结在皇太子身边，双方一拍即合，逐渐形成了和孝文帝的对抗之势。
一场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冬，孝文帝出巡，让元恂坐镇洛阳金墉城。看着父皇远离朝廷，这个地位尊贵却任性妄为的年轻人抱定一个主意：杀回平城！
一腔怨怒的元恂找到高道悦，将其杀害，然后带着自己的一众党徒，叫嚣着要杀回平城，恢复旧都。金墉城大乱。元恂一行来到城门下，要求出城。金墉城守将元俨紧闭城门，拒不放行。元恂便在城内作乱，引起更大的恐慌。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夜晚。次日一早，已有人快马加鞭，将此事报告给在嵩山巡视的孝文帝。孝文帝惊骇不已，但他并未立刻赶回金墉城，而是下令封锁元恂作乱的消息，然后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出巡，巡行完毕后才返回金墉。
一入金墉城，孝文帝即下令将元恂押解至跟前，当面痛斥，历数其罪，至怒不可遏处，亲手挥棒杖责，打累了，又让皇弟咸阳王元禧接着打，把元恂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让人将其拖拽而出。
元恂伤势严重，过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床行动，可父亲孝文帝的怒火还没消，他刚下床就被囚禁在城西别馆。
孝文帝的举动让北魏群臣震动，在这位年轻帝王的雷霆之怒中，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不可动摇的改革决心。
不久，孝文帝召集群臣，宣布要废掉元恂的皇太子之位。
这时，太子太傅穆亮和李冲俱脱冠请罪，跪在孝文帝的脚下，祈求他赦免太子。孝文帝说：“你们为元恂请罪，乃是出于私心，而朕所议论的却是国事。古人云‘大义灭亲’！元恂悖逆君父，竟想跨据恒、朔二州自立，包藏祸心，此小儿不除，必为国家大祸，等朕百年之后，恐怕要生永嘉之乱啊！”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内附中原的匈奴人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是为“永嘉之乱”。此次蛮族入侵直接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从此，中原大地陷入长达二百年的战乱，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遭遇空前威胁。孝文帝用永嘉之乱来作譬喻，说明他已将北魏视作“中原国家”并以“中国人”自居，同时也向群臣阐明了元恂这样做的危害——如果你们不想像祖先那样风餐露宿、游牧迁徙，如果你们想要继续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那么，请你们务必珍惜历代北魏帝王所做的努力！
孝文帝所说一席话，寒风阵阵，杀机毕露。他一贯温文尔雅，群臣很少见到他这样震怒，于是，朝廷众臣便都不敢再为元恂求情。孝文帝遂下诏，将元恂废为庶人，并囚禁在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所供衣食，仅够温饱。
元恂在被囚禁期间，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和过错，安静下来，潜心读了一些佛经，以一种“归心于善”的姿态展示给世人。或许，这正是他祈求父皇让他重获自由甚至太子之位的一种姿态吧！
一年后，孝文帝出巡，途经长安，中尉李彪上表，告发元恂与左右谋逆。孝文帝思量再三，终于，这位身兼皇帝和父亲两个身份的男人做出了最后判决：让咸阳王元禧带毒酒赶赴河阳，赐死元恂。
元恂苦苦等待了两年，可他没有等来父亲的赦免。不知在看到叔叔元禧手中的酒壶时，这位生在帝王家的少年会作何感想。
元恂被逼饮下毒酒，时年十五岁。
十五岁，不过是个孩子。
但帝王家没有孩子，只有皇子。
孝文帝对元恂的爱不言而喻，他曾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并悉心呵护，认真栽培。可造化弄人，元恂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不理解父亲的远大志向，以至于发生这件让他的父亲孝文帝悲痛欲绝的人伦惨剧。
元恂被囚禁在河阳期间，肯定心存幻想，希望父亲尽快恢复他的皇太子身份。但事实上，当他杀掉高道悦闹着要返回平城时，他就永远地被父亲从继承者的名单上剔除了。
谈及历代帝王，不难发现，这些身居庙堂之高的王者常做一件事：杀人。但同是杀人，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滥杀无辜。有些帝王，或以侵略战争，或以恶法暴刑，或以个人好恶，对无辜者加以戕害。比如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便是典型的滥杀滥伐，给皇室和国家带来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再比如胡夏国主赫连勃勃，他蒸土筑城，若城墙能锥入一寸，即杀工匠并将其砌在墙中，手法残忍而变态……可悲的是，中国历史上这种滥杀无辜的帝王并不少见，以至于观读史书时，很难将之与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联系起来，不免让人生出封建帝王“吃人”的感慨来。
第二类：无心之失，即帝王并无害人之心却不小心杀了人。汉景帝刘启就是一例。汉景帝还是太子时，与楚王太子对弈，结果发生争执，愤怒中，刘启举起棋盘砸中楚王太子脑袋，要了楚王太子的命。刘启和受害人并无恩怨，单纯是因为失手才杀死了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
第三类：为了稳固统治不得不杀，即帝王明明不想杀人，却只能迫于压力而痛下杀手。在这不得不杀的人中，占据戏份最重的莫过于“开国功臣”了。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大杀功臣。当然，也有不杀功臣的帝王，比如宋太祖赵匡胤，端起一杯酒，功臣们便解甲归田、告老还乡。杀有不得不杀的苦衷，不杀也有不杀的缘由，所以，“杯酒释兵权”也并非证明了赵匡胤在道德上就高过刘邦和朱元璋。
孝文帝杀元恂是第三类情况，典型的“不得不杀”。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北魏推行汉化，而元恂作为继承人，却坚决反对他的汉化改革，如果不出意外，元恂即位后，大概率会开倒车，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全盘否定并予以废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元恂必须被废，他没有资格成为孝文帝的储君。但即便被废了，他也仍旧是一个危险因素——他是皇长子，而且曾是皇太子，这样的身份是一个巨大隐患，将来孝文帝死后，难保不会出来一帮人拥戴元恂，彻底摧毁改革成果。
所以，元恂必死无疑。
历史并不轻松。任何一位帝王，获得“雄才大略”“经天纬地”这样的美好评价，都要付出沉痛代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如是。很多所谓帝王传奇的背后，不过是父子兄弟相害相杀的血泪史罢了！
元恂之死让朝廷一时安寂，但顽固守旧势力并未被完全打压下去，仍有许多鲜卑贵族对回迁平城抱侥幸心理，其中代表人物，当属穆泰和陆叡。
穆泰，本名穆石洛，他是北魏开国元勋穆崇的后人。朝廷顾念其祖功勋，给予他颇多恩宠，将章武长公主嫁给他，授予他驸马都尉一职。当初，冯太后囚禁孝文帝，要将他废除，穆崇就是苦苦劝谏冯太后的大臣之一。也许是知恩图报，孝文帝对穆泰十分器重。
陆叡也是功臣之后，他的父亲是为拓跋氏抛头颅洒热血的陆丽。陆丽有二子，长子陆定国，次子便是陆叡。陆定国被冯太后器重，封东郡王，陆叡便袭爵为平原王。陆家一门忠烈，人才济济，陆叡更是一时豪杰，他沉雅好学，折节下士，二十岁时就被世人赞誉有宰相之姿，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他和陇西公元琛一并被封为使持节、东西二道大使。
所谓“东西二道大使”，是北魏巡视制度下的官职。中国自古幅员辽阔，在古代，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央与地方之间交通不便，为了防止地方与中央离心离德甚至割据一方，也为了防止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便产生了巡视制度。巡视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尧、舜、禹的“天子巡狩制”，即帝王（或者部落首领）对各地方（或方国、部落）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巡查检视，夏、商、周三代基本承袭了这种制度，后世对其做出了进一步完善。在北魏，除帝王亲自巡视外，还有各级监察机构负责对地方的巡视。孝文帝将北魏分为东、西两道，分遣“东西二道大使”进行巡察，说得通俗易懂一些，东西二道大使基本上就是行使检察官职能的“钦差大臣”。
陆叡在担任大使期间，赏善罚恶，让贪污腐败的官员惊惧不已，获得了朝廷的褒奖。
陆叡还是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曾担任北征都督，出征漠北，大破柔然。兵退后柔然再次来袭，他又率五千骑追讨，柔然惧而远遁；陆叡锲而不舍，一路追击至大漠，擒获柔然部帅赤河突和数百骑兵，胜利归国。
从陆叡和穆泰二人的身份及履历不难看出，他们都是“鲜卑旧贵族”，而在政治派别上，他们属于“保守派”，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及全盘汉化，怀有强烈的抵触心理。而两人的一次会面，最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穆泰久病，痼疾未除，于是向孝文帝提出请求，让自己迁为恒州刺史，把陆叡转为定州刺史，二人互换就任地。穆泰距恒州较近，上任方便，孝文帝体谅他带病之身，同意了。穆泰赴任心切，结果，陆叡还未动身，他就已经到了恒州，于是，这两位代北鲜卑贵族见了面。
这时，太子元恂刚刚被废，天下震动，穆泰和陆叡自然就聊到了废太子一事，结果他们发现对方都对元恂怀有同情、对孝文帝怀有不满，于是一拍即合，决定起兵叛乱。
可是，他们都清楚，北魏朝廷统治根基稳固，如果没有强大的后援，难以撼动孝文帝这棵大树。就像历史上大多数阴谋叛乱一样，他们并不打算单干，开始积极寻找盟友。
当时朝廷中反对迁都和汉化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拉到了一批人加入他们的团队。
来看一下这些人的名单：鲁郡侯元业、前彭城镇将元拔、安乐侯元隆、骁骑将军元超、射声校尉元乐平、代郡太守元珍、乐陵王元思誉、阳平侯贺头。
单从姓氏就可以看出来，这几位不但是贵族，而且，除贺头以外，其他人都是皇室宗亲，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元拔、元业和元思誉——元拔是献文、孝文两朝大功臣兼元老元丕（即拓跋丕）的长子，元业是元丕的弟弟，元思誉是汝阴王元天赐（即拓跋天赐）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的堂兄弟。
其实，叛乱的苗头早在迁都之初就已显现。宗室老臣元丕对孝文帝改革的诏令嗤之以鼻，并经常穿着鲜卑服装在朝堂上招摇。而元隆和元超二人甚至企图劫持太子元恂返回平城，而后调动恒、朔二州兵马，割据自立，再搞一个他们认为的正统朝廷出来，所以，孝文帝在面对为元恂求情的穆亮和李冲时，才会那样痛心疾首地说元恂欲要“跨据恒、朔”。
既然要发动叛乱，就必须有一位领袖，而且，这位领袖多半还要做将来的皇帝。如今，元恂被废，其他皇子在孝文帝手中，于是，商议后，他们决定让时任朔州刺史的阳平王元颐为首领。
元颐是拓跋新成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的堂兄弟，论资排辈绝对能排得上号。
元颐面对这些人的邀请，痛快地点了头。
但元颐心中的真实想法是：本王要将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元颐一边佯装许诺，稳住穆泰等人，一边迅速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孝文帝得知消息，随即传召正卧病在床的任城王元澄（即拓跋澄）进宫。一见元澄他就说：“穆泰等人图谋不轨，蛊惑宗室作乱。而今迁都不久，鲜卑人恋旧，倘若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新都洛阳必定难保，此乃国家大事，非皇叔不可为之，请皇叔为朕辛苦走这一趟！倘若叛党势弱，皇叔就直接前往擒获；如果叛军已经势大，皇叔就用朕的敕令调发并、肆二州大军，务必平定叛乱！”元澄说：“穆泰等人愚蠢至极，只因怀念平城才发动叛乱，并无深谋远虑，不足为惧！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孝文帝遂授元澄持节、虎符、使符，并为他调拨部分羽林军，前去剿叛。
元澄受命，披星戴月地向恒州赶去，很快到达雁门（今山西代县）。雁门太守夜间密告元澄，说穆泰等人已退守阳平（今山东莘县），而且城下兵马聚集，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元澄加快脚步前进。
这时，有人劝说元澄：“事情发展至此，情形已不可估量，我们应以皇帝敕令召集并、肆二州兵马，然后伺机而动！”
元澄不以为然：“穆泰叛变，一定会据城不出，如今他又挟持阳平王，这便是他人少势弱的缘故，他不发兵，我们便不轻举妄动，只需前去镇抚，届时民心自定。”意思很明白，穆泰聚众闹事并没有群众基础，只要镇抚当地百姓，让民心在我，不发一兵一卒，就能除掉穆泰。
元澄快马加鞭，出其不意地赶到了阳平。
到阳平城外，元澄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李焕素有辩才，元澄是让他说服叛党，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李焕先悄悄找到穆泰同党，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示以祸福，果然，叛党顷刻瓦解。
穆泰众叛亲离，仓促地率麾下数百人出城，攻打朝廷军队，不克，狼狈地败走城西，不久便被擒获。
孝文帝下达了对这些人的处置命令：穆泰处死；陆叡赐死狱中，其妻子儿女流徙辽西贬为庶民；元丕免死，全家降为庶人贬黜太原；元隆、元超处死，其子女流配敦煌。
此次叛乱平定之后，顽固守旧的鲜卑贵族再一次遭到弹压，反对改革的呼声销声匿迹了。
自古英雄爱美人，孝文帝也不例外。作为帝王，孝文帝一生中拥有的女人很多，但真正让他像一个普通男人那样爱得“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是幽皇后。
孝文幽皇后，冯熙之女，冯太后内侄女（按辈分，她是孝文帝表姑妈），有野史称其名为“冯润”，但并不可靠，因在后文中会提到另外一位冯皇后——幽皇后的妹妹，所以在这里就称其为“大冯后”。
大冯后的生母常氏出身低贱，为冯熙侧室，后来冯熙正妻去世，常氏成为冯氏正房。冯太后希望家族富贵绵长，于是将两个侄女召进皇宫，不久，其中一个因病去世，剩下的这个便是大冯后。
史书载大冯后“有姿媚，偏见爱宠”。此女妩媚妖娆，很得孝文帝欢心，有些“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意思。可是，大冯后身体不好，入宫不久就生了病，冯太后为安全起见，将她遣送出宫，栖身佛寺，出家为尼。
可是，深爱她的孝文帝如何能将心爱的女人从心头抹去？有时，按捺不住思念之情，他便亲自前往皇家寺院探望大冯后，与她互诉衷肠。在这个女人身上，大魏天子享受着爱情带来的幸福和甜蜜。
冯太后死后三年，孝文帝服丧期满，朝廷官员上表，称“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称国不可一日无母，陛下得赶紧册封一位皇后了！
对冯氏一族抱有深厚感情的孝文帝将目光放在了冯家，最终，被选中者是大冯后的异母妹——小冯后。小冯后虽没有姐姐的美丽姿色，但性格温婉，孝文帝对她十分敬重。
可是，孝文帝忘不掉委身佛寺的大冯后，对她关怀备至，经常派宫廷御医去寺院为她治病，期待她的痊愈……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一个让他振奋的消息传来：大冯后的痼疾已经痊愈！
孝文帝欣喜若狂，立即下令迎接大冯后入宫。大冯后的脚刚踏进皇宫，孝文帝就册封其为左昭仪，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且，大冯后入宫时，他还让宫中所有妃嫔前来拜谒，就像是皇帝初次大婚一样，皇宫里笙歌艳舞，花团锦簇，热闹异常。
沉浸于甜蜜爱情的孝文帝想不到，大冯后入宫，不过是他的悲剧的开始。
悲剧分为两种，一种是性格悲剧，一种是命运悲剧。这即将上演的剧目，对大冯后和小冯后来说，是性格悲剧，而对孝文帝来说，却是命运悲剧——即便是九五至尊，也逃不过命运的无常。
《魏书》对大冯后和小冯后的性格有明确记载：“昭仪（大冯后）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小冯后）虽性不妒忌，时有愧恨之色。昭仪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大冯后虽是位分低于小冯后的左昭仪，却仰仗自己是姐姐且先一步入宫，更仰仗孝文帝的宠爱，便对这位做皇后的妹妹相当不恭敬，以至于轻视她，怠慢她，不尊重她，毫不遮掩对她的不屑，连礼仪上的面子工作都懒得做，经常人前人后百般诋毁她……更过分的是，大冯后在宫中完全一副六宫之主的做派，事事都要掺和，都要做主，完全没把皇后放在眼里，极为嚣张跋扈。
相比之下，小冯后为人娴静，不会使性子，不会争风吃醋，面对姐姐的欺辱，只能一味退让。但在不争竞、不计较的背后，其实是她那辛酸的无奈。
大冯后曾经做过皇后，而且一直享受着皇帝的万千宠爱，她有理由认为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中宫之主。宫斗的戏码不断上演。她在孝文帝那里狂吹枕头风，最终，这位被爱情蒙住双眼的帝王颁布一道圣旨，废掉了小冯后的皇后之位，将她贬到金墉城瑶光寺出家。青春年华的小冯后从命并认命，在瑶光寺郁郁而终。
在将妹妹除掉后，姐姐顺理成章地再一次成为北魏的皇后。
得陇又望蜀，居安不思危。大冯后没有其姑母冯太后的政治才能，却也想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这个女人不消停。从她重新进宫的那天起，悲剧就已开场，而她将继续导演这一出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直至结局无法挽回。
孝文帝和北魏历代帝王一样，眼睛始终没有远离南方的广袤土地。亲政后，他数次发动对南朝的战争，对积贫积弱的南朝形成压制之势。他力排众议迁都洛阳，目的之一就是为南征做准备。所以，当他在洛阳站稳脚跟后，南征之事很快就被提上日程。
孝文帝有尚武习气，热衷于御驾亲征，在对南朝的战争中，北魏士兵常能看到皇帝陛下的矫健身姿，因此而士气大振，捷报频传。可是，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孝文帝，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在他身后的皇宫中，正有一个难以承受的败绩等着他。
大冯后与人私通。
虽然深爱着大冯后，但身为帝王，孝文帝政务倥偬，军事繁忙，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与妻子共享天伦之乐，冷落爱人也是情理中事。大冯后深居宫中，夜色漫长，不免深闺寂寞，于是竟不顾国母之尊，与中官高菩萨私通。中官即宦官，作为皇室家奴，有充分条件与皇后勾搭成奸。高菩萨曾是个大夫，大冯后入宫前二人就认识，并一直保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入宫后，大冯后旧情难忘，想方设法地把高菩萨弄进皇宫，两人郎情妾意，丑态毕露，大冯后还以中常侍双蒙为心腹，三人狼狈为奸，打压皇宫中一切对她不利的言论。
而此时在南方征战的孝文帝，却因日日殚精竭虑，月月风餐露宿，终于拖垮身体，一病不起。宗室和群臣劝他回洛阳调养，他不听，只在小城悬觚养病，以便于督促和指挥前线战事。孝文帝在前线带病征战，他深爱的女人却在宫闱内与男人寻欢，更加讽刺的是，大冯后私通一事，天下人尽皆知，唯独孝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对于大冯后的放肆行径，也有人站出来加以劝阻。大臣剧鹏，数次对大冯后旁敲侧击，劝诫她适可而止，但大冯后已被情欲焚坏心智，对剧鹏的劝告充耳不闻，并对他恶言相向、横加威胁，导致剧鹏在愤怒和恐惧中悲惨死去，从此再无人敢对大冯后进行劝阻。大冯后越发肆无忌惮。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孝文帝的妹妹彭城公主青年守寡，嫠居在家。大冯后有个弟弟叫冯夙，游手好闲，看上了彭城公主，向孝文帝请婚，孝文帝不想让妹妹守寡，予以同意。可彭城公主性情刚烈，且生性高傲，根本就看不上只知道飞鹰走狗的冯夙，坚决不嫁。大冯后怀恨在心。孝文帝正在南方战场，她便仰仗皇后之尊，对彭城公主强迫威逼。彭城公主急了，便秘密带上十几个侍婢家童，乘轻车，冒澍雨，奔赴悬觚前线，面见兄长孝文帝，哭诉事情的来龙去脉，表达自己誓死不嫁的决心。
最要命的是，公主还将大冯后与高菩萨秽乱的事和盘托出。
孝文帝的反应是“骇愕”——既惊且惧。
此事干系重大，孝文帝清楚彭城公主绝不敢信口雌黄污蔑皇后，但他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爱人会背着他做出这种丑事。出于谨慎，也出于对大冯后的爱，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彭城公主的话，也没有立刻赶回洛阳一问究竟，只是下令将此丑闻暂时按下，不作声张。
彭城公主告状的消息很快传到大冯后耳中，大冯后这才感到害怕。可是，这个女人并未醒悟。相反，她请母亲常氏入宫，二人商议后，找来女巫施展法术，并声称，只要能将皇帝咒死，便重赏女巫；此外，她还经常用三牲大供进行旁门左道的血祭，为的也是诅咒孝文帝早日驾崩……
不久，孝文帝病情加重，便以“礼不伐丧”为由，停止对南朝的战事，折身北归。
孝文帝来到洛阳附近时，长秋宫（皇后居殿）里的一个小黄门匆匆赶来，将大冯后私通中官以及诅咒皇帝等事如数说出。
直到这时，孝文帝才完全相信了彭城公主的话。
一瞬间，这个男人形神俱疲。
孝文帝嘱咐小黄门不要声张，切勿打草惊蛇，而后悄无声息地进入洛阳。
一回宫，孝文帝立即将高菩萨和双蒙二人拘捕，严刑拷问下，二人将大冯后所做的一切都供了出来：与高菩萨私通，收买宫女宦官阻断消息，行厌胜之术诅咒皇帝，期冀做文明太后第二，以掌控北魏政权……
不难想象，孝文帝在听到这些话后内心的痛苦。因为深爱，因为相信，所以伤心多过愤怒。大冯后曾经在孝文帝心中代表着美好，可如今她的举动却让他看到极为丑陋的一面。孝文帝病情随之加重，不得不转移至金墉城含温室疗养。
夜幕降临。幽深夜色让偌大的宫城变成鬼魅之域，宦官和宫人能清晰地感觉到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病情稍缓，孝文帝传召大冯后，并让高菩萨和双蒙立于门外。大冯后的脚踏入殿内，若在以往，孝文帝一定会兴高采烈地迎上去挽住她的手。但今天孝文帝没有起身，没有笑脸。他让宦官对大冯后搜身，并说：“若搜到一寸锋刃，杀无赦！”
而后，大冯后跪倒在地，哭诉谢罪。孝文帝指着两丈开外的东楹（厅堂东侧的柱子），示意她坐下，传高菩萨和双蒙入殿，让二人当着大冯后的面，亲自说出她所有的龌龊行径。
背叛。大冯后苦笑。她背叛了皇帝，高菩萨又背叛了她。——难道，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因果报应”吗？
这时，孝文帝质问她：“你到底想如何断送朕的性命！”
大冯后不回答，而是向孝文帝请求：“我有密言相告，请屏退左右。”孝文帝遂让室内所有人退下，只留长秋卿（主理后宫的内官）白整一人手持长刀侍立一旁。可大冯后看了看白整，仍不说话。孝文帝便让人拿来棉花，死死塞住白整的耳道，一连唤了几遍，白整浑然不觉，于是冲大冯后说：“现在只有你我了，说吧。”
关于大冯后说的内容，《魏书》记载是：“事隐，人莫知之。”任何相关史书均没有记录大冯后的说话内容，而在场的人只有孝文帝、大冯后和白整，白整听不到，孝文帝和大冯后在事后也没有向外人透露，所以，大冯后的独白也就成了一个谜。
事后，孝文帝传唤两位弟弟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二人一进含温室，看到皇后在场，出于礼节想要回避，却被孝文帝制止：“昔日她是你们的嫂子，现在不过是个外姓旁人，你们进来，不用回避！”
元勰和元详一听，分明是要废后，越发不敢跨进含温室，于是跪在门口，请孝文帝收回敕令。孝文帝大怒，勒令二人进来，二人只好乖乖进了含温室。
二王刚进来，孝文帝便指着大冯后，说：“这个女人！把刀子扎到了朕的胸口上！你们对她细细盘查，不必有任何顾忌！”
说罢，伤心欲绝的孝文帝又言辞恳切地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诸多过失，待激动的情绪稍稍平复，他又说：“冯家的女子不能相继被废，暂且留她在宫中吧！她若尚知羞耻，或可自行了断，你们也休要再说朕还对她怀有情义！”
冯太后和大冯后，这两个女人在孝文帝的生命中分别扮演了“母亲”和“爱人”的角色，孝文帝对冯氏一族是有感情的，已经有一个冯皇后被废，不能再有第二个，这也是这位帝王对大冯后最后的仁慈。
大冯后的地位一落千丈，皇宫对她来说形同牢狱，宠爱不再，权势不再，她的处境已十分悲惨了。
可是，大冯后依旧没有醒悟，她一如既往地飞扬跋扈，没有悔改之意。孝文帝让宦官去皇后宫中询问事情，大冯后竟对宦官破口大骂：“我是天子正妻，有话自会当面跟皇帝讲，岂能让你个阉人传话！”孝文帝大怒，但又没精力去理会大冯后，于是让大冯后之母常氏进宫，详细讲述大冯后种种乖张举动。常氏早已风声鹤唳，闻此，便亲手痛打大冯后一百棍。不久，孝文帝再次南征，大冯后变本加厉，强迫妃嫔像以前一样每日给她请安。
孝文帝已经没有精力理会她了，他最后一次提及她，决定了她的命运。
亲征加重了孝文帝的病情，这天，他将彭城王元勰叫到床前，说：“皇后失德，自绝于天。如果不早日处置，恐怕会重演汉末（后宫外戚乱政）之事。朕死后，赐其自尽，再以皇后之礼下葬——但愿以此能掩冯门之大过。”
事情发展至此，孝文帝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她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冰清玉洁、完美无瑕。相反，这个女人身上充斥着太多欲望：烈火一般的情欲和洪水一般的权欲！
哀莫大于心死。
说点后话，对大冯后的结局做个交代。没多久，孝文帝驾崩，北海王元详入宫，宣读皇帝遗诏，长秋卿白整等人遂持毒药闯入长秋宫，大冯后不肯自尽，一边躲避追捕一边呼喊：“大行皇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你们这些宗王想要害我！”白整等人旋即摁住大冯后，强行将毒药灌下。
事后，于洛南迎接孝文帝梓宫的元禧等宗室，得知大冯后死讯，彼此相视，而后说：“即便没有皇帝遗诏，你我兄弟亦当设法除之！——岂能坐等失德妇人掌权，谋害我等宗室！”
同样遵照遗嘱，大冯后与孝文帝同葬长陵（位于洛阳邙山上），只是，她的谥号是个“幽”字，与元宏的“孝文”实在不能相配，与冯太后的“文明”同样无法相提并论。这个字眼是人们对她一生的最佳注脚。孝文帝英年早逝，大冯后要负相当的责任。
接下来用不算长的篇幅，对孝文帝最后的时光做个描述。
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
这是孝文帝的诗。江左即南朝所在地。中原已尽收囊中，唯独小小江左孤悬在外，天下尚未一统，怎能不让胸怀大志的孝文帝心生遗憾！饮马长江、一统中华是北魏王朝的百年梦想，是历代北魏帝王誓要达成的事业。孝文帝一亲政便开始积极备战，而在迁都洛阳后，南征更是立刻被提上日程，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到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短短几年，孝文帝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南征。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冬，镇守襄阳的萧齐雍州刺史曹虎向北魏请降，并请求孝文帝攻打萧齐。北魏政局还处在迁都震荡中，群臣以事出突然、准备不足为由请求孝文帝拒绝。但对孝文帝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已经定都洛阳，就应趁势南下，“奋征伐之气”！遂力排众议，亲率三十万大军南征，不久即抵达悬觚。
大军驻扎悬觚，孝文帝下诏，将魏军俘获的南朝百姓全部释放，又明令禁止魏军在江北抢劫掳掠，违者处死刑。这两个措施一改鲜卑人野蛮的军事作风，为他们在南朝百姓中赢得了声望。不久，北魏大军与萧齐交锋，大败之，继续南下，渡过淮河，擒获萧齐兵士三千。北魏将领请孝文帝发落战俘，孝文帝却挥挥手：“各为其主，并无过错。”将他们全部释放。
从此，萧齐主力部队便一直退避，不与魏军交战。而两个月后，江淮一带开始春雨绵绵，春潮渐起，江河水涨，气候和地理环境对魏军越来越不利。齐军趁机反攻，魏军接连失利，孝文帝只好班师回朝。
虽然没有夺得大片土地，也没有攻取城池，但孝文帝的这次南征仍获益匪浅——最大的战利品是江淮民心。孝文帝之前，北魏军队一旦进入敌国境内，必然进行劫掠，这也是鲜卑民族固有习气，是补充军需、鼓舞士气的必要手段。但这一传统在孝文帝朝被废止。他严格约束军队，以刑法来防止劫掠，还禁止部队损害庄稼、树木，但凡需要砍伐树木，皆留下相应绢帛作为赔偿（绢帛在古代可作硬通货）……孝文帝要打造一支让人生敬的王者之师！
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文帝派荆州刺史薛真度进攻萧齐南阳郡，大军围攻宛城（南阳治所，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却被萧齐太守房伯玉击败。孝文帝大怒，称：“南阳小郡，必当攻克！”遂在次年六月，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士卒二十余万，让元澄、李冲等重臣留守洛阳，彭城王元勰代理中军大将军，自己亲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再次大举南征。
北魏大军一南下，便直指襄阳。孝文帝领军在前，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路兵马前后相继，号称百万，遮天蔽日。大军行至赭阳（今湖北十堰市韩家洲），孝文帝命诸将攻城，然后自率一支军队奔袭宛城，当晚即攻下外城。萧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守内城，坚持与宛城共存亡。孝文帝派人去游说房伯玉：“大魏皇帝此次南伐，势必荡平南朝、统一天下！宛城首当其冲，是我大魏不得不取之城！是封侯拜将还是斩首示众，望房南阳三思！”
面对威逼利诱，房伯玉冷冷一笑，斥退北魏说客。孝文帝见劝降无效，下令攻城，结果久攻不破，孝文帝只好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略南阳，自己又引兵进逼至新野。萧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登上城头，亲自督战，萧齐军威大振。双方相持到十月仍无结果，孝文帝下令建造军砦，准备久困新野。
萧齐大将裴叔业为牵制魏军，采取围魏救赵之策，率部攻打北魏虹城（今安徽五河县西），克之，俘虏魏军四千余人，齐军声威大震。魏军震恐。裴叔业决定乘胜而进，继续进攻北魏楚王戍（今安徽临泉县西南）。
但魏军对裴叔业早有防备，于是伏击在楚王戍附近，裴叔业兵马一到，大军倾泻而出。裴叔业部措手不及，败走。次年正月，围困新野的孝文帝待城中粮草耗尽，发动猛攻，将其攻克。裴叔业战败、新野失守给萧齐带来巨大影响，沔水（今汉江及其北源陕西留坝西沮水）以北的南朝将领无不惊骇，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湖阳、赭阳、舞阳、南乡等地戍将相继弃城而逃。
二月，咸阳王元禧攻克宛城，守将房伯玉出城投降。
孝文帝率众十万围攻樊城，守将曹虎闭门不出。此时，在涡阳（今安徽涡阳县）与萧齐交战的魏军大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损失巨大。孝文帝急调步骑十余万援助涡阳，魏军以复仇之势猛攻齐军，齐军兵败，撤退。
九月，孝文帝从彭城公主口中得知后宫失火，心力交瘁，加之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又逢南齐明帝驾崩，于是下诏称“礼不伐丧”，班师回朝。
此时孝文帝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归途中，有十多天不能接见群臣，而在回到洛阳后，与大冯后的会面更让病情雪上加霜，身体早已亮起红灯。
国丧期间的南朝齐不甘失去大片领土，又派太尉陈显达率四万大军，发动了对北魏的北伐。萧齐军队一路北上，攻克数座城池，最后围攻了襄阳北三百里之外的马圈城。马圈城军民誓不投降，被困四十余日，粮草殆尽，人们只好以树皮甚至死人充饥，后来连死人和树皮都被吃尽了，援军久久不来，绝望中的守城官兵只好突围，结果一冲出城去就被萧齐军队围剿，死伤千余人。陈显达攻占马圈城，趁士气高昂，对北魏发动总攻。
在洛阳养病的孝文帝听到消息，忧虑不已，对元澄说：“陈显达侵扰，如果朕不亲自出马，难以将其制服。”一来对前线战事放心不下，二来也可能是想用出征来忘掉大冯后，他不顾劝阻，抱病出征。
此时的孝文帝，多半是抱着必死之心离开洛阳的。
其时，驻扎南境的魏军已对来犯作出回应，正与齐军在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南）对峙，孝文帝到前线，下令攻击齐军侧翼和后方，旨在截断其后路，再从正面发起进攻，最终形成三面包抄之势。此举果然奏效，双方数次交战，齐军大败。陈显达不敢恋战，趁着夜色悄悄撤离全军。次日，魏军进攻齐军营寨，却只见一座空营，孝文帝急令诸将率轻骑追击。北魏轻骑迅猛异常，很快便在汉水之滨追上齐军。正准备渡河的齐军忽听身后轰隆作响，转眼间，洪水般的北魏骑兵已经冲到眼前。齐军士气尽失，奔走逃命，被斩杀、俘虏及落水而死者十之八九，损失惨重。
汉水之滨的杀戮，标志着北魏成功击败了萧齐精心组织的大反攻。
可是，这场胜利并未挽救孝文帝即将终结的生命，几天后，他病情加重，自感再也回不到洛阳，便开始交代后事：赐死大冯后；皇太子元恪即刻南下，早日即位。不日，孝文帝在谷塘原（今河南淅川县北）驾崩，年仅三十三岁。
时不我待。孝文帝纵是励精图治，也没能看到中国一统的局面，在实在是巨大的遗憾。在史书中读孝文帝时，难免产生一种错觉：孝文帝一死，北魏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站在一个足以俯瞰中国通史的角度，不难发现，北魏是个“过渡王朝”，它的任务是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孝文帝的奋斗，彻底将北魏改造为在文化上和南朝一样强大的国家，谈及“中原国家”，北魏实至名归，而繁荣的文化是后继北方王朝统一中国的重要砝码——所以，此时的北魏，是最完美的北魏，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均已达到其巅峰，它已经具备了开创隋唐盛世的所有要素。
因此，孝文帝也不必心存遗憾，他应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
孝文帝元宏，让北魏以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傲立于世，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位皇帝让我们的国家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他虽不是开国君主，却有开基肇业之功。于是，根据谥法“祖有功、宗有德”的原则，人们为他上了极高规格的庙号：“高祖”。
同时，人们又认为他慈惠爱亲、协时肇享、经纬天地，于是，又为他上了无比尊崇的美谥：“孝文”。
高祖孝文——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搭配。
但后世对孝文帝的推崇却明显不够，历代统治者只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树为典型，“北魏孝文帝”一直没有成为他们的楷模，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这两个：他是胡人，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价值观都是汉本位思想；他是好人，而做好人的代价太大，远非后世帝王所愿承受的。
而且，在孝文帝身上还有一个矛盾，姑且称之为“功绩悖论”。孝文帝和后世出现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有共通之处：俄罗斯在西欧人眼中，是蒙昧落后的代名词，是“斯拉夫奴隶”。彼得大帝的横空出世，让这一切发生改变，这位身高两米的俄罗斯大帝锐意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先进的西欧学习，从而让俄罗斯帝国以崭新面目出现在欧洲舞台。在南朝汉民族眼中，鲜卑人是野蛮和粗鄙的化身，是“北狄”，是“索虏”，而孝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让鲜卑人和汉人水乳交融，然后以另外一种身份傲立于世。
但是，与彼得大帝相比，孝文帝付出的“代价”显然更大，因为他所推行的汉化改革，导致鲜卑民族在中国消失——是孝文帝亲手“消灭”了鲜卑族。与俄罗斯人感恩、赞美俄罗斯人彼得大帝不同，没有人会以“鲜卑人”的身份感恩和赞美鲜卑人孝文帝。
现代对这位帝王持否定态度的人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孝文帝改革致使北魏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六镇兵变”，他是北魏衰亡的罪魁祸首；二，文明太后是孝文帝的杀父仇人，他却一味愚孝；三，全盘汉化削弱了北魏的血性，让这个国家丢失了尚武善战的风气。
其实，这些看法，是对这段历史和孝文帝的误读。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大刀阔斧，利大于弊；而且，他不需要为“六镇兵变”负责，更不需要为北魏衰亡负责；他对冯太后的孝道至诚至纯，毫无矫揉造作；汉化改革并未降低北魏人的血性，北魏仍是一个拥有光荣军事传统的国家。
“六镇兵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以及孝文帝是否要对其负责的问题，将在后面作详细描述，现在，首先来弄清楚第二个问题：孝文帝对冯太后的孝到底是不是“愚孝”？
从字面上讲，愚孝就是“愚蠢的孝顺”，《二十四孝》中的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孝亲方式都是典型的愚孝，如“卧冰求鲤”和“郭巨埋儿”，古代的愚孝行为大多是以残忍血腥的方式来“孝顺”父母，以至于作秀成分十分浓郁。但是，孝文帝从未做出类似举动，他不过是像任何一位孝顺的儿孙一样对待自己的祖母，一点儿也不“愚”。
然而，持愚孝观点的人，还喜欢以“孝文帝孝顺自己的杀父仇人”这一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这种论据本身就不成立，因为在前面已经分析并得出结论：献文帝的死源于自己的性格，他的死是一场“性格悲剧”，冯太后不需要为他的死负责。
孝文帝是孤独的人，他一出生就失去母亲，少年时又失去父亲，他几乎没有享受过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天伦之乐，而填补这个空白的，是与他相依为命、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冯太后——这个孤儿真正爱着他的祖母。
所以，“愚孝”之说难以站住脚跟。
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汉化削弱了北魏的血性，并让这个国家丢失了尚武善战的风气。
这种观点很奇怪，因为，它的潜台词就是：汉文明没有血性且不善战。长久以来，一提到汉民族，大多数人会有这样一个论调：农耕民族，热爱和平，不擅长战争……其实这是一个误读。中国幅员辽阔，富庶丰饶，而四面强敌环伺，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汉人早就在这种环境中造就了铮铮铁骨，并形成了不屈不挠的血性。“汉人不善战”本质是“东亚病夫”观念的延续，而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先是清朝的奴才教育，后是西方强势入侵。“东亚病夫”其实是清朝和西方列强共同捏造的，别有用心地让汉人丧失了武力自信。须知，当世界大多数民族还在草地和树林中奔跑时，汉民族就已经拥有了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冷兵器，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正规军队。汉唐雄风，绝非中国人的杜撰。
五胡乱华，气势凶猛，各路游牧民族八仙过海大显神通。可是，占据半壁江山的汉人却反击成功，并最终在隋朝重新恢复统治秩序，这是他们的血性在起作用，是根植于他们基因的尚武传统在起作用。所以说，汉化改革削弱血性、丢失尚武风气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孝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深刻体会到了人间苦厄，在果敢杀伐的同时心忧天下，所以，他尽可能地让自己去完成一件事：让他的百姓幸福。
孝文帝的历史地位，在他推行汉化改革时就已确立。
公元五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民族，开始不约而同地冲击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西方，日耳曼人正侵蚀着伟大的罗马帝国；东方，中华帝国正被五胡强势瓜分。
伟大的罗马已灰飞烟灭，古老的中国却永世长存。
原因何在？
如果没有北魏，没有孝文帝，中国则难逃罗马帝国的命运，先是被鲜卑、匈奴、柔然、高车等瓜分，伟大帝国的废墟上小国林立，然后，多数人信仰的一种宗教会严重世俗化，控制思想，左右政治，阉割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征战不断，人们生活在永无希望的炼狱中，中世纪的阴影将笼罩中华大地……
因为北魏，因为孝文帝，这可怕的历史没有在中国上演。
从孝文帝汉化改革到隋朝大一统，用了不到一百年，可如果没有孝文帝，中国人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等来统一中国的隋文帝。
谈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说法，但大部分人心中多半有这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中国人对伟大帝王的评定，往往只限于“统一中华”和“驱除外辱”，而对于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建树缺乏必要的重视，且往往立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的伟大是之于中原汉民族而言的，即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汉人的利益上，以他们为荣的主要是汉人，而孝文帝之汉化改革的意义却跨越民族和种族，甚至是世界性的，因为，这是一个“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非典型性案例。
之所以称为“非典型”，是因为人类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比如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战争，比如大航海时期欧洲海洋文明与美洲土著文明之间的战争，日本大和民族和偏居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之间的矛盾，无疑也是典型的文明冲突……放眼中国历史，这种冲突亦层出不穷，居于中原的汉民族和被他们称为“四夷”的游牧民族可谓世代仇敌，汉民族的王朝强大时，这些游牧民族就俯首帖耳，可一旦汉人王朝因内乱而衰弱，这些游牧民族就大举入侵，獯鬻、猃狁、鬼方、犬戎、东胡、匈奴、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无不如此。汉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着漫长的拉锯战，双方从未想过要变成和对方一样的民族。
而拓跋鲜卑内附中原，建立了一个胡汉共治的王朝，聪明的拓跋部族从一开始就在进行汉化，但这种汉化是杂乱无章的，是狭隘的，是片面的，只是在学习汉民族的四书五经和典章制度，与日本人对中国的学习类似，而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服饰、语言、宗族、饮食等文化基本没有涉及。鲜卑人依然以自己是鲜卑人为荣，因而非常在意与汉人从头到脚的差别，拥有极强的民族独立性。
直到孝文帝出现。
孝文帝明白这界限分明的差别带来的危险，“一家人怎能说两家话？”所以他采取了一种石破天惊的解决矛盾的方案：拒绝战争流血，主动迎合和退让，以博大胸怀去接受一种在其时看来更加先进的文明，从文化入手，让两个民族结成血浓于水的情谊。孝文帝推行胡汉通婚政策，让鲜卑人和汉人结合，消失的只是鲜卑的族号，而鲜卑人的血液，仍在中国人体内澎湃流淌。
孝文帝的伟大之处是：务实。所谓“民族情感”，所谓“文化差异”，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过去、现在、将来，人类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更好地生活。如果能吃饱，何必在意吃的是汉堡包还是肉夹馍？孝文帝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愤青，他是政治家，是改革家，他的着眼点高于普通人，他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知道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他的政治策略显示出一种博爱的情怀，他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无论对当代中国还是世界，无疑都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