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对北魏而言，意义非凡。
公元408年，拓跋焘出生于平城紫宫，祖父拓跋珪看到这个“体貌瑰异”的大孙子时，欣喜不已，宣布大赦天下。泰常七年（公元422年）四月，拓跋焘被封为太平王，而后明元帝拓跋嗣因身体出现疾病，便让这位十五岁的皇太子监国摄政，统领百官，参与治理国家事务。
在中国历史上，当皇帝不在宫中或是出现疾病时，会出现让皇太子监国摄政的现象，此举旨在锻炼皇太子的执政能力。但一般情况下，皇太子所能处理的朝政极其有限，真正有权力的是宰辅、阁老之类的重臣。但北魏不同。北魏皇太子有监国摄政的实权，除去没有皇帝尊号，其他方面几乎和皇帝完全相同。在拓跋嗣南征期间，掌握北魏军政大权的正是十五岁的皇太子拓跋焘，他坐镇平城，总摄百揆，以聪明果决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为战争时期的北魏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后方，凸显了一个政治家与生俱来的能力和锋芒。
但就在拓跋焘准备大展身手时，北方的柔然又不安分了。
柔然人得知明元帝拓跋嗣驾崩的消息，料想北魏政局不稳定，于是兵锋南下，要用柔然铁骑给刚刚登基的少年皇帝一个下马威。
对北魏而言，这是颇有意味的一幕：当年伐丧者，如今也被伐丧了。
但柔然部族挥鞭南下并非说明他们的内部十分安稳，恰恰相反，柔然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发动战争，往往意味着其统辖范围内有天灾人祸的发生。有权力的地方就有争斗。郁久闾氏统一柔然诸部后，尝到了权力集中的甜头，每个人都想体验君临天下的感觉，争权夺利的事件层出不穷。
统一柔然的丘豆伐可汗——郁久闾社仑——于公元410年病逝，其子郁久闾度拔年少，不能服众，其弟郁久闾斛律被推为可汗，号为“蔼苦盖”，意为“资质美好”。
蔼苦盖可汗继位后，奉行兄长丘豆伐可汗的政策，联合北燕对抗北魏：蔼苦盖可汗一登基便聘北燕冯跋之女乐浪公主为妻，并进献战马三千匹；北燕积极回应，冯跋又聘柔然公主为妻。柔然和北燕结成互为翁婿的联盟关系。
蔼苦盖可汗的侄子郁久闾步鹿真觊觎汗位，在柔然王族内部大肆制造不安定因素。他挑拨大臣树黎说：“可汗要把你的女儿作为侍女，随公主嫁到遥远的燕国，将来你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女儿啦！”树黎爱女心切，禁不住挑唆，决意谋反。晚上，他让部下埋伏在可汗帐外，趁机将蔼苦盖可汗劫持，而后押送至北燕和龙城，交给燕主冯跋软禁。郁久闾步鹿真则登上可汗之位。
不久，依靠阴谋夺位的郁久闾步鹿真招致柔然宗室不满，又起内讧。
蔼苦盖可汗闻知国内生乱，忙请求冯跋放他归国，冯跋遂令将军万陵率三百士兵护送其归国。可万陵不想卷进柔然王族的是非之中，便在途中将蔼苦盖可汗杀害。
这场柔然王族内讧的最终获益者，是郁久闾大檀。
郁久闾大檀，丘豆伐可汗的堂弟，曾统领柔然别部镇守边境，十分骁勇。大檀自恃有王霸之资，尤其对步鹿真不服。步鹿真登上汗位后，为铲除一切反对势力，企图暗杀大檀，却不料大檀抢先一步政变，将步鹿真赶下汗位并绞杀。大檀在部众拥戴下即位，号称“牟汗纥升盖可汗”，意为“制胜之王”。
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刚登基的拓跋焘还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他的宝座还未坐热，牟汗纥升盖可汗便亲率六万骑兵，攻入北魏。与以往那些胡族酋帅不同，牟汗纥升盖可汗的主要目标不是劫掠财物，他一发动侵袭，就攻占了拓跋鲜卑的重要城池——盛乐城。
北魏举国震惊。
拓跋焘愤怒了。
先帝拓跋嗣在应对柔然的问题上，明显带有一种无奈的意味。比如他在平城以北的丰镇（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建造长城，明显是一种对柔然的被动防御。拓跋焘即位后没多久，进行了一次北巡，当他来到丰镇后，看见当地官员正在督促百姓建造长城，便立即勒令他们停止这项工程。监督建造的官员说：“这是先帝在世时下令建造的，乃是先帝未竟的事业啊！”
拓跋焘随即反驳：“先帝未竟的事业怎能是建造区区一道长城呢！”
官员便老实回答：“建造长城，就可以抵御北方的柔然啊！”
拓跋焘冷笑道：“柔然骑兵如蝗虫般漫天遍野，又岂是长城能够抵御的！何况先帝未竟的事业是一统天下，而一统天下就必须主动出击，而不是龟缩城内避战不出！”遂勒令停掉了建造长城的工程。
拓跋焘的这一举动，似已表明他在今后近三十年中所奉行的军事战略，那就是：进攻。
拓跋焘已将扩张定为国策，而此时割据势力众多，王国林立，一时间并无头绪。就此问题，他向三朝元老崔浩征求意见：“朕要一统天下，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谁？”
崔浩说：“大魏四面受敌，最强者为北方柔然，稍次之为西方胡夏，而后是刘宋和北燕。柔然在国力上不如我大魏，在人心方面，牟汗纥升盖可汗有暴虐之名，其部下对其十分畏惧，而臣下过分畏惧主君并非好事，所以说，牟汗纥升盖可汗是可以战胜的；胡夏国主赫连勃勃在国力上不占上风，且此人统治十分血腥，人心离散，这是他不如陛下的地方，但胡夏武力强大，将士如狼似虎，是故不可小觑；北燕冯跋实力最弱，国力、民心、军力皆不如大魏，而他之所以能和陛下叫板，无非仰仗柔然，柔然一败，北燕不在话下；宋主刘义符掌握着比大魏还要广袤的国土，国力强盛，军力亦不可小觑，但他玩物丧志，游手好闲，难以服众，所以刘宋生乱仅是时间问题。”
最后，崔浩总结了自己的纲领：先将柔然镇服，再对胡夏和北燕用兵，与此同时，只需让刘宋自掘坟墓，待平定胡夏和北燕后，再与刘宋交锋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这大概可看作是北魏版本的“隆中对”。崔浩制定的战略方针对拓跋焘产生了深刻影响，北魏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基本依循崔浩这一纲领。系统的军事规划证明了崔浩在战略层面的杰出才能，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北魏为统一中原所进行的努力显然更加“用心”。
此次谈话后，拓跋焘将柔然视为其政治生涯中第一个目标——换言之，即便柔然不找麻烦，他也要拿它开刀。
柔然占据盛乐后，北魏群臣陷入是否出征柔然的争论中，朝堂一片混乱。这时，从北方来的斥候带来一个消息：柔然可汗扬言，不日就要继续南下，血洗京师平城！
拓跋焘力排众议，决意与柔然一决雌雄。
奚斤见皇帝心意已决，便请命领军出征。
拓跋焘摇摇头，他早已拿定主意：朕将御驾亲征，讨伐蠕蠕！
群臣当然不从。皇帝刚刚登基，如有闪失，众人难脱干系，更何况敌人是来势汹汹的柔然！拓跋焘却不容抗命，即刻下令备军，次日即亲率两万轻骑，直逼云中盛乐，星夜赶路，只用三天两夜便兵临盛乐城下，与柔然大军对峙。
牟汗纥升盖可汗一眼就看见了北魏皇帝的华盖，大喜过望，命令所有兵士对华盖下的拓跋焘包抄合围。柔然骑兵速度极快，很快就将拓跋焘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数十层。
拓跋焘并未惊慌失措，面对发出狰狞号叫的柔然骑兵，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他还清楚地记得十二岁时随军抗击柔然的情形，他了解柔然人的习性，什么道德、义理、气节，这些美好字眼在柔然人身上是找不到的，他们不知廉耻，罔顾伦理，与豺狼无异，不过是人形的野兽，畏威而不怀德，他们只听得懂皮鞭和刀剑的声音。
拓跋焘留心察看柔然军阵，细心寻找破绽。
终于，乱军中，他看到一个人，那人服饰与众人不同，而且他一直在吆五喝六、指东指西，显然是个举重若轻的将领。
事后拓跋焘才知道，这个人，正是郁久闾大檀最得力的部将于陟斤，是这次进攻的柔然主将。
擒贼先擒王。拓跋焘当即命令士兵朝这一目标密集攒射，务必射杀此人！
原本惊慌的北魏骑兵先见皇帝镇定自若，后来又见他从容地下令进攻，于是纷纷拿起弓箭，按照皇帝指示，奋力还击。
很快，于陟斤中箭了。
于陟斤的落马引起柔然骑兵骚乱，因为战场混乱，很多柔然骑兵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听说他们主将落马，估计战场传话还会导致有人误以为他们的可汗遭难。于是，恐惧的空气迅速传播，柔然大军莫名其妙地涣散了。
牟汗纥升盖可汗目睹了拓跋焘的气魄，无心恋战，下令撤军。转瞬间，数万柔然骑兵消失得无影无踪。
拓跋焘望着北去的烟尘，对柔然的痛恨、蔑视愈发强烈，他迫不及待地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北魏王朝在其扩张过程中，主要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南朝，一是柔然。南朝是北魏扩张和统一道路上绕不开的一环，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让北魏魂牵梦萦；而雄踞北方的柔然汗国，因其抄掠本性，成为牵制北魏进行南征的最强力量。北魏要廓定天下、一统中华，必须南征；而要南征，又必须北伐；“南征”和“北伐”，因此成为北魏王朝对外战争的主旋律。
明元帝拓跋嗣所发动的第一次南征结束没多久，新即位的皇帝拓跋焘，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北伐。
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十二月，拓跋焘派平阳王长孙翰率北部诸将出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他自己亲率一军屯于祚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柔然感受到北魏大军的气势，惊惧不已。
长孙翰于参合开拔，浩浩荡荡地向漠北挺进，很快就遇到了柔然大将阿伏干。原来，柔然获悉北魏大军的动向，阿伏干奉可汗之命率轻骑来阻击。长孙翰避实击虚，将阿伏干击败，斩首数千，获马万匹。阿伏干率部逃遁。长孙翰虽然取胜，却不敢孤军深入，只能班师回朝。
次年春，拓跋焘再次北伐，亲率魏军大破柔然，掳获了大量牛羊和物资。十月，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拓跋焘，再次大治军武于平城郊外，而后由东至西，将北魏大军布列开来，兵分五路，浩浩荡荡，挺进漠北，剑指草原，直逼柔然腹地。
柔然几次与北魏交锋，已领教了拓跋焘的厉害，面对魏军逼近，牟汗纥升盖可汗不敢正面交锋，下令部族撤退，急欲避开魏军锋芒。
游牧出身并长期与其他游牧部族打交道的拓跋鲜卑了解，打击柔然这样的游牧民族，其要点之一就是“快”，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拓跋焘令北魏骑兵舍弃辎重，只带十五日口粮，日夜兼程，追击柔然。
如果只是主动出击进行劫掠，那么轻装上阵的柔然骑兵占有优势，可如果是拖家带口、驱赶牛羊进行迁徙，那速度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北魏精锐骑兵风驰电掣，很快，惊慌无措的柔然牧民就听到了他们的隆隆马蹄声。
牟汗纥升盖可汗没想到北魏骑兵竟然如此迅速，当斥候传报这些鲜卑人已到跟前时，他还不相信，狐疑地出牙帐一看，已隐约可闻战马嘶鸣。
牟汗纥升盖可汗惊出一身冷汗。
但大檀毕竟是有着“牟汗纥升盖”之称的柔然可汗，战争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对于突发状况，他有着相当不错的应对能力。他当即下令：所有骑兵，多带弓箭，且战且退，用柔然人最擅长的战术来对抗鲜卑人！
所谓“柔然人最擅长的战术”，其实就是西方所称的“安息射箭法”，这一名称源于安息（帕提亚帝国）骑兵大败罗马克拉苏军团的“卡莱战役”，其实是一种几乎所有游牧民族通用且惯用的战术，安息人、匈奴人、阿拉伯人、马扎尔人、突厥人……都是此战术的忠实用户，将其发挥到极致的蒙古人则称之为“曼古歹”，现代军事迷还给它取了一个更为形象的名字：放风筝。
这种战术其实很简单，但对于马术和箭术要求很高，它要求骑兵一边策马飞奔，一边回身射箭，要诀就是不与敌人近战肉搏，只用满天飞箭来谱写战歌。这种战术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游牧民族善于骑射的优势，是冷兵器时代所有军事单位中最灵活机动的打法，常常能将敌人引进包围圈后围而全歼。历史上，安息人用这种战术对付过罗马重装步兵，阿拉伯人用这种战术对付过欧洲骑士团，蒙古人用这种战术对付过东欧铁骑……都取得了辉煌战绩。
但是，柔然却没能在这一次战役中书写彪炳史册的战绩。
拓跋鲜卑在慢慢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为了和先一步进入中原的其他胡族相抗衡，不得不对其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十六国时期，北方前前后后出现了十几个小王国，并存的局面导致这些国家面积都不大，政治格局和春秋战国颇为类似。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需要长途奔袭，所以，这些骑马而来的胡人，开始减少轻骑兵的数量，增加步兵的比重，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重装骑兵。重骑兵装备重装铠甲，最大的作用便是冲锋，他们一骑紧挨一骑，紧密排列成一道坚墙，人和马以及金属铠甲的重量加在一起，在战马奔跑的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能像装甲车一样撕开敌人的防线。但是，重骑兵在取得冲击力的同时，就势必丧失了骑兵引以为傲的灵活机动，所以，重骑兵只能算是一种冲击力更为强劲的步兵单位。
拓跋鲜卑在建立代国之后，开始慢慢摒弃自古传承的“骑射流”战术，转而向前秦、后燕等国家学习，削减骑兵数量，增加步兵比重，甚至出现了中原特色的战车，而且这种改革是持续性的。北魏在军事上越来越像一个中原王朝而非游牧政权，尤其是在和南朝汉人交锋后，北魏对步兵和水师的认识有了一个更高层面的提升，它不但已经像是中原王朝，甚至还开始考虑向南方“岛夷”靠拢，考虑着发展适合江河作战的水军。
而柔然没能取得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是因为它的敌人不是重装大盾的罗马重装步兵，不是人马俱甲的欧洲骑士团，也不是笨重拖沓的东欧铁骑，而是丢掉了所有辎重轻装上阵且同样出身游牧的鲜卑骑兵！——拓跋鲜卑的血管里流的还是游牧民族的热血。
其实，正因有柔然、高车等胡人盘踞漠北，谨慎的拓跋鲜卑才没有将骑兵作为鸡肋一般的存在，如明元帝拓跋嗣就曾下诏各州郡贡献良马，为组建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不遗余力。
柔然骑兵优势是：跑得快，射得远。
然而，此时的北魏骑兵也不遑多让。
魏军在几日奔袭之后，终于看见了柔然可汗的牙帐，长久以来的辛苦终于可以在今日得到回报。
可汗的命令已在柔然军中传开，柔然骑兵立即舍弃辎重，按照命令，不和北魏骑兵短兵相接，一边撤退一边射箭。
北魏骑兵一边前进一边朝柔然放箭，他们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让胯下战马跑得更快，他们的任务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很快，柔然骑兵就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身边多了一群穿着打扮不一样的人……还未反应过来，对方已扬起明晃晃的刀剑劈杀过来。
柔然骑兵大乱，原本井然有序的阵型瞬间乱成一窝蜂，北魏骑兵冲进柔然阵中，勇猛砍杀。
牟汗纥升盖可汗下令撤退，再次远遁更遥远的北方。
魏军缴获数量极其庞大的牛羊和马匹，班师凯旋。
拓跋焘绝非宅心仁厚的君主，其性格中有一种将敌人赶尽杀绝的执念，这位大魏皇帝御驾亲征可不仅仅是为了“教训”一下柔然，他的最终目的是让柔然从北方草原上彻底消失，只要柔然不灭，他就会一如既往地北伐，他要让北魏将士的刀沾满柔然人的血。
于是，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的这二十五年间，拓跋焘十数次亲率大军北伐，而且其打击对象也不仅限于柔然，凡与柔然亲近的附属势力一概划为敌人阵营，经过不计其数的大小战役，北魏骑兵击溃高车、契丹、库莫奚、高句丽等部族和国家，扩地千余里，又在北境设置了六座边镇，屯将驻兵，使得北魏继太祖道武帝之后再一次称雄漠北，俨然以漠北诸部宗主国的身份闪亮登场。
拓跋焘的这些措施最终使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至此北魏的北部边疆获得了长时间的安宁。拓跋焘对柔然的克制，是中原王朝继汉武帝之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而太武帝和汉武帝这两位帝王又是何其相似！他们一出生，其王朝都面临北部大患，西汉是匈奴，北魏是柔然，他们从父亲手中接过国家重担时，匈奴和柔然都正值整个民族发展史的最高峰，面对咄咄逼人的北方大敌，他们乾纲独断，果断出击，给国家赢得了尊严，给百姓带来了安宁。
任何一位成功人物，其成功必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而客观原因往往能证明历史的某种“偶然性”。道武帝拓跋珪之所以能为北魏打下坚实的基础，主观原因是他本人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才能、军事素养，而究其客观原因，最重要的一个莫过于后燕慕容垂之死——这是一个极为偶然的事件，而恰好就是这一偶然事件，让拓跋珪失去了最强大的对手，得以吞燕自肥，奠定北魏坚实基础。拓跋珪的成功，颇有点“中原无人，遂使竖子成名”的意味。
而拓跋焘的幸运之处是，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他的第二号对手——赫连勃勃——一命呜呼了。
赫连勃勃的残暴不仁、倒行逆施，为胡夏埋下一个可怕的定时炸弹。
确切来说，胡夏政权的灭亡，其实在赫连勃勃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
赫连勃勃生性残暴，性格中有极不稳定的因素。这位大夏皇帝常带着弓箭站在城墙上，仅凭一时好恶便对文臣武将、宫女宦官任意射杀，敢与之直视者，立即挖掉眼睛，有敢发笑者，立即割掉唇舌，直言进谏在他看来是忤逆犯上，先割舌头再处以极刑……这样耸人听闻的暴行，不胜枚举。
对生活在胡夏的百姓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赫连勃勃的性格在他的儿子们身上传承，这也注定了赫连氏诸子必有一场恶斗。胡夏与其他皇族如后燕慕容氏、后秦姚氏不同，燕、秦宗室至少在他们的皇帝活着的时候，尚能保持团结一致，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赫连勃勃的这些儿子们，在他们的父亲还健在时，就已经开始相互攻伐了。
赫连勃勃的太子名为赫连璝，起初，赫连勃勃还比较喜欢这位太子，让其担任许多要职，可谓恩宠一时。但不知为何，没多久，赫连勃勃就开始厌恶他，一心想把他废掉，改立另外一个儿子赫连伦。赫连璝知道后非常不满，将满腔怒火转向了他的兄弟赫连伦，率军七万攻打赫连伦的居城。赫连伦忙召三万骑兵进行抵抗，结果不敌，死在哥哥手中。
赫连勃勃的另一个儿子赫连昌也不甘寂寞。当他得知两兄弟手足相残后，便率一万骑兵对赫连璝发动突袭，可怜赫连璝手上兄弟的鲜血还没干，自己也被兄弟杀死在乱军中。
于是，赫连昌这个在“优胜劣汰”法则中存活下来的王子，被父亲赫连勃勃立为太子。
让拓跋焘感到欣慰的是，胡夏的新主人赫连昌并不是一位值得敬畏的对手，他继承了其父赫连勃勃的凶残，却没有继承其父的军事才能。赫连昌反复无常，残暴不仁，满腹狐疑，猜忌兄弟，并无能力平定胡夏宗室的争端。
机遇，每个人都会遇到，但能否发现并抓住机遇却另当别论。发现机遇，需要“眼明”；抓住机遇，需要“手快”。拓跋焘面对上天送来的大好机遇，不会轻易放过。
始光三年（公元426年）九月，拓跋焘以奚斤为统帅，发动对蒲坂的袭击；与此同时，大将周几和“黑矛将军”于栗开始攻打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这两处皆是胡夏重镇，胡夏君臣陷入恐慌。
北魏的进攻对赫连昌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可是，他虽着急上火，却又不能掌控全局，甚至对北魏的进攻都不能做出一个最基本的应对。胡夏之所以能雄踞关中并让西北诸族闻风丧胆，其重要原因就是有赫连勃勃。如果说胡夏士兵是豺狼，那赫连勃勃就是猛虎，猛虎率领着豺狼，自然势不可挡。而如今赫连勃勃已死，胡夏士兵群龙无首，赫连昌继位，则是以一条疯狗率领群狼，其后果可想而知，一支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硬生生被赫连昌弄成一帮乌合之众。
更何况，他们的对手是军事素质过硬的拓跋焘。
冬十月，拓跋焘亲率两万骑兵渡黄河，将行宫安在云中，由云中出发，向赫连昌的都城统万（今内蒙古白城子）进发。大军抵临君子津渡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榆树湾村附近）。时近冬至，天气大寒，君子津很快就结了冰，拓跋焘如有神助，带着两万骑兵浩浩荡荡跨过君子津，继续向统万城进军。
拓跋焘将进攻统万的时间定在了冬至日这天。
冬至日又名“冬至节”，从春秋时起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古代，冬至节甚至一度是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在这天要吃馄饨或者饺子，还要祭天祭祖，十分隆重。
赫连昌就在冬至节这天率领文臣武将、内侍宫女出宫，在城外大摆筵席，似乎全然忘记了北魏大军进攻的事情，歌舞升平起来。
胡夏君臣玩兴正酣，忽听马蹄声响，撼动大地，然后有人传报：陛下！魏军来袭！
赫连昌惊出一身冷汗，下令向城中撤退。
所有人都乱成一团，也顾不得高低贵贱，你拥我挤地向城门奔去，结果越挤越堵。统万城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守城官兵想要关闭城门，外面的人却一个劲儿往里挤，导致城门无法关上，门里门外就这样相持着。拓跋焘下令冲锋，北魏骑兵随之冲开人群，一路踩踏，杀进城中。
魏军攻入赫连昌的皇宫，全力搜捕赫连昌，未果，便放了一把大火，焚烧了宫殿。
是夜，拓跋焘令魏军在统万城中住宿，统万城百姓在惊慌和恐惧中熬过一晚。天一亮，魏军便开始在统万城中大肆劫掠，抢夺了十几万头牲畜和万余户人口，大胜而回。
与此同时，奚斤也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了蒲坂，蒲坂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而逃。长安守将赫连助兴（赫连昌之弟）审时度势，觉察胡夏兵力太过分散，于是也弃城而逃，与赫连乙升会合，两人逃到安定城，据城严守。拓跋焘让奚斤带领一部人马进驻长安。
至此，胡夏最重要的几座城池皆落入北魏之手，已无险可守。
拓跋焘的接连得胜让关中地区大为震动，原本就不稳固的胡夏政权愈发人心思变，氐族和羌族这些也曾建立政权并称雄一时的部族，因领导者失误，已沦为二流势力，多年来战战兢兢地活在胡夏淫威之下，受尽折磨，苦不堪言。赫连勃勃死后，北魏在北方独大的势态愈加明朗，于是这些部族酋帅纷纷率部归降北魏，曾臣服于胡夏的仇池国主杨玄和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也都向驻守长安的奚斤示好，表示归顺。这说明，北魏王朝强有力的触角已扩展到关中地区，并且击碎了赫连勃勃在关中经营多年的统治秩序，明眼人一看即知：关中要重新洗牌了。
关中地区重新洗牌，预示着整个北方将要重新洗牌，也预示着整个华夏将要重新洗牌。
初步胜利后，拓跋焘稍事休整，于次年春天再次西伐，可这次却没有之前顺利。可能是因为战争，也可能是因为瘟疫，途中竟损兵折将，兵力仅存十之六七，拓跋焘遂暂时屯兵于幽州。
这时，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率军两万逼向长安，与长安镇将奚斤形成对峙之势，但很快就被北魏高阳王拓跋礼击败。
拓跋焘知道赫连氏会不停反扑，一场大决战势在必行。他派人从阴山砍伐木材，大造攻城器械，同时督促部将在君子津造桥，准备对胡夏发动总攻。为免后院起火，拓跋焘还派遣使者出使南朝宋，要求缔结和约。
其实，此时的南朝也不太平。刘裕死后，谢晦、徐羡之、傅亮受顾命托孤之任，对新君刘义符要求严苛，但刘义符却没一点长进，花天酒地，荒废政事。徐羡之买通内廷侍卫，杀了刘义符，改立其弟刘义隆为帝。因为政局极不稳定，刚刚登基的刘义隆欣然接受了北魏的和约。
一切准备就绪，北魏对胡夏的新一轮猛攻开始了。
拓跋焘想先一步率三万骑兵赶到统万城，给赫连昌一个迎头痛击，却被臣下劝阻：“统万城十分坚固，若非十天半月不能将其攻克，而今我们以少数轻骑讨伐胡夏，进军则克敌不下，退兵又无法保证安全，不如等后继步兵和攻城器械到齐了再作进攻。”
拓跋焘不同意，说：“如果带着攻城器械大举进犯，胡夏守城军民必因恐惧而严防死守，届时一定久攻不下；久攻费粮，粮草用尽，于我们不利，而此时野外又找不到粮食，所以这不是上策。朕用轻骑兵围其城，骑兵不适合攻城，赫连氏必定轻敌，而后朕用羸弱之师诱敌，赫连昌急躁冒进，一定出城迎战，只要他出城，朕就有把握将其活捉！何况，我大魏将士离开家乡两千余里，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快速决战对我方有利，等援兵到来再去攻城，实是下下之策！”于是力排众议，率军前进，渡过君子津，日夜兼程向统万城进发。
不日，拓跋焘来至统万城北，派出羸弱之师兵临城下，让赫连昌误以为魏军不堪一击，同时派拓跋健、娥清各率五千骑兵，在统万城以西劫掠胡夏百姓，给胡夏造成极大骚动。
这时，魏军中有一名军士违反军规，因畏惧处罚而逃到统万城中，他对赫连昌说：“魏军粮食用尽，兵士食用的都是野菜野草，而魏军辎重还在后面，并且步兵也在几百里之外，这时攻打魏军正是好时机！”
赫连昌一听，怦然心动。这些天，他在统万城头早就看清了魏军配置，发现魏军清一色全是骑兵，而且都是瘦马弱兵，现在他更加相信拓跋焘是可以轻易击败的，于是率步骑三万出城。
拓跋焘率军佯装撤退。
赫连昌大喜过望，将军阵拉开，以长长的鹤翼阵追击，想要将其一网打尽。
这样一追一跑，前进了十里，拓跋焘也不敢把戏演得太多以免弄假成真，忽然下令全军折返，后军变前军，对紧追不放的胡夏军队发起猛攻。
胡夏军队到底是赫连勃勃锻炼出来的虎狼之师，见状，依旧阵型不变，继续向魏军冲锋。
这时，拓跋焘的坐骑受惊，本人从马背上坠落，但他立刻又翻身上马，嘶喊着冲入敌阵，一连斩杀胡夏十余骑，手掌被流矢射中，依然奋勇前进。见皇帝这样英勇，北魏士兵士气高涨，很快便占据上风。赫连昌不敢恋战，下令撤退城中，但因北魏轻骑追击甚急，赫连昌无法退进统万城中，于是仓皇中改道，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
拓跋焘率军再次进入统万城中，正式占据了胡夏的都城统万。
统万城——统万者，统御万邦也。赫连勃勃在下令建造这座城池的时候，将自己的残忍注入城中，他下令：如果用铁锥刺墙，能扎进去一寸，就将筑城工匠处死，而后筑到城墙里。但是，赫连勃勃处心积虑建造起来的都城，终究没能保护他的江山和子孙。统万已改姓拓跋，胡夏王朝岌岌可危。
棒打落水狗虽然残忍，却是拓跋焘乐意为之的一件事，赫连昌狼狈地逃到了上邽，拓跋焘一路穷追猛打，死不松口。
第二年，拓跋焘命平北将军尉眷率军围攻上邽。上邽是座小城，高大坚固的统万城尚不能固守，何况区区上邽？尉眷几次强势进攻，让赫连昌心惊肉跳，最后不得不弃城而逃，又一头钻进平凉城据守。
节节胜利的北魏大军继续向关中开进。奚斤率军抵达安定城，与娥清、丘堆等所率大军会师。但此时天气炎热，北魏战马因瘟疫而大批死亡，疫灾还导致粮草不济，魏军不能继续进军，奚斤只好让士兵深挖沟堑，营建堡垒固守，以防赫连昌突袭。
但缺少粮草的问题依旧困扰着魏军，饥饿在军中肆无忌惮地蔓延。奚斤心急如焚。为防兵变，他让丘堆带几千士兵到附近的村镇抢粮。
饥饿让北魏士兵变得极为残暴，他们如野兽一般闯进村舍，大肆劫掠，稍遇抵抗就杀人放火。丘堆担心遭受指责，勒令停止暴行，可是已经饿红眼、抢红眼、杀红眼的北魏士兵根本停不下来。胡夏百姓怨声载道，对魏军深恶痛绝。
赫连昌认为这是一个反击的好机会，忙领兵攻打丘堆，丘堆大败，带着几百骑兵逃回安定城。赫连昌乘胜追击至安定城下，在城下劫掠魏军辎重。
外有敌寇，内有隐忧，饥饿难耐的北魏士兵开始生出许多怨言，军队哗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此次出征前，拓跋焘安排了安颉为监军侍御史。安颉是安同的儿子，聪慧善辩，善于谋略，因执法严明，不畏强权，深得明元帝拓跋嗣宠信，拓跋焘任命他为监军侍御史，也是看中他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
安颉见魏军情势如此糟糕，不无忧虑地说：“诸位接受朝廷诏命，务必要消灭胡夏敌寇，而如今我们却被敌人包围，困守孤城，如此胶着，即便不被敌人杀死，也要受军法处置，无论进退，都是死路——诸位还安安稳稳地坐着，就想不出克敌制胜的计策吗！”
奚斤无奈地说：“我军缺少战马，只能以步兵迎战，敌人却是铁甲重骑，以步兵迎战骑兵，断无取胜可能！为今之计，只能等朝廷派来援兵和战马，届时再给敌人来一个内外夹击，方可取胜。”
安颉连连摇头：“敌寇就在门外，气焰嚣张！而我大魏将士精疲力尽，粮食已经告罄！如不立即决一死战，顷刻之间魏军即灰飞烟灭！横竖是死，倒不如与敌寇来个决一死战！”
可是，奚斤仍对援兵抱有极大幻想，依旧以战马太少为由拒不出战。
安颉继续劝说：“现在把大小将领的坐骑都集中起来，可凑二百匹，再从军中招募敢死之士，组建一支骑兵队，即使不能将敌人击破，也足以打击他们的锐气！赫连昌好勇无谋，喜欢亲自出阵，我军将士都知道他的模样，作下埋伏，将其生擒，岂不事半功倍！”
奚斤依旧踌躇不决。
安颉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且可行的，于是，私下挑选了一批敢死之士，组建了一支二百骑的敢死队。没多久，赫连昌果然又来攻城。安颉即率敢死队冲出安定城。赫连昌果然亲自出阵与安颉骑兵队交锋。安颉下令：目标唯有赫连昌一人！于是，敢死队一个个冲着赫连昌本人奔去，很快将赫连昌团团包围。赫连昌虽勇猛，但终究寡不敌众，体力渐渐不支，奋力冲出重围，向自家军阵撤退。
这是最后的机会，安颉不敢轻易放弃，不顾流矢飞箭，策马紧追。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北魏。不知什么原因，赫连昌的坐骑突然跌倒，他被重重摔出去，刚爬起来，安颉的钢刀已架到了脖子上。赫连昌被擒。
赫连昌被俘的消息让胡夏人惊惧不已，然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
赫连定性格凶狠而军事能力出众，可说是其父赫连勃勃的翻版，在胡夏群臣心中，赫连定是比赫连昌更为合适的皇帝人选。他们拥立了赫连定，急忙向平凉城撤退。
魏军将赫连昌押送至平城。赫连昌虽然做了阶下囚，但依然高傲。当年西晋武帝灭东吴，吴主孙皓被晋武帝软禁，与蜀汉后主刘禅“乐不思蜀”不同，孙皓表现得铁骨铮铮。晋武帝在朝堂上指着个座位说：“朕预备这个位置等待阁下时日已久。”孙皓则对曰：“我在南方也准备了同样的座位等待陛下！”非但如此，他还在酒宴上作诗嘲弄晋武帝司马炎。赫连昌和孙皓很像，一样残暴，一样无知无畏。
拓跋焘对赫连昌的无礼非常不满，但他并没有立刻杀掉这个人，反而很客气地在西宫为他准备房舍，连日常用具都是皇帝的规格，还将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他，拜其为常忠将军，封会稽公。
拓跋焘喜欢赫连昌？
当然不是。拓跋焘不但不喜欢他，而且可以说厌恶至极。别忘了，赫连氏出身铁弗部，而拓跋部和铁弗部是世仇，两家祖上战争不断，从先祖拓跋什翼犍开始，拓跋部就和铁弗部屡屡交锋，彼此怨念颇深。何况，拓跋焘在攻打胡夏时吃了那么多苦头，他恨不能将赫连昌千刀万剐。
可胡夏还未灭亡，还有个赫连定在西边盘踞。拓跋焘的用意明显：以俘虏赫连昌对付赫连定。赫连昌是张好用的牌，时机允许时，把赫连昌抛出去，让赫连氏自相残杀，成本低，收效大。
拓跋焘这样做，也表明他对他的对手有清醒的认识：赫连定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不可小觑。他还清楚地记得，赫连定在长安与奚斤对峙时表现出来的镇定与谋略。
拓跋焘没看错，赫连定确实是个厉害的角色。赫连定相当自负，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有本事让胡夏成为大国。他曾登上阴槃山，眺望他的故国河山，然后泪流满面地对群臣说：“若先帝让我承继大统，大夏怎会落到这种地步！”赫连定对家国衰败有切肤之痛，他誓要为赫连氏争来最后的尊严。
然而，对胡夏政权来说，这尊严来得实在太迟了。
赫连昌被擒后，一直坚持不应战的奚斤十分羞愧：“我身为主帅，却未能立功，归国后如何面对皇帝？”于是，他决定立大功挽回面子，而后舍弃辎重，只带三天口粮，一路追击赫连定。
部将娥清想走水路，奚斤却认为不可行，坚持让大军从北路阻断赫连定的逃跑路线。魏军中一员小将触犯军法，畏罪，逃入赫连定军中，并将魏军没带粮草的消息告诉赫连定，赫连定随之包围奚斤军。几日后，魏军军粮告罄，赫连定果断进击，斩杀魏军六七千人，并将奚斤、娥清等将领擒获。
赫连定带着这些俘虏成功抵达平凉。
奚斤被擒的消息传到驻守安定的丘堆耳中，丘堆一见主帅成了赫连定的俘虏，再瞅瞅这座小小的安定城，心生畏惧，便擅作主张，弃城向东撤退，躲到了长安城内。
消息传到平城，拓跋焘勃然大怒，认为此举为临阵脱逃，有失国格，当即密令安颉将丘堆处死。
一个月后，赫连定忽然遣使向拓跋焘求和。拓跋焘知道胡夏内部混乱，求和不过是拖延策略，遂嗤之以鼻，回复使者，勒令胡夏国主尽快投降。
赫连定见计策被识破，一个月后即率军东进，目标是胡夏故都统万。但走到半路，立志光复故国河山的赫连定却愤怒地发现：军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厌战情绪。他虽气愤却又无奈，于是悻悻地原路返回。
为了牵制北魏，赫连定派使者向南朝宋示好，双方缔结和约，结成同盟，并相邀一同灭掉北魏，这个狂人甚至预先瓜分了北魏国土，跟刘宋约定：恒山以东属刘宋，恒山以西属胡夏。
拓跋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拓跋焘可不是个仁君，恰恰相反，他在很多时候相当残暴，吃人不嘴软，拿人不手短。赫连定和刘宋勾勾搭搭，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事。恰巧这时，西秦国主乞伏暮末遣使向北魏称臣，并求北魏出兵，帮他击败穷兵黩武的北凉王国。
西秦，五胡十六国之一，其王室家族出身陇西鲜卑。
拓跋珪重建代国时，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也在苑川（今甘肃兰州市西固区）建国，因其地处东周时秦国故土，故国号为“秦”，《十六国春秋》以“西秦”称之，以区别苻坚的前秦和姚苌的后秦。同年，乞伏国仁被前秦皇帝苻坚册封为苑川王；公元388年，其弟乞伏乾归立，自称大单于、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00年，西秦为后秦所灭，乞伏乾归逃至南凉王国，后来又投奔了后秦姚兴；公元409年，乞伏乾归以其子乞伏炽磐留守枹罕（今甘肃临夏市东北），自己逃回苑川，收众三万迁往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趁后秦与北魏争霸，重建西秦，改元更始，励精图治，国力上升，并开始与后秦、南凉、吐谷浑等王国争雄，一点点夺回故土，并改称秦王，迁都苑川；公元412年，乞伏乾归去世，乞伏炽磐继位，两年后灭掉南凉，转而与北凉争雄；公元428年，乞伏炽磐病逝，其子乞伏暮末继位。
乞伏暮末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远不如其祖其父，而且性格乖张。一次，乞伏炽磐与大臣辛进在花园游玩，辛进拿起弹弓射天上的飞鸟，不小心，弹丸打中乞伏暮末母亲的脸，鲜血直流。大孝子乞伏暮末将这件事牢记于心，即位后，竟将辛进株连五族。
还有一次，乞伏暮末的弟弟乞伏殊罗与父亲的女人通奸，乞伏暮末知道后严厉警告弟弟。乞伏殊罗担心遭到杀害，于是和叔叔乞伏什夤密谋，准备杀掉乞伏暮末。事泄，乞伏暮末将弟弟及其党羽尽数诛杀，又命人将乞伏什夤绑起来进行鞭打。乞伏什夤忿忿地说：“我宁愿丢掉性命，也不愿挨你的鞭子！”乞伏暮末暴跳如雷，将乞伏什夤的肚子剖开，然后将尸体扔到河中，这才泄愤。
总之，乞伏暮末在位期间，西秦政治黑暗，刑罚残酷，各地叛乱不断，国土分崩离析。北凉王国之前在和乞伏乾归、乞伏炽磐打交道时，并不占上风，但自从乞伏暮末即位，北凉就开始占据上风。乞伏暮末不能从国内寻求帮助，于是向强大的北魏求援。
北凉亦为十六国之一，其王室家族沮渠氏是匈奴支系卢水胡人，卢水胡族源复杂，既有匈奴、月氏成分，又吸收了羯、氐、羌等血统。其祖先曾为匈奴左沮渠（官名），遂以“沮渠”为姓。起初，卢水胡首领沮渠男成拥戴段业为凉州牧，后又唆使其改元称王，初步奠定北凉政权的基础。公元401年，沮渠男成被堂弟沮渠蒙逊污蔑造反，被段业处死，沮渠蒙逊却又以杀兄之恨为借口，攻伐段业并将其杀害，而后登上王位，定都张掖（今甘肃张掖市），后迁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称河西王。沮渠蒙逊虽是胡人，却拥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博览史书，通晓天文知识，英勇无畏，足智多谋，善于变通。
北魏面对西秦求援，将如何应对呢？
拓跋焘的回答是：“帮你可以，但是你必须拿出诚意来——今胡夏无道，你去攻打赫连定，我便派兵助你，朕一言九鼎，待攻灭赫连氏，必将安定和平凉赏赐于你。”
乞伏暮末当真是走投无路了，国内叛乱不断，北凉步步紧逼，心一横，破釜沉舟，焚烧宫殿，销毁国玺，率部众一万五千户，离开故土，东奔上邽，直逼赫连定。
赫连定刚到上邽，还未坐稳，忽闻乞伏暮末大军来袭，匆忙组织军力进行抵抗，双方开始相持。
十一月，拓跋焘御驾亲征，抵达胡夏重镇平凉，胡夏军民仓皇应战。
而后，拓跋焘把赫连昌推到了平凉城下。
当赫连昌这位胡夏旧主出现在平凉城下时，胡夏军民却不买账，好像他们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君王，并严词声明将与北魏决一死战。
在上邽与西秦纠缠的赫连定听闻平凉告急，忙率步骑两万增援，途中却与北魏将领古弼遭遇。古弼假装撤退，诱敌深入，赫连定上当，紧追不舍。拓跋焘闻讯，当即命北魏军中的高车骑兵增援。高车轻骑赶赴战场，截击胡夏军队，与古弼合力将其击败，斩首数千，赫连定狼狈逃窜至鹑觚原（今陕西长武县至甘肃灵台县邵寨镇一带）。鹑觚原地势很高，易守难攻，赫连定依仗地势布置军阵，严阵以待。
魏军追赶至鹑觚原，将赫连定团团包围。
魏军知道赫连定缺少粮草，所以不着急进攻，而是保持包围之势，同时切断其粮草和水源。几日后，胡夏人马又饿又渴，冒死突围，冲下鹑觚原。
这时的胡夏士兵，精神几近崩溃，一冲下鹑觚原，满脑子“逃命”二字，全然无心应战。魏军斩杀万余人，俘获将领、宗室等权贵一百余人，赫连定本人身负重伤，单马逃遁。
孤零零的赫连定似乎看不到一丝希望。但绝望中的他，还是极尽所能，纠集残兵败将，征发五万百姓强充士兵，向西退保上邽。
击败赫连定的当天，魏军乘胜攻下安定。镇守安定的胡夏东平公赫连乙升丢弃城池，到长安后又裹挟百姓数千家，逃往上邽跟赫连定会合。
北魏大军继续围困平凉，平凉军民人心离散，终于，十二月十五日，胡夏上谷公赫连社干、广阳公赫连度洛孤出城投降。平凉攻克。
直到此时，先前被赫连定俘获的北魏将领奚斤等人才重见光明，从平凉城中走出。
北魏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绝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而奚斤也清楚，他的归国之路注定不会轻松。果然，拓跋焘一见奚斤便满脸厌恶，将其罢去职务、褫夺爵位，降为一名小小的伙夫，并让他扛着食物从平凉步行回平城。对于奚斤这样一员曾为统帅的将领来说，这种奚落式的惩处相当严厉。
再说西方战场。
西秦一心攻打胡夏，但事实却相当残酷：西秦的内乱不可收拾，乞伏暮末自顾不暇。
西秦国中的羌族部落背叛乞伏暮末，并要推举西秦安南将军焦遗为盟主，但被焦遗拒绝。于是，这些羌族部众改而拥立焦遗的宗侄焦亮，又一路浩浩荡荡攻打南安城（今甘肃省陇西县）。乞伏暮末向氐族部落求援。氐族三千轻骑与乞伏暮末合兵，击败羌族叛军，盟主焦亮逃至其叔父焦遗处。乞伏暮末亲传手令给焦遗，让他杀死了焦亮。
内乱让西秦人人自危，乞伏暮末难以力挽狂澜，西秦摇摇欲坠。
次年春，蜗居上邽的赫连定看准时机，突袭西秦戍将姚献并将其击败，又派其叔父北平公赫连韦伐率一万人攻打南安城。当时南安城正闹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西秦人心大变，守将乞伏延祚、乞伏跋跋等人无心抗战，逃出城去，归降了赫连定。
看着自己人一个个离己而去，穷途末路的乞伏暮末终于绝望，遂用车辆载着一口空棺材，走出城门，向赫连韦伐献城投降。西秦灭亡。
乞伏暮末被押至上邽，但屈辱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六月，赫连定看不出乞伏暮末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将其杀害，并夷其宗族，诛杀西秦王室五百余人。
因为担心北魏进一步进行军事打击，赫连定计划裹挟西秦百姓十余万人，渡黄河，夺北凉国土，吞凉自肥，东山再起。
计划是圆满的，现实却充满了各种意外。
赫连定一路浩浩荡荡，动静实在太大，结果还未到北凉，就惊动了另外一个国家——吐谷浑。
吐谷浑王族出自辽东鲜卑，与慕容氏同源。辽东鲜卑首领徒河涉归，又名弈洛韩，他的庶长子名为吐谷浑，嫡次子名为慕容廆。徒河涉归去世后，吐谷浑和慕容廆争权，吐谷浑失利，被慕容廆放逐。慕容廆即位，即慕容氏之始祖、慕容鲜卑“一代目”。
夺权失利的吐谷浑率部众西迁上陇，抵达枹罕（今甘肃临夏桴罕山），并以此为据点，通过征伐羌、氐诸胡而成为强大部族。吐谷浑之子名吐延，吐延之子名叶延，叶延对中原文化感兴趣，读了一些书籍传记。他知道其曾祖父徒河涉归曾被中原王朝封为昌黎公，便以“公孙之子”自居，然后按照《礼记》中“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之说，将祖父的名字“吐谷浑”作为自己的姓氏，吐谷浑部族也因此诞生。
听闻胡夏赫连定东来，吐谷浑人吃了一惊，可汗吐谷浑慕璝误以为胡夏要图谋吐谷浑，忙遣吐谷浑慕利延和吐谷浑拾虔率三万骑兵伏击，趁胡夏军渡河一半，发动突袭，大败夏军，生擒赫连定。
胡夏灭亡。
八月，吐谷浑出使北魏，向北魏示好，并表示愿意将赫连定交给北魏处置。
拓跋焘对吐谷浑的表现很满意，遂以天子身份册封吐谷浑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并命其速速将赫连定送到平城。
北魏延和元年（公元432年）闰三月，吐谷浑人将赫连定交予北魏。拓跋焘将赫连定斩杀。
赫连昌呢？
飞鸟尽，良弓藏。何况，赫连昌并不是什么良弓。
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34年）闰三月，赫连昌逃出平城，向西一路逃奔，但很快就在河西边境遇到了麻烦，北魏戍边将领将他认出，将其杀死。拓跋焘下令诛灭了赫连昌所有的兄弟。赫连氏亡族。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国家灰飞烟灭。
匈奴铁弗部首领刘虎，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最终身死族灭，可悲的是，他的后人并未以此为戒，反而变本加厉。赫连勃勃自恃英勇无双，目空一切，无视伦理道德，杀死岳父，初步奠定根基；背叛恩主，吞噬后秦疆土；以武立威，在关中屠戮无辜；舍本逐末，用百姓鲜血建造国都；号曰“统万”，图虚名而处实祸；不自量力，妄图用刀剑统御万邦……但其国祚不过区区二十余载，还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可惜，从铁弗时代起，这个家族就不懂这个道理。
胡夏灭亡，还捎带着灭掉了一个西秦，但拓跋焘并未停下征伐的脚步。按照之前崔浩制定的战略方针，他将目光投向北燕。
北燕地处辽西，与慕容鲜卑所建立的西燕、后燕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燕被后燕所灭后，败军之将冯安改旗易帜，跟随后燕东迁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其子冯跋担任后燕禁军将领。时逢北魏崛起，道武帝围攻中山，后燕皇帝慕容宝突围，逃往龙城，打着大燕旗号占据辽西，苟延残喘；而他的叔叔慕容德却在后燕故土南部自立，同样打出大燕旗号，史称南燕。
退避辽西的后燕政权历经慕容详、慕容麟、慕容盛三主，传至慕容熙，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荒淫无道，国内怨声鼎沸。公元407年，冯跋政变，杀慕容熙，拥立慕容宝养子慕容云为帝。慕容云原名高云，本是高句丽人，因自己身份特殊，他对慕容氏有强烈的戒心，而对拥戴自己即位的冯跋很是器重，冯跋因此得以掌控后燕朝政。
公元409年，慕容云被其宠臣离班所杀，冯跋又杀离班，而后自称“天王”，仍以“燕”为国号，定都龙城，史称“北燕”。
冯跋是鲜卑化的汉人，穿鲜卑服，说鲜卑语，和真正的鲜卑人别无二致，所以，冯跋统治下的北燕仍是鲜卑族国家，崇尚武力；但从血统上来讲，冯跋又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汉民族的血液，容易接受汉文化，所以北燕的汉文化气息相当浓重。
冯跋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并取得不俗成就，如：大力整顿混乱的朝政，稳定政局；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安抚百姓；设立太学，发展教育；与柔然、契丹、库莫奚等部族通好，合纵连横，稳固统治……北燕地处边陲，小国寡民，实力并不强大，但依靠冯跋的励精图治，竟在很长时间内和北魏呈对峙之势。
但是，拓跋焘的出现扭转了局面。北燕的坚定盟友柔然已被北魏打怕，如今远遁大漠深处；胡夏在北魏和吐谷浑的接连打击下也已烟消云散；南朝的刘宋内乱不迭，自顾不暇……没有帮手了，北燕成了孤家寡人。
公元430年，冯跋病逝，他的弟弟冯弘政变，竟然杀掉冯跋的一百多个儿子，夺位自立。
折腾了两年，拓跋焘已决定腾出手收拾北燕。北魏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北魏出兵北燕。出兵前，拓跋焘让建宁王拓跋崇屯兵漠南，其目的显而易见，正是防备与北燕通好的柔然。
六月，拓跋焘御驾亲征，开始攻打北燕。
七月，魏军行至濡水（今河北省滦河），被重新录用的奚斤在密云（今北京一带）征发丁零人万余，让他们运输攻城机械，然后大军赶赴北燕都城和龙，很快就与取道辽西的拓跋焘会师。
北燕一看势如洪水的北魏大军，失去抵抗信心。北魏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数座北燕重镇，很快即打到和龙城下。拓跋焘围城，命人在和龙城外挖出深深围堑，断其水源，阻其粮草，然后稳坐中军，静静等待着和龙城不攻自破。
八月，被困和龙城内的冯弘就像是被火烧了屁股，坐不住，下令数万人出城突袭。一直守在城外的魏军见敌人打出城来，个个兴奋得像打了鸡血，斩杀万余人，将北燕军队击退。
拓跋焘料定北燕不敢再主动攻击，便调拨部分兵马去围攻北燕其他城池。大军兵分三路，沿途北燕百姓躲避不及，各地守将也无心恋战。很快，拓跋焘就收到一封封捷报：平东将军贺多罗攻占带方（今辽宁义县北），永昌王拓跋健攻占建德（今辽宁建昌县西北），乐平王拓跋丕攻占冀阳（今辽宁凌源县境内）。
然而，转眼进入农历九月，天气越来越寒冷，北魏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十分明显。拓跋焘只好放弃围困和龙，督促大军迁徙营丘、辽东、乐浪等六郡百姓三万余家，转移到近旁的幽州。
北魏大军唱着鲜卑凯歌绝尘而去，只留下和龙城外的满目疮痍。燕主冯弘站在城头，望着滚滚烟尘，一脸惆怅。尚书郭渊劝说冯弘道：“贼军势大，不如暂时向魏国投诚，归附魏国，再将公主嫁给拓跋焘，先保国家根基，等日后势盛再与其争雄不迟！”
冯弘的目光中却有一丝难以动摇的坚毅：“我大燕与魏国仇隙颇深，魏主对我很是恼怒，若投降归附，按照拓跋焘的脾气，我大燕还是死路一条……左右是死，为何不与魏国顽抗到底呢？”
郭渊不再争辩。他知道，这是他的主君所剩不多的尊严。
可是冯弘太粗心，并未注意到王室内部隐藏的动乱因子。事实上，祸根在他刚即位时就埋下了。
冯弘杀掉侄子自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掉原配王氏，同时还废黜了王氏所生的长子冯崇，将其贬黜到肥如（今河北卢龙县西北），然后立侧妃慕容氏为正妻，立慕容氏之子冯王仁为太子。
这情形与三国刘表、袁绍如出一辙，典型的凭一己好恶而废长立幼。
冯弘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国事，但他没想到，有自家女人参与其中的事，就不仅是国事，更是家长里短，家事有时比国事更难料理。被废的正妻王氏及其所生诸子，素来与慕容氏不睦，双方势同水火。
北魏退兵没多久，废太子冯崇的两个同母弟冯朗和冯邈，在一起议事。冯朗说：“天命不在，家国衰亡，慕容氏必在父王那里诬陷我们，她将你我兄弟视作眼中钉，大祸怕是不远了！”二人越说越担心，便悄悄逃奔到肥如，劝说兄长冯崇归顺北魏。
冯崇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当即接受了兄弟二人的意见，而后派冯邈去见拓跋焘。
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拓跋焘当然高兴，答应了他们的归顺请求，还对冯崇进行了狂轰滥炸般地加官晋爵：侍中、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幽平二州牧、车骑大将军、护东夷校尉，爵封辽西王，以辽西十郡为封邑。非但如此，拓跋焘还给冯崇吃了颗定心丸：你有权力以我大魏皇帝的名义给你的属下授予官职。
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拓跋焘的离间之计和借刀杀人，他实际上是把北燕国主冯弘给“晾”起来了，他在向世人宣称：燕国的君主是冯崇，而不是他的老子冯弘。这是相当毒辣的政治手段。
冯弘恼羞成怒，可又不敢和北魏叫板，只能将怒火撒到儿子冯崇身上——儿子是自己的，老子打儿子还是打得的！遂派部将封羽围攻冯崇。
拓跋焘闻讯，忙派军援救。
然后，封羽也归降了北魏。
冯弘可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到了极点。
不久，冯弘向现实做出了妥协：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34年），他将自己的小女儿送进了拓跋焘的后宫。拓跋焘非常宠爱这位北燕公主，封其为左昭仪，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
北燕公主入魏，只是北魏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但就是这个小插曲，却间接对北魏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冯昭仪在历史上并无出彩之处，可她却是对北魏乃至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人。她虽没能挽救她的祖国北燕，却在不久的将来，在北魏的深宫里，造就了一位彪炳史册的伟人：文明太后。
魏、燕两国既已和亲，拓跋焘便答应了冯弘归顺的请求，但前提是北燕太子冯王仁必须在北魏做质子。可是，冯弘舍得了女儿，却舍不得儿子。拒绝送儿子去北魏做人质。刚见起色的和谈就此夭折。拓跋焘即命拓跋丕率军伐燕。
北燕群臣人人自危，劝谏冯弘将冯王仁交给拓跋焘，冯弘固执不从，可是又担心和龙城经不住魏军进攻，便提出逃往高句丽避难。
高句丽，辽东强国，建国者为扶余人朱蒙。“朱蒙”一词在扶余语中意为“善射”，可见其以武立国的根基。相传，朱蒙天生神勇，聪慧异常，为扶余王所忌惮，数次加害，但朱蒙每每死里逃生。后来，朱蒙逃离扶余国，在扶余以南的土地自立一国，命名“高句丽”，中国史书多称其为“高丽”，史界常又称为“高氏高丽”，以区别后来由朝鲜人建立的王氏高丽。
西汉时，汉武帝灭卫满朝鲜（疆域涵盖朝鲜半岛北部及辽宁西部），设立四郡加以羁縻统治，高句丽成为玄菟郡的一个县。汉帝国对边缘领土的控制力度时弱时强，高句丽人也因此时叛时附。因土地贫瘠，高句丽农业欠发达，彪悍的高句丽人便常常干犯帝国边境，做些抄掠的营生。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央王朝对辽东的影响力度越发衰微，与高句丽毗邻而居的慕容鲜卑逐步富足，成为高句丽抄掠的对象。但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廆却非等闲之辈，率部进攻高句丽，不但抢夺了高句丽的人口和财物，还掘开了高句丽王高钊父王的坟墓，拖走死者的骸骨，以至于高钊不得不向慕容氏称臣。
与此同时，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上层统治者为扶余人，被统治者为三韩部落）也开始崛起，与高句丽战乱不休，高钊亦为其所杀，担惊受怕的高句丽人便转而向慕容鲜卑投怀送抱，希望联合慕容鲜卑对抗百济；后燕被北魏灭掉后，高钊曾孙高琏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称臣纳贡。太武帝下诏，册封其为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延续了自古以来的东亚朝贡体系。
一听冯弘要逃向高句丽，北燕臣僚便说：“高句丽夷狄之属，贪财好利，不能做我们的靠山！”可冯弘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不听，派人到高句丽，请求接纳。
高句丽王高琏遣使者来接应，冯弘率领百官及一大批百姓逃进高句丽。
但是，进入高句丽避难的冯弘却难以放下架子，高琏的使者前去慰问，一见他便问：“龙城王冯君车马劳顿，一定很辛苦吧？”
于是，问题出现了。
注意，高句丽使者对冯弘的称谓是“龙城王冯君”，首先“龙城”一词就明显带有嘲弄意味，用“龙城”而非“燕”，分明是在嘲讽冯弘丢失国土只剩和龙城的窘态，而“冯君”是一种关系平等的称谓。可冯弘自认是一国之君，高句丽不过东夷小邦，自然“龙颜大怒”。
越是窘迫，就越是折腾；越是自卑，就越是矫情。冯弘气焰嚣张地以皇帝身份答复了使者。
高句丽使者回到朝中，将经过告诉了国王。高句丽王被轻视，怀恨在心，于是对冯弘横加刁难，而冯弘则对高句丽王一贯轻视，甚至时常对其进行侮辱。身居高句丽，招摇地大行赏罚，比在自己国内还随便。高句丽王很生气，于是强硬地将冯王仁扣押为人质，又翦除了冯弘身边的侍者。北燕和高句丽关系破裂。拓跋焘遣使向高句丽索要燕主冯弘，高句丽人既与北燕冯氏决裂，便不再为其提供保护，遂杀死冯弘，并诛杀其子孙数十人，将尸首交付北魏。
北燕灭亡。
一个又一个国家倒在北魏的铁蹄下，拓跋氏以其赫赫武功、强盛国势声名远播，成了超出中华文明圈界限的存在，在许多往来于东西方的游牧民族及各国商队的口口相传和大肆渲染下，武力强盛、经济发达的“桃花石帝国”之名号传至中亚乃至欧洲，为中国以西的世界构建出一个美轮美奂的梦之国度。
这些往来于东西方的人多操印欧语，他们将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帝国称为“拓跋氏”，这符合很多民族以建国者之姓命名王朝的习惯。“拓跋氏”之称遂在中亚和西亚盛行。而中国人对这一称呼进行再翻译时，赋予它更多的诗意：桃花石。——和“摩秦”“震旦”“赛里斯”一样，“桃花石”也成为仰慕中华的异族人对中国的一个美称。
北凉国主沮渠蒙逊目睹北魏日益强盛，又眼见周边国家一个个灭亡，危机感强烈，充满忧虑。义和三年（公元433年）四月，沮渠蒙逊病重，奄奄一息之际，他对小儿子沮渠牧犍说：“我已答应魏国，将你妹妹兴平公主送去和亲，迎亲使节即将到来，而我却不能看着你的妹妹出嫁。料理完我的丧事，就赶快把你妹妹送到魏国去吧！切记！切记！”沮渠蒙逊之所以作此嘱咐，是因为他知道，北凉不如北魏，沮渠牧犍也不如拓跋焘，他只能通过和亲来为北凉和儿子争取时间。
其实，在一路势如破竹的拓跋焘面前，争取了时间也不过是苟延残喘。
次日，沮渠蒙逊去世，沮渠牧犍即位。
沮渠牧犍遵从父亲遗嘱，一办完丧事便把悲痛的兴平公主送到了北魏。兴平公主是西秦著名的美女，拓跋焘十分喜欢，封其为右昭仪，地位尊贵。随后，拓跋焘拜沮渠牧犍为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当时的中国与中亚、欧洲有着极为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北凉地处丝绸之路，位置十分重要。一心想要富国强兵的南朝宋也想拉拢北凉，而沮渠牧犍也心怀摆脱困境的愿望，不甘受北魏控制，便暗中派人出使建康，与刘宋建立藩属外交关系，从南朝皇帝那里得到了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的封册。
此外，他还在西域地区散播拓跋氏的流言蜚语，挑拨西北诸胡部落和北魏王朝的关系，意图联合这些部族，一同对付北魏。
北魏也为控制北凉而不遗余力。拓跋焘将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希望借此监督北凉王室。武威公主嫁过来时，沮渠牧犍因“齐大非偶”，很有些受宠若惊，对武威公主十分客气，夫妻二人关系还算融洽。但久而久之，这桩政治婚姻就露出本来面目，沮渠牧犍对武威公主的态度越来越差，并公然与寡居的嫂子通奸。武威公主气不过，找到沮渠牧犍，骂了个狗血喷头。
武威公主这一骂，夫妻二人的关系愈加不和，沮渠牧犍反而和嫂嫂李氏走得更近。武威公主对这赤裸裸的背叛与挑衅极为不满，常常诅咒二人。寡嫂李氏被骂怕了，担心武威公主报复，于是精心导演了一幕宫斗剧中常见的桥段：下毒。
李氏趁人不备，在武威公主饭食中下了毒，但或许是毒量不够，武威公主食用后并未身亡，呕吐一番折腾半天，便没事了。消息很快传到平城，拓跋焘立即派宫廷御医星夜兼程赶往北凉，为公主治疗，同时勒令沮渠牧犍将情妇李氏交送平城。
沮渠牧犍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爱江山更爱美人，他不但不交，反而将李氏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酒泉，同时派遣使者向柔然汗国求援。
拓跋焘大怒，罗列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御驾亲征，攻打北凉。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八月，拓跋焘抵达姑臧，在城下喝令沮渠牧犍出城投降。沮渠牧犍在城内等待柔然来援，闭门不出。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沮渠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知道北凉必亡，遂偷偷向北魏献城，姑臧随即城门洞开。沮渠牧犍走投无路，亲率文武百官五千人向拓跋焘投降。北凉灭亡。
沮渠牧犍被魏军带到平城，因是姻亲，他在北魏享受到了贵宾待遇。沮渠牧犍痛定思痛，向妻子反省了自己的过错，而武威公主顾念夫妻情分，与之重归于好。沮渠牧犍在平城过起了阶下囚的生活，但他深知自己不能见容于拓跋焘，整日担惊受怕。终于，有人告发他和北凉遗民勾结，并在其房中搜出大量毒药，声称沮渠牧犍图谋复国。
拓跋焘下诏将其赐死。
崔浩带着诏书来到沮渠牧犍住处。沮渠牧犍和武威公主跪接。诏书宣读完毕，沮渠牧犍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二人相对无言。良久，沮渠牧犍挣脱公主，走进自己的房间里，拔剑自刎。
看到妹夫的死，拓跋焘安心了，这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但是，这位北魏帝王的历史功绩已昭然史册。
拓跋焘终结了“八王之乱”以来中国北方持续一个半世纪的分裂和战乱，中华大地开始以一南一北两个大国的格局出现。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北方黄河流域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如今，拓跋焘已拥有整个黄河流域，将中国北方统一在北魏名下，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古老中国的拯救者，看作秦皇汉武的继承人。作为雄心万丈的大魏皇帝，他必然不会把北方统一视为帝王功业的终点，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长江以南的沃土。他仰慕秦汉雄风，和历代中原帝王一样，把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视作自己的使命，他要和秦始皇、汉高祖、光武帝等帝王一样名垂青史。
风云激荡中，一场为统一中国而进行的南北博弈开始了。
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而在这个插曲的背后，却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太武灭佛。
佛教，一个中国人并不陌生的词汇。中国人历来以不重视宗教信仰而闻名于世，但对“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准提佛母”等佛祖菩萨称谓却耳熟能详。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远超今人想象——“佛”这个词，就是中国人专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创造的；“塔”这种建筑，也是随着佛教一同传到中国的；中国人常说某人“遭报应”，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理论，就来源于佛教；中国人诅咒某人“下十八层地狱”或者“上西天”，皆是佛教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人与佛教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佛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有种说法恰如其分：中国是佛教的第二祖国。东汉洛阳白马寺的建造，标志着诞生在古印度文化圈的佛教，开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好像佛教天生就是中国的宗教，它在这里如鱼得水，在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中国佛教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佛教的中流砥柱，并在后来的盛唐时期彻底中国化，孕育出了禅宗，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胡十六国及之后的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辉煌期，也是这种外来宗教开始“中国化”的时期。佛教初入中国，中国人只将其视为神仙方术，并未太过重视；魏晋时期，尚玄虚的士大夫注意到佛教与本土玄学有共通之处，于是，佛教开始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这种信仰仍只限于士大夫阶层，传播面不广。
不久，五胡入主中原，在战乱烽火中，佛教开始以中国主流宗教的姿态隆重登场，达官显贵将其视为精神食粮，平民百姓更是把它当作救命稻草。
后赵、前秦、后秦、后燕等国的统治者都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皆十分重视高僧的作用，将这些大德视为国之重器。例如，后赵国主尊称西域僧人图澄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国家政务；图澄的弟子道安法师，更是被各国统治者抢来抢去，前秦皇帝苻坚还不惜武力，请他到长安弘扬佛法，主持佛教事务；道安弟子慧远在东晋弘法，是南朝佛教领袖，宣扬“往生净土”的信仰思想，是为净土宗之滥觞；后秦姚兴从西域迎接一位高僧到长安，请他在长安逍遥园译经说法，信众无数，而这位高僧，便是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大师。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祖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先后学习了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并最终以大乘佛法为终生信仰。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之一是翻译佛经，其译本严格遵循信、达、雅原则，被中国人奉为“群经之首”“诸佛之母”的《金刚经》，最为流通的便是他的译本。
而且，鸠摩罗什绝不单单是一位翻译家，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认真地对佛经进行整理和统筹，从而让原本凌乱的佛教教义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中国佛教的轮廓开始逐步清晰。
继后赵、前秦、后秦等国家之后，北魏王朝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其实，在初入中原时，北魏的皇族和贵族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最终确立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北魏国内僧侣众多，佛寺林立，佛教兴盛情况远非现代人所能想象。
北魏统治者为何要鼓励人们去崇信佛教？
其实，这可以拆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北魏统治者为什么要鼓励人们信奉宗教？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宗教为什么是佛教？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所有统治者都不喜欢臣民有自己的思想：统治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思想，有一千个思想，就有一群思想迥异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活动，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所以，统治者们都喜欢将被统治者的思想统一起来。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佛教？
首先，这和佛教教义有关。佛教认为生、老、病、死都是苦，但这又是客观事实，无法改变，想获得解脱，离苦得乐，只能由自身入手，从当下起，刻苦修行。佛教宣扬“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骂人有报，说谎有报，生气有报，杀生有报……一个合格的佛教徒，“安忍不动，静虑深密”，不会胡言乱语、散播谣言，不会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然，也不会揭竿而起造朝廷的反。
其次，佛教与道教、儒教相比，信仰成本低，是可以全民普及的宗教。儒教是士族阶层的专利，是他们参与政治的重要资本，不容底层民众染指；而且，全民读儒教的书，并不现实。
道教信仰的物质成本更高。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天”，最重要的修炼方式之一是炼丹，炼丹炉是最基本配置，金、银、铅、汞等贵重金属也不可或缺，一般人根本消费不起。
反观佛教，成本低得多。佛教的信仰方式极为简单：诵经，打坐，持咒，念佛，清水、鲜花礼佛，甚至冲人微笑也是一种修行（“和颜布施”），就连乞丐也能成为合格的佛教徒。
于是，这些统治者不约而同选择了佛教。
但谁也没想到，一种信仰成本极低的宗教，也有“身价倍增”的一天。当前秦、后秦这些国家灭亡后，笑到最后的北魏，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佛教世俗化之后带来的危害。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信仰基础薄弱，信众少，经济上更是窘迫，但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不断扶持，其实力越来越雄厚，信徒越来越多，寺院规模也越来越大，寺院田产也越来越丰厚。至北魏前期，佛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信仰基础稳固，政治地位特殊，而且寺院不用纳税。
百姓为逃避赋役，有的削发为僧尼，有的投靠寺院成为奴仆和佃户。佛教僧侣甚至还通过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方式，聚敛了大量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其情形和日本战国时代的僧侣大名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贵族很相似。佛教寺院俨然成为独立于中央朝廷之外的国中之国。最终，本应纯洁清净的道场，却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拓跋焘感觉自己的统治权威受到了佛陀的威胁，于是这个曾一度信奉佛教的帝王，开始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种变异的佛教团体了。
拓跋焘将佛教看作敌人，原因之一是寺院把持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口。而仇视佛教的并非皇帝一人。拓跋焘身后，还有个庞大的反佛队伍，那就是士族阶级。
士族阶级，就是中原世家。这是一群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的阶层，他们将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儒家思想是典型的入世哲学，而佛教哲学则是典型的出世哲学，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看到佛教势力壮大，开始不安。于是，出于一种担忧，也出于一种“嫉妒”，他们急于对佛教进行打击。
崔浩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魏晋以来，中原士族热衷玄学，崔浩就是其中代表，他不但通读四书五经，且对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也有研究——他是儒生的同时也是一位玄学爱好者。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对他，乃至整个北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个人名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个道士，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少年出家为道，就像很多道家大佬有种种奇遇一样，他也宣称自己遇到过太上老君，且老君还给他授予了“天师”之位，是道教鼻祖钦定的人间教主。这一说法为他招揽了大批信众，因此寇谦之在当时的道教界地位甚高。
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寇谦之离开修行地嵩山，进入平城。在这里，他结识了崔浩，二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畅谈，崔浩说古今兴衰，寇谦之谈阴阳术数，寇谦之对崔浩的博学强记大为赞赏，崔浩对寇谦之的谈玄说妙钦佩不已。因玄学是道教的理论基础，所以，崔浩这个业余的见到寇谦之这位专业的，立刻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崔浩在寇谦之的引导下皈依道教，成为一名道教徒。
与此同时，崔浩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压制佛教的利器。
以宗教来对付宗教。
任何宗教都需要信众。于是，在崔浩和寇谦之的策划下，道教开始从佛教那里“挖墙脚”，他们要招徕更多信众。
佛道之争，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两千年来，佛教和道教明争暗斗，书成于明代的《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也对这一现象有所影射。而将佛教和道教矛盾公开化的第一人，便是北魏名臣崔浩。
崔浩清楚，佛教在北魏根深蒂固，信众甚多，势力庞大，要想将其击垮，必须借助皇帝的力量。佛教界也有说法：不依国主，佛法难立。很多时候，支持和反对最有力度的，正是国家的统治者。
想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皇帝改信道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拓跋焘对道教产生兴趣，而想要让拓跋焘对道教产生兴趣，就必须把道教变得“有意思”且“有利可图”。
于是，崔浩和寇谦之便开始对道教进行加工，他们把儒家思想的理论大量掺杂进道教体系中，并吸收了大量佛教经典的内容，还将佛教的斋戒、祭祀等仪式改装后为道教所用，并将“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等道教固有思想浓墨重彩地大加渲染……最后，道教以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崭新形象出现了。
崔浩把改装后的道教送到了拓跋焘的面前。
拓跋焘很顺利地接受了被崔浩、寇谦之改装后的道教，成了道教徒，为表明自己已坚定不移地信奉道教，他在平城东南建天师道场，亲受符箓，自称“太平真君”，还将之作为北魏的新年号。
皇帝都信了，大臣们还说啥。朝廷中一个个文臣武将也开始信奉道教。道教以迅雷之势发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佛教，但总体来说，并未造成严重打击，佛教依然呈现欣欣向荣的势态。
太武灭佛的导火索是一次起义：盖吴起义。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聚众十万，叛离北魏，遣使上表依附南朝宋，并自称“天台王”，北魏花了很大力气才在第二年八月将起义镇压。
在平定盖吴叛乱时，北魏士兵在长安城内一座寺院中，发现了一些兵器和军需物资。
其实，寺院中有这些东西并不奇怪，因为寺院财力雄厚，很容易成为匪盗的目标，为了保卫财产，寺院不得不组建武装力量，甚至会训练大量精于武艺的僧兵来抵抗匪徒。
可是，拓跋焘却一口咬定：寺院中窝藏兵器，就是僧侣参与盖吴叛乱的最好证明！于是，在刚刚镇压盖吴起义后，拓跋焘就又下一道诏书：尽除僧侣！捣毁寺院！铲除佛教！
随之，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北魏。北魏官兵冲上街头，拥向寺院，看到光头就杀，遇到寺院就烧，举国上下一片哀号。皇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再三上表，请求父皇停止毁佛灭佛的行动，但拓跋焘不予理睬，接连下达数封灭佛诏书。
在这场漫长的灭佛行动中，大批僧尼被杀，大量佛经被毁，北魏的寺院、庙宇、佛塔几乎无一幸存……在这种打击下，北魏佛教得到了拓跋焘所想要看到的“报应”，一蹶不振。
关于“太武灭佛”这一事件的评价，众说纷纭，而现代大部分历史学家是持肯定态度的，甚至许多佛教界人士也认为太武帝的做法是正确的。理由是：当时的北魏佛教界，已经极为腐化，寺院不像寺院，僧侣不像僧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但不能弘扬佛法，给乱世生民以精神慰藉和心灵解脱，反而还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但拓跋焘发挥了他一贯的“将事情做绝”的性格，把整件事给扩大化，处理方式过激。和汉末何进召董卓进京诛杀宦官一样，本来是“区区一狱吏”就可以完成的事，他偏兴师动众，处理过当：杀掉僧尼太多，损失大量潜在劳动力；焚毁经典太多，对中国佛教文化几乎造成灭顶之灾；捣毁寺院塔庙太多，造成经济损失不说，还对中国建筑艺术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整个事件中，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崔浩也有责任。就在皇太子拓跋晃劝说父皇不要赶尽杀绝时，崔浩则一个劲儿催促皇帝务必要斩草除根。作为拓跋焘的重要辅臣，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作为一名心系天下的士大夫，他没有劝诫拓跋焘适可而止，反而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
所幸，佛教火种尚存，废佛后六年，拓跋焘即驾崩，皇孙拓跋濬即位，是为北魏文成帝。文成帝立志绍隆佛法，佛教遂又恢复、发展、壮大，与南朝佛教相辅相成，最终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传奇。
太武灭佛很快即告结束，但它带来的动荡却久久未能平静，北魏局势波谲云诡，弥漫在人们心头的恐怖气氛尚未消退，又一场可怕的杀戮忽然降临。
公元450年，太武帝拓跋焘下令，杀崔浩，灭其宗族，受株连的还有崔氏的姻亲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和太原郭氏三大中原世家。
是什么原因让拓跋焘忽然对四大家族痛下杀手？
说来话长。
北魏建国后，鲜卑族虽然开始接触汉文化，但中国北方的战乱无止无休；而北魏军队的主力是鲜卑人，这些从漠北时代即跟随拓跋氏的游牧民，世代从军，以军武为业，根本没时间去学习儒家经典。所以，这时的北魏，仍是一个鲜卑草原文化浓重的国家：鲜卑语是官方语言，鲜卑服装处于“国服”地位，发式和风俗习惯也明显鲜卑化……
而人与人的差别，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差别。
鲜卑贵族入主中原后，跟浸润在汉文化里的中原士族存在很大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他们之间也很难完成系统的文化交流，开放先进的汉文化暂时没能全面影响鲜卑人。北魏的鲜卑人仍旧带着一身“胡气”，崇尚武力，不通诗书。在面对中原士族时，鲜卑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轻蔑。然而，掩盖在轻蔑之下的是文化自卑——其实，他们也想像中原汉人一样，成为一个有着从内到外文化包装的民族。
因缘际会，佛教出现在他们面前。
鲜卑贵族惊喜地发现，这是一种可以寄托心灵的思想体系，甚至可以与中原士族的儒道分庭抗礼。很快，他们放弃了原始的、不成气候的萨满信仰，摇身一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用宗教信仰弥补了文化空虚。皇太子拓跋晃就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当然，拓跋晃与一般从事军武的鲜卑贵族不同，他有十分充裕的时间学习中原汉文化，但他仍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恰恰反映了他身后一大批鲜卑贵族的诉求，他本人也因此成为鲜卑佛教徒的代言人。
然而，就在这些鲜卑贵族刚把佛经背熟时，崔浩却站出来，在皇帝跟前叽叽喳喳一番，撺掇皇帝改信道教，最后竟然还唆使皇帝大举灭佛。一时间，鲜卑贵族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纷纷请求太子拓跋晃劝说皇帝终止暴行。可是，太子拓跋晃的再三上书也没让他们的道君皇帝回心转意，灭佛烈火迅速蔓延。这些佛教徒眼睁睁地看着僧侣被杀、寺庙被毁、佛经被烧，却无能为力。
可是——打不过皇帝，我还收拾不了你崔浩吗！
这些鲜卑的“善男信女”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崔浩。
崔浩这位中原士人，彻底地得罪了北魏鲜卑贵族，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就连一向亲近汉人的太子拓跋晃，也因崇道灭佛事件而不喜欢这位老臣。
鲜卑人有充分理由忌恨崔浩。这个可恶的中原士人，不但摧毁了他们的信仰体系，还试图在当政期间，站在汉人世家大族的立场上，将北魏贵族——无论胡汉——分别出高低贵贱。此举如果真正实施，无疑会导致一大批鲜卑权贵的地位一落千丈，让树大根深的中原世家骑在他们头上胡作非为。
鲜卑贵族不喜欢崔浩的表象背后，是鲜卑贵族对整个中原汉人士族阶级的仇视，崔浩不过成了一个代表，一个宣泄的途径。鲜卑贵族的这种心理，来自他们与中原汉人士族阶级在文化上的隔阂、政治上的分歧、利益上的争夺；可他们又清楚，自己是“外来户”，虽然不喜欢这些世代读书并握有重权的世家大族，可想要在中原站稳脚跟，离不开这些汉人。
离不开这些汉人，又心存忌惮，鲜卑贵族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简单说来，活得很累。
而如今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可让自己高枕无忧，那就是给这些汉族世家来一次沉重打击，削弱他们的实力，让他们再无与鲜卑贵族争雄的可能！
就像崔浩将拓跋焘请出来镇压佛教一样，鲜卑贵族也需要皇帝出面来铲除北方士族面临的威胁。
很快，时机来了。
武功赫赫的拓跋焘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自己的不懈奋斗下，拓跋鲜卑这个古老的游牧部族，远离了刻木结绳的落后时代，告别了蒙昧蛮荒的过去，他和他的祖先一样，对这个名为大魏的国家居功甚伟，而伟大的王朝应著书立传，以让后人清楚列祖列宗的奋斗史，让他们追仰祖先的荣光。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让崔浩主持编纂北魏国史。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拓跋焘再三叮嘱崔浩：务必要秉笔直书，根据拓跋鲜卑的实录，如实地记载本朝历史！
崔浩自认是个有气节的文人，是有良知的史家，他决心学习太史公司马迁秉笔直书。何况，皇帝本人还鼓励他务必直言不讳。一心想名垂青史的崔浩，组建了一个北魏国史编纂团队，然后开始大量搜集拓跋氏和拓跋鲜卑的史料，事无巨细，全都写进了《国史》。
《国史》的修订前后用了十年时间，算得上是皇皇巨著。当史书完成，崔浩完全有理由得意——对于一个传统文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完成一个王朝的史书更让人有荣誉感的！他迫不及待想让皇帝阅览这部伟大的史书。
可是，在太武帝亲自阅览《国史》之前，编纂小组中有两个人阿谀奉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劝说崔浩花费白银三百万两，在平城天坛以东建成一片规模宏大的碑林，然后将《国史》的内容镌刻在石碑上。
这样规模的修史工程，自然要引起大批人围观。人们口口相传，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鲜卑贵族和北魏宗室。结果，这些慕名而来的鲜卑人越看越愤怒，甚至发展到一边看一边大声怒骂崔浩的地步。
崔浩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天真，所谓“给个棒槌就认针”，拓跋焘说过要秉笔直书，他就真的秉笔直书，什么都往上写。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时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拓跋鲜卑，伦理观念十分淡薄，它的历史充满血腥的杀戮，而且，这种杀戮并不局限于外部的敌人，也包括内部的亲人，亲族相残之事屡屡发生，兄弟相残如拓跋珪杀拓跋仪，父子相残如拓跋六修杀拓跋猗卢，其他亲人骨肉相杀相害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此外，崔浩还秉笔直书了拓跋氏在婚姻上的不检点。那个时期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极为混乱，老婆可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父亲和儿子抢女人、兄弟之间为女人反目成仇，不是稀罕事，拓跋什翼犍身上就负着一个乱伦的疑案。对于崔浩这个汉人来说，这种丑闻简直匪夷所思，所以他难免站在中原汉文明的立场上，以批判的态度将这些史实写进《国史》，一头埋进创作快感之中，丝毫没有避讳。
其实，这种事在当时是能被拓跋鲜卑接受的，可现在的鲜卑人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伦理观念的影响，有了“乱伦”的观念，并产生与之匹配的耻辱感。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崔浩用他的诚实让拓跋鲜卑颜面丧失，拓跋家族就像被崔浩脱光衣服扔在广场上，让天下人尽情观看。
站在石碑前“吃瓜”的鲜卑人先是吃惊，而后愤怒！他们迫不及待地跑到他们的皇帝拓跋焘跟前，痛斥崔浩大肆宣扬拓跋鲜卑的阴暗面，所谓“曝扬国恶”，严重威胁国家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家丑不可外扬，何况还是好面子的帝王家。拓跋焘大怒，下令逮捕崔浩及所有参与编纂《国史》的官员，亲自审讯。
不明就里的崔浩到了皇宫，原以为能得到皇帝的夸赞，没想到皇帝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因为不知道拓跋焘为何生气，所以在面对质问时，崔浩吓得含含糊糊，闪烁其词，表现得十分不大气。这让拓跋焘更气愤。而且，祸不单行，在审讯过程中，崔浩还供认了自己在书写历史时曾收受贿赂一事——有人为了美化祖先和家族而贿赂史官。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暴怒的拓跋焘当即下令：《国史》编纂小组成员，凡秘书郎吏以下官员皆处死刑，诛杀崔浩，并夷其五族。
崔氏是大族，与其联姻的也都是名门望族，祸从天降，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俱被连坐。
崔浩在被押赴城南行刑时，鲜卑士兵对他百般凌辱，甚至还在他身上撒尿泄愤，崔浩哀号声不绝，惨不忍睹。
这一事件，史称“国史之狱”，北魏境内的中原汉人世家惨遭重创。
站在今天回望北魏太武帝朝，不难发现，修国史不过是个导火索，这个炸药包是北魏鲜卑贵族处心积虑埋下的，削弱中原世家大族的势力，才是他们的目的。作为辅佐拓跋焘统一北方的重要谋臣，崔浩对北魏贡献很大，拓跋焘并不想杀他，如果说灭佛是拓跋焘出于个人意愿而处理不当，那么，国史之狱则是身为鲜卑统治者的不得已而为之。
可怜崔浩到死也不明白皇帝杀他的真实原因——你，还有你身后的势力，太过强大，朕心难安！
拓跋焘对崔浩肯定是有感情的，这感情是在长年累月的合作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如果没有崔浩，太武帝统一北方的道路肯定更加曲折。拓跋焘不能不感激崔浩。可以肯定，这位皇帝充满了对崔浩的愧疚和思念。
“国史之狱”后不久，拓跋焘北巡阴山，宣城公李孝伯病逝，丧报传来，此人死讯勾起拓跋焘哀思，失神中，他恍惚道：“李宣城（孝伯）可惜。”随即又改口道,“朕向失言。崔司徒（浩）可惜，李宣城可哀！”
可惜。珍惜过，才会可惜。
哭的是崔浩，笑的是鲜卑贵族，哭笑不得的是拓跋焘。
然而，北方士族是不会断嗣的。这些士人就像一棵看似干枯的古树，树干内积蓄着巨大能量，这能量来源于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中国两条大河养育了这群读书人，赋予他们灵性和生机，让他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总有一天，他们会枯木逢春、重放生机。
南北朝的纷纷乱世中，出现过一个“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是个治世，所谓“治世”，换言之就是“太平盛世”。但这个太平盛世不是北魏的，而是它的老对手南朝宋的。
其实，所谓“太平盛世”也是相较而言。元嘉之治仅仅是与南北朝时代其他王朝比较出来的，与之前汉朝“文景之治”及之后的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不能相提并论。从宋武帝刘裕废晋立宋到宋文帝刘义隆在位前期，刘宋王朝基本以休养生息为主，中间只发生了一个刘义符被杀的小插曲。
从魏文帝曹丕开始，士族阶级开始掌握王朝政权，皇权受到极大限制，曹魏和两晋灭亡皆是皇权旁落所致。宋武帝刘裕吸取教训，大力整顿政治，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官职方面，削弱东宫官属，防止太子作乱；加强禁卫，由皇帝亲自统辖；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一级官吏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防止地方大员坐地生根、拥兵自重。统治政策方面，以西晋为前车之鉴，限制宗室藩王权力，重用外臣；而在用外臣时，又吸取曹魏灭亡经验，压制士族高门，重用庶族寒门。经济方面，鼓励养马，禁止豪族官僚封山占水。外交方面，积极和北方诸国修好关系，避免战乱。
刘裕死后，其长子刘义符即位，但这位宋少帝玩物丧志，被辅政大臣徐羡之所杀。徐羡之改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年号“元嘉”，即宋文帝。宋文帝继续施行刘裕的治国方略，与民休养生息，政治清明，社会安乐，刘宋的经济和文化日趋繁荣。《宋书》载：“人有所系……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是为元嘉之治。
刘义隆深沉有谋略，性格多疑，喜好猜忌，眼里容不得沙子，不允许有权臣在自己身边颐指气使，于是在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杀死扶立他登基的徐羡之等人，大权独揽。
刘义隆不甘平庸，认为自己不但肩负壮大刘宋的担子，更肩负着光复中华的重责大任。公元430年，趁北魏拓跋焘与柔然纠缠不休之际，刘义隆倾全国之力，仓促发动了南朝对北朝的北伐，企盼收复河南故土，进而反攻中原。
北魏军队主力都在北方应对柔然，拓跋焘见刘宋大军越境，忙派王慧龙、司马休之应战，接连大捷。而后，魏军开始反攻，宋军节节败退，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再次被北魏占据。
此一战，刘宋非但未能收复河南故土，还损兵折将，消耗了国力，元嘉之治也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而这一治世的告终，标志着南朝汉人再一次失去了收复中原的可能。
在之后的十几年间，不可一世的拓跋焘灭掉了后秦、胡夏、北凉、北燕等政权，驱逐柔然，统一中国北方，稳定了北方的统治秩序。当年，崔浩为他制定北魏版“隆中对”时曾说，刘宋是统一中华的必经环节，并劝拓跋焘先将北方诸国摆平，而刘宋必因内乱而国力虚耗。现在拓跋焘打了一圈回来，是时候收拾这个自视甚高的南方政权了。
拓跋焘挥鞭南下，长驱直入。公元450年春，十万北魏大军直抵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悬瓠是座只有几百人镇守的小城，可在刘宋汝南太守陈宪的率领下，这区区几百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将魏军死死挡在城墙之外，硬抗硬打，守了四十二天，使得北魏攻势没有丝毫进展。拓跋焘担心因悬瓠城久攻不克而扰乱军心，遂下令撤退。
北魏来袭的消息传到刘义隆耳中，这位体弱多病的皇帝迫不及待再次发动战争，挽回在与北魏的较量中丢失的颜面。
可是，南朝宋的黄金时代已匆匆过去，刘义隆过高地估量了刘宋的国力，虽然群臣极力反对，他还是全然不顾，再次北伐。
刚刚撤军的拓跋焘听到刘义隆来攻，书信一封给刘义隆。这是封很有意思的国书：“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无厌，诱我边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驱之使还。今闻彼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干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易。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
这封信字数不多，但在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感受到拓跋焘对刘义隆的冷嘲热讽，甚至能看到这位帝王那一脸的挑衅神态。这封信大意是：“咱们两国和平相处已有些时日，可我发现老哥你有点儿贪得无厌啊！多年来，你一直不遗余力地勾引我国境上的边民，跟我抢小弟，很不像话！今年春我大举南巡，顺道考察了那些被你勾引去的老百姓，我劝说他们早些回家，大魏才是他们的祖国呀！一听说你也要来，我很兴奋，你想来尽管来！你来，我不迎接；你走，我不欢送。如果老哥在建康待得腻烦了，尽可以来我大魏平城嘛！而我就去你们扬州住几天。只可惜，你今年也五十多岁了，还从未出过远门，就像三岁小儿，难以自理，跟我们这些马上生长的鲜卑健儿不能相比。罢了！罢了！我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可以送你的，就给你十二匹战马和一些毡子、药材。送你马，是要你骑着它过来；你身体不好，我担心你水土不服，所以出门一定不要忘记吃药哦！”
嘲笑，蔑视，侮辱——这是刘义隆从这封国书中看到的所有内容。本来心胸就不怎么宽阔的他，被这一通调侃气得够呛，因此更加坚定了北伐的决心，下令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并进，先锋统帅是王玄谟。
王玄谟是刘宋老臣，早年间投靠刘裕，在其手下为将为官，论资历是数得上号的，可是，资历老并不代表能力高，他虽在刘宋王朝担任过很多官职，却一直无所作为，而且声名非常不好，并不是个实干型人才。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深为刘义隆器重，因为，他会说。
做不来漂亮的事，那就说一口漂亮的话。王玄谟此人好刚口，很有演说家的潜质，深谙语言艺术，很会说逢迎拍马的话。最初，刘义隆提出北伐，刘宋群臣都提出反对意见。王玄谟明白刘义隆北伐之心已决，便为了讨好他而极力支持北伐，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以至于刘义隆听后兴奋地说：“听了玄谟的话，让朕顿生封狼居胥之雄心啊！”并对王玄谟进行赏赐和加封。
封狼居胥，一个令多少男儿心向往之的词汇！短短四个字，承载了刘义隆这位生于忧患的南朝君主多少美好梦想！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所信任的大演说家王玄谟，并不能帮他圆这个美梦。
七月，王玄谟率主力北上，初战告捷，顺利攻占北魏重要军事据点碻磝，继续推进，围困滑台；与此同时，从西线进攻的大将柳元景，也率部攻进关中，接连攻克弘农、陕县、潼关，宋军士气大振。关中地区的羌、氐等胡族部落一贯见风使舵，见刘宋一路高唱凯歌，便和他们来了个里应外合，纷纷反叛北魏。
面对如此乱局，拓跋焘没有乱了方寸，与群臣商议后，他一面派遣拓跋仁等将率军进入关中，一面亲率主力部队增援滑台。滑台这座桥头堡一定不能落入刘宋之手。为稳定滑台守城者的军心，他派将领陆真领数十骑率先奔赴滑台，以让守军知道他们的皇帝正率大军增援。
陆真数十骑到了王玄谟军的背后，发生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数十骑兵一路狂奔，竟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刘宋部队，直接冲进了滑台城。
滑台城头一阵喝彩和欢呼之声。
王玄谟军虽人多势众，可滑台守军众志成城，此时更是士气大盛，小小滑台竟久攻不下，宋军开始疲怠。更要命的是，王玄谟所率领的部队纪律松弛，上场作战时不用心，不作战时就出幺蛾子，到处抢劫，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不堪其扰的百姓自发组织游击队，不时对刘宋军队进行偷袭和骚扰。
十月，拓跋焘率军渡黄河，号称百万，雄赳赳、气昂昂，战鼓擂响，撼动大地，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反攻宋军。
王玄谟一见魏军这气势，立刻跳上战马，手中马鞭一挥：撤！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样的俊杰得不到拓跋焘的同情。拓跋焘率军追击，鲜卑骑兵一路砍杀王玄谟军，斩首万余，获得的辎重军械堆积如山。
王玄谟逃离滑台战场，刘宋北伐军各路将领顿时大乱，这些人本来就对王玄谟颇有怨言，辅国将军萧斌盛怒中欲杀王玄谟，被其他将领劝阻。
王玄谟的战败，导致刘宋的“北伐”变成北魏的“南征”，战况逆转，刘宋各路北伐军全线停止进攻，退守各自的城池，而面对北魏反攻，唯一能做的，就是闭门不出。
十一月，高唱凯歌的北魏大军兵分四路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沿途各城宋军，克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悬瓠等重镇。十二月，魏军抵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与宋都建康隔江相望，这一举动象征性地完成了一个北方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饮马长江。
刘宋举国震动。
刘义隆看到长江对面的北魏大军旌旗猎猎，黯然神伤，痛心地说了句：“设若檀道济在，大宋不至于此！”这是实话，也是刘义隆掏心窝子的话。因为，曾几何时，北魏百万雄兵所忌惮者，唯有一个檀道济！公元423年，魏军南征，檀道济迎敌，北魏大军竟闻其名而退兵，其威猛可见。
檀道济人呢？
这个厉害的角色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
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期极为有名的军事将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语就源出于此公（《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当初，刘裕北伐后秦，他屡立奇功，先后攻占洛阳、潼关和长安，最后灭亡后秦，对刘宋来说他是大功臣，刘裕对他十分信任，临终前任命其为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杀宋少帝，改立宋文帝刘义隆，把持朝政，刘义隆不甘做傀儡，便联合檀道济，将徐羡之、谢晦等人诛杀。
但屡立奇功的檀道济也因此被刘宋皇室看作威胁。刘义隆体弱多病，经常处于一种濒死状态，彭城王刘义康觊觎皇位，担心刘义隆死后檀道济难以辖制，便矫诏皇帝病危，召檀道济进宫，终于在公元436年将檀道济逮捕。被捕时，檀道济愤怒至极，将头巾扯下狠狠摔在地上，怒斥：“你们是在自毁万里之长城！”但丧心病狂的刘义康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挖自家江山墙角，将檀道济处死，并诛杀了檀道济十一个儿子和数位部将。
檀道济的死，让刘宋王朝陷入“将帅乏人”的局面，以至于再次北伐时只能任用王玄谟这样的庸才。
面对仅有一江之隔的北魏大军，刘宋朝廷一片混乱，杀自己人时个个义愤填膺，大敌来临却一个个噤若寒蝉。无奈中，男人们又把目光放在了他们的公主身上——和亲是个好主意。
刘义隆派使者向拓跋焘进贡方物，提出将公主嫁给北魏皇孙。拓跋焘却回复说：“于征战之中商讨婚姻大事，不合礼仪，朕不能答应你们的请求。可是，朕看你们有这样的诚意，虽不和亲，但停战还是可以的。”拓跋焘顺坡下驴，答应停战。
其实，远离家园的鲜卑士兵并不轻松。首先，滔滔长江横亘眼前，而北魏军中没有船舶，不能渡江，只能在长江北岸望洋兴叹。而且，当他们进入淮南地区后，气候发生了变化，这些习惯北方干冷气候的鲜卑人，对潮湿闷热的南方环境难以适应，军中开始流行瘟疫，死伤甚重。拓跋焘当然想百万雄师过大江，然后直捣建康，但客观条件根本不允许。眼看着士兵们一个个死去，他也只能撤军。
可北魏大军并不想就这样离开。既已踏足刘宋国土，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去。
魏军北归时，拓跋焘下令在江北六州肆意劫掠，不给刘宋留下一兵一卒、一草一木。这个命令让江北六州变成阿鼻地狱。数十万魏军一边北走一边劫掠，见房就烧，见人就杀，无论民舍宫殿，无论老幼妇孺。杀戮快感如同瘟疫，迅速蔓延。起初，北魏士兵为战略物资而杀，后来演变为单纯的为杀而杀，肆意挥砍手中的刀剑。他们放火，把无辜的百姓推进火中，逃跑者被乱刀砍死，甚至有士兵以长枪刺穿被抛到空中的婴儿……人性的丑恶显露出来，饱受瘟疫之苦的北魏士兵将愤恨发泄到无辜的平民身上，而他们也从被同情的对象，转变为可憎的魔鬼。
拓跋焘屠戮江北六州，行径十分可耻，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疮疤。但对于这场杀戮的性质，却要做必要交代：这场杀戮不是“种族屠杀”，因为，拓跋焘要杀的不是“汉人”，而是“宋人”。北魏和刘宋之战的性质是王朝争霸战争，拓跋焘要灭掉的是刘宋王朝，而非汉民族。在北魏国内，拓跋氏将汉人与鲜卑人同等对待，因为他们都是他的臣民，而江北六州的百姓不是，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民族，哪怕是鲜卑族，拓跋焘也不会心慈手软，因为他们是敌国的臣民。
这场战争，以杀戮开始，以杀戮告终；以哭泣开始，以哭泣告终。
这是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撇开道义不谈，单就政治和军事而言，战争的直接目的无外乎是“胜利”，或者“为将来的胜利打下基础”。可这场战争过后，无论北魏还是刘宋，都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而且对他们将来的战争计划毫无益处。刘宋的江北六州已成为无人区，“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南朝“元嘉之治”的余晖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地消失；北魏也在瘟疫中损失了大量士兵和军马，多年来悉心经营的军队元气大伤，导致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力再组织大规模战争。
两败俱伤。这是两国统治者都不想看到的情形，然而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那里。拓跋焘灰头土脸地回到平城，他似乎已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战争，他需要时间来休整自己的军队。可平静的生活不会太久，很快，这位帝王就不可避免地卷入致命的宫斗中。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东汉王朝很大程度上是被宦官搞坏的。从汉朝开始，人们便开始对宦官这个庞大的群体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因为生理和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这群人往往有着特殊的人格，出现了很多丧心病狂的疯人、妄人。
虽有许多惨痛的教训，但人们却没有痛定思痛，历代统治者对宦官的宠信似乎有增无减，结果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大宦官横空出世，他们叱咤风云，威风八面，不可一世，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唐代有大太监仇士良，宋代有童贯，明代有魏忠贤……其中又以晚唐为最。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唐代的宦官专权：“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在著名的“甘露之变”中，唐文宗联合朝臣想要诛杀大宦官仇士良，事泄，仇士良令羽林军关闭大明宫门，杀害朝廷官员和宫人两千余口，一时间，朝廷之中竟无官员上朝……而终唐一代，竟有七位皇帝被宦官拥立登基，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先后有四位皇帝被宦官杀害，唐朝之宦官专权可见一斑。
但在历史上，杀害皇帝最多的却并非唐朝宦官。作为隋唐盛世的奠基者，北魏王朝似在有意无意中埋下了宦官弑君的种子——北魏有个宦官，他保持着中国历史上杀害皇帝最多的记录。
这人名叫宗爱，是拓跋焘晚年时身边的大红人。
和许多著名太监一样，宗爱此人出身微寒，没有什么文化，估计年轻时人品就不怎么样，游手好闲，后来不知犯了什么罪，被处以宫刑，进宫做了杂役。宗爱口甜舌滑，善于花言巧语，后来被拓跋焘看中，做了自己的贴身宦官，官至中常侍，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太监大总管”。事实上，宗爱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太监，因为他身上有好几个“第一”，接下来我们会一个一个讲到。
拓跋焘南征刘宋，抵达长江北岸，志得意满，大行封赏，而跟随左右的宗爱竟被册封为秦郡公，这是一个很高的爵位，享此殊荣的宗爱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公爵爵位的宦官。
由此不难看出，拓跋焘确实非常倚重这个宗爱，但究其原因，难道仅仅是宗爱口甜舌滑吗？
当然不是。拓跋焘固然喜欢听花言巧语，固然喜欢别人阿谀奉承，但这位帝王还没有昏聩到仅凭花言巧语就倚重一个人的地步。他之所以倚重宗爱，是因为他和汉、唐、明等朝代的帝王一样，发现这些皇室家奴不但可用，而且好用。
即便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皇权也并非绝对权力，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再厉害的皇帝也有许多让他忌惮的势力。东汉皇帝需要宦官来对抗外戚和士族，明朝皇帝又需要重用太监扩充“内廷”，以对付士大夫组成的“外朝”……拓跋焘身为皇帝也有这样的忧虑，他所忌惮者，正是皇太子拓跋晃，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皇太子身后的那股势力。
北魏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制度：太子监国，拓跋焘就曾以皇太子身份监国摄政。前面也已说过，北魏太子在监国时是实实在在地主持朝政，除了没有皇帝名号之外，其他方面与皇帝无异。而且皇太子位居东宫，并有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官署班底，也即所谓的“太子党”，这个太子党是与皇帝形成并列甚至对立关系的。
太武帝拓跋焘很喜欢并且也信任自己的儿子，但这不代表他喜欢和信任“太子”。儿子和太子是两个概念。骨肉相残在北魏皇室中屡见不鲜。拓跋焘一直提防着太子党，担心太子禁不住太子党的忽悠，在他们的唆使下有所图谋。于是，宗爱这个大宦官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当他御驾亲征时，往往会让宗爱留守平城，辅佐太子监国——名为辅佐，实为监视。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好太监”，比如唐玄宗宠信的高力士，就是位在历史上获得很多正面评价的宦官，而且他对唐玄宗近乎爱情的忠诚也令人叹息。如果宗爱也是这样一个人，是个忠顺的奴仆，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惨案了。可宗爱不是忠仆，相反，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恶奴”。
唐玄宗的儿子，那位趁着父亲出逃而登基称帝的唐肃宗，一登上皇位就不想下来，还把父亲软禁起来，致使其郁郁而终。从父子情感上来讲，唐肃宗并不是一个好儿子。那，皇太子拓跋晃是不是一个可以让父皇放心的儿子呢？
事实上，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问题的严重性扩大化，是太武帝拓跋焘一贯的风格。拓跋焘在其帝王生涯中常显示出一种杯弓蛇影的恐惧感。可是，在父子关系的问题上，拓跋焘的担心是多余的，太子拓跋晃颇富谋略，在人品上也少有瑕疵，聪明、善良、正直，史书说他“明慧强识，闻则不忘……好读经史，皆通大义”。他曾下令开垦农田，发展农业，对北魏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是个相当出色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身为太子，他没有谋反的必要。
拓跋晃有两位非常器重的下属，一个是担任给事中的仇尼道盛，一个是担任侍郎的任平城，这两人在东宫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如同朝廷中那些受皇帝器重的官员一样，得到的恩宠愈多，为人就愈骄横，这两人仰仗是太子的近臣，便作威作福，因此与朝廷中很多官员闹得不愉快。
其中就有宗爱。
宗爱心胸狭隘，只要得罪过他，他就不会善罢甘休，又自恃有皇帝做后盾，便想公报私仇。当拓跋焘外出征战、太子拓跋晃行使监国权力时，宗爱却总是想尽办法对太子进行刁难，拓跋晃每下达一道命令，宗爱就进行各种干预。如果宗爱像诸葛亮那样为国家鞠躬尽瘁，拓跋晃也就无话可说了，可他眼中的宗爱，绝对不是好人，这个奴才一边对他的政令横加阻挠，一边又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做了很多坏事。太子重臣仇尼道盛和任平城见太子被宗爱这样欺负，更是和宗爱针锋相对。结果，双方都视彼此为眼中钉、肉中刺，搜罗了对方一大堆罪状，急于置对方于死地。
可相较而言，在皇帝身边的宗爱比在太子身边的仇尼道盛、任平城更占优势，因为真正掌握至高权力的仍是皇帝。而且宗爱的谋略也胜过二人，他经常在拓跋焘耳边旁敲侧击，说二人坏话，诸如仗势欺人，依靠太子撑腰权势滔天，有很多不法举动……
不过，宗爱所言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仇尼道盛和任平城确实做了许多违法的事。要命的是，拓跋焘本人也对这些事有所耳闻。于是，一直对东宫心存猜忌的太武帝将二人看作威胁，下令将其捕捉，斩杀于平城街市。
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
太子拓跋晃见父皇这样大的动静，心思缜密的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给他下马威，竟然在愤怒和惊惧中去世了，时年二十四岁。太武帝后悔自己的作为，可是，他虽富有四海、权倾天下，却不能将儿子从死亡中挽救回来。悲痛中，这位伤心的父亲厚葬了儿子，谥为“景穆太子”。
拓跋焘因儿子的死而深深自责，他郁郁寡欢，对那些怂恿他诛杀太子党的人心怀怨恨，而且，随着时间发酵，这种怨恨越来越重。拓跋焘的举动让宗爱感到惊惧，他从衰老的皇帝眼中看到怀疑和愤怒！忽然间，他脊背发凉，一贯飞扬跋扈的他第一次体会到恐惧的滋味，于是，这个并没什么政治觉悟和政治抱负的人，下决心做一件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杀死皇帝。
公元452年，宗爱利用职务之便，控制了皇宫禁军，悄无声息地杀害了拓跋焘。太武帝在悲伤、悔恨、愤怒中离开人世，享年四十四岁。
拓跋焘称得上是“雄主”，作为帝王，他是出色的。他从善如流，能听取臣下意见，而且善于从臣下意见中找到其闪光点；他经历大小战事无数，每每身先士卒，在刀光剑影中冲锋陷阵，他曾在作战时跌落马下，但立刻又翻身上马，继续上阵杀敌，又曾被流矢射中手背，但面不改色，奋勇拼杀；他赏罚分明，不管贵贱亲疏，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他崇尚节俭，很少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大兴土木，他没有建造华丽的殿堂、壮阔的城墙以及规模浩大的园林，其日常所用饮食也极为简单，填饱肚子即可，没有珍馐美馔；而且，他是一位十分孝顺的儿子，他自幼丧母，但对母亲的思念却十分真切，提及生母他就悲痛不已，泣不成声，让旁人为之动容。
拓跋焘再也看不到他所期望的中国一统的局面了。而且，现在的问题更加糟糕，因为，他一手开创的北国一统的局面也遭受了威胁。
宗爱虽胆大妄为，但并不是个糊涂蛋，他清楚，如果让朝廷官员和藩王们知道拓跋焘被杀的消息，他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在杀死拓跋焘后，他牢牢控制了皇宫，封锁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不但要控制皇宫，还要控制整个北魏王朝！
当他认为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才将太武帝驾崩的消息放出去。朝廷内外一片哗然。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历来有着深深的隔阂和矛盾，但此时这些人却自发团结在一起，开始准备立新君的工作。皇太子拓跋晃已死，皇次子拓跋伏罗也在几年前去世……最终，他们将目标锁定在皇三子拓跋翰身上。
拓跋翰的生母是舒椒房，是拓跋焘后宫中等级不高的一位嫔妃，但这不妨碍她生出一位优秀的儿子。拓跋翰年少有为，拓跋焘派他镇守枹罕，他对当地羌胡恩威并施，深得民心。
这样一位“忠贞雅正”（《魏书》语）的皇子，对自己的家族忠心耿耿，自然不能容忍宗爱乱权，因而对大佞臣的态度十分强硬，二人芥蒂很深。因此，宗爱担心一旦拓跋翰登基，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便决定除掉他。
宗爱控制皇宫后，抢夺赫连皇后的印玺，以皇后的名义矫诏，改立南安王拓跋余为新帝，又杀害了拓跋翰，并诛杀了主张立拓跋翰的一干朝臣，铲除了一股敌对势力。
满朝文武被一个卑微的宦官玩弄于股掌，面对宗爱的倒行逆施，竟也无可奈何。
拓跋余显然缺乏一个帝王应有的素质。他以为当皇帝就是声色犬马，就是灯红酒绿，就是夜夜笙歌，登基一个月，便将皇家府库花得一干二净；当北魏边境人民遭受天灾，他不闻不问，我行我素。一时间，北魏民心动荡。
野心就是一粒种子，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当宗爱越来越真切地体味到权力带来的快感，当他越来越清楚拓跋余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的野心也像被阳光温暖的种子一样，开始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宗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人们看清了这个宦官的用心，于是“内外惮之”。一直被宗爱控制的拓跋余也不甘心活在其阴影下，决定来个咸鱼翻身，谋划杀死宗爱。结果，宗爱觉察动静，抢先一步暗杀了拓跋余。
朝野震惊，鲜卑贵族和中原士人们醒悟了：再不能容忍这阉人为非作歹！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了！
很快，羽林郎中刘尼、太子少傅游雅、殿中尚书源贺、尚书陆丽和长孙渴侯五人密谋，由游雅、源贺、长孙渴侯控制了禁卫军，又由陆丽和刘尼出城迎接十二岁的皇孙拓跋濬。拓跋濬一入宫，刘尼就率禁卫军赶往东庙，抓住了躲在那里的宗爱及其党羽，手起刀落，悉数斩杀，并夷宗爱三族。
一代恶宦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一场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至此告终。
游雅、陆丽等人的政变很有些“最后一搏”的意味——这是北魏最后的希望了吧！这个国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万幸的是，北魏群臣所下的赌注为他们赢得了胜利，新君拓跋濬，未来的文成帝，将和他的曾祖父明元帝一样，成为北魏王朝的“疗伤者”。
拓跋濬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长子，太武帝拓跋焘最为疼爱的嫡长孙，如果不出意外，他理应再晚些岁月，从父亲拓跋晃那里接过衣钵。但命运之神却将他早早地推到风口浪尖。正如老舍先生的《茶馆》中王利发所说的那样：“谁叫我爸爸死得早，我不干不行啊！”
拓跋濬在少年时就显露出聪慧明达，深受祖父拓跋焘喜爱，常被祖父带在身边巡游。五岁时，他和祖父出巡，遇到镇守边关的胡人将领押解俘虏，他当即就冲将领道：“遇到我是这战俘的福气，你放了他！”拓跋焘大吃一惊，从小小年纪的拓跋濬身上看到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大气。拓跋濬长大后，“风格异常，每有大政，常参决可否”，开始积极地和祖父、父亲一块儿主持国家政务。
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十月，皇孙拓跋濬在平城皇宫永安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兴安”。
拓跋濬是幸运的，同时也是不幸的。幸运是指他在波谲云诡的北魏政局中被扶上皇位；不幸是指他接了一个烂摊子——太武帝拓跋焘连年征战，固然在疆域上统一了中国北方，但祸福相倚，北魏也因此染上了一堆毛病。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少年天子的肩上。
拓跋濬虽登皇位，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举目望去，看不到一个战友——鲜卑贵族轻视他，汉族官员也不畏惧他。他们是老臣，功勋卓越，家世显赫，资历深厚，而且自己是他们扶持起来的，在他们眼中，自己年少无知，阅历肤浅，不够资格对他们横眉竖眼……
这皇帝不好当。
此时，北魏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同伐异现象，而且已经超越了民族界限，不再像最初那样，可以简单地以民族划分阵营，这些文臣武将完全以利益为标杆来站队。拓跋焘死后，宗爱乱权，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员曾在短时期内团结，诛杀宗爱的功臣即是一个胡汉搭配的班底：刘尼本姓独孤，源出于鲜卑独孤部；游雅是广平郡望族，是汉族高门；源贺原名秃发贺豆跋，是陇西鲜卑人；陆丽本姓步六孤，鲜卑人；长孙渴侯也是地地道道的鲜卑人。
而在短暂的团结之后，这些功臣们又陷入了内斗。
拓跋濬即位后，大行封赏，拜宗室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长孙渴侯拜尚书、加仪同三司，这两位也算位极人臣了。可是，这两个人是死对头，很早之前就不断地明争暗斗。二人在冬十月被封赏，十一月就把争权夺利闹到了台面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拓跋濬当机立断：赐死。
内斗，拓跋濬最不能容忍。任何时候，城堡都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拓跋濬要让北魏群臣清楚：太武皇帝在的时候，他没工夫治理你们，朕无可奈何；如今朕君临天下，不会再容忍你们自相残杀！——没错，朕就是在杀鸡儆猴！
年少时，拓跋濬经常跟随祖父太武帝在外巡查，他亲眼看见了镇守各地的鲜卑贵族是如何欺压百姓的。鲜卑贵族入主中原后，丢失了淳朴的本性，开始贪图享受，甚而作威作福，北魏的百姓们——无论鲜卑、汉族还是羌族、匈奴，都痛苦地生活在这些大爷的淫威之下。而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欺压和被欺压的问题，这些鲜卑贵族已经在当地扎根，轻易动不得。鲜卑贵族的腐化和堕落让他痛心疾首，也让他胆战心惊。
拓跋濬很快就进入角色，开始以一种少见的熟练和稳重来处理国政。为防止再次祸起萧墙，更为震慑这些居功自傲的元老和功臣，他做了两件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事：广阳王拓跋建和临淮王拓跋谭，党羽众多，图谋不轨，赐死；太尉张黎和司徒古弼与皇帝讨论政事，出言顶撞，贬黜。
拓跋濬的意思很明确：诚然，有些人并没有谋反，但你们的势力太强大，而且锋芒毕露，威胁到朕的权威，朕不得不对你们下手。朕要稳定，朕的国家再经不起任何动乱，朕不想杀戮，眼前的杀戮是为了以后不再发生更多杀戮。
事实证明，拓跋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十一月，陇西地区一个名叫王景文的人发动叛乱。王景文是屠各人，屠各是属于匈奴的部落。陇西胡汉杂处，这些人不堪忍受鲜卑贵族的压榨，奋起反抗。拓跋濬令镇守统万的南阳王惠寿平定叛乱。次年二月，司空、京兆王杜元宝谋反，伏诛。建宁王拓跋崇及其子济南王拓跋丽，被杜元宝引诱而参与谋反，被赐死。七月，濮阳王闾若文和征西大将军拓跋仁谋反，事泄，被杀……
拓跋濬果敢刚毅，他用很短的时间就把局势平定了下来，给动乱的北魏打了一针镇定剂，帝国的运作开始步入正轨。他已经表现出一位出色政治家的资质。政治家不是政客，政客是流氓的底子，而政治家是有理想的。拓跋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文化瑰丽、政治清明、经济强盛的强大王朝！他不会再走穷兵黩武的道路，北魏屡遭重创，国力已衰减，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和平和发展。
拓跋濬深受父亲拓跋晃影响，热爱文化艺术，而且崇信佛教，他们是帝国的统治阶层，但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在信仰上的虔诚。拓跋濬和父亲拓跋晃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拓跋濬眼见国事纷争，民心动乱，认为这样的多事之秋，唯有佛法能抚平人民心中的创伤。
朕，要用佛陀的荣光，照耀大魏的盛世！
于是，在拓跋濬主持下，遭太武帝镇压的佛教开始在北魏复兴，僧侣们回来了，佛经重新印刷，佛塔拔地而起，深受苦难的北魏人再次陶醉于虔诚的信仰之中……
然而，亲眼看到佛教再次欣欣向荣，拓跋濬却并未因此而安心。
在佛教教义中，毁佛、灭佛的举动属于“五无间罪”。犯无间罪者，死后要进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又名“阿鼻地狱”，在此狱中，罪人永远没有解脱的希望，除了痛苦，再无其他感受，而且受苦时没有间隔和中断，所受惩罚包括烊铜灌口、烈火烧身、拔舌耕犁等，是对恶人的最终极惩处……
祖父拓跋焘灭佛，无疑为自己打上了无间罪人的烙印，这是作为儿孙的他不想看到的。于是，拓跋濬决定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为祖父赎罪，为国家祈福，更为安抚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和敌人。
这座佛教工程，就是“云冈石窟”。
在此，不能不提另外一个人——北魏名僧昙曜。
昙曜大师少年出家，原本在凉州修习佛法，后来为太子拓跋晃所礼遇，成为他的座上宾。太武灭佛时，僧侣或者逃逸，或者还俗，唯独昙曜不为所动，依旧潜心佛法，认真修行。拓跋晃担心他被加害，再三劝说，但他仍持法器佛经，从不离身，其信仰坚定和无畏之心让人赞叹。受父亲拓跋晃影响，拓跋濬对这位高僧也十分敬重。拓跋濬的虔诚和孝心也感动了昙曜，于是，他建议皇帝，在桑干河支流武周川旁的断崖上凿山开窟。拓跋濬应允。随后，开窟造像工程展开，数十万工匠加入，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数的善男信女为建造石窟出钱出力——这是一座承载了北魏人信仰的石窟。
当然，众所周知，这也是一座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中最为有名的，是佛菩萨造像和飞天护法画像，这些造像脸形丰腴，高鼻深目，带有浓厚的犍陀罗以及笈多王朝色彩；在石窟内的大量壁画中，出现了中国传统乐器如箜篌、排箫、筚篥、琵琶，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云冈石窟从拓跋濬时期开凿，之后一直没有停息，并在其孙孝文帝时达到一个高峰。
北魏，这个曾经穷兵黩武的王朝，此时收起刀剑，开始在文化和艺术上用心。拓跋濬或许不知道，一千多年以后，中国人仍在仰望他一手开创的艺术宝库，在此敬仰、瞻礼、赞叹。
云冈石窟，是北魏艺术和佛教文化的代表，也是北魏的一颗良心。
站在石窟下的拓跋濬，正小心翼翼地治理着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家，企盼着北魏盛世的到来。
拓跋濬到了充实后宫的时候。
皇帝娶妻可不像平民那样简单，一个女子入宫成为后妃，必有一番精密的政治考量。皇帝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婚姻，而是场竞争残酷的博弈，是场惊心动魄的战争。
一般情况下，一个女子得以入宫为妃，无外乎三种情况：皇帝要拉拢她的家族；皇帝要嘉奖她的家族；他国公主和亲。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求女方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可是，在拓跋濬登基后第四年，一个在后宫做杂役的罪臣之女，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却经过正式册命，成为文成帝拓跋濬后宫中的贵人。
因为历史原因，这位女子在史书上并未留下名字，估计皇宫里的人们称呼她时也是以“彩霞”“桃红”之类的名称。可是，当时的人绝对不会想到，而且小姑娘本人也绝不会想到，她死后，将会得到一个彪炳史册、流芳百世的称号：文明皇后。
更多时候，我们会称呼她为文明太后，或者：冯太后。
其实，如果追根溯源，这位冯姑娘的家世是相当显赫的，她的出身甚至完全满足以上罗列三条：北魏皇帝曾拉拢她的家族；北魏皇帝也曾嘉奖她的家族；她甚至也算得上是一位“公主”。
冯姑娘的祖父就是北燕末代君主冯弘。
当年，拓跋焘对北燕步步紧逼，冯弘被迫逃往高句丽，最终死在高句丽王手中。冯弘的儿子冯朗、冯崇、冯邈归降北魏，冯朗就是冯姑娘的父亲。归顺北魏的冯朗被加封西城郡公，领秦、雍二州刺史，成了北魏的臣子。
可是，太武帝对他们依然心存猜忌，不信任这个北燕遗民家族。没多久，冯朗被扯进了一桩大案，遭太武帝诛杀，冯姑娘和哥哥冯熙因年幼而免于一死，但她自此被没入宫中，成了一名打杂的小宫女。北魏皇宫是个冷漠而残酷的地方，冯姑娘孤零零一人，受尽欺辱。
不幸中之万幸，很快，她就在皇宫中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冯姑娘每天要为后宫嫔妃做很多粗笨活计，比如扫院子、倒马桶等，瘦弱的身躯承受着过大的劳动量，异常辛苦。机缘巧合下，冯姑娘被分配到冯左昭仪宫中，而这位冯左昭仪不是别人，正是北燕末代公主，燕主冯弘的女儿，也就是冯姑娘的姑妈。
这天，冯姑娘悄悄来到冯左昭仪宫中，费力地提起沉重的马桶。这一幕被醒来的冯左昭仪看在眼里，这位养尊处优的娘娘动了怜悯之心，开口问道：“小姑娘，你是哪里人？为何进宫？”
年幼的冯姑娘听见娘娘问话，忙放下马桶，跪在地上回答说：“奴婢长乐信都人，家父冯朗，坐事被诛，奴婢被罚入宫为奴。”
冯左昭仪泪流满面，抱住冯姑娘，失声痛哭。
而当冯姑娘知道眼前这位贵人就是自己的姑妈后，再也忍不住，泣不成声。
经受亡国之哀、丧家之痛的姑侄二人，思念死去的父亲和兄弟，思念每一个在这乱世中殒命的亲人。冯左昭仪没有孩子，当她看着眼前的侄女，目光变得柔和，散发出母性光辉：这孩子体内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冯左昭仪下定决心，要把侄女培养成为出色的女子，重拾冯氏家族的荣耀。
身为女子，自然没可能参与朝政，她们飞黄腾达的途径只有一个：做皇帝的女人。——既然我不是皇后，那么，就让我的侄女坐到皇后的位子上吧！
通往皇后宝座的道路，并不比通往帝位的道路好走。冯左昭仪不过是太武帝的侧妃，如今也仅仅是一位门庭冷落的太妃而已，仅凭自己的实力，是很难把侄女送上皇后位子的。她需要帮手。
她把目光放在常太后身上。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确立“子贵母死”制度起，一直传承至今，皇子一旦被立为皇太子，其生母即被赐死——北魏的皇帝都是踩着母亲的尸体上位的，这是一种相当残忍的制度。
似乎是为了弥补母爱的缺失，太武帝拓跋焘开创了“保太后制度”，即皇帝尊其保母为太后，称“保太后”。皇帝的保母就是养母，负责料理他幼年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皇帝还可将保太后尊为“皇太后”，一如生母，她们甚至可以在去世后得到谥号，比如拓跋焘的保母窦氏，先被尊为保太后，后被尊为皇太后，死后谥为惠太后。
失去母亲的儿子是可怜的，他会将所有对母亲的爱倾注到抚养他长大的养母身上。拓跋濬即如此。他即位后不久，即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后，极尽至诚孝心。拓跋焘的正妻太皇太后赫连氏，在拓跋濬登基第二年就去世了，常太后因此而成为后宫中地位最尊贵的女人，管理后宫妃嫔和宗室命妇。
冯左昭仪所看重的，正是常太后手中的权势，因此，她常去常太后宫中增进感情，而且每次都带着冯姑娘。冯左昭仪是汉人，又是北燕公主，自幼在宫中接受了很高的汉文化教育，通诗书，晓翰墨，她有意识地把冯姑娘培养成一位“才女”，而非在宫中随处可见的花瓶。她的含辛茹苦得到了回报，冯姑娘在姑母教养下，出落得神采奕奕，而且知书达理，常太后很喜欢这个伶俐的小姑娘。
于是，在冯左昭仪和常太后扶持下，冯姑娘顺利成为拓跋濬的贵人。
但是，冯贵人本人并不敢奢望成为皇后，因为，从当时的迹象来看，最有可能成为皇后的嫔妃是李贵人。李贵人姿容秀丽，是不折不扣的大美女。她本是普通宫女，一次，她与文成帝邂逅，皇帝惊为天人，召幸了一次，因此而怀孕，于是被晋封为贵人。
与李贵人相比，冯贵人的容貌只能算是平平，而且没有怀上皇帝的孩子，实实在在处于劣势，冯贵人并无把握能俘虏男人那颗善变的心。
很快，李贵人怀胎十月，生下了拓跋濬的第一个孩子——拓跋弘。
拓跋濬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男孩儿。
李贵人伤心欲绝，因为这是一个男孩儿。
李贵人清楚，一旦她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她就必须死于残忍的宫廷制度。
拓跋濬非常喜欢儿子拓跋弘，也非常喜欢大美女李贵人，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让儿子做皇太子，心爱的女人就必须成为牺牲品，如果他想保住心爱的女人，就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做大魏的储君……
可是，在宫中，这并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一个江山和美人的选择问题，而大魏皇帝拓跋濬和历史上大部分皇帝一样，选择了前者。
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的一天，北魏皇宫里气氛紧张，皇帝、宗室、官员齐聚，正注视着一场在北魏宫廷流传已久的“手铸金人”仪式——册立皇后必经的手续。根据北魏制度，无论妃嫔出身如何，如果不能通过“手铸金人”的测试，就不能登上皇后宝座。通常，参选妃嫔要在工匠的协助下，将融化的铜液倒进一个人形模具，待其冷却后，将金人从模具中取出。如金人完好即通过测试，如金人破损即宣告失败，从此与皇后之位无缘。这种利用铸造金人占卜吉凶的方式，当跟匈奴有某种关系。
冯贵人此时如有神助，击败后宫一众对手妃嫔，顺利通过了“手铸金人”测试，成为北魏的皇后；同年，皇子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其生母李贵人被赐死；拓跋濬将拓跋弘交由冯皇后抚养。
皇帝正妃，中宫之主，太子嫡母……一个个让人艳羡的头衔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估计冯皇后本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无论如何，这个饱受磨难的女子得到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亲情、爱情以及世人的尊重。她感到满足，并因满足而幸福，她想好好过日子，做好妻子和母亲。
然而，一心相夫教子的冯皇后却想不到，她的使命不止于此，帝国的未来将和她绑在一起，她不得不从后宫走到前朝，撑起北魏王朝的天。
一位成功的男人身后，往往有一位同样成功的女人。拓跋濬得到这位冯皇后，对他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冯皇后知书达理，精明能干，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当然，成就千秋帝业，仅有一个稳定的后宫还不够，若想大魏的江山千秋万代，离不开股肱之臣。
要知道，文成帝虽是太武帝的“世嫡皇孙”，是正统的顺位继承人，但他的登基是通过朝臣发动政变而实现的，所以，他的统治一开始并不稳固。很多功臣居功自傲，不把他放在眼中，为此他还贬黜、诛杀了一批权贵，此举虽暂时震慑了朝臣，但政变上台留下的后遗症一直让他疲于应对，加之北魏各地区、各民族的叛乱此起彼伏，因此让他自感处于一种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
他睁大眼睛，细心观察朝廷中每个人，在这些人中挑选忠贞之士，拣选了一批精英进入他的决策层。
第一个是源贺。
源贺，陇西鲜卑族，南凉王国王子，本名秃发破羌，后改姓“源”氏，又改名为“贺”，鲜卑名为贺豆跋，又称驾头拔。北魏神瑞元年（公元414年），西秦国主乞伏炽磐灭亡南凉王国，秃发破羌跟随父亲秃发辱檀投降，不久，乞伏炽磐杀秃发辱檀。几年后，秃发破羌的哥哥秃发虎台和姐姐秃发王后（西秦王后）企图谋杀乞伏炽磐，事泄，二人被杀，西秦大肆屠杀南凉王室，秃发破羌逃往北凉，后又投奔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赏识其才华，赐“源”姓，意为与北魏皇室系出同源。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器重源贺，而源贺每战皆身先士卒。源贺所属秃发部与拓跋部同宗，所以，源贺在北魏被视为皇室宗亲，待遇优厚。
面对北魏皇室的优待，源贺极尽忠诚。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七月，太武帝攻打北凉，源贺为向导，魏军一路过关斩将，十分顺利，而后源贺又成功说服祖父秃发思复鞬率部归降北魏，这些部落在魏军攻打北凉时起到很大作用；后来，宗爱乱权，朝廷动荡，源贺认定宗爱不利于社稷，于是联合刘尼、陆丽等人发动政变，将其诛杀，并迎立皇孙拓跋濬；为报答源贺的功劳，拓跋濬让他在国库中任取财物，源贺以“南北未宾，府库不可虚也”为由而拒绝，最后在拓跋濬的坚持下，不得已才挑选了一匹战马，其赤胆忠肝昭然可见。
第二个人是陆丽。
陆丽，即步六孤丽，鲜卑人，后来的孝文帝推行汉化，将步六孤氏改为了汉姓陆氏，因此后世史书称之为陆丽。
陆丽的父亲陆俟是北魏太武帝时的将军，盖吴起义中，他作为平叛将领，成功劝说盖吴两位叔父杀死了盖吴。因为父亲的关系，陆丽本人也得以在禁军中效力。太武帝慧眼识人，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忠诚和才能，对他委以重任。作为诛杀宗爱的大功臣，拓跋濬对陆丽非常器重，一度要封他为王，陆丽却拒绝了，他谦卑地说：“臣的功劳还没有家父大，而父亲尚没有称王，臣焉敢称王！”拓跋濬立刻封其父陆俟为东平王，但陆丽仍拒绝封王，拓跋濬一再坚持，并为陆丽的夫人上了王妃尊号，陆丽才不得不接受，从此更加尽忠职守地辅佐皇家。
陆丽虽是鲜卑人，担任的又是武职，可是十分仰慕汉文化，喜欢读诵儒家经典，在朝廷里和很多汉族官员是挚友。
拓跋濬的第三个人选，是汉人高允。
北魏立国以来，一直都是鲜卑贵族负责打仗，汉族官员出谋划策，所以相较而言，饱读经史的汉人更善于搞决策，拓跋濬对汉人的重用是理所当然的。
汉人中似乎没有比高允更合适的人选了。
高允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后来与崔浩一同编撰北魏国史，是“国史之狱”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参与者。他在拥立拓跋濬的过程中也立下功劳，但拓跋濬并未给其封赏，他却毫无怨言，依旧老老实实做着自己的小官著作郎。
高允最吸引拓跋濬的，除了才华，还有性格——性格魅力是高允最耀眼的才华。高允踏实本分，正直忠厚，为人棱角分明，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了“国史之狱”事件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崔浩因“曝扬国恶”触怒太武帝，太武帝下令抓捕所有国史编纂人员，高允即在其中。但事发时高允并不知情，太子拓跋晃料到大事不妙，便让他留宿东宫，翌日亲自带他上朝。进入大殿之前，拓跋晃叮嘱高允说：“我陪老师一块儿面见皇上，如果皇上问老师话，老师务必要按照我的话来回答！”可高允并不知发生了何事，一头雾水。
朝堂内，拓跋焘正大发雷霆。拓跋晃小心翼翼地说：“高允在臣宫中时日已久，臣与他相处多年，深知此人谨慎，不是唐突造次的人，高允虽与司徒崔浩共事，但他身份微贱，一切皆受制于崔浩，恳请陛下宽恕高允！”
直到这时，稀里糊涂的高允才搞清楚：原来是《国史》出了岔子！
太武帝随即厉声质问高允：“《国史》都是崔浩所著吗？”
高允却如实回答说：“《国史》中之《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及《今记》为臣与崔司徒同著。可是，崔司徒政务繁忙，不过负责总裁修订而已，实则是微臣着笔较多，至于注疏，微臣所作更是多于崔司徒。”
太武帝勃然大怒，指着高允，冲拓跋晃喝道：“高允罪行重于崔浩！岂可饶他性命！”
拓跋晃忙说：“高允一介小臣，见不得陛下天威，一时害怕说错了话，儿臣先前问他，他已经承认？《国史》皆为崔司徒所著！”
太武帝转而问高允：“东宫说的可都是事实？”
不料，高允却说：“微臣才疏学浅，有幸参与编撰《国史》，如今触犯天威，罪当灭族，死期将至，并不敢欺瞒陛下。太子因顾念微臣为其讲学，心存怜悯，所以要为臣求命。若是陛下不问，微臣便没有这番话，既然问了，微臣就不得不如实对答，不敢造次。”
原本盛怒的太武帝一听这话，由不得叹气，说：“正直，这是世人难以做到的美德，而你能临死不移，更为难得！况且你以诚待君，是个忠贞的臣子！因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可漏掉一个有罪之人，也不忍将你处死。”遂下令免去高允所有罪责。
接着，太武帝又将崔浩传到殿内，厉声诘问罪状，结果崔浩支支吾吾，不能应对。太武帝盛怒，让高允手拟诏书，要将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诛灭五族。可是，刚刚侥幸得命的高允却不肯动笔。太武帝不耐烦，频频催办。高允又说：“崔浩是否还有其他罪行，臣不清楚，不过，若是只有这个罪名，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将他绑了准备处刑，拓跋晃又苦苦哀求。最后，太武帝也不由感叹：“如果没有高允，恐怕要有数千人丧命了！”随之更改诏书，只夷崔浩五族，而其他人仅以身死。高允因此而被时人称赞为圣人。
高允不但德行好，才能也不逊色。“国史之狱”事件发生后，魏国著史机构遭到破坏，文成帝让他主持修史事务，恢复并且健全了北魏的史官制度。
文成帝拓跋濬是位崇尚节俭的帝王，但也架不住人忽悠。当时有人怂恿他修建宏大的宫殿，他怦然心动，刚要准备，高允却跑来劝阻说：“臣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之后，只在都城修建了几座宫殿，而且，即便这些为数不多的宫殿，也都是在农闲时节赶造的。大魏宫室齐备，永安殿足以会见天下群臣，西堂温室足以让圣驾安歇，各处高台楼阁也足以观望远近。如果陛下一定要建造更为壮丽的宫殿，宜应放慢速度，不可仓促而行。负责采集和搬运的杂役就要两万人，加上这些人的贡饷，得需要民力四万人，还要耗时大半年才能建好！古人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何况是发动几万人，得有多少人挨冻受饿啊！”
文成帝一听高允这一番话，好家伙，直接上纲上线了！吓得立刻止息了大兴土木的心思。
文成帝和高允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对君臣，高允直言敢谏，而且有时完全不顾忌皇帝的面子，常常弄得文成帝尴尬异常。但文成帝基本不会大发雷霆，通常，当他受不了高允喋喋不休时，会让侍卫把高允扶出去，暂时图个耳根清净；可高允却始终锲而不舍，又跑到文成帝身边继续说不停。于是，无奈的皇帝只好屏退左右，君臣二人面对面推心置腹，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久而久之，拓跋濬越发为高允的高尚人格和杰出才能所折服，一次，他对群臣说：“君主好比是父亲，父亲若是犯错，做儿子的理应当面给父亲指明，诸位应该学习高允这样的忠臣啊！朕有了错误，他直言敢谏，绝不避就，而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服侍多年，却只知道顺着朕的意思说漂亮话，再趁着朕高兴谋求官位——不要怪朕说得直白！诸位每天站在朕的身边，不过例行公事而已，但即便如此也都封王封侯，反观高允，他用写史之笔匡扶国家，功勋卓著，直到如今仍不过是个小小的著作郎！诸位难道就不感到羞愧吗？”
一向敬重高允的陆丽趁机进言：“高允虽蒙陛下恩宠，但他家境贫寒，其妻子儿女甚至难以维持生计！”文成帝又惊又气，责问陆丽不早说，然后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到了高允家中，文成帝简直不敢相信——所谓家，不过三间茅草房，房中只有简陋的桌椅床榻，厨房里只有难以下咽的咸菜……
须指出的是，一直到北魏中期，北魏的公务员们才领到了俸禄。在此之前，在朝为官理论上是义务劳动，可很多官员并不甘心受穷，他们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贪污受贿、鱼肉百姓。而高允为官，与百姓秋毫无犯，也不与其他高官蝇营狗苟，在他这里，两袖清风不是作秀，是无比坚定的信念。
文成帝大为感慨，立即下令赐高允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高允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文成帝不改初衷，更加尊重高允，而且从此不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令公”，高允高令公因此名扬天下。可能因为清心寡欲，高允活了很长时间，他一直活到文成帝的孙子孝文帝即位后才寿终正寝，享年九十八岁。
就这样，文成帝依靠他的宅心仁厚和慧眼识珠，获得了朝臣们的尊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逐渐稳固了自己的皇位。
文成帝时期，北魏最大的威胁，既不是北方的柔然，也不是南方的刘宋。
柔然此时势力衰微，其在北方草原的霸权开始被高车、敕勒等部族瓜分，草原诸胡的斗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拓跋濬在位期间，只在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对柔然发动过一次大规模战争。皇帝本人亲率精骑十万、战车十五万，旌旗飘扬，浩浩荡荡，绵延千里，柔然可汗郁久闾吐贺真因畏惧而逃遁，柔然别部酋帅乌朱驾颓等人率数千帐落向北魏投降。柔然已不是大患。
南朝刘宋更是内乱不断。当时刘宋国内传唱着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子杀父”指宋文帝刘义隆被其子刘劭杀害，“弟杀兄”指刘劭被其弟宋孝武帝刘骏杀害。不可不谓之乱。而且，刘宋的“乱”已经不只是政治，还开始涉及伦理，刘宋皇室公然违背人伦，做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举动，比如，刘骏诛杀兄长即位后，把大臣的女儿、叔叔的女儿，甚至自己的亲生母亲路太后，都当成了他淫乱的对象……皇室中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刘宋已经丧失了一个大国所必备的精神面貌，根本没有实力向北魏发出挑战。
文成帝一朝，北魏的主要问题不是外患，而是内忧。
让人奇怪的是，北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它的内患不是民族矛盾。北魏境内的汉人并没有给鲜卑人找麻烦，非但如此，这一大群知识分子还为北魏王朝鞠躬尽瘁，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北魏的强盛。
让文成帝头痛的是他的同族——鲜卑贵族。
此时，北魏依然不给官员发放俸禄，而汉族官员大都出身于世家大族，拥有丰厚的田产，自然不为生活忧愁。鲜卑贵族不同，他们是军人，主要经济来源是战争中夺取的战利品，可是如今天下承平，没有战争，也就切断了这些鲜卑贵族的财路。他们要吃要喝，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活，不能不想办法弄钱。
想来想去，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搜刮民脂民膏。
可怕的是，这些在边疆地区镇守的鲜卑贵族，经过多年经营，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不但握有兵权，还控制着大量百姓，与当地势力盘根错节，严重威胁北魏皇权统治。其中，又以北方六镇军事贵族为甚。这些边关镇将又撤不得，因为北方强胡环伺，柔然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且，天知道以后还会有哪个胡族重新称霸漠北。
既不能撤，又有威胁，那怎么办？文成帝权衡之下，决定以“警诫”为第一要法，对各地鲜卑贵族不断进行考核，一旦发现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等行为，便予以严惩，很多人甚至因此被处死。此外，文成帝还广开言路，准许百姓到朝廷进行申诉（告御状），如调查属实，即对不法官员重罚。
文成帝的统治风格颇像其曾祖明元帝拓跋嗣，北魏因战争和内乱而出现的伤痛得到抚慰，经济稳定发展，各地叛乱减少，到了他的统治后期，叛乱基本绝迹，北魏开始从百业萧条向太平盛世发展。这也是北魏从“武”到“文”转变的时代。战争减少了，北魏人民生活在仁君统治下，沐浴在佛教信仰中，他们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百姓并不在意国家是否会诞生一位战神或者兵神，他们最大的心愿其实一点儿也不浪漫，他们只是想吃饱饭，而文成帝努力地做到了。
历史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的一波三折，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四平八稳的，对于北魏这样乱世中的王朝而言，更是如此。
北魏皇帝有个通病：身体不好，寿命很短。在北魏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共有皇帝十几位，而能活过四十岁的，仅有太武帝一人，其他皇帝都在二三十岁时丧命。
多年操劳终于拖垮了拓跋濬的身体。公元465年，文成帝驾崩于平城皇宫，年二十六岁。
文成帝驾崩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到了冯皇后身上。常太后已于几年前去世，现在，冯皇后是宫中最有权势的女人，人们急切地希望看到这位一国之母的反应。
然而，冯皇后除了悲痛，再无其他感情流露。当人们将关注点放在“皇帝驾崩”上时，冯皇后伤心的却是“丈夫去世”。
负责文成帝葬礼的官员找到冯皇后，劝说道：“大行皇帝的葬礼需要您来主持，皇后娘娘您一定要振作起来，让大行皇帝走得安心啊！”
已哭哑嗓子的冯皇后默默点头。
殊不知，一个惊人的计划已经在她心中酝酿。
葬礼，是人们因亲人离开人世而举行的仪式，人们——尤其是中原人——都以隆重葬礼来表达内心的伤痛和怀念。鲜卑人入主中原虽然已经几十年，可草原习俗依旧保持得很好，他们的丧葬文化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鲜卑人认为，帝王死后，他们的灵魂首先要回北方的发祥地，在那里有一座神山，名为赤山。死者的灵魂来到赤山，要向赤山的山神报到，类似于中原的泰山府君东岳大帝。然而，去神山的路途十分遥远，一路艰辛，因此，需要在葬礼上把死者生前用的东西，包括衣物、器具、战马、鹰犬等一并送上路。具体做法就是放一把火烧掉（这习俗也深刻影响了汉人，北方许多农村至今保留着类似习俗，下葬途中要在路口烧掉死者的衣物）。这些被烧掉的东西都会变成“神犬”，一条又一条神犬便保护着英灵，奔向遥远的赤山，此即所谓“累犬护驾”。在得到赤山山神的首肯后，死者的灵魂才能回到去世的地方，生者才能将他们的遗体入土为安。
帝王的生前用品自然数量庞大，烧掉这些东西是需要一番工夫的，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皇室宗亲、文臣武将、宫女宦官当然不能闲着，他们要助哀，要一起放声痛哭，以此来哀悼他们的皇帝陛下。情绪具有传染的力量，即便是对死者没什么感情的人，在听到排山倒海的号哭声时，也难免伤怀，引发对生命的怜悯，对无常的感叹，继而被哀伤所包裹。在焚烧文成帝的遗物时，人们越哭越悲痛，哭声越来越大。
而当所有人都在放声痛哭时，他们的冯皇后却忽然做出一个让人们措手不及、惊慌无比的举动——举身扑向熊熊烈火。
人们都被吓住了，但很快就明白过来：皇后要自杀殉情！
人们急忙冲上去，奋力将冯皇后从烈火中救出来。悲伤过度的冯皇后已昏死过去。目睹一切的人们，不由对这位痴情的烈性女子心生敬佩。许久，冯皇后苏醒过来，顾不得身体极度虚弱，依旧痛哭不止。
可历史不会因某一人死亡而止步不前。在北魏群臣拥戴下，皇太子拓跋弘登基，史称献文帝；冯皇后以嫡母之尊而成为皇太后。
冯皇后和拓跋弘这对孤儿寡母坐在清冷空旷的朝堂上，望着冷漠的满朝文武，悲伤而无助。朝廷中，有人正觊觎北魏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形中，命运已将冯太后推上了历史舞台。冯太后，这位深居后宫的弱女子，即将和一个老奸巨猾的权臣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
历史将北魏的前途扔到这个女子手中，也扔到无常的命运手中。
文成帝在位时，他的大臣里有一个人名为乙弗浑。将来孝文帝推行汉化，将鲜卑姓氏“乙弗”氏改为“乙”氏，因此史书中常以“乙浑”称呼之。史书中第一次提到乙浑这个人，是在文成帝的传记中。《魏书》记载，文成帝在位晚期，曾有一次大行封赏，车骑大将军、东郡公乙浑被封为太原王。
车骑大将军是什么官职？北魏官制中有许多“将军”，比如征北大将军、镇西大将军等，其中地位最高的是骠骑大将军，而仅次于骠骑大将军的就是车骑大将军。按照规制，车骑大将军要被授金印紫绶，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掌管京师和宫廷护卫，是个手握重权的官职。
那太原王又是什么爵位呢？道武帝拓跋珪仿照周朝制度，在皇始元年（公元396年）设置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称帝后又增设王爵，王爵是第一等爵位。北魏与以前的朝代相比，爵位制度放得比较开，不但宗亲可以封王，臣属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册封王爵。乙浑不知有功还是其他原因，被文成帝封了王。所以，这个人不但手握北魏军政大权，还拥有显赫的爵位，有权又尊贵，是个地地道道的“权贵”。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魏书》和《北史》中竟没有自己的传记，仅是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出现了对他只言片语的描述。《魏书》和《北史》以高度的概括性、全面性著称，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三教九流，什么类型的人的传记都有，唯独没有这位车骑大将军、太原王乙浑。由此可以推测，乙浑出身贵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乙浑出身高贵，那么，即便他日后身败名裂，史官也绝对绕不开他的家族，必定要在史书中多多少少带上一笔，尤其对于以门第高低作为立传准则的《北史》来说，一个人的善劣，不能抹杀其家族在政坛的地位。而史书中没有为乙浑立传，似乎表示乙浑不但人品恶劣，而且出身低贱。对于官方来说，对于那些自视清高、修史作传的士大夫来说，这样一个人渣，如与道武、太武、高允等英杰出现在同一书中，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侮辱。
乙浑究竟做了什么事，让自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呢？
谋反。
谋反是任何一位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事。可问题是，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有能力来对抗谋逆者，对于有野心、有手段的权臣来说，还有什么比孤儿寡母更好欺负的呢？
拓跋弘登基时年仅十二岁，冯太后也不过二十四岁，不但是孤儿寡母，而且是懵懂无知的孤儿寡母。而他们的敌人乙浑却老谋深算，在搞阴谋诡计这件事上轻车熟路。
五月十一日文成帝去世，十二日拓跋弘继位，十三日乙浑就矫诏宣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进宫，而后将三人杀害。目睹这一切的拓跋弘和冯太后，心惊胆战，只能眼睁睁看着三人被权臣所杀。
母子二人清楚：他们的性命，已经被控制了整个皇宫的乙浑捏在手中。
乙浑排除了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三个障碍，但他清楚，朝中还有很多人对北魏皇室忠心耿耿，还有很多人希冀维系由拓跋氏带来的统治秩序，他们不会轻易对自己俯首帖耳。要让他们慑服，还得杀人。
于是，乙浑手中的刀剑又指向了另外一个朝廷重臣：北魏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
陆丽位高权重，在北魏朝廷拥有极高的威望，文成帝驾崩时，他正因病在代郡汤泉（今河北张家口市）疗养，对平城皇宫里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更不知道自己已成为乙浑眼中的猎物。乙浑再次矫诏，让丘穆陵多侯来到代郡，宣陆丽回平城。丘穆陵多侯看到了乙浑的野心，再三警告陆丽，让他提防乙浑，最好不要回平城。倔强的陆丽拒绝了丘穆陵多侯的好意，毅然带病回到了平城。
五月十六日，文成帝死后的第五天，陆丽进入平城皇宫。在知悉了乙浑的恶行后，他悲愤交集，厉声斥责他的不法举动，二人甚至在朝堂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陆丽太过正直，他以为乙浑只是凭一己好恶而胡作非为，却想不到他排除异己的目的，是要夺得北魏的最高权力。
大胆的乙浑随即在宫中将陆丽杀害，一同被杀的，还有同情陆丽的丘穆陵多侯。
五月十七日，乙浑逼迫冯太后和献文帝下诏，任命自己为太尉、录尚书事。
七月初二，乙浑又自立为丞相，地位在诸王勋贵之上，成为北魏朝廷的实际控制者。
短短一个多月，乙浑就牢牢控制了皇宫和平城，将皇帝和皇太后这两张王牌死死地捏在手中。北魏各地镇将和藩王十分懊丧，他们明明知道乙浑这个大浑蛋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却又投鼠忌器，不敢反抗；而且，他们害怕乙浑“矫诏”，不想莫名其妙地死在他的刀下，做个死不瞑目的冤大头。
大行皇帝尸骨未寒，新帝登基根基不稳，权臣暴虐肆意弄权，朝廷内外人心思变……国都平城笼罩在阴云之中，小皇帝拓跋弘战战兢兢依偎在母亲怀中，可是，他年轻的母亲冯太后，也只能轻轻叹口气，无助地望着文成皇帝的梓宫，泪流满面。
对于乙浑来说，想要在朝廷一手遮天，必须杀死更多的人。他的眼睛在朝廷中扫荡，急于要弄清楚哪些人心怀异志，然后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的“叛逆”因子扼杀在摇篮中。
在他一手安排下，献文帝任命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而他本人担任丞相一职，这样一来，乙浑实质上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首领的内阁，而他这样做的动机，似乎是在试探刘尼的反应。
刘尼的性格和陆丽不同，他没有硬碰硬，也没有公开反对乙浑，而是持默认态度，看上去十分乖顺。刘尼地位尊崇，在百官中声望极高，他的顺服让乙浑确认鲜卑贵族和中原士族已不足为虑。
接着，乙浑将目光放到了北魏宗室的身上。毕竟，这些皇子皇孙和皇帝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血缘使得他们具有先天的联盟性。
让乙浑不安的是，宗室中不乏人才，这些宗王或在朝为官，或在外为将，政治和军事经验相当丰富，而且对皇室忠心耿耿。朝廷中的异姓乃至异族大臣容易团结，而这些藩王却难以拉拢，其中又以淮南王拓跋他最为他所忌惮。
拓跋他是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献文帝拓跋弘的曾祖辈，德高望重。他身长八尺，武艺过人，富有韬略，年轻时常跟随太武帝南征北战，平定山胡叛乱、大破柔然、攻克刘宋悬瓠城，都有他的参与，为北魏屡立军功。这样一位宗王在朝廷待着，乙浑是不会放心的。于是，他假借皇帝名义，找个由头，将其外放，让他远离了北魏的权力中心。
乙浑的这一系列操作终于激怒了一位宗室：顺阳公拓跋郁。拓跋郁是拓跋氏远祖拓跋猗迤的后代，虽是旁系宗亲，与皇室的关系却密切而融洽，属于“世受皇恩”的家族，所以他们这一支系对皇帝十分忠诚。史书记载拓跋郁“忠正亢直”，为人正直、刚烈，他见乙浑专权乱政的行径越来越放肆，一怒之下，决意闯进皇宫，诛杀乙浑！
拓跋郁亲率卫兵数百闯进皇宫，大张旗鼓地搜寻乙浑。躲在深宫的乙浑吃了一惊，可到底老奸巨猾，虽然害怕，还是若无其事地出门迎接拓跋郁。
拓跋郁见乙浑走了出来，握紧钢刀，刚要砍杀，不料乙浑高声质问：“顺阳公带这么多士兵闯到皇宫，是何肺腑？”
先发制人。
乙浑的质问，立刻就将拓跋郁的气势打了下去，拓跋郁立刻矮了半截，看了看身后的士兵，害怕了。是啊，未经传召就带兵闯进皇宫，闹不好会落一个逼宫弑君的恶名！这一想，底气更加不足，回答说：“我许久不见天子，朝中群臣担忧，我要面见天子！”
乙浑说：“大行皇帝正在殡期，天子悲痛欲绝，正在宫内居丧，因此没有接见群臣，诸位又何必心存疑虑？”说罢，乙浑命人将小皇帝拓跋弘带了出来，大张旗鼓地让小皇帝上朝，接见群臣。群臣一见小皇帝拓跋弘好好的，便都没有话说了，拓跋郁更是不敢再提诛杀乙浑一事。
不久，乙浑便矫诏诛杀了拓跋郁。
北魏宗室中也没有人再敢站出来反对乙浑，至此，大奸臣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帝国。
乙浑愈发无所顾忌，举动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离谱，对着文成帝棺椁泪眼婆娑的冯太后和献文帝，本能地感觉到危险正步步靠近——乙浑啊乙浑！你已位极人臣，却不知足，如今还要步步紧逼，你的险恶用心我已知晓，我们母子不能坐以待毙！
当冯皇后成为冯太后，这位一心相夫教子的女子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只要奸臣乙浑在，他们孤儿寡母就没有安全可言！皇帝年幼，挑不起重担；群臣暗弱，不能与乙浑争雄。——铲除奸臣的重担，只能落在她这个女人的肩上。
但是，谈何容易。
冯太后很容易就能看清敌我双方的差距，在这场博弈中，乙浑明显占有绝对优势：
第一，政治经验丰富，是官场老手。
第二，肃清了反对派，文武百官唯其马首是瞻。
第三，控制了皇宫，皇宫中所有人的性命都捏在他的手中。
乙浑似乎已经胜券在握。
但是，历史早有答案：乙浑并不是胜利者，冯太后才是大获全胜的那个人。
乙浑的不幸在于，冯太后不是不堪一击的弱小女子。在此之前，这个女人从未接触过政治，但面对动乱的政治局势，她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应变能力。冯太后是天才的政治家。她懂得在波谲云诡的宫廷内，面对如此强大而飞扬跋扈的对手时，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懂得暗中积攒实力，懂得寻找敌人弱点，懂得何时出击。
而且，对冯太后非常有利的是：乙浑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这位蜗居深宫、只知儿女情长的皇太后放在眼中。
兴许是为了树立威望，也兴许是为了小试牛刀，把持了朝政的乙浑开始以皇帝名义在北魏实施一系列为政措施，比如减免百姓“杂调”若干，比如提高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力度……
如果乙浑是一个像董卓那样的莽夫，那他就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乙浑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是董卓，他更像曹操，懂得如何在谋反的路上收买人心。他所推行的政策，从理论上来说对北魏人民是有益处的，而人们都知道，这些诏令虽以皇帝名义下达，可皇帝年幼，掌握政权的是丞相乙浑，这些政策的受益者自然要对他感恩戴德。
就在乙浑不断收买人心的时候，不被他所注意的冯太后也悄悄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首先，冯太后让哥哥冯熙亲近乙浑，并积极地向乙浑示好。冯熙的官职是征东大将军，爵位是昌黎王，这个爵位是文成帝死后乙浑给的，目的自然是试探以及拉拢冯氏家族。史书没有记载冯熙的态度，但冯太后的态度似乎很明确：“哥哥，你要向乙浑投怀送抱！”
冯熙自幼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后来曾一度流落于北方胡人部落，过了很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妹妹冯太后一样，冯熙饱尝人世间的艰苦，经历了极为严苛的锻炼，他绝非温室里的花朵，对于危险，他有种与生俱来的敏锐。
冯熙入戏很快，摆开笑脸，向乙浑示好，尽一切可能去麻痹乙浑，让乙浑对冯太后及冯氏家族的戒心降至最低。
接下来，冯太后要从跟他们血浓于水的宗室入手，悄悄壮大自己的势力。北魏宗室虽然权力不及乙浑，但他们毕竟是宗室，体内流着和皇帝一样的血液，而且他们绝对不甘心坐以待毙。
冯太后清楚，宗室之所以受制于乙浑，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强核心。——那么，就由我来做这个宗室领袖吧！
乙浑自任丞相之后三个月，冯太后将在各地就藩的宗室秘密召到平城，他们分别是：任城王拓跋云、京兆王拓跋子推、汝阴王拓跋天赐、阳平王拓跋新成、济阴王拓跋小新成。
五位藩王都是拓跋晃的儿子，文成帝拓跋濬的兄弟，冯太后的小叔子，在血缘上来说是至亲。冯太后将他们召到平城，一是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二是将他们保护起来。冯太后曾在私下里告诫他们说：“我们母子与你们是骨肉至亲，绝不会下任何诏书将你们诛杀，如果你们接到了赐死的诏书，一定是乙浑矫诏，断不可听信！”
乙浑多疑，见诸王入京，神经紧绷：皇太后纷纷召外将，想干什么？
在冯太后给乙浑一个满意的答复之前，先了解一下这几位藩王。
任城王、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龙镇都大将拓跋云，在拓跋晃去世时，他才五岁，但一听父亲去世，小小年纪的拓跋云便号啕痛哭。他这一哭，太武帝拓跋焘也哀不自禁，将这个孙儿唤到身边，抱住他，哭着说：“你小小年纪，却也懂得大人的心思！”这是一个对亲人有着深厚感情的人。
京兆王、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拓跋子推，拓跋晃第三子，为人深沉有谋略。他曾奉命镇守秦、雍二州，这两州居住着许多胡人。胡人蛮勇好斗，经常出现各种争端，难以治理。拓跋子推到任后，对当地百姓恩威并施，对那些叛乱者采取强硬手段严厉镇压，而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人则进行温和抚恤，还妥善处理了当地百姓的许多民事案件，拥有不错的政声。
汝阴王、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拓跋天赐，史书对其着墨不多，其一生中的主要活动还是在之后的孝文帝时期，此次入京之前，也没有什么显著事迹见于史册。
阳平王、征西大将军拓跋新成，景穆太子拓跋晃十二个儿子中的第二子，史书对他着墨很少，即便是他本人的传记，也不过寥寥数语。
济阴王拓跋小新成，拓跋子推同母弟，拓跋晃第四子，史书记载他“颇有武略”，在带兵打仗上很有一套，常能出其不意，尤为擅长对付北方各部游牧民族。一次，北方强胡库莫奚侵扰北魏边境，拓跋小新成率军追讨，库莫奚轻骑不与魏军交战，一看到北魏旌旗就忙勒马逃窜。魏军想要追击，拓跋小新成却下令扎营，并悄悄弄了很多毒酒散布营中，然后全营撤退。库莫奚骑兵见魏军没有追来，折身回返想要突袭，冲进魏军营中，见到遍地美酒，欣喜若狂，纷纷下马开怀痛饮。拓跋小新成随即率精骑杀回大营，而营中的库莫奚人或者醉酒或者中毒，根本无力还击，被杀得一败涂地。
当我们看了这几人的履历后不难发现，冯太后和献文帝的这几位帮手，不但地位尊崇，而且握有兵权，都是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这些藩王与文成帝拓跋濬同时代，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所以这几人较少有机会在战场上崭露头角，颇有生不逢时的意味。身为皇族，多半会有种与生俱来的荣誉感，这几位宗亲也必然在寻找机会建立功勋，而除掉奸臣乙浑、保卫拓跋氏的荣耀，似乎就是眼下最大的功业！
面对乙浑的疑虑，冯太后给出的解释是：南朝刘宋宗室内斗，自相残杀，如今大魏新帝登基，正是非常时期，为避免发生类似的事件，理应将这些宗室召进京师，将他们控制起来。
这个回答相当高明。冯太后“自相猜忌”的举动正合乙浑心意。乙浑越发放松了对冯太后的戒备之心，在他看来，眼前这个只会哭哭啼啼和窝里斗的小女人，不过是个目光短浅的家庭主妇罢了。
冯太后与乙浑相斗，主观上韬光养晦，客观上姑息养奸。春秋时期，郑庄公得知弟弟共叔段在母亲帮助下暗中谋反，谋臣劝说他将共叔段的阴谋揭发出来并予以惩处，但他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且等着看好戏吧！”于是一心一意发展实力，对一直招兵买马的共叔段姑息纵容，后来共叔段果然起兵造反，实力雄厚的郑庄公轻而易举就将叛乱者一网打尽，彻底除掉了后患。
冯太后也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这个典故，她一边暗中积攒实力，一边任乙浑弄权，在不知不觉中将乙浑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这一切，乙浑浑然不觉。相反，被权势障蔽双眼的他，越来越无所忌惮，野心已膨胀到了可怕的地步，以至于他的举动开始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一天，乙浑忽然上表，要求皇帝册封他的夫人为公主。这个要求，在当时来说，可谓痴人说梦。乙浑的夫人出身寒微，与北魏皇室没有丝毫关系。而公主是什么人？——皇帝的女儿，她的血管里应该流着皇族的血液。在南北朝，作为“第一家族”的北魏皇室，公主身份毋庸置疑是显赫的。生活在南北朝时代的人，只讲究门第高低，不看个人才德，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公主，哪怕长得再丑，人品再低劣，那也是高贵的女子，绝非寒门小户女子可比。
作为资深政客，乙浑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但他依然固执地提出这样一个看似无礼的要求，深究其动机，无外乎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乙浑想完成这样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挑战拓跋氏皇家威严，树立自己的威信。
第二，乙浑想要抬高妻子的身份。乙浑的妻子出身寒微，这个女人并没有什么闪光之处可以让乙浑拿来炫耀，给她贴上显赫的标签，对于他和他的家族来说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第三，乙浑想让自己在名义上占有优势。乙浑很知道“血统”的重要性，也很明白“血统论”的利害，他很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我的夫人是公主，那我就是魏国驸马，在名义上就是皇室的亲戚，既然是亲戚，在登基的道路上就可以顺利许多。
可是，乙浑的无礼要求遇到了阻挠，朝廷内外，一片反对之声。负责管理皇家事务的官员贾秀则当面反驳乙浑：“公主身份何等尊贵，岂是一个异姓女子可以得到的！”
乙浑的举动极大地震动了北魏人已经非常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都看错了乙浑，乙浑不是想做权臣，而是想当皇帝！你做权臣，我们可以忍受；想改朝换代？对不起！不答应！
慑于舆论和传统，乙浑这一计划没有得逞。
按照当时的价值体系，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皇帝，而且对于皇帝不能轻言废立，轻易地废皇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往往要伴随流血事件发生——这是当时北魏的主流价值观。所以，当北魏人一步步清楚了乙浑的意图，他们就很容易团结起来，将乙浑看作国家公敌，然后对孤儿寡母产生莫大同情，而这种特殊的同情之心，很容易转化为忠诚。
冯太后从贾秀反驳乙浑一事得到一个信息：乙浑愈发不得人心，反抗乙浑已成为朝廷主流。她不会给乙浑时间来反省和回味，她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她就像一只弓起后背的猫，随时准备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
一直以来，冯太后都在坚持做一件事：让皇帝拓跋弘上朝。这是个关键。皇帝拓跋弘虽然没有实权，可他仍是这场政治风云中的关键人物，是整个计划的重中之重。前面讲过，顺阳公拓跋郁冲进皇宫要诛杀乙浑时，面对乙浑质问，他的回答是群臣因见不到皇帝而担忧。阴谋和叛变都是围绕皇位展开的，群臣见不到皇帝，就无法知晓真正的局势，而人们对未知事物往往心存恐惧。乙浑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将皇宫之内的皇帝和皇宫之外的群臣隔绝开，为其操控皇帝、矫诏杀人提供方便。冯太后不遗余力将献文帝推到前朝，她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们的皇帝还在，他是你们至高无上的领袖！
她已尽可能地团结北魏的宗室，将他们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并通过一系列举动为自己赢得声誉。现在，她开始在朝廷里物色人选，这些人将成为她的先锋，成为诛杀乙浑的强弓劲弩。可是，乙浑在朝廷中党羽众多，直接传召官员进入后宫而不让乙浑察觉，几乎不可能。冯太后不敢打草惊蛇，所以，在做这些事之前，她需要一个人做后宫和外朝的联络员。
冯太后选定的人是冯熙。
乙浑对冯熙已经相当信任。他是冯太后的哥哥，冯太后旧疾未愈（有烧伤及其后遗症），作为兄长，冯熙时常进宫探望妹妹，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乙浑不会产生怀疑；而且，冯熙能力出众，事情交给他，冯太后放心。
冯熙果然不负所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乙浑隔绝内外，冯熙则在暗中连接内外，他不断将冯太后的密令传达给那些忠于皇室的臣僚，不知不觉中，以冯太后为中心，内庭外朝紧密地联结成一个有力的拳头。
事情发展到这，还有个重要人物没有出场，他是冯太后击败乙浑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拓跋丕。
拓跋丕也是北魏宗室成员，不过不是近支宗派，在血缘上和献文帝的关系相当疏远，估计平时也不怎么来往走动，地位远不及拓跋新成、拓跋云等人。可这种与皇帝不够亲近的身份，反而成为他的有利条件，乙浑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主动地去拉拢他进入己方阵营。
而在乙浑拉拢拓跋丕的时候，冯太后也在拉拢他。
拓跋丕面对两方的拉拢，肯定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很明显的一点是：顺从乙浑，就是乱臣贼子；跟随冯太后，就是除乱功臣。人都是有荣誉感的，拓跋丕也想成为拥有鲜花和掌声的大功臣，而不是成为贼子。
可一个问题又让他惴惴不安：如果，乙浑成功了呢？
如果乙浑成功，自己就会被乙浑解决掉。所以，一旦选择站在冯太后一边，他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助冯太后赢得这场胜利！——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旦失败，他，小皇帝，皇太后，还有整个拓跋家族，都将万劫不复。
最终，拓跋丕成为一个双料间谍，表面上归顺乙浑，暗地里却与冯太后互通消息。拓跋丕演技精湛，骗过了乙浑，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混入了乙浑的谋划集团。
乙浑不知，稳坐深宫的冯太后对他的计划已经了若指掌。
不知何时起，国都平城开始陷入让人不安的紧张氛围之中。
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二月的一天，乙浑退朝后赶往家里，他行色匆匆，脸上有掩盖不住的慌乱。乙浑终于发现，一切都与之前不同了，似乎有什么事正在黑暗里悄悄进行，目光所及，都是不友善的可怕目光……他紧张、恐惧，他迫不及待要提早行动！
乙浑回到宅邸，将他的党羽们招来，谋划政变。
与此同时，冯太后接到拓跋丕密报：乙浑谋反！
闻讯，冯太后当即口授诏书，命源贺和牛益率禁军包围乙浑宅邸，将其擒获后诛杀。
注意，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冯太后在得知乙浑筹划政变后，是当即口授诏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冯太后口授的这篇诏书早已烂熟于胸！不知有多少个日夜，她默默念诵着这篇诏书，急欲除乙浑而后快！
肯定冯太后诛杀乙浑的历史功绩，就要证明乙浑专权的危害。乙浑专权对北魏来说有害无益，一旦其阴谋得逞，北魏必然陷入动荡。各地镇将、藩王及各州郡强宗大族，都有理由站出来反对他。然后，这些各怀私心的势力彼此攻讦，历代北魏人辛苦开创的北方统一局面就会被打破，使北魏王朝重蹈五胡十六国的覆辙，摆脱不了成为五胡“第十七国”的命运。而中国北方也将继续分裂，北方的千万百姓将继续无望地生活在战乱中。
所幸，冯太后将乙浑的谋反扼杀在摇篮中，保护了自己和亲人，保护了她的国家和臣民，保护了北魏的稳定局面……这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开始在北魏政坛大放异彩。
乙浑被诛杀后，北魏政局依然动荡，冯太后决意临朝听政。
在北魏人看来，冯太后的出现，简直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近十年间，这位深居宫闱的皇后一直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示人，密定大策诛杀乙浑这种大手笔，似乎与这个弱女子毫无关系。冯太后的成功，让很多朝臣感到惊讶和惊喜。
当然，还有惊吓。
乙浑刚刚被杀时，局势并不稳定，这是乙浑专权的后遗症。乙浑被杀后，感到“惊吓”的就是乙浑一党。乙浑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趋炎附势之徒，这些人一见乙浑得势，主动靠拢，成为乙浑的左膀右臂；一类是被乙浑威逼利诱，迫于无奈，只能为其卖命。这些人见乙浑被杀，担心朝廷会继续追查，因为，饱受欺凌的孤儿寡母有充分理由将他们赶尽杀绝。
朝廷中那些事不关己者，伸长脖子，等着看冯太后如何决断。
冯太后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可说是大手笔。
冯太后清楚，自己虽然取得了一定威望，但并不能就此认定自己已有能力操控全盘，她必须稳固已经到手的权力。因此，她在临朝称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组建一个忠心于皇室的决策层，进入决策层的这批精英，将成为她进一步掌控局势的左膀右臂。
第一个人，是陆定国。
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陆丽是忠心耿耿的臣子，是辅佐文成帝登基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为了捍卫皇帝尊严，出面反对乙浑，惨遭横死。冯太后将他视作恩人，对他充满感激和同情，自然要对他的后代予以优待。更重要的是，陆定国跟文成帝和冯太后关系密切。文成帝在世时，曾去陆丽家探访，见了尚在襁褓中的陆定国，很喜欢，命人将他抱到宫中抚养，长大后又让他做了献文帝伴读。陆定国比献文帝年长两三岁，算是同龄人，二人感情深厚。冯太后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功勋后代很了解，十分放心。冯太后先册封他为东郡王，命他掌控皇城禁军。禁军是北魏最精锐的部队，任务是护卫皇城，保护皇帝的安全，是整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第二个人，是源贺。
源贺也是拥戴文成帝登基的功臣。这位老臣素有廉洁能干之名，他在冀州担任刺史时，将冀州治理成公认最好的一州，且在诛杀乙浑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冯太后将其视为可信赖的股肱之臣。现在，冯太后将他从冀州调回，拜为太尉。在北魏，太尉与司徒、司空并列为“三公”，地位尊荣，掌握着北魏的军事大权。
第三个人，是刘尼。
刘尼和源贺、陆丽一样，是拥戴文成帝登基的功臣。乙浑专权期间，刘尼避其锋芒，没有像陆丽那样公开与乙浑冲突，被冯太后拉进决策层，足见在此期间他的作为是心向孤儿寡母的。冯太后让刘尼继续担任司徒。司徒是负责管理官员人事的重要官职，负责帝国官员的任命和调动。
第四个人，是高允。
又是这个老朋友。高允之刚正不阿自不必多说，而且他是汉人——饱读经史的汉人，有大学问，如此老臣、能臣、忠臣，和乙浑这样的乱臣贼子形成鲜明对比，也堪称北魏官员的楷模。况且，冯太后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推行文治，而推行文治必然离不开高允这样的传统士大夫。
冯太后用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领导班子，让他们各司其职，使得低效的政府机构重新高效地运转起来。
这时候，冯太后似乎要腾出手来处置那些乙浑余党了，一时间，朝廷内风声鹤唳。
乙浑余党中，最惊惧的人莫过于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出自慕容鲜卑，其祖先归顺了拓跋部，历代出仕北魏，其父做官时以清廉著称，死后获赠安南将军、并州刺史、高都公，极尽哀荣。可见，慕容白曜的家族与北魏皇室关系不错。慕容白曜性格耿直敦厚，曾被任命为太子拓跋濬的属官，后来拓跋濬即皇帝位，对他屡屡升迁。慕容白曜在为官期间，执法公正严明，文成帝很欣赏他，对其多有封赏。
乙浑是个狡猾的人，谋反这事儿风险极大，他绝不会单干，要干就要拉很多人入伙。乙浑之所以选择慕容白曜，是因为慕容白曜有军事才能，带兵打仗很有两把刷子。
文成帝尸骨未寒，慕容白曜就“与乙浑共秉朝政”，并“迁尚书右仆射，晋爵南乡公，加安南将军”。“共秉朝政”说直白些就是“一块儿把持朝政”；这还不算，他还在乙浑支持下一路加官晋爵。如此一来，慕容白曜无疑是仅次于乙浑的第二号政治要犯了。
所有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几乎不用想就知道，冯太后一定会把慕容白曜大卸八块。可几个月过去了，慕容白曜不但没有被杀、被灭门、被夷族，甚至连官职和爵位都没有任何变更。
久而久之，朝廷官员就得到这样一个讯息：皇太后宽宏大量，已决定对乙浑余党既往不咎，原谅了他们这些趋炎附势者和屈身事贼者。
事实上，冯太后在对待慕容白曜的问题上，显示出她的一个过人之处：知人善任。慕容白曜能征善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他并不是穷凶极恶的乙浑之流，这个耿直忠厚的人极有可能被乙浑的花言巧语蒙骗。冯太后不想枉杀无辜，更不想失去人才，因此，对慕容白曜，她非但没有处罚，而且还相当器重。比如，皇兴元年（公元467年）二月，刘宋无盐城驻军与北魏军队发生了一点摩擦，冯太后便派慕容白曜前去征讨，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将无盐攻克；皇兴二年（公元468年），又派慕容白曜围攻刘宋的东阳城，因屡立战功，皇兴三年（公元469年）便由上党公晋级为济南王。
乙浑余党们一个个长松一口气，他们摸着脖子上的脑袋，终于明白了冯太后的良苦用心。
对于大部分统治者来说，谋反这种事是难以容忍的，在处理“乱臣贼子”的问题上，他们大都会采取极为激烈的处理方式，动辄斩首、灭门甚至夷族。但冯太后没有，她虽然对这些人也有不满，可她没有大开杀戒，而是让这些人在反省过失后，继续为朝廷和国家效力。
而且，冯太后对这些人宽大处理，还有一个作用。
太后临朝称制，对北魏来说是件十分突兀的事。早在北魏立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为防止后宫及外戚干政，就规定了“子贵母死”制度，所以，对于北魏人来说，后宫干政是一大忌讳。冯太后临朝称制，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她竟然成功了，几乎没有出现一点反对的声音。
原因很简单：此时是“非常之时”。皇帝年幼加上乙浑专权，局势混乱，危机四伏，必须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冯太后清楚自己临朝称制不合北魏制度，所以，她机智地宽赦了乙浑余党——试想一下，人人自危的官员忽然得了生路，欣喜都来不及，感恩戴德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去管太后临朝合不合规矩？
冯太后稳固了皇权，她不想也不敢把摄政、辅政的权力交给别人。在北魏皇宫待了那么久，她无法毫无保留地相信任何人。北魏的权力，只有在他们娘儿俩手中她才能安心。此时，她仍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作为母亲，尽力为自己的儿子拓跋弘铺路。
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历时两年，其间，她杀伐决断，锐意革新，为自己树立了极大威望，也为她第二次临朝称制打下了基础。
冯太后自童年起就跟在姑母冯昭仪身边，在姑母教育下学会了读书识字。史书中没有记载冯太后博览群书，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少女时代的冯太后在姑母的庇护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深宫生活寂寞乏味，或许就是打发无聊时光最惬意的方式。漫长而美妙的过程其实就是学习的过程，冯太后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让自己在“花瓶”林立的后宫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她因而获得了一件珍贵的礼物：思想。而思想，无坚不摧。
或许因为在博览群书中获得了灵感，冯太后才可以冲破单一的“政治家”身份，升级为形象更加鲜明的“改革家”。
中国历史上，在冯太后之前，还有一位名载史册的女政治家吕后。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丈夫刘邦死后，她积极参与政治，左右了汉王朝的走向。吕后在西汉初年与民休养生息，使得西汉国力上扬，为“文景之治”打下基础，这是她的历史功绩。可是，她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大肆重用吕氏宗族，结果导致西汉政局动荡，几乎酿成一场全国性的动乱，这是她的短视之处。
冯太后身上没有她的影子。冯太后有心计、有思想、有远见、有抱负、有热情、有魄力……她一上台，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行自己的“文治”方针：在北魏设立乡学。
她的意图很明显：我要让更多北魏人学习到伟大的汉文化！
冯太后总结五胡十六国的兴衰存亡，认识到，前秦、前燕、后燕、后秦、胡夏等胡人政权之所以灭亡而北魏却独存，并统一中国北方，其原因是北魏的统治者更加重视汉文化。北魏早在代国时期就设立了太学，并且拥有数量庞大的太学生。太学是受政府直接管辖的大学，教授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朝廷培养优秀官员。可是，太学门槛高，能进入太学的只限于极少部分的贵族子弟，无法在全国普及；而乡学相当于地方上的高等中学，门槛相对较低，容易普及。因此，冯太后初步制定了乡学制度，规定：按照州郡大小，设置不同人数的博士和助教，招募不同人数的学生——大郡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此外，对博士（即主讲教师）和助教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首先，要博通经典，学富五车；其次，要品德高尚；再次，要出身世家，拥有地位和声望。博士和助教的水平决定了学生整体水平，这也证明了冯太后的教育改革不是面子工程，她确有将汉文化在北魏全面推广的雄心壮志。
上述就是北魏历史上的“初立乡学”。一个“初”字说明两个问题：一，在此之前，北魏没有乡学；二，今后，乡学还会“继续”。人类文明中，一种制度或一个局面的形成，往往需要很多人经过很长时间努力才能形成，所以，人类普遍有因循守旧的习惯，而这一习惯就决定了“改革”是件困难重重的事。何况冯太后还是一位女子——生活在男权社会重压下的女子。但她却能在北魏开创乡学，并将其制度化，说明她有远见和魄力。此后，冯太后的教育改革不但没有被荒废，还不断发展和完善，为北魏不同民族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统一夯实了基础。
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八月，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出生于平城皇宫，他就是拓跋宏。冯太后欣喜不已，因为，这个男孩的出现，让她升级做了祖母。
中国历来有“隔辈亲”的传统，从未生过孩子的冯太后见到白白胖胖的大孙子，很容易被激发出强烈的母性，她萌生了亲自抚养孩子的愿望。而且，她也意识到，儿子拓跋弘业已长大，是时候让他独当一面了，于是她主动提出归政，然后退居后宫，一心一意教养孙子拓跋宏。
这是献文帝求之不得的事，这位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的年轻皇帝答应了母亲的要求。从此，冯太后的活动重心转移到后宫，她开始专心教养孙子拓跋宏。
可是，冯太后不知道，她的儿子，那位深藏不露的年轻皇帝，已经与她心生嫌隙。这是冯太后不想看到的。对于这位母亲来说，献文帝是她最亲最爱的人，她密定大策诛杀乙浑，临朝称制稳定政局，所做的一切，最大的精神支撑，很难说不是这个养子。可现在，儿子不但跟她疏远，甚至还怀有怨恨。她无所适从，却也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献文帝之所以和冯太后心生嫌隙，是因为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叫李弈。
这个男人是帅哥。
估计很多人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冯太后有了情人。
深宫守寡的、风华正茂的冯太后，邂逅了她的第二个男人——李弈。
可能有人对冯太后有情人这一事实颇有微词，但其实，有情人这一事实说明冯太后是个情感健全的女人。没情人才不正常。作为伟大的女性政治家，她不需要贞节牌坊来为自己增添光辉，她需要的是爱，被爱以及爱别人。所幸，她有勇气追求爱。
文成帝拓跋濬在世时，冯太后对他死心塌地，还有过投火殉情的举动；文成帝去世后，李弈渐渐走进她的心田，她又对他一心一意，忠贞不二……她有着对爱情的忠诚。
估计有人会联想到男宠众多的武则天，然后拿武则天和冯太后进行比较。其实，二人在感情问题上是没有可比性的。武则天男宠不可胜数，其中最出名者当属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张和武则天在年龄上相差悬殊，有若祖孙，而武则天之所以宠幸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美男子，他们对武则天来说，是消遣娱乐的面首，是女皇陛下寻找刺激的玩物。而冯太后的情人李弈不是面首，他年纪略长于冯太后，其家族世代出仕北魏，他出身于典型的世家，因此多才多艺，在北魏政坛拥有不错的政声。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男子，引起风华正茂的冯太后的注意，并不奇怪。感情生活长期空白的冯太后见到他，心生情愫，认定他就是合适的时间出现的合适的人，一来二往之间，成了情侣。冯太后和李弈是正常的情侣关系，合乎生理和感情需要，古人们站在其当时的立场批评冯太后“内行不正”，尚可谅解，如果用现代眼光看待冯太后的感情问题，其无可指责。
然而，天下人或可原谅冯太后，但有一个人，绝对不会对冯太后的行为心生宽恕。
她的儿子拓跋弘。
献文帝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母亲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自己的背叛。父亲是天子，他也是天子，如今，他的母亲，北魏的国母，公然背叛了他们父子二人和这个国家，难以被原谅！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面对母亲所背负的恶名——内行不正的女人！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一个背负如此恶名的母亲，带给孩子的创伤无法想象。而且，拓跋弘是皇帝，是天子，是九五至尊，自有高于普通人的自尊心，而他似乎能听到他的臣子们指着他的脊梁骨，发出恶意的嘲笑……
可是，献文帝也知道母亲为了他付出的一切——她到底是辛辛苦苦将自己抚养成人的母亲！所以，对母亲的举动，他无可奈何。既然没办法怪怨母亲，那么，他就只能将所有的怨恨转嫁到李弈身上。献文帝恨透了这个经常出入宫闱的男人。他不容许任何人玷污父亲的名誉，更不容许任何人取代父亲的位置。
献文帝不是道武帝拓跋珪，也不是太武帝拓跋焘。与大刀阔斧的帝王不同，他心思缜密，城府很深，虽心怀不满，却从未在任何人跟前表现出来，他一直不动声色，甚至成功地瞒过了母亲冯太后。然而，这位饱受煎熬的皇帝早已将李弈视为必杀之人，这位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明显比较复杂的少年天子，秘密制订了一个条理分明的计划，他有十足的把握将李弈送上黄泉路。
李弈不知道，他一心一意效忠的皇帝拓跋弘，正在一点点收紧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
拓跋弘在杀害李弈时，并未显示出急不可待的迹象，尽管他对李弈恨之入骨。之所以这样，除自身性格原因外，还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在短期内将李弈公然处死。冯太后虽已归政，但朝廷内隐隐存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姑且称之为“太后党”，这些人或因畏惧、或因敬佩、或因感激而十分拥戴冯太后，围绕冯太后形成了一股势力，因此，冯太后在朝廷中仍然具有话语权。拓跋弘不想和握有权势的母亲反目，他在等，等李弈犯错误。
可李弈不但政绩突出，而且为官清廉，想等他犯错误，似乎遥遥无期。
但是，一个皇帝想找自己臣子的茬儿，能有多困难呢？很快，一个人犯下的错误，让拓跋弘有了可乘之机，随之勒紧了套在李弈脖子上的绳索。
这人叫李，任相州刺史，他的家族和李弈的家族是世交；而且，他与李弈的大哥李敷是挚友。
李的家族曾一度出仕于拓跋氏的仇敌慕容氏，不过一直到其二世祖时家族才开始小有名气。李的父亲名李崇，在北燕任礼部尚书、石城太守，太武帝围攻和龙时，李崇率十余郡人口归降北魏。太武帝宽待李崇，对他很客气，以“李公”称呼，授予官爵，从此李氏家族开始在北魏崭露头角。李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并因此得到了太武帝青睐。文成帝即位后，也很器重李。李不负所托，为官清廉，赏罚分明，所治相州路不拾遗，得到了人们的拥戴和朝廷的褒奖。人是容易骄傲的动物，在相州的几年间，因为得到的肯定不断增多，李“遂有骄矜自得之志”，开始收受贿赂。
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北魏前期，朝廷官员是没有俸禄的，为官作宰纯属“用爱发电”的义务劳动。可是，朝廷官员不但要生存，还要在官场上礼尚往来，花费是少不了的，如果是家境好的官员还可以支撑住，换做家境一般的官员，就只能走贪污腐败的道路了。
李贪污腐败的这个小辫子被献文帝给抓住了。献文帝很清楚，李的家族和李弈的家族是世交，而且，李和李敷交往甚密。
献文帝随即下诏用囚车将李押送到京师。
可到了牢狱中，李却惊异地发现，负责审讯的官员基本没有理会他收受贿赂一事，他们只是通过严刑拷打，逼迫他揭发弹劾李敷、李弈兄弟——官员授意他将李敷、李弈兄弟包庇他的罪行，以及其他“隐罪”揭发出来，并允诺：只要揭发了李敷兄弟，他就可获得宽恕。
李不答应。而且，李声明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李敷一家犯了什么罪。后来，他的女婿裴攸去狱中探视，他心情郁闷，对女婿说：“我们与李家世系虽远却情同一家，如今遭此大难，我不能昧着良心连累李敷一族。昨日，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想自杀了事，可是拿簪子自刺，用衣带自缢，却最终都没能成功……况且，我实在不知李敷兄弟犯了何罪呀！”
这时，聪明的裴攸对他的岳父说了这样一句话：“何为为他死也？”
为什么要为别人而送死呢？
这是极关键的一句话。裴攸像当时很多人一样，清楚冯太后、献文帝、李弈三人间的特殊关系，所以，当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逼李将矛头指向李敷、李弈兄弟时，裴攸立刻明白了：杀死李弈才是此次牢狱之灾的目的，而幕后推手，只能是当今皇帝！
人到底是有私心的。于是，裴攸为岳父出了个主意：“有人名叫冯阐，和李敷不睦，后来坏了事，被李敷所杀，因此被冯家人所忌恨，只要把冯阐的弟弟叫来，不怕不能给李敷定罪。”
裴攸明白，皇帝并不在乎他岳父是否贪污腐败，他的目的是杀李弈，只要李弈死了，岳父李就安全了。既然岳父不肯诬陷朋友，那就另请他人，反正，被谁告发并不重要。李无奈，最终听从了女婿的建议。而与此同时，赵郡一个姓范的人也忽然站出来（有受献文帝指使嫌疑），罗列李氏兄弟罪状，上报朝廷。拓跋弘立刻下令：李氏夷族。
李弈三兄弟一并被杀，受株连者还有李氏十几家姻亲，死者甚多。
拓跋弘极为漂亮地完成了亲政后的第一件事，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沉浸在雪耻快感中的拓跋弘似乎忽略了母亲冯太后的感受。史书对冯太后的状态记载得明确而意味深长：太后不得意。——冯太后不满意，不高兴，不痛快，不舒坦……曾一起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母子二人，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再也无法弥合了。
李弈的死，让冯太后痛苦，因为李弈是她的爱人；让她可惜，因为李弈是个人才；让她无奈，因为杀死李弈的是自己的儿子。
太后不得意。
一个“不得意”，说明冯太后已将这种悲伤、不满、无奈表现了出来，只不过母子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爆发，但毫无疑问，这微妙的关系已经开始向“破裂”的方向发展了。那一刻，恐怕冯太后和献文帝都知道了：母亲失去了儿子，儿子也失去了母亲。
献文帝虽然亲政，可他在处理朝廷事务时，总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自己。阴影那头是他的母后。冯太后虽然已经离开了朝堂，可她的影响力让献文帝拓跋弘感到不安。
献文帝拓跋弘不是雷厉风行的性格，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性格。事实上，他的性格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他从小缺乏安全感，喜好猜忌，为了自保绝对不吝杀伐；他学佛，而且很虔诚，因此又心怀慈悲，悲悯众生；他有出世之心，又有入世的才能，厌恶朝政却又屡屡御驾亲征……拓跋弘身上有很多弱点，最明显的是缺乏安全感。有这种性格的拓跋弘，完全有可能对冯太后起猜忌之心，尽管冯太后无意夺权。自从杀了李弈，拓跋弘就开始活在对皇太后的恐惧中，活在对母亲的愧疚中。他害怕冯太后，又愧对冯太后。一方面他想逃避朝政，一方面又不敢让朝政落入冯太后之手。或许，在他看来，外戚既然能“干政”，就一定能“专权”甚至“夺权”！献文帝害怕冯太后及其家族夺取拓跋氏的权力。
结果，献文帝对皇位产生了厌恶，可是又不敢唐突地让皇权旁落，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主意。
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年仅十八岁的献文帝做出了一个让天下人瞠目结舌的举动：禅让。
“朕崇信佛法，厌倦朝政，有出世之心，不愿再做皇帝，是故大家请让朕安安静静地退下，容朕把皇位禅让出去！”
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有禅让的举动，可是所谓的“禅让”，大多是“被禅让”，禅让不过是生杀予夺的遮羞布。献文帝拓跋弘不同，他主动提出禅让这件事是有据可查的，《魏书》《北史》《资治通鉴》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其中的经过。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献文帝让位的对象，不是他五岁的儿子拓跋宏，也不是其他皇子，而是他的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侄子要将皇位禅让给叔叔，这种事，闻所未闻。人们都被弄懵了，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朝廷一片哗然。综合拓跋弘的性格来分析，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献文帝的举动：他要立一位年纪、阅历、能力兼有的宗室为皇帝，以此来制衡他的母亲冯太后。
对朝廷官员来说，皇帝的做法不但不合理，而且荒谬至极。一个人率先站了出来，他是任城王拓跋云，献文帝的叔叔。拓跋云义正辞严：“陛下年轻有为，如今君临天下，怎能上违背祖宗规矩，下辜负百姓期望？父子相传是由来已久的制度，如果陛下确有禅让之心，应沿用传统旧制，父子相继，传位太子！若是废弃祖宗家法，绝对不是先皇们所希望的呀！况且，天下是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是一意孤行，天下必然大乱，望陛下深思！”
献文帝不悦，便转而向其他大臣征求意见，第一个被问到的是太子太保陆馥。陆馥是陆丽的哥哥，陆家一门忠烈，陆馥德高望重，拓跋弘希望从他这里得到支持。然而，陆馥却不客气地说：“陛下若舍太子而将皇位禅让于藩王，那就请陛下恩准老臣自杀吧！”
拓跋弘大怒，脸色也变了，又改问近臣赵黑：“你的意思呢？”
赵黑决然道：“臣唯有以死尊奉皇太子！不知其他！”意思明确，除了皇太子，他不承认任何人的继承权。
拓跋弘又向东阳公拓跋丕征求意见。
拓跋丕说话更不客气：“太子虽德行兼备，可年纪尚幼；陛下年富力强，刚刚亲政，万民拥戴，如今却想禅位于人！请问陛下心中还有宗庙社稷吗？还有黎民百姓吗？”
拓跋弘碰了一鼻子灰，又将希望放到三朝元老高允身上。
高允见问，立即伏跪在地哭诉：“老臣不敢多言！唯愿陛下想一想列祖列宗托付的社稷重任，或者，陛下也可以想一想‘周公抱成王’的典故。”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监国摄政，辅佐周成王，直至周成王成人亲政，成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的标准典范。
高允不愧为大儒，他虽没有明说，却旁敲侧击给拓跋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可以让皇太子登基，由陛下尽心辅佐，就像当年的周公辅佐周成王一样。说白了，还是不同意让宗室做新皇帝。
献文帝仍不死心，于是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归来。
源贺。
年轻的皇帝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从源贺身上得到最有价值的一张支持票。
但是，从陇西回来的源贺面对皇帝，坚决地说：“陛下如今想要外选藩王做储君，将皇位禅让于皇叔，这是要君臣颠倒、昭穆逆乱啊！”
态度明确，他和那些大臣是一伙的。
拓跋弘没办法了，无奈中，只好采取高允的建议：让太子拓跋宏登基，自己退居二线，由皇帝成为太上皇帝。
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八月，十八岁的献文帝拓跋弘禅位于五岁的儿子拓跋宏，改元“延兴”。献文帝就这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太上皇。
虽然代表皇权的皇帝印绶已转交到五岁的小皇帝拓跋宏手中，可北魏的国家实权仍在太上皇拓跋弘手中，所有的诏书册命，名为皇帝颁发，其实代表的是幕后的太上皇拓跋弘的意志。拓跋弘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在他看来并不算坏的局面：一方面，国家权力还掌握在拓跋氏手中，一方面，他又能在幕后制衡冯太后势力。
很快，人们就发现，一心“出世”的太上皇似乎全然没有了出世之心，他不但以皇帝名义发布政令，还积极地出巡和征战。延兴二年（公元472年）二月，柔然寇边，拓跋弘亲自率军驻扎北郊，令诸将追讨，柔然骑兵惊惧，不战而逃，柔然别部酋帅阿大干率千余部众来降；同月，东部敕勒叛逃柔然，拓跋弘亲率大军追击；冬十月，柔然再次侵掠边境，拓跋弘御驾亲征，柔然闻讯，向北逃遁千余里；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二月，拓跋弘再次北伐柔然，并拜谒宗庙；冬十月，拓跋弘预备南征，下诏征兵收租扩充军备；十一月，拓跋弘南巡，抚恤百姓，询问疾苦；延兴四年（公元474年）二月，拓跋弘再次南巡，接受吐谷浑王国朝贡；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冬十月，拓跋弘在平城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北伐、南巡、阅兵、扩军……拓跋弘所做的一切，根本就不是一位怀有出世之心的帝王会做的事。而看似矛盾的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的复杂性格。拓跋弘心中的主张是个不稳定的变量，禅位前和禅位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境。而且，可以想象，拓跋弘绝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他背后有人。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拓跋弘的动向，甚至是思想，这个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北魏的政局。至于这个人是谁，会在后面提到。
目前的问题是，冯太后感到越来越不安。李弈被杀后，母子二人关系进入低谷，如今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可冯太后到底是母亲，这个从未生过孩子的女人只有拓跋弘一个儿子，对于儿子的任意妄为，她只能采取忍让的态度。
冯太后无心干政，却挡不住她在朝廷中拥有一大批忠实粉丝。密定大策诛杀乙浑是冯太后第一大手笔，临朝称制推行改革是她第二大手笔，两个大手笔让她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有三种人很容易对冯太后形成一种“依恋”：以陆馥和源贺为代表的老臣，以慕容白曜为代表的曾错跟乙浑但被宽赦的官员，以拓跋云为代表的北魏宗室。这三种人，或是看中了冯太后的政绩，或是自己得到了利益，对冯太后极力拥戴。
但另外一部分人却是献文帝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他们认为，皇帝临朝才是正常的政治现象，才是北魏帝国该有的样子，而且他们也需要从皇帝手中获得更多利益。可冯太后的阴影在朝廷挥之不去，这让他们寝食难安。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形成了两股势力：拥护冯太后的“后党”和拥护献文帝的“帝党”。
冯太后无心干政，北魏政治却因她而变动；献文帝有出世之心，却屡屡行入世之举。北魏政局在一帝一后的影响下变得动荡不安。
日月双悬。
有一点可以肯定，献文帝提出禅位却遭到朝廷重臣阻挠，而陆馥、源贺、拓跋云等人，正是看清了拓跋弘的真实意图，所以，为了不让他们的太后有捉襟见肘的窘迫，他们不得不极力阻止禅位。或者说，他们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冯太后的利益。而聪明的冯太后也一定洞察了儿子的动机，伤心总是难免的，但她也是无奈的——当亲情与政治挂钩，“无奈”就是最常见的调味料了。
一山不容二虎，日月不能双悬，矛盾迟早是要爆发出来的。
北魏政局波谲云诡，整个国家如同放在炭火上的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但谁都想不到，爆炸的一天，竟来得那样突然。
《魏书·显祖纪》记载：“承明元年（公元476年），（拓跋弘）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
正值青春年华的献文帝忽然死在宫中。
关于这位年轻帝王的死因，《魏书·皇后列传》说道：“显祖暴崩，时言（冯）太后为之也。”——杀死献文帝的竟然是他的母亲冯太后，虎毒尚且不食子，想不到冯太后竟狠毒到这种地步。但是，这样草草地下结论，对冯太后和献文帝都是不公平的，《魏书》中关于献文帝死因的记载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时言”。
“时言”二字的意思是“当时有人说”，或者是“当时有一种说法”。有“时言”和没有“时言”是截然不同的情况。有这两个字，说明当时的历史记录者对献文帝的真实死因存有疑虑，是不确定的，仅仅是根据当时人们的“风传”从而将冯太后确定为“理论上的凶手”，但并未有人拿出真实可信的证据。然而，真相是有必要被挖掘出来的。
北魏是个疯狂的王朝，这个王朝有好几位皇帝死于非命，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以及那位打酱油的拓跋余，无不如是。对于他们的死因，史书都有详细记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不可不谓周密。比如，对于道武帝之死的记载就相当有条理：道武帝囚禁爱妃贺兰氏，扬言处死她，贺兰氏向儿子拓跋绍求救，拓跋绍进入父亲拓跋珪寝宫并将其杀害。对太武帝之死的记载也同样详备：太武帝因太子拓跋晃之死而对宦官宗爱心存芥蒂，宗爱畏惧，遂控制禁军，将太武帝杀害……
但诸多史料对献文帝之死却一笔带过，而他的死，显然不是正常死亡。“暴崩”是个十分可怕的词，看来献文帝不但是死于非命，而且还伴随着极惨烈的政治斗争。如此一来，献文帝的死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献文帝驾崩前后都发生了哪些事呢？
来看一段相关文字：“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
这段文字出自《魏书·高祖纪》，看似平凡的文字实则暗藏玄机，而献文帝的死因也包含其中。承明元年（公元476年），朝廷忽然以小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下令全国戒严，并把驻扎在京师平城的军队分成三批，先将第一批调离京师，又将第二批调离京师，剩下的第三批则留守京师。
将军队调离京师，难道是有战争？可查看史料，这些被调离的军队并未北伐，也没有南征，北魏并没有战事发生。
既然没有战争，为何要调兵？
答案就在第三批军队上。第三批军队未被调离，显而易见，对于颁发诏书者来说，这批军队是值得信赖的。言下之意，相比之下，调离京师的前两批军队是不能被信任的。而信不过的原因只有一个：颁发诏书者知道这两批军队有可能发动针对自己的军事政变。
小皇帝拓跋宏不过十岁，根本没有独自颁发诏书的能力，大权还在太上皇帝拓跋弘的手中，难道中外戒严的命令是拓跋弘下达的吗？显然不是。因为，如果献文帝此时有能力中外戒严并调动军队，那六天后他也不会“暴崩”了。如此一来，有能力下诏的人就只剩下一个了：冯太后。
既然是冯太后下令，那么可以确定，那场悄悄谋划的军事政变，无疑就是针对她的，而阴谋发动政变的人，就只能是六天后暴崩的献文帝拓跋弘了。
梳理到这儿，事情基本明了了：献文帝准备发动针对冯太后的军事政变，但事情做得不够机密，被冯太后觉察，冯太后先发制人，夺得皇帝印玺，以皇帝名义颁发诏书，令中外戒严、军队调离京师，致使献文帝的政变胎死腹中。计划失败就意味着秘密泄露，母子二人的关系随之彻底决裂，矛盾也完全公开化。生性敏感的献文帝不知如何面对母亲，在对母亲的愧疚和恐惧中，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自杀。
然而，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献文帝死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
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人，但其实牵扯进来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冯太后、献文帝、万安国和奚买奴。
万安国矫诏杀死奚买奴，献文帝驾崩后，冯太后又处死万安国，并追赠奚买奴官职和爵位。
万安国是谁？奚买奴又是谁？
万安国出身北魏名门，家势显赫，他和父亲都是北魏的驸马，他的妻子是献文帝的妹妹河南公主。万安国和献文帝年纪相仿，谈话投机，很容易形成志同道合的“战友”关系。万安国是坚定不移的“帝党”。对他来说，皇帝势大就意味着万家势大，皇帝势衰就意味着万家势衰。他和献文帝之间有利益关系，他有理由成为献文帝的智囊，并坚持不懈地撺掇献文帝与冯太后对抗，帮助献文帝巩固手中的皇权。
被万安国杀死的奚买奴，在朝廷中算不得十分显眼的人物，但他的死却是一个关键，也是一个转折。奚买奴被杀害于“苑中”，即皇家园林中。按照常规，皇家园林绝不是杀人的最佳场所，从杀不择地的情况看，万安国杀奚买奴时情况紧急，他已经不容奚买奴走出皇家园林，而同时出现在皇家园林中的人，只能是献文帝。所以，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奚买奴作为被拉拢对象进入皇家园林，万安国和献文帝要求他一块儿谋划针对冯太后的政变，奚买奴当面拒绝，万安国和献文帝怕他泄露秘密，将其杀害；而在奚买奴死后，慌了手脚的万安国和献文帝担心夜长梦多，加快了政变步伐，而这一慌，就将自己暴露在冯太后眼皮之下，最终导致政变失败。
奚买奴的死证明，在当时的北魏，“帝党”和“后党”的矛盾已相当激烈，而很大程度上，献文帝的性格是这一矛盾的根源。
献文帝发动政变，应该还有一个原因。这要牵扯到年幼的小皇帝拓跋宏了。拓跋宏一出生就被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冯太后没生过孩子，但她喜欢孩子，从日后拓跋宏对冯太后的孝顺程度来看，虽然这位祖母有时过于严厉，但总体来说，祖孙二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反观他的父亲献文帝，这位不称职的爸爸要么一心一意虔诚礼佛，要么挖空心思处理朝政，与儿子的接触时间很少，从感情上来说，拓跋宏对父亲比较陌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认祖母不认其父”的情况。这是一种相当尴尬的局面。而献文帝也会产生疑虑和恐惧：小皇帝现在还小，我尚能掌控朝政，有朝一日他长大成人，我势必要将权力交出去，到时候就难保太后不会通过控制皇帝来控制朝政。——有这种担心，可能也是献文帝密谋政变的原因之一。
献文帝失败了，而成王败寇的道理在这里显然不合适，无论对于死者还是生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悲剧。冯太后也许会怨恨儿子，但她绝不想失去儿子。
献文帝已死，小皇帝年幼。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在万众瞩目中，冯太后再次临朝称制，辅佐孙子拓跋宏，为北魏的未来而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