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元初年，玄宗任命了一批贤相治理国家，他们虽然都有个人缺点，但整体上作为一个集团存在。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
宋璟和苏颋之后，唐朝的宰相制度又保持了十年的稳定，其特征依然是以两个宰相为主。偶尔多出几人或者空缺，但这种时候大都是过渡期，一旦过渡完成，依然是双宰相制。
宋璟和苏颋罢相后，皇帝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治所太原）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两人同领平章事，成为宰相。并州是唐朝的北都所在地，也是唐王朝的发家地，那里设立了一个大都督府，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所在地。大都督府的都督都是由李氏的亲王兼任的，但这些亲王大都不会去往驻地，而是继续生活在长安。于是，大都督府的二把手长史就成了实际上的负责人，并州长史相当于帝国北方军事上的首席，因此，将他调入长安担任宰相也是情理之中的。
在玄宗初期的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不是最著名的姚崇和宋璟，反而是源乾曜。
源乾曜也是进士出身，一直以干练闻名，在姚崇的搭档卢怀慎病重时，他曾经被皇帝选上来担任宰相，作为姚崇的副手。但干了没几天，姚崇就被罢相了，源乾曜将相位让给了宋璟等人。等宋璟罢相后，源乾曜又被皇帝请回来担任宰相，他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接替宋璟和苏颋之后，直到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才被罢相，一共担任了近十年宰相。
那么，源乾曜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长期任职呢？答案是他除了干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品格：能担事，同时放手少管事。
在宋璟担任宰相时，源乾曜担任京兆尹，相当于国都市长。这个官职本来就属于烫手山芋型的，富贵子弟云集长安，不管什么事，只要牵扯到权贵，都有被告御状的风险。当时，由于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云集，国都圈（关中平原）的粮食不够民众消耗，但要从内地运送粮食又非常困难，皇帝常常选择带着领导班子到东都洛阳居住一段。皇帝去洛阳时，宰相也要跟着同往，于是整个国都的事务都交给了京兆尹，而源乾曜的管理宽严相济，让皇帝感到满意。
有一次，皇家养的一只白鹰走失了，人们发现它死在灌木丛里。众位负责官吏害怕皇帝生气，只有源乾曜安慰众人，说白鹰是自然死亡，谁都没责任。他将责任担了下来，向皇帝解释清楚，事后也没有人受罚。
皇帝正是看上了源乾曜的宽容精神，才让他接替宋璟担任宰相。不管他的搭档如何换人，他始终在台上屹立不倒。虽然他的权力很大，但他永远谨慎地发表意见，甚至大部分情况下只附和别人的意见，只有少数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才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更像是曹参式的官员，喜欢萧规曹随，既然姚崇和宋璟等前任都已经打下了基础，那就继续下去。正是他的谨慎，让开元盛世得以延续。
另外，源乾曜一直注重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让那些依靠祖荫的官员让位。他上台不久，就以身作则，将自己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赶出了京城，派到地方任职，只留了一个在身边。在他的榜样作用下，文武大臣纷纷将自己的儿子、亲戚送出京城，形成了良好风气。
源乾曜长期的搭档，最初是张嘉贞，之后是张说，最后是李元纮。与源乾曜搭档的这三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而正是这些缺点，让我们看到了开元贤相的复杂性。
最早与源乾曜搭档的张嘉贞是以明经进士登位的，也是武则天时期选拔的人才。在仕途中，他以干练刻薄著称。然而张嘉贞却有着几道过不去的坎：第一道是他的兄弟张嘉祐；第二道是他的几位亲信；第三道是他常用酷刑对待所谓的贪官。
张嘉贞的晋升主要靠帝国的文官系统，而他的兄弟张嘉祐则在武官系统中晋升，最后担任了金吾将军，但这个职位却和张嘉贞在皇帝面前的求情不无关系。张嘉贞本人干练有余、决断有余，但是容忍不足，在碰到源乾曜这位搭档之后，他立刻吃准了搭档的脾气，开始大包大揽起来。很快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亲信圈子，包括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这四个人聚集在张嘉贞的左右，常常在一起议论朝事，形成了另一个小政府。
正是张嘉贞的性格，让人们对他的议论不断，关于他贪污腐败的流言四起，但实际上他本人极其清廉。他退职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的田产，就连他的亲戚都看不下去，劝他考虑一下将来，但他表示自己担任过帝国最高职位，这辈子不会受穷的，而且即便准备再多的财富，如果子孙不争气，一样会被败光，不如不留。由于这种清廉的态度，加上急脾气，张嘉贞对于任何指控他腐败的言论都特别敏感。
开元十年，曾经有人控告洛阳主簿王钧为了获得御史的官职，给张嘉贞在洛阳修了宅子。这件事被玄宗知道了，命令将王钧杖杀。张嘉贞不仅不救他，反而暗地里指使人加快行刑。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史料过于简单，已经不可考，但从张嘉贞不治田产的态度看来，至少不是有意受贿，很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潜规则之中，他本人也并不认为违反了官场的纪律。但他对王钧的态度，表明了急于撇清关系的心情。
除了促使王钧被杖杀之外，张嘉贞还经常运用杖杀手段解决问题。秘书监姜皎因为泄露了皇帝想要废除皇后的秘密，皇帝命令张嘉贞想办法找到姜皎的问题，将其治罪。张嘉贞开出的药方依然是打板子，导致姜皎身受重伤，死在了流放的路上。而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后，皇帝询问到底怎么处置，张嘉贞又开出了打板子的药方。这次被张说拦住了，张说提出，如果现在乱打板子，那么未来这板子也许会打在退职之后的张嘉贞的屁股上。
张嘉贞一心防止腐败，不想最后依然因为腐败而倒台。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他的兄弟张嘉祐。张嘉祐担任将军后，成了腐败官员中的一位，事情被揭发后，张嘉贞感受到了压力。这时，张说给他出了个主意：既然掩饰不住，不如先承认兄弟的罪过，等皇帝接见时，再请求皇帝的原谅。张嘉贞听从了张说的意见。
他等待着皇帝的接见，不想皇帝见他认了罪，连见都不见，直接将他贬为幽州刺史。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正月，张嘉贞被罢相。张嘉贞对于自己的被免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兄弟的事情不应该牵连自己。特别是当他听说取代自己的就是张说时，更加生气了。第二年，他又被调回中央任职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皇帝宴请他和宰相们吃饭，张嘉贞当面和张说吵了起来，被老好人源乾曜给劝开了。
在源乾曜的搭档中，张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张说在玄宗时代刚开始时，也短暂地担任过宰相。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也是以并州刺史的身份被授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因此，从这时开始到张嘉贞去职，帝国事实上有三个宰相。但张说最初是以管理军事为主，第二年四月他就兼任了朔方军节度使，到北面巡边去了。张嘉贞免职之后，张说才更多地承担起了宰相的职责。至于张说承担的军事职责，则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晙。玄宗任命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王晙随后被派往北方巡边，没有参与太多的决策。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底，王晙被人诬告谋反，皇帝虽然不认为他有罪，但为了防范，还是将他罢相。于是，双宰相制又在源乾曜和张说的搭档中运行了三年多。
张说是玄宗时代有名的大才子，主持过《三教珠英》的编撰，又帮助皇帝设立了丽正书院，但如果从个人品性来说，张说甚至比张嘉贞还差。除了与张嘉贞的钩心斗角之外，张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与姚崇的恩怨了。
他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拜相时，曾经试图阻止皇帝任命姚崇，不想姚崇上位后，立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张说贬斥了。张说第二次拜相的当月，恰逢姚崇去世，于是民间就有了这样的传说。根据传说，姚崇死前已经知道张说又上位了，他担心自己子孙的安危，于是让儿子在张说来吊唁时，赶快投其所好，把家中的金银财宝都摆出来。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看都不看，那么这个家就完了。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赞叹不已，就赶快请他写一份神道碑文，并用这些财宝当作润笔费。姚崇认为，张说为了得到财宝一定会说尽好话，但事后，他会后悔说了这么多好话，因为这样，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报复姚崇了。因此，他会以需要修改文字为借口，派人来要回自己撰写的神道碑文。姚崇嘱咐儿子们，一旦拿到张说的文字，就立刻去刻碑，并拿去见皇帝，让张说无法收回去，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家族。
根据传说，张说就这样被“死去的姚崇”算计了。这个传说虽然是编造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张说的人品是持保留意见的。
张说担任宰相期间，对于唐王朝的贡献主要是正面的。他虽然性格刻薄，但整体上又提倡施政宽容，特别看不起那些新崛起的聚敛之臣，并建议皇帝不要乱发动军事行动，这些做法都让玄宗盛世继续了下去。由于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他任上，玄宗时期的文学活动为之后的文学鼎盛打下了基础。
张说在后世的争议之一，是为了封禅泰山而劳民伤财。正是在他的主持下，玄宗皇帝效仿当年的高宗和武后，赴泰山进行了封禅。这次封禅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一月，皇帝从东都出发，来到泰山脚下。再骑着御马登山，其余的官员被留在了谷口，只有宰相和祠官陪同，所带来的卫士都在山下警戒。
这一次活动本来是张说增加威望的机会，不想，由于他选择的祠官大都出自亲信，而剩下的官员都不得上山，只有上山的人才得以加官，至于卫队，虽得加勋，却没有得到赏赐。这反而让组织者张说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威望不但没有增加，下官对他的怨恨反而加深了。
到了第二年四月，张说就被罢职了，直接原因是他得罪了几个他看不起的人。河南尹崔隐甫没有文化，皇帝想重用此人时被张说暗中劝住了。而张说更加看不起的是御史中丞宇文融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李林甫，这几个人在未来代表着另一股势力的崛起，他们属于一个叫作“聚敛之臣”的集团。
这几个人抓住了张说的软肋，控告他请术士占星，徇私纳贿，等等。皇帝于是派人将张说下狱。堂堂宰相转瞬之间成为囚徒。皇帝派高力士前往探视，发现平常仪表堂堂的张说蓬头垢面睡在烂席子上，用瓦片吃饭。皇帝动了恻隐之心，这才饶过了张说，仅仅将他罢相了事。但皇帝为了给他颜色看，还是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同党”杖杀，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张说之后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告终。这也表明，盛世时期贤相集团的影响力已经接近尾声。
接替张说的是户部侍郎李元纮。李元纮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宰相。他本人则是武后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又一位人才，崇尚简朴，性格正直，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才用他来取代喜好奢侈的张说。
但是，到了李元纮执政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了。李元纮是一位正直的人，他虽然身居高官，却并没有随着升迁而换到更好的住处，他的仆人和马匹也一直沿用。他穿着旧衣服，如果皇帝有了赏赐，就分发给族人。但正因为他的正直，反而让许多人受不了，因为那些人等着利用官僚系统的漏洞升迁。
而更麻烦的是，李元纮时期，帝国的财政已经不是靠节俭就可以治理好的了。皇帝特别需要钱，他利用一切机会赚钱，希望扩大官僚对土地的管控权，而李元纮却反对这样。这可能是造成他离职的重要却未被明说的原因。
在李元纮当政时代，皇帝又任命了一位叫作杜暹的官员为宰相，与李元纮、源乾曜构成了三驾马车。杜暹出身武将，虽然人品无可置疑，与李元纮一样清廉，却由于学问不行而受到轻视，与李元纮成了官场上的对头。开元十七年（公元728年）六月，皇帝以李元纮和杜暹的矛盾为借口，将他们三人全部罢相。
从姚崇开始直到李元纮，每一个宰相都带着很多的缺点，有的性格急躁，有的无法约束家人，有的自身就有纳贿的“习惯”。除了源乾曜之外，他们任职的时间也都不长，最多只有四年，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符合士大夫的规范。他们都有着足够的正义感，虽然钩心斗角，但都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民间的干预，这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共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贤相集团。即便每一个人的任职时间都不长，但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内，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所产生的合力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发生。
与此同时，民间经济在休养生息中继续发展，使得开元时期的经济活跃程度早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太宗、高宗时期。
然而，就在人们已经习惯了享受盛世，八卦朝廷官员的斗争时，一股潜流却在逐渐发展，并最终成为盛世之下的阴影。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在李元纮、源乾曜和杜暹被罢相之后初露头角，又经过了六年，就将玄宗时期的贤相集团彻底吞噬了。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唐帝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宰相。在此之前，帝国的宰相大都是由功勋卓著的文臣或者武将担任，但这一年，唐玄宗却任命了一位特殊的人物，他的身份既不文也不武，而是一位敛财之臣。他就是宇文融。
当宇文融获得这个职务后，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在讨论宇文融效应之前，不妨先看一看唐玄宗即位以来的军事和财政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既任命过姚崇、宋璟，也曾经任命过李林甫、杨国忠。
人们通常将张说当成文人，却忽略了他对唐朝军事的贡献。在他最后一次担任宰相之前，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张说曾经担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这是一种兼具文人和武将特征的职务组合，张说甚至在赴军职时还带着国史的本子，一路上边统兵边编撰书稿。
第二年秋天，唐朝的朔方节度使王晙由于担心一批投降了唐朝的突厥人有阴谋，将他们杀掉了。这次事件导致北方的许多部落都惊恐不宁，认为唐军杀降是一种不祥的举动，他们因此都有了叛离的心思。这本来是唐王朝的一场危机，但张说听说后，立刻带领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闯部落营地。作为唐朝北方地区的最高首长，他的到来让部落酋长们感到吃惊，连忙接待。副使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劝说他加倍小心。但张说却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担心他们想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所以不担心他们刺杀。大丈夫到了危险时刻要勇于搏命，这正好是我以死报效的时候。正是靠这种精神，张说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将一次迫在眉睫的叛乱压制住了。
从这次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到，到了张说时代，贤相们依然以和平为主来处理边境问题。
但张说也并非一味以和平处理问题。事实上，第二年北方首领康待宾反叛时，张说就率军击败了他。与康待宾一同反叛的还有党项人，张说却并没有追究党项人的责任，而是安置了他们。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张说回答说，不能靠把人杀光来解决问题。可见张说处理边事有刚也有柔。
张说担任宰相后，皇帝依然授予他朔方军节度大使的职务，让他去巡边。这时恰好又赶上康待宾余党的叛乱。张说镇压了这次叛乱，但同时，他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当时唐朝在边镇地区布置了六十万大军。张说却奏请将其中二十万人裁撤，让他们回归农业生活。这件事引起了皇帝的猜忌，但张说却回答：这些兵并没有战斗力，反而耗费了粮草，又无法务农，将他们裁撤是最佳办法。张说以自己全家的性命作保，换取了皇帝的裁军。
这次裁军，透露出唐王朝的一个痼疾。由于唐朝的财政问题一直不健康，事实上养兵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唐朝采取的府兵制名义上是兵农结合，但事实上兵不兵、农不农，既不能打仗，也不能务农，反而成了低效的代名词。
唐代的贤相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节流。也就是说，既然财政跟不上，那么就少用一些兵，节省财政。如果要少用兵，就要减少军事行动。因此，张说之前的宰相们大都不主张打仗，减少军事冒险。
当然，除了减少府兵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的配套改革，那就是增加职业军人。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作为宰相的张说采取了另一项改革：由于国都地区的兵以前都是从地方上抽调轮值的，缺乏战斗力，还总是缺额，张说建立了十三万人的职业军队来保护京师，这就是后来的彍骑兵。减少不能打仗的府兵，建立精兵队伍，就是张说改革的总方向。
贤相们减少边境冲突的做法，对于玄宗盛世是非常有利的。但事实上，玄宗皇帝是一位喜爱排场，乐于花钱，不避讳打仗的皇帝。只是他在初期懂得放权，使得宰相们有了足够的操作空间。一旦承平日久，皇帝的内心就蠢蠢欲动了。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玄宗皇帝对军功的渴望再次浮现。
这一次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五年前，当时吐蕃进攻了小勃律。小勃律位于现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附近，如果从新疆坐车翻越红其拉甫，沿中巴友谊公路（喀喇昆仑公路）进入巴基斯坦，就会经过吉尔吉特地区。这里地处偏僻，本来不是一个重要地区，但临近吐蕃。吐蕃希望将其拿下，以便通过这里的山路进入新疆的南疆地区。
小勃律国王害怕吐蕃，连忙和唐朝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联络请求帮助，张孝嵩于是出兵四千，帮助小勃律打败了吐蕃。这次战争虽然获胜，却导致唐朝和吐蕃一直处于低烈度战争状态。
唐玄宗和臣下谈起吐蕃问题时，大臣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张说为代表，他认为吐蕃与唐的连绵战争，已经造成甘州、凉州、河州和鄯州地区连年凋敝，即便获胜也是得不偿失，不如继续采取和平态度，接受吐蕃的表面服软，维持关系。但另一派以凉州都督王君?为代表。王君?作为武将是渴望打仗的，担心唐蕃维持和平，他就没有了战功。玄宗本人倾向于教训吐蕃，却碍于张说的面子无法做出决定，直到将王君?招入朝中，获得了他的支持，才决定采纳鹰派的意见。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王君?深入敌军，与吐蕃交战并获胜，将俘虏献于长安。这次献俘更增加了唐玄宗的信心。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一月，吐蕃大将悉诺逻率军从大斗拔谷进入甘州地区。王君?避开了他的风头，等对方疲惫之后跟在了后面。吐蕃人回军时恰逢大雪，冻死了很多士兵。王君?派人从小路绕到吐蕃军队之前，烧掉了道旁的草。悉诺逻到了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时，由于没有粮草，马匹饿死了很多。王君?乘机派兵追击，击破了悉诺逻的后军，获得了一部分辎重马匹。
这次战役以唐军获胜告终，但唐军让对方的大部队撤退了，没有毕其功于一役。不过这样唐玄宗已经满意了，他封王君?为左羽林大将军，甚至他的父亲也受了封。
此刻，张说再次提出应该以和平为主，千万不要耀兵，但皇帝再次否决了他的提议。
王君?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悉诺逻再次率军前来，这次他的目标是北方的瓜州，也是唐代进入新疆的门户之一。吐蕃人将其攻陷后，抓住了刺史田元献，此外还有一个人因为恰在城中也被俘，他就是王君?的父亲。吐蕃人为了羞辱王君?，将在瓜州抓住的一位僧人释放，给在凉州的王君?带了信，挑衅式地问他：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
王君?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对比，登城向西眺望哭泣，却不敢出兵。
吐蕃人的事情还没有过去，回纥人又带来了麻烦。在第二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强盛时，有四部游牧民族来到甘州和凉州之间躲避突厥人的锋芒，其中一部叫作回纥。在王君?没有发达的时候，曾经被四部轻视，等他当了官之后，便向皇帝上奏四部难以管理，不如迁走。于是，四部的人颠沛流离，被送往异乡。
这一年的闰九月，四部中回纥部的一支人马决定报仇。这时恰好吐蕃人想与突厥人联合，就派出特使前往肃州以北的突厥地区。王君?听到了消息，率领精兵从凉州出发拦截吐蕃特使。当他们行军到甘州西南的巩笔驿时，埋伏的回纥人将他杀死，之后回纥人想把他的尸体带走送给吐蕃，却由于凉州兵的猛追，不得不弃尸而走。
王君?的死亡不仅是唐朝的一次军事失败，还将国家带入了另一次危险的境地，这时的吐蕃、回纥、突厥等民族有了联合的倾向，对唐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到了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奚和契丹也加入进来，发生了又一次叛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唐朝再次抵御了吐蕃的进攻，逼迫其重新回归和谈，而突厥、回纥的情况也没有显著恶化，奚和契丹在经过数次战役后也进入了又一次和平时期。但从此之后，边境上低烈度的战争却一直没有平息，吐蕃、突厥、突骑施、奚和契丹等轮番给唐朝制造麻烦，使得边境的军事形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频繁的军事行动又给唐王朝的财政带来了问题。在之前，各位贤相们一直想压住的就是帝国的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但随着唐朝盛世的到来，各处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让帝国的国库变得左支右绌。
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扩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和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能够统计出来的还要高得多。
除了养兵费用之外，开元中期的官僚阶层也越来越庞大，官僚集团的开支也成了问题。
唐代官僚系统的增长还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唐太宗早期，中央官僚的数量是七百三十人。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两千七百三十缗钱。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加上办公费用，国家开支也不会过于庞大。
然而随后的高宗和武后时期，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一个时期。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长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有一千四百人的生力军进入官僚队伍，需要政府的财政供养。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也并不庞大，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了玄宗时期，仅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上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达到了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
除了正规官员，唐代的宗室子弟也在呈几何级数膨胀，玄宗时期在这一块的支出也已经是天文数字。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名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财政来养活。
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长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需要供养的集团。官员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再加上开元中期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军费连年膨胀，帝国财政入不敷出。
玄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这些根本不够开销。加之唐朝的财政系统是典型的常时财政，不具有扩充性，一旦到了战时，立刻会出现困难。更何况，唐代作为一个繁荣的朝代，其财政系统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属于非常不健康的。
即便在玄宗中期，如果从社会发展来看，已经是一次典型的盛世局面，可是如果打开皇帝的账簿，却会发现一个岌岌可危的财政系统。当北边的战争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撑时，真正的问题就来临了。
那么，当皇帝财政吃紧时，他的官员（特别是贤相）是否能够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呢？
答案是否定的。
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源乾曜、张嘉贞、张说、李元纮等人所代表的贤相集团有着无数的优点，他们大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但这个特点也成了贤相们的缺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削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能够削减的数量是有限的，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皇帝除了削减开支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但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有着一个标准，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对民间盘剥。到这时，皇帝和贤相集团之间的蜜月期就过去了。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但不幸的是，由于文人阶层已经有了自己的选人目标，就连科举考试也只注重文采，不注重理财，这导致那些能够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的官员很难进入到高层，也就无法为玄宗皇帝服务了。
到底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群聚敛之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皇帝的需求。
根据唐人自己的叙述，聚敛之臣出现时，恰好是唐玄宗加大对外战争力度之时。战争扩大了，但战争经费却一直入不敷出，玄宗盼着有人能够想出办法来帮助他。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一位叫作宇文融的监察御史突然毛遂自荐，向玄宗介绍了一套可以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在玄宗之前，唐代的户籍制度一直不够精确，民间社会实际上瞒报了很多的税基（人口和土地）。唐代之所以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吸取了隋代的亡国教训。隋朝统一全国，实际上是继承了北周、北齐和南朝陈三份国土，在这三份国土中，北周的户籍制度是相对完善的，而北齐和南朝的户籍制度却充满了漏洞。特别是北齐，也采取了从北魏传下来的均田制，人们在生下来之后从国家领得土地，种到死时再被国家收回去，而其他税收又是按照户来缴纳的。这种制度使得人们并不乐于申报死亡人数和实际拥有的土地，且为了减少户数，往往几十人上百人组成一个大家庭，这就减少了税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苛刻的方法，严格调查土地和人口，希望获得确切的数据来征收税款。不想，由于皇帝过于严苛，官员们摸准了皇帝的心思，纷纷加大了上报量，结果上报的土地面积超过实际土地近十倍。按照这个申报面积来收税，隋朝人民实际上被多征了十倍之多的税。这种重税使得隋朝成了短命王朝。
唐朝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从开国之初就没有建立过于细密的土地和户籍数据，宽容地对待逃户和瞒田现象。这样做使得民间经济由于税负不重而越来越发达，却使得财政收入总是不足。
根据宇文融的计算，逃户的人很多，这些人都不再向政府缴税，如果能够把这些人找出来，重新纳入户籍，就可以获得他们的税收，这叫扩户。玄宗之前也曾扩户，但由于执行不力，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户籍外人口。宇文融认为自己有能力帮助皇帝将逃户的人抓出来，当这些人被纳入户籍开始交税时，也就增加了皇帝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采纳了宇文融的做法，于这一年二月份颁布法令，宣布扩户。同时，他让宇文融担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并由宇文融指派了二十九位劝农判官去往全国各地，一是统计逃户，二是统计土地。这次事件让民间受到极大的骚扰，但成果又非常显著。宇文融采取的措施是，对于新找到的户籍人口，首先免五年的赋税，可另一方面，他们必须立即缴纳一千五百文钱。这样做的结果是，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他已经找到了八十万的新户籍，相当于唐朝原有户籍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同等规模的土地。同时，由于每人上缴一千五百文钱，还获得了大约十二亿钱，这相当于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这些钱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皇帝的私库。在唐代，中央政府的国库是左藏库，而皇帝还有两个私库，叫作大盈库和琼林库，一般政府的税收都是放在左藏库，而皇帝的花销则从两个私库出。宇文融将钱纳入私库，意味着皇帝不需要经过政府就可以直接动用，这些钱大都用于他的私人消费，还有一部分用于战争开支。
通过扩户，宇文融成了皇帝的亲信。由于他掌握着皇帝打仗的钱袋子，州县生怕得罪了他。他也是一个能干的官员，借机会走遍了全国。在皇帝的宠爱下，任何对他的做法表示异议的人都会被贬斥。
对于宇文融的搜刮，并非没有反对者。比如，开元十二年扩户刚刚结束，户部侍郎杨玚就反对说，这样的做法既不公平，又让民间疲敝，虽然看上去得到了一些钱财，却无法弥补民间的损失。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结果却是，杨玚本人被从中央贬斥到地方任职。此刻，皇帝对财臣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官僚。
第二年，皇帝干脆让宇文融兼任了户部侍郎（原本属于杨玚的职位），让他另外又起了一摊事情：利用搜刮上来的税收开办“常平仓”，也就是反向操作，低买高卖，利用粮食差价赚钱。这样皇帝的搜刮生意就从税收转向了对物资流通领域实行国营的垄断政策。
宇文融最大的对手是宰相张说。作为保卫官僚阶层价值原则的士大夫，张说对于这类“能臣”充满了警惕，认识到他们越能干，给皇帝搜刮的钱越多，民间就会越凋敝。宇文融也注意到这个最大对手，于是先下手为强，在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联合李林甫等人将张说弹劾入狱，张说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宰相的职位。唐玄宗时代姚崇、宋璟之后最强大的价值捍卫者不在了。
张说离职后，皇帝有一段时间厌恶宇文融乱结朋党，将他贬往地方，但他很快发现离不开这个聚敛之臣，重新起用了他。宇文融也明白皇帝的需求，又提出了新的建议：由于黄河在历史上不断决堤，那些黄河故道已经成了土地，却并没有计算进入帝国的耕地之内，宇文融就请皇帝在黄河故道开垦土地，作为官田挣钱。这样的做法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有限。可是宇文融在乎的不是效果，而是能不能让皇帝开心。
果然，皇帝的开心是无价之宝，到了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随着源乾曜、杜暹和李元纮同时离开相位，宇文融终于迎来了巅峰时刻。这个月，唐玄宗为了填补空缺，同时任命了两位新宰相，分别是兵部侍郎裴光庭（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上之前任命的主要管军事的宰相萧嵩，构成了新的三驾马车。
这三人中，萧嵩是以战功出身。他本人是世家子弟，不是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因此常常被人们认为文采不足，只是靠着资历深，不与人为敌，因此担任了宰相。
裴光庭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他的父亲是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将领——宰相裴行俭。作为名门之后，裴光庭看不起宇文融这样的钻营之徒，但皇帝偏偏配给他这样一名同僚。
在三位宰相中，宇文融属于拥有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新式人物。皇帝之所以这样配置，显示了他维持贤相集团与聚敛官员均衡的想法。离开了贤相集团，就无法保持民间的稳定，而宇文融带来的财政丰盈对于皇帝的吸引力同样很大，只有双方都尽力，才能保证皇帝的所有需求。
贤相集团看不起宇文融，宇文融也看不起贤相集团，他自许只有自己可以帮助皇帝解决问题。被任命为宰相后，宇文融认为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认为只要能当数月的宰相，就可以让天下大治。
不幸的是，他执政的道路并不平坦，这源于他对于一位皇族的妒忌。信安王李祎军功卓著，就在宇文融当宰相的当年，信安王组织了一场与吐蕃的石堡城大战，将敌人击溃，使得吐蕃决定向唐朝求和。
当信安王回到长安时，宇文融首先安排人去弹劾他。不料信安王提前知道了消息，告诉了皇帝。当第二天宇文融安排的人去告状时，皇帝大怒，将宇文融贬斥。他只当了一百天的宰相就被贬，自然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宇文融倒台后，告状信立刻飞一般到来。皇帝由于国用不足非常想念他，甚至对着宰相裴光庭抱怨，说宇文融贬了之后，谁能来帮我？但在朝臣不断的告状下，皇帝又只好将他越贬越远，直到他去世。
宇文融被免职后，唐代的贤相集团又主持了几年朝政，萧嵩和裴光庭的搭档持续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随着裴光庭的死亡而告终。之后，萧嵩推举韩休担任自己搭档，但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两人一同离职。
于是，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唐王朝迎来了第二位能臣宰相，同时还有最后一位贤相。这位贤相就是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张九龄。他的搭档裴耀卿则是能臣中的特殊的人物，仕途与其他文官类似，但在作为上却又接近后期的聚敛能臣。
裴耀卿最大的功劳是帮助皇帝运输粮食。到了唐代，关中盆地显得过于狭小，自产的粮食无法满足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的需要，于是只能从江南地区通过运河系统、黄河转运到长安。由于路途遥远，运送粮食依然不能满足中央需求，皇帝只好定期去洛阳居住，避免粮食长途运输，并节省长安的粮食。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主持了一项重大工程，以解决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一路上要等待很久，比如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由于运河水浅，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由于水大，要等两个月时间，水小了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让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调头回去，分级转运，以提高效率。
另外，黄河的大部分地段都可以通船，只有三门峡一段过于艰险，难以通船。以前如果人们强行通船，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船只在这里沉没。如果不走这条路，又必须通过东都洛阳走陆路将粮食转运到长安。裴耀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粮食经水运送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十八里山路送到西库，再用水运从西库运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保证了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大大增加，从几十万石跳涨到平均一年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的消耗。到了唐玄宗后期，就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
裴耀卿个人野心不大，且接受的是传统的士人教育，没有投机钻营的表现。但他又是一个从贤相集团到聚敛集团的过渡体，做的工作是财政性的，还有一定的节操。但是，随着宇文融和裴耀卿这样的能臣上位，却出现了更多压榨民间的敛财官员。这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太府卿杨崇礼和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以及户口色役使王鉷、水陆转运使韦坚。
宇文融之后，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他从地方压榨财物。杨崇礼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不肯变通、帮助民间减少损害，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之外，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财官员。其中杨慎矜发明了贡品折现和购买轻货制度。地方进贡的贡品在路途上不好运输，常常出现损坏，比如绸缎等在运输过程中会被污染，因此，杨慎矜命令地方按照货物的价值进贡现钱，而他再用现钱从当地购买更轻的土特产，运送到长安后再高价转卖，获得更多的钱财。由于农民出产的是粮食和布帛，如果要交现钱，必须先变卖这些产品，而变卖时间集中，不得不压价出售，使得农民的负担加重了不少。
水陆转运使韦坚的主要能耐在于挖河。之前的黄河运输只能到陕西华阴的永丰仓，之后由于渭河水浅，往往必须陆运。韦坚指挥挖通了一条与渭河平行的运河，可以将粮食直接运送到长安城。这本来是好事，但随着运河的挖掘，全国各地的良品纷纷被韦坚搜刮并运送到长安，加之他很懂得皇帝奢侈享受的需要，不断变着花样讨好皇帝，甚至把运河行船变成了一种节日狂欢。
更甚的是王鉷，他善于搜刮财产，除了税收之外，甚至逼迫百姓缴纳运输贡品的钱，还故意高估运费，使得这笔钱超过了正贡的价格。正是由于搜刮得力，他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到上百亿，其他的财宝也有类似的数量级。和宇文融一样，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人仓库——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
从张说下台到裴耀卿和张九龄担任宰相，随着皇帝的财政饥渴愈演愈烈，聚敛之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左右，控制了唐代的朝政。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这个集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贤相集团。第二年，聚敛集团中的集大成者李林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了。
就在玄宗的开元盛世达到高潮，并开始出现隐忧之时，唐代的文学却依然在积蓄着实力，向着顶峰攀登。
后世的人们总结文学与盛世的关系，得出结论：文学并不总是与盛世相伴，而是在盛世巅峰已过时才会到来。这种错位，是人的寿命长度造成的。虽然社会已经到达盛世，但正当年富力强的人却是在盛世之前接受教育的，只是教育资源的不足，使得他们的文采和能力在此时都没有达到高峰。而在盛世时期接受教育的人还没有足够成熟，都是些毛头青年，必须再给他们几十年，达到社会认知和资源的完善，才能创作出完美的作品。当盛世已过，进入乱世时，往往是这批文人各方面都接近巅峰之时，他们拥有足够的学问，又见过了世事沧桑，将所有的认知和感受付诸笔端，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进士及第后，本来有大展宏图的机会，却因为一点点小事而被贬往济州担任司户参军，这对于他的仕途是不利的，但对于一个诗人却是磨炼。直到五年后的开元十四年，他才从济州离任。之后，他在位于现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一带的淇水北岸短暂地当官，又舍弃了官职，在淇上隐居，直到开元十六年才回到长安。他在长安闲居数年，并以长安为中心，时而隐居，时而游荡，最远到达过四川和淮南地区。
对于一位才华出众却无处施展的青年人来说，他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几年就在低级官僚和闲居的生涯中度过，这对他的性格和兴趣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济州时，王维除了公务之外，还与当地的各种人物相往来，也是从这时开始，王维有目的地接触了中国历史中最有名的两种化外之人：僧人和道士。
最初王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所接触。他曾经给济州的崇梵寺僧人写过诗，也曾经见过道教一位在当时非常著名的人物。在当时，东岳泰山上住着一位有名的道士。这位道士最大的特点是，他宣称自己活了上千岁，去过王母庐，见过孔子和墨子。这位被称为焦炼师的神人特别善于选择地方，除了泰山，他还去过嵩山，由于选择的地方好，见过许多有名的人物，比如李白、王昌龄、李颀、钱起等人都曾经给他写过诗，并对他时而千年、时而万里的经历赞叹不已。王维也不例外，他见到了这位有名的道士后也写下了诗篇。
王维在淇上做官时，早有意放弃官职去隐居，但因为兄弟和小妹需要照顾，不得不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在苦闷中，他依然向往着陶渊明式的生活，认为只要当个田舍翁，比当皇帝都感到满足。不久，他终于忍不住辞官了，日子十分清贫，他却感到非常快乐。但在内心深处，王维又是矛盾的，即便在隐居时，他偶尔也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这体现了中国文人希望通过做官来实现价值的矛盾心情。不久，他还是选择了去往长安居住，这也表明这位山水田园诗人并非是无欲无求的。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王维的妻子去世，因伉俪情深，王维选择了不再娶，从此孤独终身。也是在长安时，王维开始系统地学习佛法，成了唐代著名的信佛的诗人，对于功名利禄已经看得很淡。
但偏偏在这时，机会来了。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在嵩山隐居的王维突然接到了玄宗皇帝发的告身帖，将他任命为右拾遗。原来，宰相张九龄举荐了王维，使得他从等待任命的苦熬中解放了出来，也将他从隐居的山野带回了朝堂。此时的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就在王维进士及第的同年，蜀地一位与他同岁的年轻人依然在隐居，他的名字叫李白。
与王维简单的身世相比，李白的身份要复杂得多。首先，人们对于他的出生地就充满了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他出生在今天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碎叶城。
李白的祖上可以追溯到西凉的开国君主李暠，而李唐王室也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李暠。但显然他们不是出自同一个支系。到了隋末，随着天下大乱，李白所属的支系从西凉地区西逃，来到了碎叶城。此时，碎叶城尚属于异域，因此这一支李氏并不在唐朝的户籍上。唐高宗和武后时期，将碎叶城纳入了唐朝的统治范围。也是在这个时期，李白的父亲李客决定回归中原，带着家人踏上旅程。到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也是武则天退位这一年，李客来到了四川西部安家。这一年李白已经四岁了。他到底是在何处所生，是父亲踏上旅程之后，还是在碎叶之时，已经无法考证。但现代人宁肯相信一个更加浪漫的故事，更乐于让李白出生在碎叶。
不管怎样，李白在四川地区度过了他的少年岁月。日后，为了增加他的传奇性，他自诩在十五岁时就已经可以观奇书，作赋可以比肩汉代的司马相如。同时，他还学习了剑术，成为一名侠客。甚至有人传说，他曾经在年少时杀过数人。另外，传说他隐居在岷山地区时，曾经受到过州里的举荐，却并没有应举。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依然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考虑到李白并不反对做官，一心希望立不世之业，是否会拒绝举荐，并不能确定。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宰相苏颋离开了中央，来到了四川任职益州长史，与李白有过交集，并感慨他可以比肩司马相如，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官半职。
王维生在中原，这带给了他内敛的气质，即便是在逆境之中，也总是试图在悲伤中找到些许宁静与平和。而在李白所在的蜀地却是一个龙蛇之地，这里缺乏厚重的文化积淀带给人的束缚，反而更适合各种江湖人士生存。这种气质也在李白的身上有所反映，他喜欢说大话，憧憬做大事，张扬又不失才情。相比之下，王维的内敛促成了他对于佛教的推崇，即便接触过道教，最终还是选择了远离。而李白的精神却与道教的“大话连篇”和游走于江湖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于是李白的文字总是从道教的汁液中寻求营养，充满着奇诡的想象力，简直就是一幅道教的神话画卷。
即便在对仕途的想象上，王维虽然赞同出世，却又想循规蹈矩按照规矩升迁，离不开官场的滋养。而李白却总是寄希望于某些虚无缥缈的机会突然降临，让他一步登天，立下奇功。他喜欢议论朝政，根本不管具体的细节，而是对整个官场充满了鄙视。这种态度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以不会生子为借口废掉了王皇后，改宠武惠妃，侠肝义胆的李白就作诗讽刺这件事，并为皇后流泪。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在蜀地没有混出名堂的李白终于离开了这里，前往东部地区。在唐代，统一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之一在于，唐代的官员是接受中央调动的。他们不得不在全国的范围内游荡，这就形成了所谓宦游的风气，即人们一生中为了做官要在中国四处游走。与官员类似，唐代的文人也形成了壮游的风气，他们四海为家，携带着自己的诗歌文章游走于江湖，希冀遇到知音。因此，唐代可以说是中国旅游业最发达的朝代之一。
李白也顺应了这种风气，他仗剑离开蜀地，顺着长江而下，南达苍梧（现广西地区），东面经过金陵直达大海；之后，到了位于现在湖北地区的云梦泽。在这里，文采飞扬的他被高宗时期一位宰相家族的成员看中了。在高宗前期有一位宰相叫作许圉师，他的家族在安陆，唐代的官员既有四海为家的传统，但也有在致仕之后不留在国都而是回老家的习俗。许圉师虽然贵为宰相，但他的家族根源依然在安陆。李白来后，这个家族将许圉师的孙女嫁给了李白，李白就在安陆安了家。由于科举的作用，唐代虽然看重家族势力，但地方的大家族并没有完全封闭，他们对于李白这样的文人是开放的，并没有因为他是外地人而排斥他。
从此李白在安陆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出手阔气，以豪侠闻名，认识了大批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
大约在他到安陆的第二年，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一位湖北地区的文人和他结识了，这人的名字叫孟浩然。孟浩然，襄阳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经常隐居在襄阳城外的鹿门山。虽然淡泊名利，但他却是这个时期文人墨客的一大人际结点。襄阳位于从长安前往湖北的武关道上，这条路在当时全国道路系统上排名第二，仅次于连接两京的大道，几乎全国的官员和文人都要使用这条路，而凡是经过这条路到襄阳一带的人莫不与孟浩然交往。李白以安陆为基地在南中国游荡时，也恰逢孟浩然在襄阳、扬州、宣城间漫游，两人由此相识。
两人当时都是布衣之身，相互有好感，他们曾经在江夏（现武汉）结伴游玩。之后，孟浩然去往长江下游的广陵，李白赋诗一首为他送行，成为千古绝唱。对于孟浩然，李白一直心怀佩服，他称赞孟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虽然是隐士，却并不埋名，事实上，由于他表现得与世无争，当时的许多文人都是他的好友。除了李白之外，孟浩然和玄宗时期的进士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和王昌龄都是好友。之后，孟浩然又串起了王维、杜甫等人，可谓名副其实的交友达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在认识李白后的第二年，却突然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他放弃了隐居生活，前往长安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孟浩然的这个决定与他的好友王昌龄有关。王昌龄比孟浩然小九岁，是山西太原人，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在开元十四年到十五年，唐朝的文人在科举方面迎来了一次巅峰时刻，开元十四年，著名文人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同时进士及第，到了第二年，王昌龄和常建又同时及第。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和孟浩然相识。
在好友接连及第的刺激下，孟浩然决然地来到了长安应试。作为一个已经名满天下的人，他自己信心满满。但不幸的是，写田园诗与写策论是完全不同的，孟浩然不知是没有掌握这种需求，还是因为运气不佳，竟然落榜了。这次落榜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自嘲不应该出来自讨没趣。
也就在这时，孟浩然认识了王维，唐代两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相聚了。王维当时恰好刚从淇上的隐居地回到长安，孟浩然已经在长安滞留了近一年时间，正要离去。王维对孟浩然有惺惺相惜之感，他正在系统地学习佛学，也恰好处于闲居状态，他也劝说孟浩然赶快回去诗酒牧歌，不必参与朝廷之事。
这次科举失利，却成了孟浩然游历天下的机会。他从洛阳出发，经过汴水前往吴越地区，登天台山，宿桐柏观，泛镜湖，探禹穴，游若耶溪，上云门寺，礼拜剡县石城寺，一路来到了杭州钱塘观潮，再前往海上。这次游历花了他足足两年时间，直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他才回到襄阳。
就在人们以为他已经失去了对仕途的兴趣，准备再次隐居时，孟浩然却突然又做了一个决定：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再次决定前往长安求取仕途。
孟浩然第二次的决定又和王昌龄有关。就在前一年，孟浩然的这位好友再次参加了考试，这次他考的是更加高级的制科，在博学宏词科考试中一举中的。王昌龄的好运让孟浩然羡慕不已，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进京。
此外，孟浩然第二次进京还和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荆州长史韩朝宗。作为地方官，韩朝宗担任荆州长史时就与李白和孟浩然相识。这一年，皇帝为了体察地方的民情，设立了十道采访使，韩朝宗也升任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负责察举人才。韩朝宗首先想到了在襄阳颇有名气的孟浩然，以及在安陆的李白。
孟浩然在韩朝宗的引荐下，再次前往长安。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依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不得不再次离开。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人们也是猜测纷纭。
有传言说，孟浩然此次得到了张九龄和王维的重视，王维再次担任了官职，可以推荐别人了。一天，王维在皇帝的宫殿内值守，把孟浩然也带了进去谈天。这时皇帝突然来了，孟浩然急忙躲在了床下。王维不敢隐瞒，将床下有人之事告诉了皇帝。于是孟浩然得以见到玄宗，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次机会。皇帝命令孟浩然吟诵几首近作，孟浩然的一首诗中却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句话惹恼了皇帝，认为他污蔑自己，于是不予任用。
另一种传言说，韩朝宗本来决定向皇帝引荐孟浩然，并约好了日期，但到了那一天，孟浩然却因为和朋友喝酒，放弃了与韩朝宗的约定，导致他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引荐了。
这两种说法都很传奇，而最可能的情况则是孟浩然在长安缺乏更有权威、更得力的引荐人，在这个势利的官场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终只能怏怏离去。
韩朝宗对李白的影响，则是让他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决定离开安陆，到北方去闯荡一番。于是，李白的安陆时期也结束了。
唐代的文人关系网络极其发达，在后世人们惊为天人的各位诗人，大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纽带。除了孟浩然串起了大批的文人墨客，这样重要的人际结点还包括他的朋友王昌龄。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前后，王昌龄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岑参。
岑参出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他少年时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晋州度过，之后迁居河南府嵩山一带。二十岁时他来到了东都，希望寻找父亲的故旧。他认识了时为汜水尉的王昌龄。之后不久，岑参又和高适、杜甫都有了联系，于是开元文人们的交游圈进一步扩大。
在当时，杜甫还是一位小角色，因此我们将他的出场放在更靠后的位置上。
在所有的开元文人中，高适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当时的文人都喜欢四处游荡，既可以陶冶身心，又可以增长见识。然而，除了李白之外，能够自觉自愿地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寻找自我存在的，就是高适了。
高适是唐朝的渤海郡人，他在他的父亲担任韶州（现在广东韶关一带）刺史时出生。高适生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比李白、王维稍小，但属于同代人，与年纪更大的孟浩然等则差了一代。
虽然高适出身官宦家庭，但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父亲去世），他的家庭很快就变得非常贫困了。他年幼时曾经在中国南部跟随父亲迁移，到了二十岁，到达国都长安——也许是和岑参一样，出于结交故旧寻找机会的目的。但显然长安不是为这样一个地方小官的穷儿子准备的。他一无所获，只好离开了长安，从此寓居在梁宋地区（现在河南东部商丘一带）。这里，特别是宋州，未来成为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战场之一。
高适在这里以耕钓为生，他生性落拓达观，不拘小节，缺乏生计时甚至四处找人接济，但这并没有耽误他的游学生涯。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游遍了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每到一地，总是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文人。他曾经在蓟门去见著名的诗人王之涣，却没有遇上；也曾经在邯郸感慨当地游侠古风。他的文笔壮丽，带着豪气，与当时盛行的无病呻吟和华丽辞藻毫不沾边。
但是，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时，高适依然是一头孤狼，王维在长安，李白在安陆，孟浩然在襄阳，都还没有机会与这个贫穷但是胸怀大志、又落拓不羁的人交往。他看上去是那么独特，不像一个文人，反而更像一个等待机会的武士。
那么，像孟浩然这样著名的诗人落榜，是否就证明唐代的科举有问题呢？恰恰相反，在玄宗开元年间，科举制度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时期，给唐王朝选拔了大量的人才。
自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中举之后，许多文人和名臣都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代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崔颢进士及第。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未来的宰相、书呆子房琯在玄宗封泰山之前上书赞美皇帝的封禅，从而获得了张说的青睐而拜官。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诗人祖咏进士及第，而安史之乱后著名的理财专家刘晏当年只有七岁，却已经有了神童的名声，通过童子试被直接授予了秘书省正字的职务，成了一大佳话。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储光羲和綦毋潜进士及第。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著名诗人王昌龄和常建进士及第，王维的弟弟王缙（后曾任宰相）通过草泽自举科进入仕途。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安史之乱中的唐军将领贺兰进明进士及第，而另一位神童，在未来将发挥重大作用的李泌也同样在七岁通过了童子试。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著名书法家、安史之乱中的名臣颜真卿，以及另一位未来的宰相杜鸿渐举进士。王昌龄在七年前考取进士，由于不受重用，于是又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这一次被授予校书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著名诗人李颀和萧颖士登进士第。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除了颜真卿又考取了书判拔萃科，得以直接被授予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之外，在未来会成为唐朝一代忠臣的张巡也考取进士。
这些人进入仕途，或者成为一代文坛领袖，或者成为国家栋梁，在未来的唐朝历史中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