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生前最大的担忧是他的改革成果被破坏，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废掉了反对改革的皇太子元恂，最终将其处死。
元恂死后没多久，孝文帝就立次子元恪为皇太子。
元恪是否能继承父亲的遗志呢？
元恪长得漂亮，是个大帅哥，俊美容貌能加分，元恪就深受其益；而且他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平时端坐就如同一尊神像，让人生畏，有“人君之表”。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让他登上皇位。
元恂被废后，孝文帝曾和彭城王元勰谈及元恪，说：“我早就认为这小子有非常之志！”
孝文帝这么说，是因为元恪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似乎就是在向他的父皇表态：我与废太子元恂不同，我将坚定地支持汉化改革。
这才是孝文帝选择继承人的决定性因素。
孝文帝执政期间殚精竭虑，已为他的继承者打理好一切，除却偏安江左的南朝，还有什么可以让元恪担忧的？只要安安稳稳，不做周厉王、汉桓帝那样的暴君、昏君，再不济也能得到个“守成令主”的称呼吧。
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宣武帝一朝，北魏王朝并未更上一层楼，宣武帝甚至没有将孝文帝朝辛苦得来的繁盛局面维持住，除了捍卫汉化改革外，这位帝王并未为他的国家带来新东西。
相反，他生性多疑，摧残宗室，用人不当，宠信外戚，有数位对北魏来说十分重要的藩王惨遭杀害和贬黜，内廷外朝，血光频现，四方边境，硝烟四起。
如日中天的北魏，在宣武帝元恪手中盛极而衰。
为什么是宣武帝？北魏在他手中走下坡路的原因何在？
要弄清楚原因，就必须从元恪的出身说起。
元恪生母名高照容，冀州勃海郡修县人。西晋“永嘉之乱”时，高氏家族躲避战乱，举家北迁至高句丽。孝文帝初年，高氏举家南下归顺北魏，到达龙城镇时，龙城镇将见到了十三岁的少女高照容，惊为天人，遂上奏朝廷，称其才德兼备，姿色艳丽，可以入宫侍奉天子。文明太后遂批准高氏来京。于是，高照容跟着父亲来到平城，冯太后亲自接见后，册封其为贵人。
高贵人很得孝文帝宠爱，两年后生下皇子元恪，随后又生下皇子元怀和公主元瑛，是孝文帝妃嫔中生育孩子较多的一位。后来，孝文帝决议迁都，后宫妃嫔从平城向洛阳转移，高照容却忽然在途中逝世。因事出突然，所以人们多认为这是一场谋杀，并猜测是当时正出家修行的大冯后暗害所致，因大冯后没有生养儿女，离宫前，她曾有意将高照容之子元恪收为养子，二人关系比较紧张。
后来大冯后入宫复宠，登上皇后之位，当时已是太子的元恪对这位嫡母十分孝顺，常去请安，大冯后对他也十分慈爱，俨然一幅母慈子孝的动人场景。大冯后对权力有欲望，并常以冯太后第二自居，她对元恪有慈爱的举动，固然有母性使然的成分，但更多的，恐怕是她将这位准皇帝当成了一颗棋子——想成为第二个冯太后，有一个孝顺听话的儿皇帝是必要条件。
而元恪对大冯后的孝顺多半也是有演戏成分的。高贵人去世的时候，元恪已经懂事。他登上皇位两个月即追谥母亲为“文昭皇后”，又为母亲在洛阳龙门石窟雕刻了举世闻名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他爱他的母亲。大冯后飞扬跋扈，孝文帝常年征战在外，元恪生性多疑，谨小慎微，清楚得罪大冯后的下场，而对大冯后的孝顺，多半出于自保。及至大冯后东窗事发，孝文帝将其冷落并最终赐死，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元恪为大冯后求情。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十六岁的元恪即位于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成为北魏皇帝。在这位少年天子身上，存在两个与历代北魏帝王的“不同”。
第一，他在京师以外的地方即位。从道武帝到孝文帝，所有帝王皆在当时的都城登基称帝（道武帝在牛川登基，在平城称帝），而元恪遇上非常之事，所以在非常之地登基。
第二，他不是长子（道武帝也不是长子，但他情况比较特殊）。从明元帝拓跋嗣到孝文帝元宏，北魏所有的皇帝都是长子，这符合当时的君位继承制度，所谓长幼有序，由长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而元恪不是长子。
宣武帝的症结就在第二个“不同”上。
不是长子却登基为帝，这在当时是一件足以引起争议的事，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因长幼无序引发的悲剧，如春秋时期宋国的“五世之祸”。让元恪感到无奈的是，无论如何，废太子元恂都是他的哥哥，史官在记载元恂时也会称其为“孝文长子”，而他是次子，这一点是铁打的事实，无法改变。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改变的：既然无法成为长子，那就成为嫡子！
嫡子，就是正妻（皇后）所生的儿子。
于是，元恪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追谥其母为皇后，高照容从“高贵人”升级为“高皇后”，而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了。而且，元恂的生母林氏早已被孝文帝褫夺了“贞皇后”的谥号，追废为庶人，在这一点上，元恪是占优势的。
“元恂虽是长子，却是庶出；我虽是次子，却是嫡出！”这大概就是元恪的逻辑方式。确实聪明。
然而，聪明的背后是内心深处的自卑。而且，这种自卑并非仅仅源于自己的次子身份。其母高照容虽被追谥为皇后，但其母族高氏在北魏的上流社会并没有得到认可，孝文帝承认了世家大族的地位，而高氏显然不是名门。
元恪的叔叔北海王元详曾和高照容的宗族姊妹私通，结果被其生母高椒房一通臭骂：“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许高丽婢奸通……我得高丽，当啖其肉！”——你已妻妾成群，个个貌美如花，为何还要和那高丽贱婢通奸！那贱婢要是落到我手里，我一定将她活剥生吞！
须知，高椒房出身也不高贵，最初只是个宫婢，然而在她眼中，高照容家的女人也不过是区区“高丽婢”，而辱骂高照容的姐妹为高丽婢，其实就是在骂高照容。这恐怕也是当时多数人的看法。汉化的鲜卑人业已产生“我为华夏”的荣誉感，何况高椒房是地道的汉人，高氏几代人生活在高句丽，已严重高句丽化，被轻视为高句丽人也在情理之中。
庶出，次子，生母被唾为高丽婢……元恪产生自卑心理似乎顺理成章。
而且，把元恪放在他的兄弟中间时，就不免显得平庸了。
似乎是孝文帝家教使然，也或许是基因使然，孝文帝诸子都很优秀。三子京兆王元愉、四子清河王元怿、五子广平王元怀、六子汝南王元悦都是风流倜傥、文武兼备的英杰，尤其四子元怿，聪颖拔俗，温雅蕴藉，丰神俊秀，俊美绝伦，他的叔叔彭城王元勰曾称赞他“风神外伟，黄中内润”，史官更是不惜笔墨赞美他“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长得帅，有学问，有风度，善交际，放在当下，简直就是男神般的存在。
作为父亲，孝文帝也一直在忽视元恪。元恂很早就成了皇太子，孝文帝几乎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他的身上，毕竟，对皇帝的培养历来从娃娃抓起，而对于其他儿子，孝文帝少有时间过问，二子元恪当然不会受到偏爱。元恂被废，元恪成为太子只在一瞬间，谁都清楚，他并不是按照皇太子的标准教育出来的，从某种角度讲，元恪作为皇帝，不过是个“速成品”。
这一切，都对元恪形成强大压力，他因此而自卑，又因自卑而多疑。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北魏帝国。
因为底气不足，宣武帝元恪比历代先帝都更渴望加强手中的皇权。宣武帝一朝，北魏皇权专制达到顶峰，即便道武帝、太武帝时期，皇权也往往为许多势力所掣肘。比如道武帝时，依附拓跋氏的各部族便是一股辖制皇权的势力，而宣武帝一朝，几乎没有势力能对皇权造成束缚，这要归功于元恪的一系列举措。名为“举措”，其实是政变。
孝文帝临终前，为元恪安排了六位辅政大臣，六人分别是：咸阳王元禧、任城王元澄、北海王元详、广阳王元嘉、镇南将军王肃、吏部尚书宋弁。前四位是德高望重的宗室，他们都是孝文帝改革的支持者，王肃和宋弁这两位汉臣也非等闲之辈，王肃出自琅琊王氏，是东晋权臣王导的后人，在孝文帝太和年间由南朝归顺北魏，其谈吐高贵，极富风度，是一时名流；宋弁是孝文帝身边的红人，李冲称赞他有辅佐帝王之才，他初入宫时年纪尚小，孝文帝在朝会间隙向群臣询问治国之道，唯有宋弁对答如流，且声音洪亮，进退有礼，孝文帝对他大加赞赏。
安排这六人，孝文帝可谓用心良苦。
可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子的亲信未必能成为儿子的亲信。孝文帝没想到，儿子元恪对他选派的六名干将，只有满腹猜忌，没有丝毫信任。而且，他们越是能干，越是德高望重，元恪的猜忌就越严重。
宣武帝元恪已成为偌大的北魏帝国最脆弱的部分。
六辅政难以体会皇帝的苦衷，他们只知道，先皇对他们有充分的信任，在将忠孝视为至高道德的时代，遵从先帝遗愿是大过一切的事。皇帝年少，居于谅暗，作为辅政大臣，他们唯有尽心协力辅佐！于是，他们恭请新君安心服丧，天下大事将由他们兢兢业业地处理。六辅政积极主持朝会，处理奏报，接见使者，商议战事，帝国的诸多决策接连从六人手中发出。当他们心无旁骛地代替新君行使国家权力时，却没觉察皇帝脸上那倏忽而过的不满。甚至是杀机。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元恪率宗室百官在郊外举行礿祭（宗庙祭祀），祭祀完毕，元恪没有回洛阳，而是在附近的行宫休息。群臣也不敢擅自离开。正当群臣疑惑时，忽然一队禁军出现，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领军于烈简短地宣读了皇帝元恪的旨意：元禧、元嘉等六位辅政大臣即刻去面见皇帝。
于是，六人跟着于烈进入宣武帝元恪所在的宫室。
少年天子威严端坐，见辅政大臣进来，轻描淡写地说：“元恪无知，却荣登大宝，朕罹病期间（委婉说法），全赖诸位悉心辅佐！让诸位劳累，朕心实在难安！即日起，朕决定亲理国事，诸位暂且各归其位，等待朕的安排！”
元恪出其不意，六辅政措手不及。六辅政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小小年纪的元恪会使出这样的招数。六人怀着难以言说的心情各自离去。紧接着，元恪又下达了一道诏书，晋封元叔咸阳王元禧为太保、领太尉，季父北海王元详进大将军、录尚书事。
元恪出其不意地从六位辅政大臣手中夺回了权力，并细心地考虑到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详的特殊身份，对两位叔叔予以升迁。但对元禧和元详来说，得到皇帝重视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相比其他辅政大臣，这两位皇叔死得更早、死得更惨。
元恪还一举将两位汉臣排挤出权力中心，也证明了他对汉族世家的充分不信任。宣武帝虽然维护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但其决策和施政方针已经背离孝文帝的初衷，从一开始，元恪就用行动证明自己并非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然而，他确实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对于居于权力中心的皇帝来说，要维护得之不易的权力，就必须做更多工作。
宣武帝登基伊始，有孤立无援之感的他，开始寻找帮手。
六位辅政大臣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同时，一个人却出奇顺利地进入了北魏的朝堂。
他叫高肇，文昭皇后高照容的哥哥，也就是宣武帝元恪的舅舅。
皇帝的舅舅，这身份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十分敏感的称谓：外戚。
中国历史上，有三种现象因其严重威胁统治而被皇室视为洪水猛兽：宦官干政、外戚专权、藩镇割据。即便雄健如汉王朝，在遭受宦官和外戚的侵蚀时，也只能束手无策并最终坍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拓跋鲜卑从游牧漠北时就对外戚干政深恶痛绝，以至于北魏出现了“子贵母死”这一残忍制度，想以此杜绝外戚势力，但以太子生母的牺牲为代价而进行的努力，其效果却并不明显。
宣武帝在拉拢高肇入伙时，显示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态度，他一上台，就声称思念舅氏，追赠其外祖父为渤海公，外祖母为清河郡君，表兄弟高猛袭渤海公爵位，高肇为平原郡公，高肇之弟高显为澄城郡公。宣武帝封高氏爵位后，在皇家别苑接见高肇、高显兄弟，两位国舅爷因没见过这样的大阵仗，竟然“甚惶惧，举动失仪”，吓得连基本的应答都不能顺利进行，很失态，场面一度尴尬。可宣武帝并未介意。没几日，高肇一家便“富贵赫弈”，成为让北魏权贵不屑又泛酸的暴发户。
冯熙也是外戚，但冯熙在世时，并未有越轨和不法的举动，且常年征战，为北魏立下不少功劳，当然这也和冯太后的政治觉悟有关。
而高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高氏“出自夷土”，来自偏僻幽远的高句丽，直到归顺北魏，才真正见识到大国上邦之物华天宝，更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的舅舅！然而，在那个看重出身和名望的时代，高肇纵是高官显爵，在世家大族眼中，也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暴发户。而史书也明确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高肇的态度：时望轻之。赤裸裸的轻视。每当站在这些世家大族的跟前时，高肇和族人都有一种被剥光衣服立于闹市的羞愧感。
但是，高肇却因此而锻炼出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并未就此退缩，只是埋下头来，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丝毫没有怨言，久而久之，这位勤政爱民的北魏公仆竟还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而在后来的几年间，高肇的势力将不断扩大，最终成为北魏一大权臣；而他之所以进入朝廷，正是因为宣武帝为对抗宗室而采取的措施，即以外戚打压宗室。在宗室势力逐渐为元恪所消灭时，高肇也成为权力空白的填充剂，所以，从高肇的兴衰就可以看出北魏宗室的境遇——这位高国舅的羽翼愈加丰满，北魏王爷们的处境就愈加糟糕。
第一位遭殃的，是咸阳王元禧。
元禧是孝文帝诸弟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即“元弟”。孝文帝非常看重他，对他关爱有加，封赐给他的食邑为三千户，而其他兄弟只有两千户。
元禧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支持者之一，其功劳虽不如任城王元澄，但在孝文帝政治生涯中仍占有重要席位，是难以替代的得力助手。元禧在冀州为官时，有三千人向孝文帝上书，称咸阳王元禧为政以仁，请求将冀州永远封给元禧。尽管孝文帝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此事足以证明，元禧也很擅长北魏宗室历来擅长的“绥接之术”，并因此在北魏得到不错的政声。
但元禧有个极为致命的缺点。
贪婪。
史书记载，孝文帝作为兄长，很清楚他这位弟弟的缺点，经常劝诫他要有所收敛，不要贪得无厌，并以因贪财而被处死的元郁为反面教材，不可不谓“严重警告”。
但是，元禧当面满口应承，事后却又照旧如故，完全没有将哥哥孝文帝的谆谆告诫放在心上。
而且，元禧不是个内敛的人，性格张扬。孝文帝曾预言说：“终有一天，你是要造反作乱的，但结果肯定会失败，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元禧只是报之一笑，依旧我行我素，没有任何忌讳。孝文帝注重手足情谊，也没有对元禧进行政治处分。
可是，哥哥会包容体谅他，侄子却不会。
宣武帝跟叔叔元禧谈不上什么感情，他眼中的皇叔元禧，不过是个贪得无厌且目无君主的人。他既为宰辅之首，辅政期间却诸多推诿，将政事交由其他五位大臣，整日无所事事，私下里却以首辅之便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财力物力迅速膨胀，穿的是绫罗绸缎，乘的是香车宝马，家中姬妾数十，府上奴婢数千，经营的田产和盐铁生意遍布远近，富可敌国。
宣武帝对元禧的厌恶与日俱增，虽仍然对他多次升迁，但多是没有实权的名誉职务。其实，宣武帝也并未掩饰对元禧的厌恶之情，他的态度一度让元禧感到恐惧不安。元禧的斋帅（即侍卫队长）刘小苟常对他说：“皇帝有杀掉殿下的心思！”以此警诫。元禧听了，满腹忧愁，却又叹气说：“我不辜负皇帝，皇帝又岂会杀我呢？”
元禧在说这话的时候，依然没有停止聚敛钱财和美色。
宣武帝的态度更加恶劣，经常直斥元禧的不法行径。
宣武帝亲政后，重用他为太子时辅佐他的官员赵修。赵修遂得专宠，每日在皇帝身边侍奉，王公亲贵很难入宫见上皇帝一面。
惊弓之鸟的元禧打算孤注一掷，以赵修隔绝内外为借口，发动政变。
与他同谋的是他的大舅哥李伯尚，二人商议一番，大致决定了政变的日期和地点。
不久，宣武帝驾临小平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元禧等人在城西外宅等待刺杀时机。
敛财，元禧是一等一的好手；政变，他是十足的门外汉。
元禧本来决定时机一到就带兵冲进皇帝营帐，但从一开始，他的团队就陷入分歧之中。参与者中有两个人，分别叫符承祖和薛魏孙，他们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竟想趁宣武帝在佛塔阴影下睡觉时冲过去杀死他，可将要行动时，符承祖却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我听说，皇帝是至尊，不能随便杀。杀死皇帝的人会全身生癞。”薛魏孙一听，可能是爱惜自己的皮肤，竟收起刀子，悄悄退去了。
与此同时，如何行刺的讨论还在城西外宅中继续着。问题是，每当他们说出一套方案，总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为了让自己的反驳站住脚，往往会声情并茂地描述失败的严重后果。结果，你一言我一语，对失败后果的详细描述让这些人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
元禧发现这些同谋一个个神情沮丧，脸上有恐惧神色，于是，一挥手，豁达地说：“算了！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大家都散了吧！”
一场性命攸关的政变就这样被取消了。
散了会，元禧带着一群姬妾去他的洪池别墅娱乐，并让斋帅刘小苟去给宣武帝请假，谎称自己是去巡检农田、畜牧等百姓生计。
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在符承祖和薛魏孙准备行刺时，宣武帝就已经发现了异样。侍奉宣武帝左右的氐族首领杨集始发现元禧等人秘密集会，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宣武帝。宣武帝杀心顿起。
斋帅刘小苟得了元禧的命令，骑马去见宣武帝，却在半路遇见了宣武帝的禁军。禁军长官怪罪他身着尊贵的红色衣服，违背礼制，抽刀要杀他。
为求自保，刘小苟在惊慌中将主人元禧出卖了：“我有密报！咸阳王要谋反弑君！”
禁军长官惊出一身冷汗，即刻带他去见宣武帝。宣武帝细细询问之后，终于确定叔叔元禧有弑君想法并已付诸行动，于是令禁军去洪池别墅捉拿元禧。
夜色中，杀气腾腾的禁军武士冲进洪池别墅，立刻引起骚动。元禧听到外面的动静，得知事已败露，于是只得带着亲随尹龙虎，从别墅东南角落荒而逃。
主仆二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谁都不说话。夜如死一般沉寂。
忽然，元禧冲尹龙虎说：“长夜漫漫，闲极无聊，你出个谜语让本王解解闷儿吧！”
中华上下五千年，未见心大如元禧者。
元禧喜欢猜谜语，这一点在北魏人尽皆知，但这个时候提出这种要求，似乎总有些不应景儿。然而尹龙虎很配合，说了一则谜语：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
元禧贪财好利，远近闻名，所以谜面中的“贪”“赃”等字眼儿，对他来说理应很敏感，但元禧却并不认为这是在讽刺自己，还兴致勃勃地猜答案：“这是眼睛！”尹龙虎摇摇头，说这是筷子。
主仆二人边走边聊，渡过洛水。这时，元禧忽然回头对尹龙虎说：“你若不想和我一块死，我也不勉强。”尹龙虎说：“若能与殿下同生共死，虽死犹生！”
这时的元禧心中，或许会有一丝触动。
不久，宣武帝禁军追上来，将元禧和尹龙虎抓住，关押在华林都亭（皇家别苑）。
当时天气闷热，元禧口渴胸闷，命悬一线，但宣武帝下令不准任何人给他送水喝。直到后来，心存怜悯的侍中崔光实在看不下去，于是玩了个文字游戏，让手下为元禧送了一升牛奶。元禧将奶浆接过去一饮而尽，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也只是“暂时”而已。
最终，宣武帝对叔叔的判决下达了：赐自尽。
元禧临死，垂头丧气，往日神采荡然无存。几位姐妹前来与他诀别，他在交代后事时，还念念不忘几位貌美姬妾，几位公主听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边哭一边骂他：“你获罪正是因为到处找女人！事到如今，怎么还提这些人！”元禧一听，十分羞愧，一声叹息，以一杯毒酒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元禧家中数量庞大的财产，宣武帝将大部分都送给了舅舅高肇和宠臣赵修，其余的分发给内外百官，多者可得到绢帛百余匹，少的也可以得到十匹。绢帛并非寻常物，是可以作为硬通货的珍贵物品，足见元禧对财产的聚敛程度。可他的儿女在他死后，却不得不依靠彭城王元勰的接济过活，实在让人唏嘘。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元禧死后，咸阳王府的婢女作了一首歌，歌词为：“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这支看透人世无常的歌曲一直传唱到了南朝，南朝人一听这支歌曲，也止不住流下眼泪，对咸阳王的遭遇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第二位遭殃的，是北海王元详。
元详是孝文帝最小的一位弟弟，因为小，所以颇受哥哥的疼爱，孝文帝每每出巡或者出征，都命他随侍左右。一次，孝文帝出行，途经祖父文成皇帝拓跋濬当年射铭之所，孝文帝膂力惊人、弓术了得，一时技痒，命诸兄弟试射远近，元禧等人射出的箭距离孝文帝的箭皆一二十步远（会来事儿），唯独元详的箭能追及孝文帝。孝文帝欣喜宽慰，下令重赏。
孝文帝驾崩后，元详受遗诏为辅政大臣。后来元禧谋反被诛，他忙向宣武帝递交辞呈，却被宣武帝一口回绝，于是仍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并因天子季父的身份而受到尊重。
可是，很难说这种“倚重”不属于宣武帝“权术”的一部分。元详本人与诸兄弟关系并不和睦，比如他经常在宣武帝面前诋毁元禧和元勰，而元禧的死其实也与他有莫大关系，而且他觊觎彭城王元勰的大司徒之位，为宣武帝所忌惮的元勰被排挤到朝廷中枢之外，就是他在捣鬼。
元详还自恃是宣武帝的叔叔而骄横跋扈，与朝廷臣僚的关系十分紧张，众人多对他心存忌恨；他担任公职期间，假公济私，牟取暴利，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朝廷世风日下；他的宅邸规模已经足够宏大、富丽堂皇，可还不满足，为了扩建私宅，竟强行拆毁大片民宅，而且不顾别人哀求，将他人的灵柩扔到街上，过往路人无不嗟叹，一时间民怨沸腾……
元详是个很糟糕的人，比他的二哥元禧有过之而无不及。
元详长得漂亮，是个风流倜傥的高富帅，但也因此喜欢沾花惹草，负下许多风流孽债，他的母亲高氏为此事常常申饬他，他却屡教不改。他不喜欢正妻刘氏，与一位宠妾如胶似漆，后来这位宠妾病故，他如丧考妣，但宠妾一入土，他便将其忘得干干净净，又与其他女子淫乱。元详与当时一位飞鹰走狗的公子哥儿茹皓交好，茹皓的妻子是宣武帝生母文昭皇后的族人。茹皓结婚时，元详去道贺，邂逅了茹皓尚未出阁的小姨子小高。元详借酒乱性，与她一拍即合，私下频繁往来。后来，小高嫁给了安定王元燮，成了尊贵的王妃，但元详依旧与她交往甚密，由两情相悦发展为私通奸淫。好淫而薄情，便是天下人对北海王的印象。
而元详这种典型的堕落型人格，似乎与其母高氏也有着莫大关系。
高氏原为献文帝拓跋弘的椒房，宣武帝即位后封其为北海王太妃，人称高太妃。元详强拆民宅时，百姓自发组织与北海王府相争，高太妃竟亲自上阵，带着家兵部曲殴打百姓。
而在此之前的元禧事件中，宣武帝命人将元禧、元勰、元详三位宗王用防卫严密的大车拉去金墉宫，高太妃以为儿子此次进宫必死无疑，一路乘车哭送，结果后来只有元禧一人被扣押，元详无罪释放。于是，她抱住儿子动情地说：“从今以后，但愿不再富贵显赫！只求母子性命相保，即便是一块扫大街讨生活也心甘情愿！”
然而，元禧死后，元详愈加受重用，宣武帝经常御驾亲临元详宅邸，呼高太妃为“阿母（即祖母）”，并行家礼，对其母子恩宠有加。宣武帝每每离开时，高太妃皆恋恋不舍，必要举酒拜送：“但求官家（即皇帝）千秋万岁，时常光临我母子宅邸才好！”以前那种对权势的恐惧荡然无存。《红楼梦》中有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用到高太妃身上再合适不过。这样的女人并非合格的母亲，元详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在背后推波助澜。
北海王元详一贯骄奢淫逸、贪残暴虐，而宣武帝并未加以劝解和制止，这似乎就是所谓的“姑息养奸”吧！
《左传》开卷第一篇就有这样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每每读到这句话，皆顿觉寒风阵阵、毛骨悚然！
很快，国舅爷高肇便自称掌握了元详的罪状，这些罪状包括“贪害公私，淫乱典礼”“驱夺人业，崇侈私第”等条目，而最让人心惊胆战的一条是“与皓等谋为逆乱”——与茹皓等人图谋造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以元详的种种做派，罗织一批罪名并给他戴上一顶谋反的帽子，似乎并非难事。元详与茹皓谋逆是假，通过茹皓与安定王妃淫乱是真，宣武帝多半知道真相，但真相并非他所关心的问题，只要“看上去是谋反”，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元详予以制裁。
很快，元详被朝廷缉拿，宣武帝专门为他在洛阳东北建造了监狱，派重兵严加看守。
可是，一贯作威作福的元详党羽并未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他的一众家将竟妄想劫狱救人。这群脑回路清奇的家臣给狱中的元详写了一封信，上面详细地记述了劫狱计划和参与人员的姓名。元详正看这封密信时，被一名守卫发现，他冲进牢房，夺走密信，劫狱之事遂泄。宣武帝震怒，立即下诏赐死元详。元详在狱中饮下毒酒，大哭数声，倒地暴亡。
第三位，是京兆王元愉。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雅好文学，喜欢豢养宾客，虽不及战国时代的孟尝君，但也有门人数十；他经常能得到许多珠宝锦帛之类的财物，随手便丢给众宾客；而且，他崇信佛教，自诩为佛寺大檀越功德主，在供养僧众、举行法事和进行布施时挥霍无度，常常让京兆王宫入不敷出；尽管如此，他还经常和广阳王元雍斗富，各种奇珍异宝，动辄焚烧销毁……
穷奢极欲只能依靠大量钱财做支撑，为此，他常贪纵不法，以公谋私，贪污受贿无所不能。最终，他惹怒了哥哥宣武帝。宣武帝召其进宫，杖责五十，并贬黜为冀州刺史。元愉因此心存忌恨。
于皇后是宣武帝的第一位皇后，是赫赫有名的“黑矛将军”于栗的后人，她的伯父就是帮助宣武帝从六辅政手中夺权的领军于烈。宣武帝夺权成功后，于烈将侄女推荐给宣武帝，宣武帝将其充入掖庭，册封为贵人，一度对她十分宠爱。几年后，于氏生下了皇子元昌。
后来，高肇也将自己的侄女高英送进了皇宫。高英一进宫便受到宣武帝的宠爱，二人耳鬓厮磨，全然不顾于皇后的感受。于皇后性情宽厚，不是个善妒的女人，不会争宠，特别在她三岁的儿子元昌夭折后，更是心灰意冷，日渐凋零，而后忽然离奇地在宫中暴亡，当时人们皆传言她死于高氏谋杀。而后，高英被立为皇后。
于皇后被杀，于氏家族对朝政的影响力降低，高肇的势力开始坐大，常代替皇帝行使权力，俨然成为朝廷中枢、内阁首脑。高肇威风日盛，依附他的，顷刻间升官加爵；违背他的，须臾便被治以重罪。北魏群臣和宗室对高氏一族已多有忌惮。
心高气傲的元愉自认有匡扶天下的才能，如今却被贬黜为小小的刺史，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一气之下，起兵造反，杀掉地方官吏，公然宣称：我得到清河王元怿的密信，密信称佞臣高肇已经把皇帝杀害，本王不得不起兵剿贼！然后，元愉在信都（今河北邢台市）以南设下祭坛，自立为大魏皇帝，年号“建平”。
消息传到洛阳，宣武帝派尚书李平征讨。元愉迎战李平，却接连败退，退入城中，闭门不出。在城中，元愉知道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无望中，带着王妃杨氏和四个儿子率数十骑逃出城去，但很快就被朝廷军队追上，被押送至京师。
途中，元愉表现得泰然自若，饮食如常，一直到了洛阳城郊外时，他才忽然对王妃杨氏说：“皇帝慈悲，必不忍心杀我，可我还有何面目去面圣呀！”说罢痛哭不止，竟气绝身亡，时年二十一岁。于是，在宣武帝和高肇甥舅二人的苦心经营下，又一位宗室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丢掉了性命。
第四位，是彭城王元勰。
如果说元禧、元详和元愉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彭城王元勰的死，则是一场彻底的冤案。
元勰参与过孝文帝的许多决策，常年跟随哥哥南征北战，兄弟二人的关系在诸兄弟中最为亲密。事实上，孝文帝对元禧和元详等人的关爱，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是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孝文帝对他们关爱有加。元勰不同，孝文帝对他是纯真的亲情，是兄友弟悌。
元勰才思敏捷，擅长诗赋，南征时，孝文帝让他代笔写露布（军报）。元勰奉命，写就之后传到军中，人们竟都以为是孝文帝御笔，可见孝文帝对元勰的深刻影响，也足见其卓越才华。一次，孝文帝御驾北巡，经过上党郡铜鞮山，忽然看到路旁十几棵高大挺拔的松树，一时诗兴大发，于是效法陈王曹植，边走边作诗，眨眼间，诗作已完成。他命人拿给元勰，说：“朕虽不是七步成诗，但也走得不算远；彭城王也作一首，等走到朕跟前，诗要作成。”元勰得令，便且行且作，二人距离仅十几步远，结果还没走到孝文帝跟前就作成了：“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大加赞赏，这首诗也成为北朝诗歌中难得的佳作。
元勰温文尔雅，待人宽厚，在朝廷中的人望远远高过其他宗室，当时就有“贤王”的美誉，与元禧和元详形成强烈对比。孝文帝认为弟弟元勰才德俱佳，堪当大任，便让他做元氏皇族的宗师，掌管宗室事务。
尽管享有诸多殊荣，元勰却并未骄矜狂悖，依旧谨慎小心地为官处世。孝文帝病重，他日夜守护，侍奉汤药，心中充满忧愁。当时正值出征，他在帐中落泪，却在人前强颜欢笑，以稳军心。病重的孝文帝还提出效仿汉武帝托孤于霍光的典故，让他担任元恪的辅政大臣。
难能可贵的是，拥有显赫名声的元勰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了解朝廷的阴暗面，知道权力角逐的可怕。当孝文帝提出让他担任辅政大臣时，他沉痛地推辞说：“一介布衣尚知为知己者死，何况臣弟已对先皇在天之灵起誓，怎敢不竭尽全力侍奉皇兄！但臣弟身处高位，受陛下宠爱已久，日后新帝登基，必有功高震主之忌！陛下若疼爱臣弟，请下赐善始善终之美，让臣退避灾祸！”
孝文帝思考元勰的话许久，虽觉可惜，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手书一封给皇太子元恪，信中说：“你六叔元勰，品行高洁如白云松竹。我自幼与他关系甚密，兄弟间相互提携，感情甚笃。他常常请求辞官，但朕为长兄，不忍让胞弟远离，因此没有答应。但今后你不能再委屈他于朝政倥偬之中。朕百年之后，可听任其辞官请去，遂其谦冲退让之性，切不可再发生成王猜忌圣人周公之事。你是孝子，不可违背我的敕命。”此外，孝文帝还给了元勰一道遗诏，大致内容是诸王和百官可以凭此诏听从元勰号令讨伐叛逆，这一诏书说明孝文帝将元勰看作最信赖的人。
虽然孝文帝尽力为元勰铺好了退路，但别人对他的猜疑一直没有停息，而且这猜疑还多来自宗室内部。
孝文帝驾崩于征途，为防止生乱，元勰秘不发丧，并奉遗诏让人去请皇太子元恪南下，一直到了鲁阳，与元恪会合，元勰才将皇帝驾崩的消息昭告天下。元禧怀疑元勰迟迟秘不发丧是有谋反之心，一见到他便不阴不阳地说：“六弟啊六弟，你不但辛勤劳苦，所作所为还危险至极呢！”言外之意是元勰有谋反嫌疑。
大行皇帝尸骨未寒，自家兄弟便相互猜忌，元勰气不过，狠狠回应道：“兄长你年纪高、见识广，所以能看出危险；而弟弟我握蛇骑虎，情势危急，并不知艰难！”元勰不卑不亢，字字铿锵，回击了元禧，表明了心志。但元禧并不自省，自此，二人关系更加恶劣。
元勰的势力和人望，已远远超过了宣武帝的承受能力。高肇与宣武帝关系密切，自然能觉察出皇帝对元勰的态度，而且他本身就对元勰颇有怨言。这时高氏一族势力已遍天下，高肇和高皇后分别控制了前朝和后宫，高氏的野心正不断膨胀。高肇为将元勰置于死地，到处搜罗证据，向宣武帝证明元勰曾与元愉一同密谋造反。最终，宣武帝决定对元勰痛下杀手。
永平元年（公元508年）九月，宣武帝传召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勰、清河王元怿、广阳王元嘉及高肇等入宫。当时，元勰的王妃李氏正在生产，元勰以此作为推辞，但宣武帝执意不许，坚持要其入宫。元勰无奈，只好舍下妻子入宫。在皇宫中，宣武帝设下宴席招待众人，估计席间气氛还很融洽，君臣喝得酩酊大醉。酒宴过后，宣武帝令他们在宫中过夜。
元勰醉醺醺地回到为自己安排的寝宫，刚要闭门休息，门却被禁军推开，为首的元珍（宗室远支）将毒酒推到了元勰的面前。元勰见状，一下子明白了，静静地说：“让我见天子一面，方死而无憾。”元珍蛮横地说：“天子岂可再见！”说罢，以手中刀环（直刀刀柄有环）磕碰元勰，催促他饮下毒酒。元勰又说：“如此赴死，本王冤枉！”禁军武士再次以刀环催促。元勰无奈，将毒酒端起，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被禁军简单地用棉被加以缠裹，送到彭城王府，称其为醉酒而死。彭城王妃李氏是孝文帝重臣李冲之女，性情刚烈，不顾产后身体虚弱，厉声诅咒：“高肇滥杀忠良，苍天有眼，贼人必不得好死！”
不知彭城王妃是否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宣武帝默认甚至授意之下才完成的。
然而，看似不可一世的高肇，却又与曹操、乙浑等权臣有极大不同：他和他的家族，权力并未大过皇帝，宣武帝不是高肇的傀儡和代言人。相反，高肇一直被宣武帝提溜着，他不过是宣武帝身边的一条恶犬，指哪打哪，指谁咬谁，他的权力都是宣武帝所授予，而他所做的一切，也多是宣武帝所授意。宣武帝元恪才是几起杀人案的凶手。
北魏宗室的势力在宣武帝和外戚高氏联合打压下严重衰弱，他们没有能力再对宣武帝的统治构成威胁，而生性敏感的宣武帝在巩固自身统治的道路上，并非仅仅采用了打压宗室这一种方法，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另外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战争。
对南方的战争。
宣武帝发动对南朝的战争时，是有足够的底气向世人宣称战争的必要性的——统一中华，这是先君高祖孝文皇帝毕生的宏愿！
当时的南朝正陷于动荡之中。齐明帝萧鸾的长子身有残疾，难当大任，其次子萧宝卷得以继承皇位。说起来，萧宝卷和宣武帝简直就是政治双胞胎，他也废杀辅政大臣，排挤宗室，以此加强手中皇权，统治手段拙劣而残暴，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陈显达是南齐名将，萧宝卷即位后，他任江州刺史，但不久他就听说新皇帝萧宝卷屡屡诛杀大臣，又获悉他不久将派兵攻打江州……忧惧之下，陈显达于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十一月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起兵，例数萧宝卷罪恶，公然反叛萧齐朝廷。萧宝卷随即让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共领水军，据守梁山（今安徽和县南长江西岸），左卫将军左兴盛督率前锋军，驻扎杜姥宅（宫城南掖门外），以护军将军崔慧景为统帅，征讨陈显达。
陈显达领军自浔阳出发，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击败胡松部，攻向建康城，萧齐朝廷震动。十三日，陈显达到达新林（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左兴盛率诸军抵御陈显达军。是夜，陈显达一面沿秦淮河布置灯火，一面暗中遣军渡秦淮河北上，袭击宫城。十四日，陈显达率军数千登上落星冈（南京市长江南岸），建康守军纷纷逃窜，萧宝卷命禁军紧闭宫门，设守防卫；陈显达乘势率精兵数百进击，战于西州（今江苏南京市西），却因萧齐禁军顽强抵抗而战败，退走时被刺中，落马身亡，时年七十二岁。
皇帝的昏庸残暴让萧齐群臣人心浮动，另一大将裴叔业因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而惊惧，陈显达反齐时，他曾暗中提供援助。陈显达死后，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萧宝卷对他的猜忌。不久后，裴叔业的宗族子弟都逃离了建康，并致信裴叔业，称萧宝卷已拿定主意，要诛杀裴氏一族。裴叔业愈加忧惧，忙遣亲信奔赴襄阳，向雍州刺史萧衍求计，并说出了自己想投靠北魏做个“河南公”的打算。
萧衍是萧齐宗室，其父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堂兄弟，和裴叔业关系很好，但他对裴叔业归顺北魏的想法持反对态度，劝他三思而行。裴叔业难以决断，于是采取了一种看似两头兼顾、实则十分危险的方法：一方面让儿子入建康为人质，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那里询问归降之事。
薛真度作为北魏人，自然满心支持裴叔业归降，于是，他对裴叔业一通威逼利诱：“若等到事情紧迫时再来归降，恐怕，赏赐就不那么丰厚了呀！”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坑儿子的一幕：裴叔业刚将儿子送到建康城，就忽然举寿阳（今山西寿阳县）投降了北魏。宣武帝派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等率步骑十万赴寿阳接应裴叔业，但大军还未渡过淮河，忧惧交加的裴叔业即病死，魏军成功占据寿阳，南豫州至此落入北魏囊中。
萧宝卷为夺回寿阳，不断派军北上。但是，因其暴政不断，萧齐早已人心离散，率水军攻打寿阳的平西将军崔慧景反叛，反过来围攻建康，虽未成功，但严重削弱了萧齐国力。萧齐朝廷仍不断增兵淮南，与北魏鏖战。但与此同时，萧宝卷本人却还在国内大起宫殿，奢靡浪费，百姓怨怒，军心溃散，内忧外困中，眼见一场亡国之难就要来临。
萧衍盘踞雍州，和其他臣僚一样，他也被萧宝卷视为不得不除的大患。萧宝卷数次派人暗杀，却均未得逞。不久，萧宝卷杀萧衍的兄长萧懿，萧衍见大势已到，遂召集部下，商议要废掉萧宝卷。众人一致赞同。萧衍立即大举征兵，很快招募到甲士千人、马上千匹、战船三千艘，同时秘密联合宗室南康王萧宝融，共同起事。
公元501年，继陈显达和崔慧景之后，萧衍在襄阳起兵，大军兵临建康城下，很快攻下外城，将萧齐宫城团团围住。
值此危急之际，萧齐朝廷内部仍争斗不休。朝中有人向萧宝卷进言称：“陛下并无过失，事到如今完全是文臣武将的过错，应大开杀戒，予以警示！”征虏将军王珍国悲愤异常，派心腹送给萧宝卷一面明镜，以示心迹。但萧宝卷依旧醉生梦死，荒殆国政，王珍国见皇帝无可救药，心一横，联合其他大臣闯宫，杀死了仍在温柔乡中风流快活的萧宝卷，然后出城将其头颅交给了萧衍。
萧衍进入建康后，拥立萧宝融为帝，此即齐和帝，萧衍升任大司马，掌军国大事，还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荣，俨然又一个曹操。
但与曹操不同的是，萧衍并未将称帝之事延宕至子孙，仅仅一年之后，他便逼迫齐和帝禅位给自己，萧齐灭亡，南梁建立。
北魏这边，宣武帝在将宗室整治得差不多时，正逢良机，遂趁南朝政权更迭之际，加紧攻势。北魏占据寿阳之后，尽得地利，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攻进淮河流域，疲于应对的南梁将防线撤退至荆州，而魏军则继续攻营拔寨，直逼南梁重镇——钟离（今安徽凤阳县）。
钟离位于淮水南岸，是南梁的北境重镇，北魏大军先扫清了驻扎钟离北部的南梁军队，然后于公元504年攻打钟离。但因淮水暴涨，钟离被大水淹没，北方士兵多有不适者，只好无功而返。
萧衍胸有韬略，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清楚，北魏不会停止对南朝的进攻。于是改变了南朝的一贯作风，转守为攻，决意北伐，与北魏进行一场决战，并期望夺回被北魏占领的众多失地。
此次北伐，事关南朝衣冠的生死存亡，萧衍不得不慎重待之，而北魏业已攻克诸多重镇，士气正盛，绝不会轻易将夺得的城池拱手相让。这一切都注定接下来的交锋将是一场大战。
萧衍制定的北伐计划周详，由东至西依次展开攻势：张惠绍攻宿预，韦睿攻合肥，昌义之攻大梁，王茂攻河南城。四座城中，最为坚固者是合肥，攻打合肥的将领，是日后闻名天下的韦睿。
韦睿，字怀文，南朝士族子弟。祖父韦玄素有高洁之名，对仕途利禄不感兴趣，虽有才识却隐居南山，过着清幽逍遥的生活；其父曾任刘宋宁远长史，伯父任刘宋末光禄勋。父祖两代人对韦睿影响深远，韦睿既不消极避世，又对相互倾轧的官场保持警惕。乱世之中，他以明达睿智对待残酷的权力争夺，借此得以在三朝任职而安然无恙。南梁建立，萧衍任韦睿为廷尉，封都梁子（爵），后迁豫州刺史，兼领历阳太守。
史书载，韦睿“有旷世之度……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韦睿精通翰墨，有儒将风度，即便亲临战场，他也身着宽大舒适的休闲风格的汉服，手持竹如意号令军队，十分有范儿，南梁将领无出其右者。
所以，萧衍将最难攻克的合肥交给了韦睿。
通向合肥的道路上，尚有北魏的小岘城（今安徽含山县北）屹立，韦睿部将王超宗、冯道根前往攻打，久战不胜，韦睿便亲至前线巡视。守城北魏将士自恃骁勇，出数百人背城列阵。韦睿此次前来，只为巡视，所以手下兵士只着轻装，并未准备与魏军交锋，但当看到城墙上的情形时，韦睿却当即下令攻城。众将士一听，吓了一大跳。
韦睿气定神闲地说：“小岘城中有两千人马，足可自保，这次无故开城列阵在野，不过是自恃骁勇，如果能挫其锐气，必能乘机拔城。”
但是，将士们仍迟疑不前，刚才还温文尔雅的韦睿忽然厉声呵斥：“朝廷授我符节，不是为了装饰！我韦某人的军法，诸位难道不知道吗！——进攻！”诸将遂对魏军发起进攻。结果，魏军猝不及防，落败。小岘城落入南梁之手。
而后，韦睿继续北上，陈兵合肥城下。
合肥城池高大，是座举世闻名的坚固堡垒，其周围是绵延四百里的巢湖，水田和湿地间有无数条河川水路，是一座天然的水上要塞，而若能夺取合肥，西可直进寿阳，北可威慑洛阳。虽然难攻，但韦睿志在必得。
韦睿观察地形后，想到了春秋末年晋国智伯和韩氏、魏氏攻打赵氏时所说的一句话：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他便定下“堰淝水”的战术，命令将士在淝水上游构筑堤坝，将大水引入，让合肥周围形成一片人工湖泊，合肥城彻底与外界隔离，成为一座孤岛。
北魏士兵善于陆战，而南朝将士精通水战，北魏中山王元英听到韦睿这样用兵，又得知南梁水师正在陆续逼向合肥，长叹一声，知道合肥已经难保。
韦睿军攻城，北魏守军殊死抵抗。
就在韦睿进攻合肥外廓东西二城时，宣武帝派来的魏将杨灵胤率援军忽从后方杀来。此时，韦睿军只有两万人，与北魏相比实力悬殊，但韦睿竟仰仗地利和出色指挥，击败了杨灵胤的先锋部队。
杨灵胤见识到了韦睿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观察地形后，他发现，堤坝是合肥战场上的要害，只要堤坝被毁，大水退去，他就能和城中守军成呼应之势，韦睿军则顷刻可退。然而，问题是，韦睿早已在堤坝上建造了坚固的营寨，想要攻下大堤，困难重重。杨灵胤硬起头皮，集中兵力，再次攻到堤坝之下。
面对强大攻势，南梁将士再一次动摇，诸将劝说韦睿撤退。韦睿大怒，呵斥众人说：“身为一军之将，须效死疆场，只可前进，不能后退！”说罢，令人取来伞扇麾幢，坚立在堤坝上，向魏、梁两军将士显示了誓死不撤的决心。梁军士气大振，冲到堤下与五万魏军鏖战。
杨灵胤也算得上是一时名将，但遇到韦睿，也只能甘拜下风。魏军很快就吃不消，稍一撤退，南梁军就急忙将被拆毁的堤坝修补完好。堤坝依然坚固。
杨灵胤的援军与合肥城中的魏军虽招手可见，但双方之间却隔着一片汪洋，近在咫尺却实为远在天涯，互相帮不上一点忙，北魏将士十分气馁。
而且，韦睿的攻势才刚刚展开。
通往合肥的水路逐渐畅通，南梁舟舰部队陆续到达，水师军容浩大，其最大舰船在水位猛涨后竟能与合肥城墙持平。乘水势汹涌，韦睿下令猛攻。南梁舰队遂在水上对魏军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攻伐，长弓劲弩，万箭齐发，北魏将士再也无心恋战，在哭声中眼睁睁看着南梁水师攻入合肥城。
合肥落入南梁之手。
伴随着此战传扬开来的，是韦睿这位儒将的显赫声名，北魏人皆称这位乘白轿、穿儒服、以竹如意指挥军队的韦睿为“韦虎”，可见对其敬畏之心。
战况开始对北魏不利。此时，南梁将领张惠绍克宿预，昌义之克大梁，王茂克河南城……南梁大军随之一丢萎靡，士气大振。
南梁北伐紧锣密鼓，萧衍已有吞并天下之志。
公元507年，萧衍命其弟临川王萧宏为统帅，大举进攻北魏。然而不用多久，事实就能证明一个问题：萧衍启用萧宏，是一大败笔。
萧宏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根本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军事历练，虽手握重兵，却每日在洛口（今安徽青洛河入淮河之地）笙歌艳舞，以各种借口拖延进攻。
此时北魏的军事统帅元英，也是宗室，他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孙子。元英英姿勃发，深谙兵法谋略，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领。与萧宏的夜夜笙歌不同，元英一到前线，即开始细心观察敌军情况，随后，从容不迫地展开反攻。
反攻第一步是收复刚刚失陷的河南城。河南城在一百里之外，元英要求一夜赶到，次日务必将其收复。很明显，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而当时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似乎，只有杨大眼。
杨大眼是仇池部落首领杨难当的孙子，因眼睛大如车轮（时人夸张），故被称为杨大眼。杨大眼是一员猛将，直比关、张。
镇守河南城的王茂率军三万严阵以待，为防魏军进攻，设置了三道防线，准备以逸待劳。
杨大眼率铁骑飞速赶往河南城，很快便以狂飙之势冲开王茂三道防线。王茂败退。河南城落入魏军之手。随后，杨大眼又沿淮河东进，与元英会合，攻下刚刚失去的宿预。北魏开始占据上风。
河南城和宿预的得而复失，并未让梁军统帅萧宏感到一丝紧张，他一如既往地喝酒唱歌玩女人。
而北魏大军已经逼到洛口。
魏将奚康生劝元英主动进军，但元英说：“萧宏虽然愚蠢，可他的手下却有韦睿这样的良将，不可轻敌；岛夷将帅不合，不用我们动手，不久，他们必然自溃。”于是，两军进入了相持阶段。
九月末的一个晚上，洛口忽降暴雨，南梁军营骚动，萧宏从梦中惊醒，误以为敌军来袭，吓得屁滚尿流，慌乱中带着几个随从策马逃逸。梁军将士忽然不见了主帅，顿时崩溃，数万大军作鸟兽散，丢盔弃甲自相践踏。元英听到动静，即刻下令追杀，一直杀到马头城（今湖北公安县西北）。马头城戍主朱思远弃城逃逸，南梁四十余将被俘，五万余人被杀。
马头城的陷落让钟离城直接袒露在北魏大军面前。钟离对南梁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据点，然梁武帝因梁军受挫而不敢贸然出击，只能对钟离城进行加固，令守将昌义之加强战备，以备魏军进攻。
十一月，萧衍又以曹景宗为统帅，都督诸军二十万，北上救援钟离。
次年正月，元英与杨大眼率数十万大军攻钟离。钟离在淮水南岸。为了方便通行，元英在淮水上架设栅桥，渡河后占据了南岸，而后对钟离发动进攻；杨大眼则在北岸随时接应，并保障后方粮道畅通。
当时，南梁的援军尚未赶到，钟离城仅有三千人，守将昌义之督率梁军将士奋力抵抗。南梁军早已加深加宽了钟离城堑（护城河沟），元英便让魏军一铲一铲将城堑填平，然后用飞楼（攻城器械）撞击城墙。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钟离城守军采取了一个安全系数最高的应对方式：每当城墙损坏一点，即进行修补。魏军拆墙，梁军砌墙，双方忙得不亦乐乎。
元英知道城中人少，而南梁大军正在前来救援，不敢懈怠，下令加快攻城速度，魏军昼夜苦战，轮番上阵，前赴后继，无一人撤退。
梁将昌义之是神射手，每当城墙上有不敌的地方，他便亲自前往救援，百发百中。守将的举动极大鼓舞了守城将士，与魏军一日大战数十回合，魏军被杀者数以万计，堆积的尸体几乎能与城墙持平。
魏军决然不退，梁军誓死奋战。
二月，宣武帝以淮南地区湿热、不宜久战为由，让元英退兵。元英无功，心有不甘，于是上表声称：钟离必克！请陛下宽延时日！而后，竟抗命继续攻打钟离。宣武帝亦心存侥幸，便派心腹范绍前往钟离，与元英商议战事。
范绍见钟离城池坚固，劝元英退兵。元英不从。
不久，前来增援的曹景宗和韦睿会合，抵达钟离。因不敢与善于骑兵作战的魏军在陆地短兵相接，韦睿将南梁部队驻扎在邵阳洲。邵阳洲是淮水中央的沙洲。当夜，韦睿率众悄悄在邵阳洲筑造土城，城前掘长堑、树鹿角。最近的地方，距离岸上的魏军仅百余步。而一直到了拂晓时分，借着微弱天光，钟离城下的魏军才冷不丁地发现邵阳洲上高大的南梁军寨。元英吓出一身冷汗。
曹景宗派人潜入水中，给钟离城中的梁军送信。钟离守军得知援军已至，士气高涨，一片欢呼。
淮水北岸的杨大眼也发现了邵阳洲上的梁军军寨，便率万余骑发起一次迅猛的进攻。
然而，骑兵在这种战场上并不占优势，淮水之上虽架有栅桥，却无法让骑兵顺畅通过，发不起冲锋。韦睿将战车和辎重车连接成墙，大军躲在其后，两千弓弩手齐射，北魏骑兵损失惨重，杨大眼右臂中箭，败退。与此同时，淮水南岸的元英也对邵阳洲发起进攻，但均被曹景宗和韦睿的车弩搭配击退。夜间，元英又令士兵突袭钟离城，却不见任何进展，而且损失惨重。
事到如今，进退维谷，骑虎难下，元英叫苦不迭。
萧衍知道即将迎来多雨季节，便预先让曹景宗装备了与魏军所建栅桥同样高的战舰，准备等水涨船高时进行火攻。
一个月后，淮水暴涨，韦睿即刻派出大小舰船，船中载柴草膏油，火船借着风势，很快就将魏军的栅桥焚毁殆尽，梁军士气大振，喊杀之声震耳欲聋。栅桥的作用是连通淮水南北两岸，而现在栅桥被毁，北魏士兵自感孤立无援，顿时大溃，不顾号令，四散奔逃，溺死、被杀者十万余人。元英侥幸逃脱，单骑逃入梁城（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北岸的杨大眼见状，也只好烧掉军营，下令撤退，不料梁军乘胜追来，又被斩杀五万余人。
梁军大获全胜。这也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少有的一次大胜。
而本想饮马长江的宣武帝，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在长江饮饮马而已。北魏军队损失严重，冯太后和孝文帝经过不懈努力而得来的强盛局面，就这样被一场战争毁灭殆尽。根据本章之前的叙述，想必读者已经知道，在战败后的日子里，宣武帝仍未吸取教训，还在不停地犯错误：重用外戚，迫害宗室。他的接连失误，因其皇权的高度集中而未凸显出来，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儿子将不得不硬着头皮为父亲的过失埋单。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宣武帝和大多数北魏皇帝一样，正值壮年生命就走到尽头，时年三十三岁。宣武帝的死，标志着一个略显荒唐的时代的终结。北魏自建国以来，一直在走上坡路，至孝文帝时国力已达鼎盛。不可否认，孝文帝的改革步伐稍快，以致北魏有些地方出现难以支应的问题；而如果他能继续执政，则大有可能将对这些出现的问题予以修正。
作为他的继承者，宣武帝若想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帝王，则需将父亲遗留下来的问题逐一解决，但他却将所有精力放在内斗和战争上，北魏因他而由盛转衰。
而且，这种衰弱是有惯性的。
宣武帝的继承者是次子元诩，即孝明帝，他即位时不过是个五岁的娃娃。小皇帝的母亲胡充华在宣武帝驾崩当晚，即拥戴元诩登上皇位，并立即召高阳王元雍和任城王元澄入宫，让他们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一切井井有条，充分显示了这位女性的过人之处。
胡氏出身世家大族，是司徒胡国珍的女儿，入宫前出家为尼，幼年受过良好教育，对佛经典籍融会贯通，擅长讲道。宣武帝崇信佛教，常召集僧尼入宫讲经说法，胡氏便在其中，并因姿容秀丽而声名鹊起。后来，宣武帝听闻大名，便召见她，一看果然是个美人坯子，一夜夫妻后，封其为世妇，胡氏正式成为后宫中的一员。
因有“子贵母死”这一血淋淋的制度压在头顶，北魏的后宫妃嫔都不愿意生儿子，一旦不幸怀孕，她们便祈祷不要生儿子，甚至有人在怀孕后千方百计地将胎儿打掉。胡世妇却说：“怎能因畏惧一人之死，而让皇家绝嗣！”及至她怀孕在身，与她亲近的妃嫔宫女都劝她赶紧想办法，唯恐诞下皇子，她却不为所动，还常常向神佛发誓：若我能诞下皇长子，身死不辞！
宣武帝早年曾有一子，名为元昌，但三岁便夭折了，此后一直没有儿子。后来，胡世妇得偿所愿，生下皇子元诩，宣武帝大喜过望，晋封其为充华，又千挑万选为儿子请来保母，小心翼翼地养在别宫，就连嫡母高皇后和生母胡充华都难得见上一面。
元诩三岁即被册封为皇太子，这时，高肇等人站出来称，应按制度将胡充华处死。这一举动名为尊重传统制度，实则是想让高皇后坐享其成，达到控制储君即未来皇帝的目的。从这里就能看出子贵母死制的弊端：即使皇太子的生母依制被赐死，也有皇太子的嫡母即皇后这一大威胁存在。
或许宣武帝已看出了这一制度的不合理，也或许实在喜欢胡充华，于是，竟然霸气地宣布废除子贵母死制。胡充华得以活命。
高氏将于皇后及其家族扳倒，却并未成为最终胜利者，事实的发展出乎他们意料：宣武帝竟然废除了子贵母死制，胡充华活了下来！既然可以子贵母死，那也可以母以子贵。宣武帝一死，胡充华便牢牢将儿子握在手中，并巧妙地利用宗室对高氏的忌恨，拉拢宗室重臣，一面尊高皇后为皇太后，一面又以皇帝名义将自己尊为皇太妃。
宣武帝驾崩前，高肇正在征伐西南方的蜀国，等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高肇耳中，国舅爷既悲且惧，悲的是外甥皇帝的死，惧的是朝廷众臣将对自己不利。他朝夕哭泣，以至于形容枯槁，羸弱憔悴，赶到洛阳附近，夜宿于驿亭，家人前来迎接，他拒不相见；次日，一到洛阳城之下便号啕痛哭，来到停放梓宫的太极殿时，更是悲痛欲绝。
当时，被委以重任的高阳王元雍在皇宫西柏堂总揽国事，得知高肇入宫，便和众臣商议，准备诛杀高肇，于是安排武士十数人，埋伏在舍人省下。
高肇哭完宣武帝，从灵堂退出。清河王元怿、任城王元澄等宗室看到他，个个窃窃私语，而且拿不友好的眼神瞪他。惴惴不安的高肇走进舍人省，埋伏的武士一拥而出，将其乱刀砍死。元雍遂下皇帝诏书，称奸臣高肇畏罪自杀。一直到黄昏，胆战心惊的高家人才将高肇的尸体从西侧门拉出。
高肇死后仅一个月，皇太后高英便被胡太妃排挤出皇宫，被迫到瑶光寺出家为尼。不久，胡太妃晋升为皇太后。
高皇后在瑶光寺孤苦冷清，已没有能力翻盘，但胡太后并未就此放过她。三年后，一次月食现象让北魏人惊慌不已，国人纷纷传闻“国母当亡”。胡太后对这种谶纬之说深信不疑，于是让高英做了自己的替罪羊，派人将其杀害以应谶语。高皇后的死，标志着被宣武帝捧起来的高氏集团土崩瓦解。
胡氏在被尊为皇太后的同一月，群臣上表，称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请太后临朝。于是，胡太后正式效法冯太后临朝称制，令曰“诏”，自称为“朕”，除了没有皇帝尊号，一切礼仪规格与皇帝本人无异。
北魏一朝，最为特殊的两位太后，就是冯太后和胡太后。
论及文艺才华，胡太后并不逊色于文明太后。胡太后笃信佛教，讲经能力已达专业水平，而且文学素养很高，诗词文章信手而成，《中国文艺词典》便将她列为北朝女诗人。其代表作《杨白华词》乍一看朴实无华，细读却不难发现字里行间蕴藏着奔放热烈的情感，堪称北朝诗歌代表；胡氏还擅长射箭，曾在鸡头山箭射发簪，一发即中；她身体素质极好，去嵩山祭祀，妃嫔宫人都已累到不行，她却早早地爬到山顶傲视群雄。
胡太后喜欢运动，因而崇尚健康体魄，她曾下令打开府库，让官员宦官和宫女搬运府库中的锦帛，约定能搬多少便赏赐多少。章武王元融和陈留公李崇过于贪婪，各自背负满满一大摞，结果力不能胜，还没走两步便跌倒在院中，李崇伤了腰，元融扭了脚，时人作歌嘲讽道：“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胡太后见状，不但不给二人一点赏赐，还对他们大加嘲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太后俏皮和促狭的一面。
这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也难怪宣武帝元恪要对她另眼相看。
而且，从胡氏冒死为宣武帝生下儿子这件事上来看，这个女人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其性格刚烈，意志坚强，与冯太后有共通之处。
临朝听政之初，她便表现出寻常女子身上难得见到的杀伐决断，每日都要批阅臣僚呈上的奏章，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事务，皆由她过目，逢重大案件则亲自审理决断，她还定期考核地方官员，赏功罚过，朝纲肃整，令群臣叹服。
如果胡太后是第二位文明太后，那么北魏帝国的命运将截然不同。此时的北魏正需要一双温柔的手抚平伤口。但很不幸，胡太后并非冯太后，她身上有很多性格和冯太后相似，但有一点却全然不同：冯太后对权势没有过分的欲望，胡太后却贪婪无度。当胡太后手中的权力稳固后，其天性中的弱点便逐渐凸显。
所谓“饱暖思淫欲”，胡太后青年守寡，且她本就是个感情热烈的女性，对于人间情爱有着强烈追求，于是，耐不住深宫寂寞的她，大肆招徕男宠充实“后宫”。最初，她和北魏名将杨大眼之子杨白花私通，但杨白花深知与太后私通的利害，前有李弈为鉴，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破人亡。于是，他不堪骚扰，南下投奔南梁。胡太后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男子思念不已，还作诗以为纪念。
而杨白花离开不久，胡太后的眼睛就又盯上了一位天下闻名的美男子——清河王元怿。
元怿是孝文帝第四子，聪颖拔俗，丰神俊秀，而且博涉经史，口才极佳，在北魏是男神一般的存在。孝文帝对他十分宠爱，他的叔父彭城王元勰更是这样赞美他：“此儿风神外伟，黄中内润，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意思是：这小子风度翩翩，气质高雅，高洁品行和不世才华蕴藉于内，假以时日，定能直追周公和召公啊！
而元怿也以行动证明，他并未辜负父亲和叔叔对他寄予的厚望。宣武帝朝高肇专权，朝廷内外无不畏惧其淫威，而元怿却当面指责高肇是篡汉的王莽，并数次劝谏宣武帝对高肇不要委以重任，明知宣武帝重用舅舅高氏，还逆流而上，足见其远见和气魄。孝明帝元诩登基后，北魏佛教在宣武帝和胡太后的共同努力下已达高峰。有一僧人名叫惠怜，声称自己有神水，可治百病，每日接待来访病患达千人，一时声名鹊起。笃信佛教的胡太后便令惠怜在城南治病救人，并大行赏赐；而元怿一眼便识破了这假僧的伎俩，上表称惠怜迷惑人心，并援引东汉末年黄巾军首领张角之事为戒，请求杜绝此事在国家肆虐，胡太后阅后，随即冷落了惠怜。
面容秀美，才华横溢，不畏强权，直言敢谏，既是谦谦君子，又是国家名人，这样的风流人物，自然海内人望，到哪里都有一大堆追随的目光。元怿在朝廷内外名声极佳，无论高低贵贱胡汉男女，都愿意和他往来。
胡太后也是元怿的粉丝。
胡太后将目光锁定在这位小叔子身上已久，并以元怿“德先具瞻”为由，将朝政委任给他，付以周公、霍光之事。元怿对皇室忠心耿耿，自然责无旁贷，但入宫不久就发现，贵为皇太后的嫂子看他的目光与看别人不同。不久，胡太后便发动猛烈攻势。虽然元怿对叔嫂乱伦、君臣悖逆大为抵触，但在当时男女之事本就水到渠成，兼之胡太后不断挑拨、诱惑、威逼，一来二去，二人便睡到一张床上。及至后来，元怿更是很少回王府，与胡太后同进同出，形同夫妻，叔嫂丑闻天下人尽知。北魏国人对元怿的仰慕爱戴之情深厚，听说这个，都嗟叹不已，觉得可惜。
元怿既刚正不阿，得罪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在他所有得罪的人中，有一人将会把他推上绝路。这个人叫元叉。
元叉也是北魏宗室，是道武帝第三子拓跋熙的后人。元叉的妻子是胡太后的妹妹，借此关系，元叉得以接连升迁，并最终出任领军将军，掌管皇宫禁卫。元叉自恃有胡太后这大姨姐撑腰，骄横异常，目无法纪，做了一些法理不容的事；而元怿身为辅政大臣，不徇私情，每每依法予以处置。元叉不痛快，对元怿积怨很深，遂唆使人诬告元怿谋反，并动用自己的职权将其囚禁，又昭告朝廷百官，要审讯元怿。然而，北魏群臣大都跟元怿交好，于是，都站出来力保元怿清白。元叉一见事情不成，只好将元怿释放。
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元叉又和宦官刘腾勾结，忽然发动政变，劫持孝明帝元诩，又将胡太后囚禁于后宫。控制了皇帝和太后，元叉基本上就控制了朝廷。而后，他又让人抓捕元怿，把他关押在门下省，然后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成功让元怿认了罪，然后“依法”将其杀害。
元怿的死震惊朝廷内外，人们皆“含悲丧气”，悲痛难抑，那些仰慕元怿的胡人，更是以本民族的风俗——用刀割破脸颊——缅怀这位贤王。
元叉又逼迫胡太后交出皇帝印玺，然后颁布诏书，宣布胡太后逊位，归政于孝明帝。事后，元叉将胡太后囚禁于北宫，重兵看守。
胡太后被元叉囚禁后，其忠实爪牙胡僧静和张车渠开始积极设法营救，他们纠集数十人去刺杀元叉，但事情未成，反被元叉制服，胡僧静被流放，张车渠被杀。
元叉夺权成功，霸占皇宫，沉溺酒色，经常偷偷让人从宫外招揽美女，让人把她们藏到一种很大的食盒中，带进宫内，肆意淫乱。趋炎附势之徒也常以酒色之事取悦于他，深为时人所不齿。一时间，政局混乱，不满情绪沸反盈天。
一次，孝明帝在西林园朝见胡太后并宴请群臣，君臣尽兴，宴席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这时，元叉酒劲上窜，忽然站到胡太后面前说：“臣听外间传言，太后想杀死臣！”胡太后掩饰住自己的惊慌，说：“我并无此话，外面的谣言岂可轻信？”元叉见胡太后神色自若，不像心怀不轨，于是戒心大减。
其实，元叉不过是个莽夫，真正厉害的是他的老伙计——刘腾。刘腾，字青龙，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人，幼时因罪被阉，入宫做了宦官，初为小黄门。刘腾和大部分宦官一样，没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但他工于心计，善于逢迎拍马，因此，很快由小黄门升为中黄门，后来参与了孝明帝即位之事，对胡太后母子有功，胡太后感念其忠心，对他多加封赏，成为心腹。元叉因此与刘腾交好，他的很多作为，其实都是刘腾的手笔。可刘腾身体不好，常年患病，元叉控制朝政后两年，刘腾病情发作，死了。
刘腾的死，让元叉暴露了弱点，失去左膀右臂的他就像是无头苍蝇，在波谲云诡的政局中乱飞乱撞。
孝明帝元诩一天天长大，再也不是那个懵懂的孩子，元叉的恣意专权让他越来越不满，而且，毕竟母子情深，他同情母亲胡太后，并因此越发忌恨元叉。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秋，一天，胡太后忽然请来孝明帝和群臣，动情地对他们说：“如今我母子分离，还留我在宫中何用？不如放我离开皇宫，让我出家为尼！我心已死，当永绝于人间，就让我去嵩高闲居寺修行吧！——先帝啊！您真是圣明啊！当初修建此寺，正为我今日出家之用啊！”
说罢，胡太后从袖中抽出刀子就要落发。孝明帝元诩和群臣见状，吓得连连叩头，一边哭一边劝解。最终，在孝明帝苦苦哀求下，胡太后才放下了刀。不日，元叉就得知了胡太后的举动，他以为这个女人真的心灰意冷了，还特地去找孝明帝，说了些类似于“以后太后闹着要出家你就让她出家不必管她”之类的话。
孝明帝看着嚣张跋扈的元叉，已忍无可忍。
几日后，孝明帝与胡太后秘密商议对策，决意除掉元叉。元叉爪牙遍及宫廷内外，稍有不慎就可能打草惊蛇，母子二人极为谨慎。孝明帝阳奉阴违，一面秘密谋划政变，一面又做出信任元叉的样子，经常请他定夺国家大事。元叉不知自己已经进入圈套，一切如常。
高阳王元雍入宫觐见孝明帝，孝明帝以探视为名，带他去见胡太后。在胡太后宫中，元雍悄悄说：“臣不担心天下诸贼，唯一担心的便是元叉！元叉执掌皇宫禁卫，其父又在京西手握百万雄兵，其弟为都督，统御三齐（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之众。元叉无心谋反便罢，一旦谋反，朝廷必不能抗！”
胡太后一听，急忙说：“元郎若对朝廷忠心耿耿，何不为皇家除掉元叉！”
元雍随即下拜，发誓效忠皇室，除掉元叉。
可是，皇宫中遍布元叉爪牙，三人的谈话辗转传到了他的耳中。元叉感到不安，自从刘腾死后，他也发现自己在朝中作为越来越不顺利，发现人们看他的眼神不那么友善，于是，他主动向孝明帝请求革除自己的职务。元叉的请求一经提出，孝明帝和胡太后便立即顺势剥夺了他的军权，并宽言抚慰。
见皇帝和太后没有杀自己的意思，元叉很快又开始跋扈起来。这一次，胡太后和孝明帝非常轻松地就抓住了他的把柄，将其逐出宫门，贬为庶民。不久，复仇心切的胡太后又下诏将其赐死，元叉势力遂瓦解，胡太后重新登上了阔别数年的最高权力舞台。
胡太后是个崇拜物质的女人，几年孤苦冷清的囚禁生活让她吃尽苦头，而如今离开牢笼，她便如母狼一般开始疯狂弥补过往的“损失”，又为自己找了三个男宠：郑俨、李神轨和徐纥。胡氏与男宠们荒淫无度，对男宠们分外慷慨大度，让他们个个位居高官，左右朝政，肆意弄权，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北魏国内乌烟瘴气，政务一团乱麻，局势如履薄冰……
胡太后的作为让北魏帝国雪上加霜。
之所以说“雪上加霜”，是因为此前元叉控制北魏朝政时，帝国的北方已经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北魏立国之初，草创了北镇制度，并用了几十年时间对其进行逐步完善，北镇自东而西分别为怀荒（今河北张北县）、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和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称为“六镇”。孝文帝后期又在怀荒镇以东增置了御夷镇，所以实为七镇。各镇不设州郡，其民称“镇民”，民族构成有鲜卑、汉、氐、山胡、高车等族；首领称“镇将”，主要由代北鲜卑贵族、汉族强宗和胡族酋帅担任。
北镇设立的初衷是抵御北方柔然，后来，随着北魏逐渐统一中国北方，许多游牧民族被纳入北魏统治范围，所以，北镇也担负着牵制这些内属游牧民族的职责。北魏以武立国，民风尚武，而英勇的北镇将士担负着拱卫京师之责，理所当然地被北魏人视为“国之肺腑”，地位显赫。
但是，简单地将北镇视为抵御胡人的军事堡垒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北魏崇尚武力，六镇固然能“防御”，但同时也在担任“进攻”的责任——六镇既是长城，更是军营。拓跋鲜卑是游牧民族，因此北魏统治者的很多行为方式带有明显的游牧烙印，六镇之于北魏，恰如“四角”之于匈奴。所谓“四角”，即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这四个机构如众星拱月，保护着匈奴王庭，是匈奴大单于的重要防卫。北镇的设立是自然而然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举措，也是北魏建国初期所必需的为政举措。
拓跋鲜卑初建代国，以盛乐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代人往来其间，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畜牧业仍是主业，此时的代国士兵，与其说是军人，倒不如说是牧民。其实，对游牧民族来说，两者大可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无论作为军人还是牧民，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获得更多、更肥美的草原。
但上帝没有偏爱拓跋鲜卑，鲜卑人强大的同时，柔然人也在开始强大，而且其他胡人如高车、敕勒也在草原上奔走往来。草原的面积是固定的，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口却在日益膨胀，僧多粥少的局面让拓跋鲜卑只能走上征战的道路，驱逐柔然并争夺草原资源。代北的拓跋鲜卑常年与柔然征战，尚武习气代代相传，很多家族借此而形成军功贵族，而在北魏国家机器的健全过程中，这种为争夺水草而战的“牧民”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向职业军人转变，原来单纯地“为生存而战”也开始掺杂一些“为国家而战”的政治因素。
如果说前秦、后秦、前燕等前期进入中原的民族所发动的战争是为了土地，那么北魏与草原民族的征战则是赤裸裸的财富掠夺。公元391年，拓跋珪从铁弗部获牛羊二十万、战马三十万，得到这些战利品后，北魏“渐增国用”，可见掠夺的财富对北魏经济的作用之大；公元400年，道武帝破高车诸部，获马匹三十五万、牛羊一百六十万，拓跋珪将这批牲畜驱赶至平城，筑起一座牧场纳之；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群臣主张征讨柔然的主要理由就是“收其畜产，足以富国”，八个字已说明战争的动机就是财富。
北魏的国家机构虽在逐步健全，但一直到太和年间北魏才确立了俸禄制，在此之前，北魏将士获得财物的主要方式便是这种战争掠夺，即战争所得财物并非全部收归国有，更多物资被作为薪饷分发给参战将士。因为北方草原富足，所以这种获益是丰厚的。崔浩曾在给太武帝的上书中说：“经常在北方参战的将士获得牛羊、珍宝和美女甚多，以至于南部边镇的将士心生艳羡，也都急于进攻南朝以便劫掠财物。”北镇镇民既得到了“国之肺腑”的美誉，又得到了数不尽的金钱和美女，小日子舒坦的很，其情形和清朝的八旗子弟很是相似。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魏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变化，而与之一同变化的则是六镇的地位。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种变化是具有“进步性”的，而对于北魏来说，这种变化让它难以承受。
首先，在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开始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柔然汗国在亚洲草原立国共一百年，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它和北魏是一对劲敌，而从这一年开始，它的战略重心开始向西转移。引发这一巨变的是敕勒部族。
敕勒，即北魏人口中的“高车”，它长时期处于柔然统治之下，是柔然汗国的种族奴隶。但就在这年，敕勒人在他们的首领阿伏至罗的带领下，举十余万户西迁，并在车师前部西北建立了高车汗国。敕勒人的这一举动不但无视了柔然在草原上的权威，更是扼断了柔然与西域、中亚之间的贸易通道，柔然从此开始了对高车的征讨，以至于无暇顾及北魏。从这一年到北魏灭亡的七十年间，只有三次进入北魏国境侵掠的记录。
与此同时，同为柔然种族奴隶的突厥部族也在悄然崛起，而它的崛起同样伴随着征战挞伐。中原有中原的战争，草原有草原的博弈，因北方草原“内战”不休，游牧部落无暇南下，北魏的北部边疆开始变得宁静祥和。——只是，这种宁静祥和的背后，是可怕的暗潮在涌动。
其次，经过太和改制，北魏已转型为农业国，居于洛阳的统治者对草原资源的需求不再迫切，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三农”问题：农田、农民、农业。这时的鲜卑贵族，对于骑马放牧已没有太大兴趣。
再次，北魏从孝文帝开始，将所有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统一中国”上，平定南朝便成为北魏对外战争的重中之重。与之前的中原王朝一样，北魏并无意将统治触角延伸至无法耕种的北方草原，所以，北镇逐渐失去了“进攻”的作用，他们更多的用处是牵制内属游牧部族的叛乱。可是，这种工作并无油水可捞。因为这里的诸民族常年饱受贫穷困扰，气候不好的时候，最基本的三餐都是问题，所以，经常发生动乱，但这种小规模叛乱难以引起朝廷重视，对北方六镇的忽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以上是北镇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所谓“飞鸟尽，良弓藏”，六镇已由“国之肺腑”沦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北镇镇民越来越受冷落，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落差让他们难以承受，开始产生逆反心理。
北镇镇民身为武人，无时无刻不渴望重拾战士的荣耀，而就在眼看复出无望时，孝文帝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迁都洛阳、汉化改革，让洛阳贵族和代北鲜卑贵族产生明显的高下差异，洛阳贵族所得利益远远高于代北武人。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代北武人发出不满呼声自在情理之中。汉化改革后，曾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鲜卑族出身的洛阳羽林军对进京的代北鲜卑武士横加侮辱，结果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斗殴事件。代北武人对朝廷的抗议已初露端倪，而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这种逆反心理便会砰然爆发。
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中国北方大旱，塞外塞内缺草少粮，饥贫交迫的柔然向北魏请粮未果，于是出兵怀荒镇强行劫掠。怀荒镇本来就陷于饥荒，如此一来灾情更甚，身负御敌重任的怀荒镇民强烈要求开仓放粮，但镇将于景却武断地加以拒绝。
前有柔然大患，后有饿杀之虞，横竖是死，于是，怀荒镇民蜂拥而起，杀掉镇将于景，将府库中的粮食劫掠一空。
暴动就像是瘟疫，很快由怀荒镇传染开来。
三月，匈奴王族后裔破六韩拔陵煽动沃野镇民起义，饱受镇将和代北强宗压榨的镇民大举爆发，一呼百应，攻杀沃野镇将，破六韩拔陵趁势自立。
四月，高平镇胡族酋长胡琛闻风而动，率众反叛，杀镇将，自称高平王，与沃野镇叛军遥相呼应。
六月，秦州人莫折大提占据秦州城，自称秦王，反叛朝廷，莫折大提死后其子莫折念生代立，自立为帝。
七月，凉州胡族酋帅于菩提和呼延雄刺杀凉州刺史，据城反叛。
十月，营州人刘安定和就德兴诛杀刺史李仲遵，据城反叛，刘安定被城人王恶儿所杀，就德兴便向东逃窜，自号燕王，继续叛乱。
十二月，汾州正平、平阳两地胡人反叛。
次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占据徐州城，自称宋王，叛离北魏。
……
北镇暴乱伊始，北魏朝廷便开始派遣大军征剿，但因将帅乏人，军队出战不利，接连战败，数位官员和宗室为此而受到严惩。
为将此起彼伏的叛乱镇压下去，走投无路的北魏朝廷最终拿出一个看上去更为可行的方案：请柔然出兵平乱。——六镇设立的初衷是防御柔然，现在却要柔然来帮助朝廷镇压六镇叛乱，对北魏来说，实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
此时的柔然，因王室内乱频繁而需要北魏朝廷支持，所以，也乐得作顺水人情，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瓌遂自东向西对武川至沃野一线出兵，与北魏朝廷诸路大军合力夹击北镇叛军，大败破六韩拔陵，北镇叛军随之军心瓦解，叛军势力得到控制。
如雷阵雨一般的六镇暴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混乱的局势并未就此平息，各地胡族的大小叛乱依旧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史载“时四方多事，诸蛮复反”，北魏朝廷疲于应对。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朝廷下诏“诸州镇军元非犯配者，悉免为编民，改镇为州，依旧立称”。此诏颁布意味着六镇镇民的军籍、军户被剥夺，从自由民转变为依附于政府的“府户”，地位与中原地区的“佃户”基本等同。
而后，朝廷将六镇流民分散开来，发配到其他州郡，让其自行就食，以期达到瓦解叛军势力的效果。但六镇镇民因被剥夺军籍失去自由而心怀不满，暴动死灰复燃，战火很快就蔓延到广大的黄河以北地区，作为六镇之乱的延伸，河北起义继续侵蚀着北魏的躯体。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八月，柔玄镇民杜洛周率领流徙的北镇镇民在上谷（今北京市延庆区）反叛，叛乱再次如瘟疫一般传播开来。次年正月，五原人鲜于修礼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叛乱。两股叛军势如洪水，疯狂的六镇镇民进入河北后，大肆抢掠粮食，驱赶、杀戮当地汉人，强行霸占民宅，致使冻饿死者十之六七，叛军所过之处一片焦土。
北魏朝廷派河间王元琛、长孙承业率军征讨，二人不敌，奔逃回朝廷。
八月，鲜于修礼被部将元洪业所杀，元洪业欲向朝廷请降，却被另一名叛军将领葛荣杀害。葛荣独领叛军，于九月在博野白牛逻（今河北博野县）大败广阳王元深和章武王元融，并将元融杀死于阵中，而后建立政权，国号为“齐”，自立为帝，不久又擒杀宗室元渊。次年春，葛荣攻陷殷州；北魏朝廷以源子邕为冀州刺史，率兵讨伐葛荣。十二月，葛荣在阳平（今山东莘县）东北漳水曲大败魏军。
叛军中实力最强的葛荣节节胜利，燕、幽、冀、定、瀛、殷、沧等七州之地很快被他收入囊中，并最终与杜洛周势力发生矛盾，葛荣杀杜洛周吞其部众，人数暴增，号称百万，势不可当。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魏朝廷却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插曲：胡太后与情夫合谋，鸩杀了儿子孝明帝。孝明帝的母亲与男宠肆无忌惮地淫乱宫闱，这是脆弱的少年天子难以承受之屈辱，而且已经长大的元诩也不甘再做傀儡皇帝，便秘密传召正在镇压叛军的代北豪强尔朱荣率军相助。密诏却落到胡太后手中。胡太后大怒，其情夫郑俨担心孝明帝掌权后自己将有杀身之祸，便挑拨胡太后除掉元诩。胡太后既难抑爱欲，又畏惧罪罚，最后竟然以一杯毒酒将孝明帝鸩杀。孝明帝膝下无子，胡太后开创性地将元诩尚在襁褓中的幼女抱到前朝，诈称其为皇子，立之为帝，希望借此继续执掌朝政。可纸包不住火，小皇帝的女儿身被识破，无奈的胡太后只好宣布女帝退位，再从宗室中挑选继任者。她看中了京兆王元愉时年三岁的孙子元钊，立为幼主。
当此国难，朝廷竟发生这种人伦惨剧，真是不能不寒了北魏人的心！
河北地区的汉族百姓不堪凌虐，对葛荣叛军发出反对之声。因叛军以鲜卑人居多，所以六镇与朝廷的矛盾，很快演变成为汉族和鲜卑族的民族矛盾。由于时刻要面对朝廷军队的围剿和汉族百姓的游击，葛荣便拼命拉拢河北汉族豪强，让他们提供粮草辎重。但这些汉族豪强并不甘心向葛荣俯首，只不过为了自保而不得已暂时为葛荣提供帮助，而一旦朝廷派来劝降使者，他们便背叛了葛荣。葛荣知道北魏朝廷尚有威信力，于是决定尽快灭掉坐镇朝廷的拓跋氏，于是挥师进逼北魏重镇邺城，希冀拿下邺城，然后兵锋直指洛阳。
暴乱之初，走投无路的北魏朝廷已将目光投向各大地方豪强，并以各种政治嘉奖为筹码——想封侯拜相吗？想扬名立万吗？来吧，为朝廷效力吧！不管你是汉人、鲜卑人，抑或是氐人、高车人……只要能击败叛军，就不愁封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朝廷檄文一经发出，一时间，诸路豪杰并起，纷纷加入平定叛乱的阵营。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出身代北的尔朱荣。
尔朱荣，字天宝，北秀容（今山西朔州市）人，契胡部落酋长。契胡族族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羯族别部，也有人说它就是山胡族（步落稽），但可以肯定的是，尔朱家族世代居住于各种胡人中间，远离中原，族风尚武，其先祖曾居于尔朱川，便以居住地为氏，此即尔朱氏由来。
尔朱氏是酋长家族，世代统领部落，道武帝时便被北魏朝廷拉拢，尔朱荣高祖名尔朱羽健，曾率领契胡武士一千七百人跟随道武帝平定晋阳，立下战功，被拜为散骑常侍，并受封地三百里。
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任酋长时，尔朱家族已富贵异常，史载其“家世豪擅，财货丰赢”，拥有牛羊驼马无数，朝廷每逢征讨，尔朱新兴便主动奉献战马和粮草，大力支持，孝文帝对其很是欣赏。尔朱新兴善于交际，与朝中权贵打得火热，他每到洛阳，洛阳权贵便赠之以珍宝，他则大方地回赠良马，捞足了政治资本，接连升迁，并被授为秀容第一领民酋长。孝明帝时，尔朱新兴自感年老力衰，便请求朝廷将爵位传给儿子尔朱荣，朝廷予以批准，尔朱荣便接替了父亲的职务和爵位。
尔朱荣身处诸胡混居之地，很可能混有其他血统，因而他的皮肤异常洁白，英姿俊秀。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又很好地继承了游牧民族崇尚军武的传统，善于射箭，每次设围打猎，都制定军令，其部众惧其威严，皆不敢违令，这显示出他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
早在六镇之乱刚刚爆发时，负责镇守晋阳的尔朱荣便抓住时机，散家资，募勇士，与叛军作战；后来又主动请缨东征鲜于修礼，因而被朝廷拜为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大都督……名目繁多的官衔充分暴露了朝廷病急乱投医的恐惧心理。尔朱荣的嗅觉非常敏锐，朝廷的空虚和怯懦被他察觉，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他也像平定黄巾军的曹操一样，趁机扩充实力，赢得了相当的威望，成为镇压河北暴乱的主力军。
尔朱荣的军事才能在历史上有目共睹。但凡出色的军事家，总有以少胜多的战绩，尔朱荣身为杰出军事家，自然少不了这样的经典战例。
葛荣叛军眼看要打到邺城，尔朱荣亲率七千精骑东出滏口关截击。葛荣军号称百万，这个说法不可信，但几十万还是有的，而且他们接连大捷，劲头正盛。尔朱荣却敢以区区七千骑兵主动进攻，时人皆以为必败，而朝廷群臣多坚持各路勤王军汇集后再作总攻，所以，对尔朱荣的擅自进攻充满不满和怀疑。
但这些人哪里知道，尔朱荣看似冒险的行径，却源于他对敌人的认识，以及那份常人难以企及的自信。
葛荣出身怀朔，其手下亲信和部将都是怀朔镇民，尔朱荣让其部将高欢到葛荣军中策反。高欢不负所托，竟成功说服葛荣麾下七员大将率一万人马投奔了尔朱荣。
似乎葛荣也并不在意这些人的离去，在听说孤军深入的尔朱荣已越过太行山时，他傲慢地对部将说：“我最怕的就是他小子躲在山中不出来，只要他出来就都好办了！这仗不用打，你们每人准备一根绳子，他们一来，把他们绑起来就是了！”言罢，葛荣令叛军摆出绵延数十里的鹤翼阵待战。
鹤翼阵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常用的阵型，就像向前伸展开的鹤翼，呈“V”字形，这种阵法最擅长将敌人包围并予以全歼。既然是“包围”，那么前提必须是兵力多于敌方。如此看来，葛荣用这种阵型，算得上中规中矩，并无错误。
但葛荣有个大问题：轻敌。
而且，这种轻敌已经扩散到他的每一个士兵心里，因为节节胜利，他们并未将敌人放在眼中，他们仍在谈笑，轻松得就像度假，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绵延数十里的阵线出现了许多间隙——他们的鹤翼阵并非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
这里，就是尔朱荣的突破口。
战争的血腥残酷之处，便是鼓励杀人，杀敌越多军功越盛，而明确杀人数量的方式是报首级，也就是砍人头。可是，尔朱荣深知自己兵少，如果在作战时都去割人头势必影响战况，于是，他只给骑兵配备一根短棒，明确下令：不许斩首报功，只许以棒子击敌要害！
在尔朱荣行动之前，葛荣先按捺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进攻，数十万叛军漫山遍野，枪矛如林，人踩马踏，飞尘遮天蔽日，以地动山摇之势向尔朱荣压来。
尔朱荣将军队主力埋伏于山谷，又派骑兵往来奔跑，马蹄声惊动山中走兽、林中飞鸟，又腾起团团黄沙，其直接作用便是迷惑了敌军，让葛荣搞不清楚尔朱荣到底有多少兵马。
叛军忽听“隆隆”之声，只见前方遮天蔽日的黄沙，黄沙之中传出摄人心魄的喊杀声！尔朱荣驱马在前，挥舞短棒直冲葛荣军最薄弱的间隙，在骑兵猛烈冲击下，叛军的鹤翼阵被冲出一个巨大的豁口，尔朱荣并未止步，而是继续带着七千骑兵向前冲，直奔葛荣本阵！
同时，尔朱荣让一支骑兵迂回到葛荣中军背后，形成夹击之势，迅猛的骑兵很快冲散了葛荣中军。葛荣被擒。叛军知统帅已经被擒，不再抵抗，纷纷缴械投降。折腾掉北魏王朝半条命的暴乱，在尔朱荣的漂亮奇袭中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然而，北魏并未就此歇一口气。
长久以来，史学界持这样一种说法：魏亡之祸，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这一说法将六镇之乱视为北魏灭亡的诱因，又将六镇之乱归咎于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太和改制（主要是汉化改革）。综合笔者前面所述，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确实有失偏颇，是一种流于表面的误读。
假如没有太和改制，那北魏就仍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国家，经济落后，就需要以战争和劫掠来维持生存需求。但国家不等同于部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马上得天下还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以战争讨生活的行为是饮鸩止渴，军事强大如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无不是昙花一现，穷兵黩武只能将北魏拖进衰亡的旋涡。太和改制来得及时且正确。因为，北魏不仅需要强盛的经济和军事，还需要繁荣的文化，只有在文化上达到一定高度，北朝才有资本在将来统一中国。
太和以后，北方局势趋于平和，北魏因而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南朝，所以六镇地位不再那么重要；而六镇遭受冷落，或可视为北朝将统一中国的一个征兆。遗憾的是，孝文帝英年早逝，而其后继者又资质平庸。宣武帝、孝明帝和胡太后非但不能守成，还因热衷权术而内斗不止，最终造成朝中无人的局面。
北魏历代帝王都经历过各种农民起义，却为何只有六镇之乱成为北魏难以承受之重？一个原因是：六镇镇民是职业军人，长期与柔然及其他胡人交手，作战勇猛，其战斗力绝非之前那些饱受饥饿的农民所能比。另一个原因是：北魏朝廷将帅乏人，没有杰出将领出来力挽狂澜。柔然和南朝都很强大，但他们却不能将北魏推上绝路，这就证明，真正给北魏带来重创的并非六镇之乱，而是北魏将帅乏人的局面——这是宣武帝和胡太后热衷于内斗的恶果。
宣武帝即位之初，朝廷中尚且人才济济，出将入相者不乏其人。但宣武帝却接连杀害股肱之臣，导致北魏人才凋零，那个动辄几十万大军出征的帝国，已在他的手中消失了。胡太后宠信奸佞，北魏精英再次遭受打击，致使兵变和暴乱发生时，朝中无人可用。孝文帝做了他应该做的，且政绩斐然，宣武帝和胡太后这对夫妻却做了很多不该做的，消耗了北魏历代先皇积攒的实力——他们才是北魏衰亡的罪魁祸首。
但在经历这些磨难后，备受冷落的代北贵族却意外地开始扬眉吐气。这群以武立身、以武存身的边区贵族很快就浴火重生，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