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皇帝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宰相。在政变中，宰相集团一多半被杀，让人们又看到了一次政治混乱的序幕。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宰相就是掌舵人，一个政府是否宽容，是否秉公执法，除了皇帝之外，就在于宰相了。宰相的任命，往往是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唐代的宰相称号非常复杂，在唐初是三省长官担任宰相。唐代的中央官僚系统主要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也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而尚书省负责执行。在尚书省下又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六部就是中央政府的触手，负责具体的业务。最初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也就是说，从唐朝一开局，宰相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参加政务会议，负责政事的决策。
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是三省长官，但皇帝也希望他们参与政事，于是皇帝就会授给他们一些临时的官衔，比如“知政事”“参预政事”“参知政事”等。这些临时的官衔可以理解为一种使职（特使），即皇帝派他作为特使出席政务会议，这些人也因为这种头衔而被称为宰相。
到了高宗、玄宗时期，以三省长官出任宰相的已经不多了，反而是通过各种加衔出任宰相的越来越多。此时的加衔也不再是“知政事”，而是更多采用“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两种加衔。
除了加衔制，唐代的宰相群体人数也是不固定的，少时可以两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人。在早期，不管是什么头衔，在大部分时候，某位大臣要出任宰相，都必然是功勋卓著的。但是这种规矩在武后时期被破坏了，随着政治的混乱，“宰相”这个职位也受到了玷污，许多佞臣挤入了这个集团。再到中宗和睿宗时期，随着内斗的激烈，宰相又成了一种政治平衡的工具，关键看属于谁的派系，所谓的功勋反而成了次要的。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消灭太平公主一派时，他的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死于非命，皇帝开始考虑新的宰相人选等相关问题。
由于刚刚经过混乱的几十年，皇帝最需要的官员是那些宽宏大量、懂得照顾民间、采取宽松的政策让社会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人。幸运的是，不管是武后还是她的两个儿子，虽然任命了许多佞幸，但也任命了一批有操守的人。执政初期的唐玄宗也起到了表率作用，他率先自我约束，使得人们看到了恢复秩序的希望。
首先是官员的赦免问题。在玄宗刚执政时，许多官员都归属不同的派别。就像当初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要整合哥哥、弟弟的势力一样，唐玄宗也不能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甚至还需要根据个人的才能给予重用，才有可能让人们安心。事后来看，玄宗并不是一个善于宽恕的人，但他在最初执政时还懂得放权的道理，而担任宰相的陆象先也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步。
陆象先原本是太平公主提拔的宰相，但并没有依附于公主。皇帝送给陆象先一句话“岁寒知松柏”，表达了对他的信任。
铲锄太平公主之后，大臣们一直在要求对公主的党羽进行穷追猛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大批官员都要被追究责任，但最后的审理权落在了陆象先手中。他在审理案件时，将许多人暗地里保护了下来，使得针对太平公主集团的清理没有扩大化，为接下来的治理开了一个好头。
但仅仅靠陆象先并不足以支撑起执政群体。既然宰相群体已经支离破碎，那么朝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寻找新的合格宰相。但是，到底任命几个宰相，又要用谁呢？皇帝也并不清楚，只能不断地试验。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就成了唐代宰相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
首先，原有的三位宰相相继去职。陆象先虽然受到了皇帝表彰，但他没有得到玄宗的欢心，处理完太平公主的党羽问题，他当月就不再担任宰相，而是被皇帝派往四川地区担任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这个官职并不低，在唐代属于平级调动，表明皇帝并没有惩罚他。但由于身处地方，陆象先显然失去了左右政局的能力。
下一个被清理的，是利用军权帮助皇帝获得了胜利的郭元振。他虽然是皇帝的亲信，却是武将出身，一旦恢复了和平，他担任宰相也是不合适的。三个月后，皇帝将其贬黜。皇帝的借口并不高明，只是因为在军事训练中士兵的军容不整，就将这位宰相罢免了。郭元振被流放到了偏远的新州，无法再参与朝政。
剩下的一位宰相魏知古，他虽然一直是睿宗、玄宗的嫡系，却由于缺乏才干而在一年后也被罢相。
为了任命适合担任这个帝国最高级职位的官员，唐玄宗进行了一番考察。
首先入相的是张说和刘幽求。
武则天时代对唐朝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将科举作为一种入仕手段的作用大大加强了，由此让众多文人获得了当官和晋升的途径，这些人中就有张说。张说在武则天时期策试中举，最初被授予太子校书，后来转为右补阙，而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修撰《三教珠英》。张说不以行政能力著称，而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在武则天时期，他不肯依附于宠臣张易之构陷他人。中宗即位后，张说先后拜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进入高官之列。睿宗即位后，张说由于担任了太子（后来的玄宗）的侍读，受到了重用，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第一次担任宰相。
在睿宗时代，张说是太子的坚定支持者，曾经劝说睿宗避免宫廷斗争，尽快让太子监国。后来睿宗将皇位让给儿子，张说也是主要支持者。正因为这样，他得罪了太平公主，丢掉了相位，转为尚书左丞，被派往东都。但张说依然在为玄宗出谋划策，甚至给新皇帝献去佩刀，告诉他当断则断。玄宗根除太平公主势力后，也投桃报李，重用了张说，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十四日拜张说为中书令（即宰相），封燕国公。
刘幽求，也是科举出身。在中宗末期，他参与了年轻的李隆基对韦后的政变，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由此在睿宗时代拜为宰相。但由于其后策划的针对太平公主的政变失败，他差点死于太平公主之手。玄宗除掉太平公主之后，想到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手下，于是再次请他出山，拜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但是，这两人担任宰相后，很快就让皇帝感到不满意了。他们都是典型的文人，受到重用更多是因为和新皇帝的关系。从本性上来说，他们都具有武后时期官僚们的普遍特点，那就是善于斗争、精于算计。现在皇帝希望找到能够治理国家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才华出众，只要能够治国——可两人缺乏的偏偏就是决断力，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们的能力都是不足的。
到底谁有能力帮助皇帝治理这个经历了多年动荡的国家呢？皇帝看中的下一个人选，是一位经历了数朝的老官僚——姚元之。
姚元之原名姚元崇，字元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突厥人叱利元崇造反，武后对人的名字特别敏感，不愿意让大臣和叛臣同名，于是不准他再用“元崇”作为名字，以后把“字”当“名”，人们从此称他为姚元之。不想这个名字依然不顺，当玄宗确定了开元年号，姚元之又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年号冲突了，为了避讳，只好把“元”字去掉，但如果一个人叫“姚之”，听起来也很奇怪，于是他又用回了本名，但是把“元”字省略了，改名为姚崇。于是，姚元之（姚元崇）就以“姚崇”这个名字成了玄宗时期第一大名相。
姚崇比张说大十六岁，也是科举出身。由于年龄更大，成名更早，他在武后时代就担任过宰相。他之所以知名，在于敢承担责任。武后执政时，曾经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授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时施用酷刑。通过这种非常规手段，几乎让所有被陷害的人都屈打成招。而宰相们由于怕牵连到自己，往往闭眼不看这些酷吏的作为。当周兴、来俊臣都死后，武后反思这一段历史时，恰好是姚崇当宰相。他告诉武后，所谓谋逆大罪，都只是屈打成招，酷吏没有了，也没有人起来造反，这说明前面的谋逆之罪都是假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冤枉的。姚崇押上了身家性命向武后保证，宽容地对待大臣，不会导致大臣的反叛。武后被张柬之等人逼迫还政中宗时，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姚崇为武后流泪，他也因此遭到了贬黜。
到了睿宗时代，姚崇再次拜相，但由于他得罪了太平公主，又被贬到了地方任职，先后担任申州刺史、扬州刺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
他没有参与玄宗对太平公主的政变，但在武后和睿宗时期，姚崇都有着能吏的名声，他担任过兵部尚书，同时还兼任宰相，这使得皇帝认为他才是更加合适的宰相人选。
但皇帝起用姚崇，却充满了困难。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开元名相都属于一个集团，他们团结起来与所谓的“聚敛集团”做斗争。但事实上，经过了武后时代，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相害、没有永久朋友的场所。官员之间戒备重重，后来人们认为的名相们，在当时都是斗争高手。他们你推我踩，掌握着斗争的精髓，甚至不惜置对方于死地。在玄宗初期，由于四个宰相刚刚死于非命，官员们更是缺乏安全感，拼命地阻止自己的敌人上台。
在开元名相群体中，最著名的冤家对头就是姚崇和张说。他们两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姚崇死亡，唐代的笔记中总是兴致勃勃地记载两人相争的故事。此外，姚崇和当时还在担任宰相的魏知古也算不上朋友。在当时的三个宰相中，两人都反对起用姚崇。
皇帝属意姚崇，首先让张说感到紧张。他连忙找人推荐姚崇担任河东总管，因为河东总管也是要职，对姚崇来说也属于重用，但姚崇一旦赴任河东总管，就无法担任宰相了。皇帝识破了张说的阴谋，同一年（公元713年）十月十四日，乘自己出门田猎时召见了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
姚崇担任宰相后，立刻展开了对张说的阴谋设计。十二月时，姚崇在皇帝面前告了张说一状。原来张说听到姚崇拜相，立刻去见岐王抱怨，试图将皇帝宠信的岐王拉入自己的阵营。不想这件事被姚崇知道了，于是他故意在皇帝面前瘸着腿走路，皇帝问他是不是脚有问题，他连忙接道：我不是脚有问题，而是有心病。他随即告诉皇帝，作为宰相的张说不应该去见亲王，这可能会把皇帝信任的亲王带偏了。
皇帝听后，在当月二十四日宣布罢免张说的宰相之职，让他去担任相州刺史，此时距离姚崇上台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与张说一同被罢免的还有另一位宰相刘幽求，而和姚崇关系不错的黄门侍郎卢怀慎则在第二天被任命为宰相。
这件事反映出姚崇是经过武后时代历练的人，他的斗争技术充满了技巧，只需要轻轻一拨，就让皇帝罢免了两位同僚。
剩下的宰相魏知古也不是姚崇的对手。魏知古原本只是一个小吏，是姚崇将他推荐出来，才一路飞黄腾达的。姚崇担任宰相后看不起魏知古，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远离了皇帝。魏知古为了自保，只好寻找姚崇把柄。第二年五月间，魏知古终于找到了姚崇的短处。原来，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东都，他虽为名相，两个儿子却有着纨绔子弟的一切特征。他们听说魏知古到了东都，因为这人是父亲举荐过的，便立刻派人托魏知古办事，不想魏知古把姚崇教子无方的事情都上报了皇帝。
皇帝对姚崇儿子的作为很生气，但他没有明说，而是在一次谈话时问他有几个儿子，都在干什么。姚崇回答有三个儿子，但有两个是在东都，并说自己担心魏知古去了东都，这两个儿子会托魏知古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有德于魏知古。
皇帝听了姚崇的回答，反而认为是魏知古以怨报德。第二年（公元714年）五月二十五日，魏知古也被罢相了。
斗争高手姚崇不动声色地将三位宰相罢免，换上了自己人卢怀慎。他作为开元名相，也不得不依靠斗争经验才能保持在任上，恰好反映出唐朝官场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不管是亲王、皇子还是宰相，都是没有安全感的。由于唐代没有保护官员的法律，再大的官在下一刻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斗争高手才能保护自己。这个缺陷在盛世时期还显不出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斗争意识越来越强，为了自保，就不得不做出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行为了。
姚崇的搭档卢怀慎主要担任的是监察官和吏部职务，之前和魏知古在东都有过搭档的经历。他为人廉洁，不置家产，但由于资历较轻，在成为宰相之后，将政事大权放给了姚崇，自己只是一个“伴食宰相”。
唐代的群体宰相制度虽然看似稳定，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政治变幻莫测的时期，就会同时有多个宰相，比如玄宗初期就有七个宰相；一旦政治稳定了，宰相的数目就会下降。如果一个时期有一个宰相负责主要事务，其余宰相处于附属地位，那么这个时期的政治就更加稳定（也有可能是僵化，这主要是看这位主要负责宰相是否明智）。
皇帝在任命了姚崇和卢怀慎之后，似乎也确信宰相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他只需要两个就够了。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之所以效率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姚崇是负责人，而拥有自知之明的卢怀慎并不去争抢功劳。姚崇本来是一个强势的人，又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是另一位强势宰相和他搭档，必然产生严重的冲突，但面对弱势的卢怀慎，姚崇反而发挥出了最大的能力。
此外，姚崇用理政成绩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宰相。那么，姚崇的政策措施又有哪些呢？在一部传说是唐朝史官吴兢所做的文言传奇《开元升平源》中，有一个流传颇为广泛的故事，记载了姚崇被皇帝接见时，曾经提出十条著名的建议，只有皇帝答应这十条建议，他才愿意做宰相。这十条建议大致如下：
一、改变之前的严刑峻法，以仁义为先。
二、休养生息，在三十年内不要进行对外战争。
三、宦官不准干预政事。
四、国亲不准干预政事，将名不正言不顺私自提拔的官员废黜。
五、远佞幸。
六、除了租庸调代表的正税之外，不准接受地方官员的进贡，不给他们横征暴敛的借口。
七、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奢侈浪费，不准造佛寺、道观、宫殿之属。
八、尊重大臣，待之以礼，不随便用刑和杀戮。
九、允许大臣特别是谏臣直犯龙颜。
十、外戚不准干预朝政。
这十条整体上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去除不合格的官员，包括宦官（第三条）、国亲（第四条）、佞幸（第五条）和外戚（第十条）；二是行仁政，这包括弃酷法、行仁义（第一条），待大臣以礼（第八条），允许大臣直谏（第九条）；三是避免战争（第二条）；四是不要干扰民间经济，少花钱，这包括不要滥税（第六条）和不要建设形象工程（第七条）。
按照故事的说法，皇帝答应了姚崇的提议，所以他才担任了宰相。
但这个故事被司马光否定了，认为是后人编造的，并不存在姚崇和皇帝的这次对话。不过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唐玄宗初年所面临的问题。
玄宗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太宗以来的对外战争对财政的损耗太大，需要停止；二是对大臣过于苛刻，需要改变酷吏治国的现象，任用合格的官员，减少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和各种私下里的权力；三是减少对民间经济的干预和抽税，让社会自然修复。
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给整个社会以信心，让人们对未来可以预期，从而努力创造好的生活。
姚崇和卢怀慎的治理，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过多的内容。但姚崇在武后和睿宗时代已经担任过宰相，他的出山让人们意识到政治的混乱已经过去了。姚崇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官员，善于了解情况，将原本混乱的局面理顺。他还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的人事、马匹、储备等事都了如指掌。作为宰相，他对帝国的大小事务也都了然于胸，随时可以帮助皇帝处理各种事务。
在玄宗初年，需要的恰好是这样的一个官员，能够将瘫痪的吏治重新带上轨道，给人以信心。姚崇的功劳主要是将帝国带入稳定的态势，这是玄宗初年政治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
但姚崇的性格过于精细，皇帝有时还得纠正他的做法。比如，一次姚崇向皇帝上报了一群小官的职务，皇帝不断地抬头望着屋顶，不想理他。姚崇非常担心地离开了，皇帝这才让高力士传话，宰相应该是负责大事的，向皇帝汇报重要的事情即可，这种小官的屁事，哪里用宰相向皇帝汇报？
另外，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姚崇非常能干，唐代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比如，由于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唐代官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造成官场上的互相倾轧。就在姚崇为相的这几年，原宰相刘幽求只是因为被贬官而发牢骚，就差一点被皇帝下狱，多亏了姚崇、卢怀慎等人搭救，才得以幸免。而御史大夫宋璟只是因为监刑时让人打板子打轻一点，就被人告状，贬为睦州刺史。这还只是皇帝执政前期不杀人的情况下。唐朝的官场争斗始终没有变，且时常发展得更加血腥。玄宗初年的争斗只是因为局势的稳定而弱化了，但是制约官场争斗的机制却并没有建立起来。
再比如，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缺乏财政收入，如果不开辟新的税源，如何解决未来的花费问题？边疆战事费用也始终是巨大的开支，玄宗并没有去抑制边疆问题，因此战争一直没有完全停止。这些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并没有消除。
特别是姚崇本人也有着无数的问题。除了用智慧将原宰相张说和魏知古拿下之外，他的儿子也在不时惹祸。正因为这样，作为名相，姚崇在任的时间却并不长。到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初七，姚崇的副手卢怀慎因病离职，随即去世。卢怀慎死时，家里没有一点积蓄，只有一个老仆，他只好把自己卖掉来埋葬主人。
卢怀慎离职后，皇帝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替代他担任宰相。在源乾曜担任宰相时，姚崇也生了病。姚崇本人在长安并没有购买宅第，而是居住在罔极寺里，皇帝不断地派人去寺庙中看他，到最后又把他迁往住宿条件更好的国宾馆——四方馆里。
到这时，还看不出姚崇会失宠。但姚崇对于儿子和手下都没有看住，他的儿子不断地收取各种礼金馈赠，一位手下也接受了胡人的贿赂。姚崇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性命不保，只好提出辞呈。
卢怀慎死后不久，皇帝就批准了姚崇的辞呈（闰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玄宗朝担任宰相的时间只有三年零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求他做出太多的成就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的作用远小于他的名声，他的功绩在于帮助玄宗稳定了局面，使得政治和社会恢复了秩序。
姚崇作为唐代排名第三的贤相，只做了三年的宰相，后世的人都在为他打抱不平。其中最激烈的说法认为，玄宗时期政治环境比起太宗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恶化，太宗时期的贤相可以长期任职干到死，但玄宗时期，即便是贤相，地位也是不稳固的，皇帝在前一个月还难分难舍，下一个月就会让他走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官员们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难过了。如果坚持自我，不肯屈服于皇帝的私欲，就很难长期被皇帝信任。只有后来的聚敛集团发现投皇帝所好，帮助他解决财政和欲望问题，才能够长期留在台上。因此，贤相集团在玄宗初年的地位就是不稳固的。
对于开元初期的社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姚崇的两位宰相是宋璟和苏颋，两人恰好又组成了类似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
宋璟也是武后时期科举的获益者，武后对他颇为看重。这是因为武后为了与李氏对抗，不得不任用了一批酷吏，而为了对冲酷吏，还必须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这些官员由于自身的廉洁，让酷吏抓不住太多的把柄，同时他们又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行事风格，给了酷吏一定的行动空间，却又可以形成一定的制衡。到了武后后期，廉吏与酷吏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而宋璟就是武后培养的清廉官员的代表。
在张易之兄弟得势的时期，宋璟是极少数不肯讨好他们的人，他甚至向武后上书，要求惩罚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张氏兄弟的人，他更是嗤之以鼻。
到了中宗时期，宋璟又和权臣武三思不和，导致他被外放任职。他先后担任过并州长史、贝州刺史、杭州刺史和相州刺史。睿宗即位后，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这时开始，宋璟大力整治吏治，将各路权臣硬塞给中央政府的不合格官员清退。之后由于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楚州刺史，之后担任了魏州刺史、兖州刺史、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又迁任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这些地方官职同样属于高级官员，可见即使宋璟被贬斥，皇帝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玄宗即位后，宋璟回到国都，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心慈手软，命令打人板子时不要太用力，皇帝又将他贬为睦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广州都督。
好在前宰相卢怀慎辞职时推荐了几位称职的官员，其中就包括宋璟，于是皇帝决定重用他。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皇帝要从西京去往东都，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西京留守。宋璟当时还在外地，皇帝让自己的宠臣、内侍将军杨思勗专程去迎接他。如果换成其他人，一路上一定会想方设法讨好这位贵人将军，可是宋璟在路上却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讨好或者好奇的举动。杨思勗回来告诉皇帝，让皇帝也对宋璟的沉稳惊叹不已。
到了姚崇罢相那一天，皇帝也免去了源乾曜的宰相职务，同时授予宋璟和另一位叫作苏颋的官员为宰相。
姚崇是一个善于做事的官员，而宋璟却是另一种风格，他知人善任，刑罚无私，敢于直谏。与此同时，和他一同担任宰相的苏颋又和宋璟是互补的。姚、宋都是武则天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苏颋却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苏瑰也在中宗朝担任过宰相，为一代名臣。作为世家子弟的苏颋虽然也经历过科考，但他在担任宰相之前，更多是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下。
苏颋的角色有些类似于姚崇时期的卢怀慎，宋、苏二人形成了以宋璟为主、苏颋配合的模式。这种配合模式在姚崇时代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用，到了宋璟时代依然奏效。宋璟刚正不阿，他的决断大都得到了苏颋的认同，而在和皇帝奏对时，苏颋又往往配合着宋璟的说法。两位宰相的一致性，让整个政治格局变得融洽。
宋璟任宰相的时代，是玄宗时期整个官场最为舒适的时代，甚至可以记下来的事情都很少。就算是流传下来的少量事件，因为都是“小事”，不涉政局，都显得并不重要。
比如，宋璟曾经跟随皇帝去往东都，在经过崤谷时，发现这里的道路狭窄失修，难以通过。皇帝想免掉河南尹和负责官员。宋璟担心如果免掉他们，以后皇帝出行，地方官员都会兴师动众，造成扰民，因此认为不应该免掉他们。
再比如，他曾经劝说皇帝疏远宠臣姜皎兄弟。他还废除了武后以来的密奏制度，要求大臣们上奏时，必须有言官在场，好纠正大臣们的说法。他还曾经建议皇帝禁止大臣随意增高坟头，因为坟头是和礼制相关的，而礼制必须是公平和统一的。
宋璟对家人的要求很高，他曾经专门写信，告诫其他官员们不要为他的亲人开后门，如果发现，就当严办。
但这些小事与开元名相的身份比起来，总是欠缺了什么，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而史书上给出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于小事，甚至“无事”的人。
然而，透过这段“无事”的时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可以说，姚崇理顺了整个官僚制度，将唐朝从武后以来的乱局中拉了出来，而宋璟所做的则是尽量让人们各行其是：一方面政府尽量少干预民间；另一方面皇帝也少惩罚官员。这让民间有了余粮，官员也感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是稳当的，不会因为各种小事被追究责任。唐代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安全感的，即便在太宗时期依然要担心被别人陷害。而宋璟在执政期内，由于他正直和善于断案，让人们无法随意陷害别人，也让他们免于受到别人的陷害，使得玄宗朝早期不仅对民间有利，也成了唐代官僚阶层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宋璟“无事”，恰好就意味着不给民间添麻烦，也不随便揪官员的辫子。这种思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得以延续。虽然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多，四处插手的事情也愈加繁复，但正是姚崇和宋璟打下了底子，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使得皇帝即便想破坏也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开元盛世的基础。
然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三年零一个月。在任期间，他遭遇了一件贯穿唐代始终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事情，并由于这件事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下台。这就是货币问题。
唐代开国时期缺乏透明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他们继承的前朝税收制度也非常低效，导致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货币发行机构并不算强大。开元通宝发行数量不足，使得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态，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与后来的宋代和之前的汉代相比，唐代的官方铜钱一直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铸造数量不足，而唐代到了玄宗时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矛盾就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中国古代，钱荒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民间偷偷铸造铜钱，这不仅仅是因为铸钱可以牟利，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满足市场对铜钱的需求。
最初，唐代采取了禁止民间铸造的政策，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货币质量。
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则要差得多。由于政府的禁止，人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铜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就已经非常严重。高宗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次禁止都没有效果，只能听之任之，这件事就成了一种默认的潜规则。之后的唐王朝一直摇摆在禁止私铸和允许私铸之间。如果禁止，那么铜钱数量不足，就会出现钱荒；如果不禁止，那么这些劣币的出现就会驱逐良币，人们会把好钱都熔化掉改铸成劣币。
到了开元早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人们对钱币的需求越来越大，民间私铸行为愈发泛滥，这件事已经成了宰相必须应对的大事。
事实上，在皇帝的朝堂上，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既然民间缺钱而官方又无法铸造足够的钱币，就干脆放开让民间铸造，官方只规定铸造标准，所有符合标准的钱币都可以进入流通，这样就减少了劣币，同时满足了市场。
而宰相宋璟和苏颋却代表了另一派——禁绝派。宋璟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要求市面上流通的钱都必须满足开元通宝的标准，如果不满足，哪怕是官铸钱磨损之后的，也都由官方收缴上来销毁掉。为了收缴这些劣质钱币，宋璟专门拿出来十万斛稻米，用它们来兑换民间的劣币，再交给少府监毁掉。如果坚持这样的赎买政策，民间是不受伤害的，但官方却并没有长期这样做的资本，一是官方储存的粮食不够兑换钱币，二是民间会制造更多的劣币来兑换粮食。
宋璟的另一个把柄出现在都城以外。当时江淮地区劣质钱币名目繁多，除了官炉钱，还有民间的偏炉钱、棱钱、时钱等。宋璟派出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地区，挨家挨户查抄劣质钱币，如果不配合就要惩罚。除了严查之外，由于官方的税收都必须使用合格的钱币上缴，这就导致那些劣质钱币都沉在民间使用，当萧隐之再把这些劣质钱币收缴后，民间就没有钱可用了。这造成的局面就是人们无法做买卖了，物价也更加昂贵。随着民间积怨的增加，萧隐之被贬了官。
这些事情叠加起来，导致两位宰相受到了群臣的质疑，于是皇帝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职务。
姚崇和宋璟一直被中国历史记载为少有的贤相，但他们实际上担任玄宗朝宰相的年份都只有三年多。这说明在玄宗朝，官员任职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即便是良相，只要有一点失误，也会立刻被要求承担责任。
更有甚者，即便是前任宰相，也依然缺乏安全感。当宋璟之后，张说再次成为宰相时，姚崇不仅要担心张说对他不利，更担心他死后张说会对他的家族动手。
君臣之间、皇帝和宗室之间、大臣之间的争斗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在开元早期，斗争还没有那么血腥，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朝廷上的斗争，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官场的不稳定状态还会再次激化。
虽然姚崇、宋璟都离任了，但经过六年的制度清理和休养生息，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与之前内斗不断、社会深受影响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皇帝任命的宰相虽然性格不同，也带着或多或少的缺点，有着不同的派系和政策方向，但他们大都符合士大夫的标准，尽量让帝国顺畅地运行着，并努力让民间休养生息。这样的政策让皇帝、官员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帝国繁荣的福祉。
唐朝开元盛世的到来，还和对外关系的转变有关。
在经过了太宗和高宗时期的南征北战之后，唐朝击溃了突厥势力，影响力直达中亚地区，同时在朝鲜半岛也灭亡了高句丽。但是，游牧民族并不会因为一两次战争的失败就整体消失。突厥系的东西突厥虽然灭亡，但到了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东突厥的残余爆发了一次叛乱，这次叛乱持续了两年多，导致唐朝丧失了十八万四千九百匹马、一万一千六百头牛，八百余平民被杀害。叛乱最终被大将裴行俭镇压，但是，残余势力却在一位叫作骨笃禄的人率领下，前往现在的蒙古国，建立了一个国家，史称第二突厥汗国（也称后突厥汗国）。
这个新的突厥汗国时而与唐朝对抗，时而又选择和平，直到玄宗时期依然强盛，加上它的旁支突骑施和附庸奚、契丹，对唐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除了这个敌人之外，吐蕃也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吐蕃不仅灭亡了吐谷浑，武后时期，由于唐朝专注于对内斗争，放弃了扩张，甚至两度放弃了安西四镇，吐蕃又得以占领四镇。之后，由于西北的丧失对唐朝影响太大，武后不得不出兵再次驱逐了吐蕃人，重新占领了四镇。在更加靠西的位置，吐蕃则占据了位于现在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和斯卡都地区的大小勃律，将这里打造成进攻新疆西部的基地。
在云南地区，兴起了另一个势力：南诏。南诏时而依附唐朝，时而联合吐蕃，也成了唐朝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地缘角色。
在西方，阿拉伯帝国崛起，到了玄宗时代，它已经来到了中亚地区和印度，并截断了唐王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两大帝国的冲突也无法避免。
武后专心内斗，对于外事往往采取鸵鸟政策。一方面，她为了渲染自己的盛世，让许多居住在长安的外来人口扮演外国友人，将他们用在庆典上。另一方面，她对那些不友好的游牧部落的反应却往往是孩子气的，也是应激式的。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原本与唐朝友好的北方小部落契丹首领孙万荣和李尽忠叛变了唐朝。他们之所以叛变，是受不了营州都督赵翙的侮辱。这位都督性情刚愎，当东北地区发生饥荒时，他不仅不赈济，还将酋长们当作奴仆一样呼来喝去。两位契丹酋长联合邻族奚人，起兵杀掉了都督，占据了位于现在东北地区的营州。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而孙万荣作为他的前锋，与唐军展开厮杀。
武则天大怒。但她对这件事第一时间的处理，竟然是给孙万荣和李尽忠改了名，将孙万荣改为孙万斩，李尽忠改为李尽灭。在接下来一年中，孙万斩和李尽灭带着滑稽的名字顽强地出现在史书中，他们两次大败唐军，杀死了唐军大将王孝杰，后来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在背后袭击了他们，帮助唐军将叛乱镇压了下去，这两位酋长死于非命。可是，营州却依然没有收复。
然而，默啜并非是出于帮助唐军的目的，而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很快，突厥人的扩张又超越了唐朝能够忍受的程度。在突厥人的不断骚扰下，武则天又气急败坏地将默啜可汗改为斩啜可汗。
武后时代的对外政策在一次次的应激中摇摆，也表明唐代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收缩之中。
玄宗即位前，由于前两任皇帝（中宗和睿宗）都在处理内务问题，对外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唐朝与吐蕃、突厥两大敌人之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一段平静期。一方面，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前来求亲，唐睿宗经过权衡，答应了双方的联姻。在吐蕃方面，由于金城公主的和亲，唐朝承认河西九曲之地（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地区）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属于吐蕃，通过割让一部分争议地区，双方进入和平时期。吐蕃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派人前来请求结盟。而奚、契丹与突厥帝国关系紧密，随着突厥与唐朝关系的和解，两部落也承认自己为唐朝的附庸。
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但玄宗刚上台，这样的局面就出现了反复。由于执政初期地位还不稳固，从形势上看，玄宗需要战功来产生政权的凝聚力。他上台后，首先拒绝了突厥默啜可汗的和亲请求。默啜可汗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儿子提出和亲，这次得到了玄宗的同意。
然而就在这时，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却出现了恶化，并改变了唐和突厥的形势。这首先是因为延和元年（公元712年）三月，玄宗即位之前的一次人事任命。
奚、契丹与唐朝的交界主要在幽州。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该地二十年，在李尽忠和孙万荣事件后，一直采取了保守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久而久之，双方达成了一种军事平衡，这对于边境地区的人民非常有利。幽州大都督是该地的军政官员，在幽州城内还有民政当局燕州刺史。任刺史的李琎和薛讷关系不睦，于是把薛讷的行为报告给了户部尚书刘幽求。刘幽求于是推荐左羽林将军孙佺来取代薛讷。睿宗皇帝任命孙佺为幽州大都督，薛讷被调到了并州出任长史。
孙佺到任后，立刻改变了薛讷不主动出击的办法，而是要寻找机会为国立功。在武后时期，虽然最后击败了奚、契丹，却无法完全消灭他们，皇帝最终只能对两个部族采取怀柔政策，营州也一直没有办法回归唐朝。孙佺认为只要能拿下营州，他就可以向皇帝邀功去了。他派遣步兵两万、骑兵八千前去攻打两部。在路上，唐军的四千骑兵先遣部队遇到了奚部的八千骑兵，唐军战败。此刻，原本准备去打胜仗的孙佺却退缩了，他虽然率领着主力部队，却不敢去救先遣队，也不敢说是来打仗的，只好向两部落谎称是奉皇帝之命来招慰对方的。他送上礼物，获得了对方允许，率军撤退。不想撤退却变成了溃退，一路上军队逃得连阵形都没有了，孙佺也被奚人抓住，送给突厥默啜可汗，默啜将他斩首。这件事让原本与唐朝维持和平的奚、契丹，变得与突厥人更亲近了。
玄宗即位后，这件事情继续发酵。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初，玄宗派遣并州长史（原幽州大都督）薛讷进攻契丹，还命他兼任同紫薇黄门三品，也就是宰相职务。六月，薛讷率军六万进攻契丹，但在檀州外的滦水山峡中遭到伏击。薛讷带数十骑突围。看到薛讷的逃跑行为，契丹人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作“薛婆”，于是薛讷也被免职了。
这两场战争之后，奚和契丹两个民族眼看就要站到唐王朝的对立面。一旦产生了对立，很可能导致突厥势力的加强，甚至会有一场新的入侵。与此同时，吐蕃也开始了另一轮异动，于同一年袭击唐朝的临洮一带。如果处理不好，唐朝会在刚刚结束内斗之后，立刻陷入一场外部纷争。
此时唐玄宗的宰相明智地选择了息事宁人。不管是姚崇还是宋璟，虽然都不免参与局部性的冲突，但又都认识到最终还是要恢复和平，从而让帝国财政更加健康，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皇帝本人是一个热衷战功的人，但在统治的初期，他依然选择了相信宰相，放手让宰相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皇帝的武将也很争气。刚刚在北方战败的薛讷临时受命，在西方打败了吐蕃，斩首一万七千，获得马、羊二十万以上。当战场取得胜利之后，玄宗皇帝立刻同意与吐蕃继续结盟，保持住了战胜成果，又维持了双方的“友谊”。
在契丹和奚的问题上，玄宗皇帝也选择了和解的姿态。由于后突厥汗国内部此刻突然出了问题，让奚和契丹无法投靠，玄宗皇帝乘机向两部落发出了和平倡议，甚至赐给他们丹书铁券，获得了两部的归顺。不久前还在激化的形势突然之间又发生了逆转。
与此同时，后突厥的默啜可汗死了。在他死前，唐朝乘着突厥的衰落打了几个胜仗。他之后的毗伽可汗忙于内部整合，与唐朝虽然没有休战，但战争规模始终是可控的。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突厥人终于决定向唐朝求和。
从这一年开始，唐朝又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环境。这种和平不是靠武后的鸵鸟政策达到的，而是建立在实力以及平等地位之上的。这样的和平往往更加长久，并能赢得对手足够的尊重。
正是国际关系上的缓和，使得开元盛世有了基础。军事是古代政府最花钱的项目，战争一旦发生，政府总是很难取得财政平衡，不得不向民间加税。由于军事需求小，开元时期的前半段让民间获得了足够的休息。
在玄宗时代前期，武后执政最大的成绩也开出了灿烂的花朵，那就是：通过科举大力提拔非世族出身的官员，替换那些依靠出身而上位的人。通过这样的换血，唐帝国解决了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阶层固化问题，加大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唐代的中国实现了更加完备的一体化。通过科举、官僚集权化等措施，身在广州的读书人必须远赴长安参加考试，又有可能被分配到遥远的西北去任职，在他一生的调动中，甚至可能踏遍全国的土地。这让当时的人们都不再从属于一个地方，而是将身份国家化了。
在叙述唐代的成就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机制的变迁。
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活力，是因为从汉代开始，皇帝就试图解决阶层固化问题。在秦代之前，周代和诸侯国的官位往往是世袭的，不利于社会流动。秦代商鞅改革，为了富国强兵采取了一种极其功利化的做法：一个人如果不是贵族或者依靠纵横之术被皇帝看上的客卿（外国人），就必须通过种地和杀敌这两种途径，积累足够的积分来获得军功爵位，从而进入仕途。
汉代皇帝为了给普通读书人留下上升的空间，采取了“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员从他的辖区内选择人才，上报给中央政府，由皇帝录用为官员。这种制度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如果足够优秀，那么他一定首先在家乡获得名声，只要他在家乡足够优秀，那么到了国都的官场也会足够优秀。
这个假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基本成立的，因为当时每个地方的人口都是有限的，官员的确可以知道本地所有人才的状况。但是随着朝代的延长和行政效率的退化，察举制变成了一种官员们人情往来的工具。到了东汉时期，官员察举的人才一定出自大家族和官员的亲戚，于是阶层流动再次停滞。寒门再也没有机会出贵子，察举制也就无法起到增加人才流动性的作用了。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延康元年（汉献帝最后一个年号，公元220年），人们反思汉代察举制的问题，得出了结论：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才的选择缺乏标准。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到底谁是人才，就只不过是官员口中的一句话而已。
当时有一种哲学上的风气叫作品评之风，不管是谈论人还是事务，都希望制定一定的标准将之分门别类。这种风气到了朝廷的人才选择上，就是由皇帝颁布一定的标准，将人才分成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在每一个地方设置一个叫作中正的官职，中正负责对该地区每一个人才进行打分，分高的人就可以送往中央当官。这种方法叫作“九品中正制”。
现代人也许对这种方法持有异议，认为一个官员即便听说过，也不可能彻底了解本地区的每一个年轻人，这种复杂性的增加使得制度本身必然流于形式。但是，比起汉代来，三国时期的人口更加稀少，整个魏国也只有440万人，不足现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地方的年轻人数量极其有限，官员与基层之间的联系也的确可以做到更加紧密，让官员对当地人才更加了解。
然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在打分的标准上，人分九等貌似客观，但要想对人进行区分，依然有很大的主观性。另外，由于行政效率问题和信息不完整，最后成为受益者的，仍然是官员身边的人和那些大家族子弟。
魏晋和南朝，一直采取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结合的方式选拔人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制度最终失去了效力，在南北朝时导致整个南方陷入了僵化的贵族体系中，所谓世族时代就是这样产生的。
南北朝时期，在南方阶层固化的同时，北方由于战乱时间更长，社会结构更加碎片化，一旦重新统一，社会的流动性和给人才的机会都大于和多于南方。机会多，也意味着制度更加不成熟，但制度不成熟，也意味着还没有被一个利益阶层所把持。因此，北方的人才制度在最初显得有些粗糙，甚至怪诞，却又逐渐成长着，在人才选择上反而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北魏时期，每个州郡也设置了中正这个官职。与普通的察举制不同，此时报送的人才并不能被直接任用，而是由吏部再进行一次考核，只有等级在中上的，才可以授官。这次考核的加入，就使得人才选举有了科举的味道，也导致了北魏和隋唐的人才选拔制度与之前的制度分道扬镳。
另外，此时的考核采用了“策”这种形式，也就是考官提出一些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士子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士子们需要对现实有充分的了解。
北魏时期另一个现象则是文武官员的对立。随着军事扩张成为过去，武将不再受到重视，反而是在战争中没什么用处的文人受到了优待。文武的对立直到唐代仍然是一大问题，直至唐玄宗时期都没有解决好。
北魏孝明帝时期，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求将武官排除在铨选官员的资格之外。这一下捅了大娄子，武官们将怨气都撒在了他们一家头上，甚至张榜悬赏他们的人头。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上千名羽林、虎贲将士来到尚书省，要求交出张彝的长子、尚书郎张始均，引起了骚乱。之后，他们烧毁张彝的府邸，把张彝抓出来拳打脚踢，老头儿第二天就死了。更惨的是，将士们抓住了张始均，将他直接扔进了火里活活烧死。朝廷斩了为首的八人，将其他人赦免，作为让步，从此武官又可以进入铨选系统了。
当北魏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后，北齐的选官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北魏，却又有所发展。最大的发展是一种仪式感。地方察举的士人到了中央进行考核时，皇帝往往要亲自参加，穿上常服，乘着肩舆来到朝堂，士人们都来到堂下接受书面考核。如果士子的考卷中字有脱讹，就将他叫起来，立在座席后面作为惩罚；如果士子的书法过于拙劣，就要当众喝墨水；如果谁的文章写得孟浪，就把他的座席夺走，解除佩刀。
喝墨水的做法看上去显得非常粗鲁，不像是皇帝应该做的，却又表现出皇帝的仁慈，与千年之后明清时代的滥杀相比，这样的做法甚至连肉刑都算不上。
北周时期，地方举荐变得更加制度化。当隋朝取代北周之后，中国选官制度的大转折就到来了。
隋代与前代的不同，主要在于中央对官员的任命权扩大了。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州郡的属官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也就是说，州郡长官可以任命属于自己的班子，地方低级官僚的任命权并不掌握在中央手中。到了隋文帝时，他将大小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了中央政府，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吏由吏部任命，而六品以上的则归尚书省任命。到了唐代前期，州郡的属官（各种参军）和县级属官（县尉）都已经纳入了品级，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到这时，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数量大幅度扩充，使得政府必须考虑一种更加流程化的方法。
从汉代到南北朝的察举制显然只适合于小规模作业，不适合更大批量的人才“生产”。这就会呼唤新制度的产生。
中央收回官员任命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权力由此被削弱了。以前县官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县尉，现在连这个权力都没有了。这在后来就导致了唐代中后期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无法补充足够的底层官员，最终只好默许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一部分底层官员的任命工作。这种新的做法让许多人（比如本书中将提到的高适、岑参、杜甫等）受益，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地方长官（节度使）任命的职务。
由于需要大批的人填充职位，隋代对人才也比前代也更加关注。在北周时期，地方举荐人才分为三类，分别是明经（通经典）、秀才（博学多才）和孝廉（孝顺端正），隋文帝时期又增加了两科，分别是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皇帝又把科目增加到了十科，其中一科叫作进士，到了唐代，这一科异军突起，成了科举的主角。
唐代建立后，这个缺乏制度创新的朝代在制度上基本继承了隋代，但它也有一些小的变革，比如建立了完善的遍布全国的学校系统。关于唐代的学校系统，可以与现在的制度做个对比。现今从小学到高中，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务系统。那么，在唐代，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大约二十年半的时间。
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的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儒者。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穀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一共是六年半。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
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部书。三部书学习的时间各是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传》。这两本书各学习三年，一共六年。
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的时间，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除了学习之外，学生还要参加一系列的考试，层层选拔，最终才被州郡官员推举到国都参加科考。科考是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
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学生刚刚考中时，是待业状态，过上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实际的职位。
当然，每个人的天资有别，不见得一定要学通所有的经典。于是，唐朝又设立了低一些的考试，可以通两经，也可以通三经，当然前途也比通五经要差。
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年时光背十一本书。但事实上，唐朝的科举是非常灵活的。
唐代是一个儒、道、释都获得尊崇的时代，明经出身其实在唐代并不受欢迎。一方面，由于自己姓李，皇帝追认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为先祖，便不断地想把《道德经》也加入到经典体系中；另一方面，朝廷又针对专门的人才开辟了许多绕过明经科的通道。
隋炀帝时期开辟了十科取士，而明经科只是其中一科，唐代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现代人如果想理解所谓的科目，可以将之理解成不同的专业，现代有物理、化学、电子、经济、医学等各种专业，而在唐代由于缺乏自然科学，各专业不是按照现代规则划分的，而是划分成明经科、秀才科、进士科、明法科、书科、算科等。其中，明经科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秀才科则要求博学多才；明法科针对法律人才；书科、算科是小科目，针对书写、算术等专门人才；后来还有史科和开元礼科，针对史学和礼学人才。
除了明经科之外，其余科目大都不用学习儒家经典，而是针对他们专门的知识进行考察。在唐代初年，秀才科是最受欢迎的学科。因为它的地位高，而且绕开了那些教科书，更注重实务精神。首先，这科不需要在学校里学二十年的儒家课本；其次，在考试时，考官发五个问答题，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提问，考生只要针对五个问题写五道策文进行回答就可以了。
由于明经科大都是腐儒，而秀才科具有现代性，所以在官场上秀才科出身也比明经科出身更加受人尊敬。但秀才科到了唐太宗中期废除了，原因在于缺乏衡量的标准，五道问答题和临场发挥关系很大，不容易测出人的真实水平。由于秀才科也必须由州郡长官举荐，然后到国都参加考试，有人被举荐上来，考试却不合格，就会追究举荐人的责任，后来就把秀才科废除了。
秀才科废除之后，另一个科目进士科异军突起，成了整个唐代最受欢迎的科目。进士科继承了秀才科的简便性，甚至可以理解为进士科就是被废除的秀才科换了一个名字继续存在，最初它也不需要背诵儒家经典，只考几道策论。
由于进士科太受欢迎，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为了提高进士科的难度，朝廷规定学子必须学一门经史，才能接受进士科考试。但这样的难度比起明经科来，还是低了很多。到了后来，进士和明经两科就成了唐代科考的主流，而又以进士科机会最为珍贵，人们宁愿选择进士科而放弃明经科。
到了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武后和高宗终于想到了解决这个差异的好办法。在此之前，进士科和明经科考试都是以策问为主，这一年朝廷规定，增加一种考试类型叫作帖经，也就是填空题。在考策问之前，教官首先发一份考卷，上有十道填空题，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摘出的句子，只有填空题过关了，才允许进入考试的下一环节——策问。
但到了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政策又进行了调整，要求明经仍然要参加帖经考试，其中十题必须答对六题以上，才准进入策问环节。而进士科由于考的是才华，在策问之前，必须加试杂文两篇。这两篇杂文属于当时文人们常常需要写作的箴、铭、论、表之类，只有这一环节过关了，才允许参加策问。
到了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朝廷将进士科的策问规定为三篇，这三道题的规矩就一直保持了下来。
人们没有想到，就是永隆二年的规定造就了唐代诗歌的辉煌。在最早时，所谓的两篇杂文主要是一些实用性文体，比如箴、铭、论、表，但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开元年间，考试往往要求两篇中必须有一篇是赋或者诗，或者两篇都是诗赋。到了天宝年间，杂文就变成了诗歌的专享。
就这样，在考试文体的变化中，诗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同明清时期，读书人在八股取士的影响下都擅长写八股文一样，唐代的士人们之所以擅长写诗，也来自考试的诱导。
虽然之后唐代的科举还有过多次变化，但基本形式已经固定。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策问，而进士科有时候考帖经、杂文和策问，有时候只考杂文和策问，即便考帖经，其要求也比明经要低一些。比如，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就要求明经科帖经必须十题对五题，而进士科的要求是帖经十题对四题，然后就可以进行杂文和策问考试。
那么，作为进士科考试核心的策问又是什么样的形式呢？策问并不是唐代的发明，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来取士了。在考试时，最初是采取射策的方法，也就是有许多道题目，由士人随机选择一道来回答。到了唐代，为了考试的标准化，就变成政府统一出题，所有的人回答一样的题目。
策问的题目可以是针对现实问题征求答案，也可以是针对古代的事情发表议论，这很像现代的议论文作文，但格式却比现在复杂得多。大部分的策文都是骈体的，要求对仗工整，其中四字句颇多，这就要求考生有组织文章的能力，并能迅速展现自己的文采。到最后，策文总是以“谨对”作为结束。为了应付策问考试，唐代人甚至有教科书式的资料，这些资料中先假想许多可能的题目，再事先拟好稿子，这样做一是用于实战性的碰运气，二是唐代人有提前和考官打招呼的传统，去拜见考官时也可以投递此类文章。这类文章中，最著名的是白居易做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七十五道策文，在他的文集中都保留了下来，同时，文集中还保留了他历次考试的实战文章。
进士科目如此受欢迎，考试的难度也就随之增大。根据史书记载，每年应考进士的不下千人，而通过考试的只有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总数只有一二十人而已。明经科的难度稍低，但也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通过考试。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士子拥入京城来参加考试。到了开元时期，天下太平，每年应考进士的多达两千人，即便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人之多。参加考试的人录取率极低，剩下的人就成了长安的过客，在这里交友、吟诗、消费，然后回家。这些落榜的士人也成了唐代社会人员大流动中除了官员之外的另一大群体。
应考进士难度如此之大，要从进士进入仕途也并不容易。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官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通过考试、恩荫等各种途径获得了当官资格的人却很多。比如，唐代内外官员的职位一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五个，而拥有当官资格的却有十二万余人，这就牵扯到八九个人才能争夺一个官位的局面。产生这种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隋代将所有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了中央，而事实上，许多偏远的州县空闲了职位，却只能等中央的任命，而中央却管不过来，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算任命了也不一定有人去报到，这样的职位就只好常年空着。到了唐代后期，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节度使等可以自己选官，这拓宽了当官的途径，也就解决了一部分有资格的人无法当官的情况。
但在唐代早期，节度使选官这条路还没有开放，于是有资格的人只好等待任命。一旦通过了进士科、明经科等考试，士子们就拥有了当官的资格，但要轮到自己，还需要数年的等待。在他们等待的时间，政府是不发工资的。另外，一个官职也是有任期的，等到官员的任期结束，如果他是中央官员，就可以继续获得其他官职，可如果是外派的底层官员，那么他又要等待数年，才能有下一个任职机会。许多人一辈子可能只能当一两任小官，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待。
可是唐代的制度又提供了一些别的方法跳过等待期，这些方法叫作制科和吏部试。进士科和明经科等常规科目的考试是户部或者礼部主持的，而有权授予官职的却是吏部。于是吏部就有举行新的考试的权力，这就是吏部试。
吏部试可以称为二次考核，已经通过了进士科或者明经科考试的人都可以参加，科目主要有“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等，测试的内容主要是诗赋，一旦通过了，可以直接授官，不需要等待。
除了吏部试之外，皇帝还会不定期举行一些特殊的考试，称为制科，所有通过制科的人也是不需要等待而可以直接授官的。比如，唐玄宗上台之前的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唐睿宗除了设立进士、明经等常科之外，还设立了八种科目，分别是文可以经邦科、材可治国科、才堪刺史科、贤良方正科、道侔伊吕科、藻思清华科、兴化变俗科、怀能抱器科。这些科目就属于制科，只要通过了，就可以直接授官。
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唐朝将科举贯彻到了民间的各个角落，让大批文人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做学问。而由于政府提倡文采和诗歌，于是，诗突然间走向兴盛，成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学问。
表1 唐代的学校制度
表2 唐代科举考试内容
自从科考制度在高宗和武后时期完善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通过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他们有的逐渐走到了高层，有的则变成了文坛领袖，影响了一代文学风气。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包括如下这些人的名字：杨炯（显庆四年，659年，诸科）、李峤（麟德元年，664年，进士科）、岑羲（进士科）、魏知古（乾封元年，666年，进士科）、王勃（乾封元年，666年，幽素科）、苏味道（乾封二年，667年，进士科）、杜审言（总章三年，670年，进士科）、沈佺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宋之问（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张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崔融（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马怀素（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魏元忠（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姚元崇（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卢怀慎（进士科）、张廷珪（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苏颋（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宋璟（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源乾曜（进士科）、刘知几（开耀二年，682年，进士科）、陈子昂（嗣圣元年，684年，进士科）、郭敬之（郭子仪之父，嗣圣元年，684年，韬钤科）、张嘉贞（垂拱元年，685年，明经科）、裴耀卿（垂拱四年，688年，诸科）、张柬之（永昌元年，689年，贤良方正科）、崔湜（载初元年，690年，进士科）、张说（载初元年，690年，词标文苑科）、薛稷（天授二年，691年，进士科）、贺知章（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超拔群类科）、崔日用（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崔沔（天册万岁二年，696年，贤良方正科）、刘幽求（圣历三年，700年，经邦科）、张九龄（长安二年，702年，进士科）。
这份名单囊括了大部分玄宗前期的宰相，也有许多文坛领袖。正是在丰富的人才储备下，玄宗朝才有可能在短短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就达到了一个富裕而又和平的盛世时期。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唐朝辉煌的登科榜上迎来了一位年轻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二十一岁的王维。
王维，字摩诘，他的家在河东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境内。他大约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有兄弟四人。与许多大器晚成的大家相比，王维在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
由于长安是国都，唐代的士人有游学长安以等待机会的传统。王维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在路过秦始皇陵墓时，他写下了此生流传最早的诗歌《过秦皇墓》，表现出不一般的早熟。人们耳熟能详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于他十七岁时。与普通文人不同的是，除了作诗之外，王维还擅长绘画，是唐朝有名的绘画大家，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交游面。
这位年轻的才子与弟弟王瑨一起在长安悠游于官宦之间，很快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诸王、驸马，都对他们开门相迎。当时长安的风流人物之首，是唐睿宗的儿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玄宗和兄弟们见过了太多的骨肉相残，他决定要改变这种风气，善待兄弟，而兄弟们则放弃了对皇位的野心。双方达成的妥协，创造了唐代皇室少有的兄弟和谐时代。岐王曾经帮助哥哥登上皇位，而他本人满足于做一个文坛领袖，领导长安的诗酒气氛。王维也是岐王府上的常客，时而随岐王悠游两京，时而在国都郊区策马探访。此时的王维显得意气风发，为了迎合达官贵人们，笔调也大起大落，充满了时代精神。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十九岁的王维终于考虑起他的功名来。虽然他人在长安，但如果想参加进士考试，必须首先获得家乡所在州府的推荐。要获得州府的推荐，他必须参加州府的考试，只有名列前茅的人才能拿到推荐前往京城。王维的家乡在山西，但他的名声主要在长安，如果他回家考试，反而没有在长安的把握大。唐朝的政策是相对灵活的，王维在长安找了推荐人将他推荐给京兆府，参加了京兆府试，从而获得了推举资格。
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二十一岁时，他考取了进士。这一年中进士的一共有三十八人，在唐代算是人数非常多的一年。到了五月，皇帝亲自在含元殿举行策试，并赐给酒食。王维的仕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王维考取之后就立刻获得了重用，担任了太乐丞，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虽然我们不知道随即授官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与王维同年参加考试的另一位文人綦毋潜显然就没有这么走运，不幸落榜了。綦毋潜是虔州人（属于现在的江西地界），考试失利的他只好打好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他返乡的时候，得意扬扬的王维还写了一首诗送别他。
如果王维按照这条极其顺利的路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成功的官员，但这个官员是否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却并不一定。但就在人们以为王维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遭殃了。
当时王维任职太乐丞，顾名思义，就是管理皇家祭祀和酒宴的官员。在当时，有一种黄狮子舞是专门给皇帝表演的，只有皇帝在场的时候才能看到。王维有一次在皇帝不在场时也私下安排表演了这个节目，于是被贬黜前往济州（位于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担任司仓参军。按照唐代的升迁秩序，一个进士如果能够留在京城任职，意味着接下来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可是一个州府的参军却意味着远离了朝廷。只要离开了中央，一旦任期届满，就要遵守轮休的纪律，也就是不能马上担任下一个官职，这种轮休对于官员的生涯是极其致命的。
这年秋天，春天刚刚及第的王维尝到了官场的苦涩，悻悻然踏上了远去的旅程。这一次历练让唐朝少了一个成功的官员，却留下了一个优秀的诗歌苗子。
玄宗初年，唐代的诗歌依然处于起步期，老一代的诗人正在死去，新一代的还没有到来。因此，在这个空档期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
在现代诗歌之前，中国的诗歌一直是格式化的，缓慢地进化着。
在世界各地，人类的诗歌形式在最早时都与音乐相关，但随着节奏和韵律的发展，又逐渐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的形式。中国的诗歌也不例外，最早的形式是以四言为主，但格式相对自由。比如，流传至今的先秦《击壤歌》就是以四言为主，而最后一句是七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孔子曾将先秦诗歌搜集整理成《诗经》。《诗经》的诗歌大都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多言，但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四言的诗歌世界。这些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表明诗最初是与乐相匹配的。
孔子整理《诗经》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是中国诗歌的不幸，因为没有被他整理的诗歌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他所选择的诗歌，格式又过于固定，使得现代人无法确知先秦诗歌的形式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还是还有其他的形式。
《诗经》中的诗歌旋律简单，每一首诗都分成了若干相似的章节反复吟唱，每一章中的字词有许多重复，只有一部分字词被替换。这让先秦诗歌显得过于单调，其复杂度和完善形式无法与其他文明长篇累牍的史诗相比。
此外，有一些迹象表明，即便在中原地区，在《诗经》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诗歌，但是流传下来的过于稀少，无法窥得全貌。比如，当荆轲前去刺秦时，高渐离就送了他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首带上了语气助词的七言诗歌。此外，还有一首可能出自先秦的诗句，“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抒情成分，显得更加特殊。但这样的诗句太少，因此早期的诗歌品味是被《诗经》固化的。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除了西部的秦国和中原的五国之外，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个文化上比较特殊的国家——楚国。楚国并不是受周王分封而来的，本来就是南方的蛮夷国家。他们的语言与其余六国也有着一定的区隔，因此诗歌形式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却又保留着特殊性。
楚国的诗歌因为屈原的出现而得以保留。屈原活动于楚国衰微之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充满了牢骚，发泄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在形式上，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体却是那么标新立异，使得习惯了《诗经》重复体系的人们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着很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形式上，《楚辞》不同于四言格式的单调，而是更接近于人们普通的说话方式，每一句话的字数更多、容量更大，更加口语化，而且随着感叹词的应用，感情也更加饱满。以屈原的诗为例，他的句式大都比四言复杂得多，又有多种特殊的格式。其中一种以《离骚》为代表，前后两句中，前句是七个字，后句是六个字，前句中往往带有一个语气词“兮”，因此可以看作六言诗歌，也可以看作七言的探索形式。但这种格式的字数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时常会根据实际诗句有所变化。比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基本形式；“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前半句就变成了六字；而“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前半句就变成了八个字。
屈原的另一种句式以《九歌》为代表，其前后两句都带有语气词“兮”，两句大都为六字，如果去掉语气词，实际上就是五言诗。当然五言也不是固定的，有的句子会酌情增减字数。比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基本句式，而“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前半句就减为五个字。
此外，屈原诗歌中也有四言形式，这表现出《楚辞》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人们的吟咏需求。
但仅仅是形式上，还不足以说明《楚辞》的丰富性。事实上，《楚辞》之所以让人们感到惊叹，还在于它内容的丰富程度。与《诗经》相比，《楚辞》在内容上可长可短，短的只有几行，长的却是普通《诗经》诗篇的几十倍。即便是同等篇幅，《楚辞》的内容含量也比《诗经》高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不断地重复和回环，这一点它不像是歌，而更像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这种方式让《楚辞》更加便于叙事。
而《楚辞》最令人惊叹的特点，还是它丰富的想象力。在《诗经》的诗篇中，由于教育的需要，孔子在选择题材时，大多采用了现实主义题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战争、生产、政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而《楚辞》却代表了中国人充满想象力的另一个天地。
在屈原的笔下，他一会儿陷入现实的苦闷之中，一会儿又遨游天际，与神仙同游。他还不断地将自己比喻成各种鲜花奇兽，而将敌人比作衰草败鸟。我们读《楚辞》，仿佛进入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这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创作原来也可以这么天马行空，产生出如此丰富绝伦的想象。
《诗经》与《楚辞》在想象力上的分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杜甫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想象力则通过魏国的陈思王曹植传递给了李白，使得李白的诗句中充满了绮丽瑰异的修辞。
秦汉更迭之后，中国的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种发展仍然与楚国的诗歌系统有关。项羽和刘邦都来自楚地，因此汉朝虽然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帝国，诗歌体系却受到了楚国传统的浸染。
当项羽被围垓下时，他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就是典型的楚语歌谣。而这首诗，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七言架构。虽然从内容上来讲它仍然属于《离骚》的六言体系，其中每句诗都至少有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兮”，但它从音节上来讲，却属于七言诗探索的一部分。
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典型的楚语七言诗。此类的七言诗在汉代一直流传，比如汉武帝也曾经做过数首类似风格的诗，其中的《柏梁诗》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七言诗祖，有人认为是联句之祖，因为这首诗是汉武帝和群臣以接龙的形式创作的。此外，李陵也曾经有七言诗赠给苏武。
于是楚语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分成了两支：一是《离骚》所代表的骚体，后来变成赋的一种形式，称为“骚体赋”，后人往往有模仿的，作为诗歌的一个小分支，但并没有壮大；二是楚国歌谣分化出的七言歌谣，最终成了七言诗的先驱。
除了楚语体系之外，汉代最著名的文体是赋。所谓赋，是一种骈文形式，讲究对仗。除了旁支的骚体赋之外，汉代的大赋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堆砌，充满了对偶句，而对偶句又以四言为主，至于内容却显得很空洞。
汉赋对后世诗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偶。虽然后人对学习汉赋的铺陈不感兴趣，却将其对偶借鉴到诗歌之中，成了诗歌的一种基本构成。
虽然七言诗诞生更早，但汉代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五言诗。五言诗的诞生，又和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有关。
乐府是汉代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源于秦代，到了汉代继续沿用。汉武帝时，皇帝赋予了乐府在民间采集诗歌并谱曲的权力，乐府成了朝廷的正式机构。乐府从民间采集并谱曲的诗就称为乐府诗。
汉代的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其目的多是为了表演，但表演的场合又是不一样的。最正式的场合是在皇帝郊庙祭祀时，这时演奏的歌曲多是三言和四言歌，为的是表现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但这些歌曲由于充满了陈词滥调，流传领域非常狭小，反而是另一种采自民间的五言诗歌得到了后世人们的喜爱。
五言诗由于诗句的字数（比四言诗）更多，表达的范围更丰富，甚至带有了的性质。这在内容上和三言、四言形成对比，三言、四言往往是赞词组成的，五言诗中则不乏叙事的精品。比如，五言乐府诗《陌上桑》就写了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拒绝官员（使君）调戏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则写了一位女子被婆家逼死，丈夫也自缢跟随的悲惨故事；《十五从军征》则是写了一位归乡的老兵，回家后却发现家中亲人已经都死去的故事。
这类乐府诗的特点是，它们都很擅长讲故事，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宣泄作者的情绪。这和呆板的《诗经》比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
之后，乐府诗的曲调渐渐被人忘记了，但是歌词却屡屡被后世模仿。后世的模仿之作往往有同样的名字，而内容也彼此相似或者属于同一类型。此外，乐府诗已经有了押韵的概念，后世在押韵上也进行了模仿，使得乐府诗成了中国古诗的一种品类。
但是，有配乐的乐府诗毕竟是少数，后人模仿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当人们需要更自由的表达时，五言诗也就跳出了乐府诗的藩篱。文人们开始自由创作五言诗，不再托以乐府的名义。汉代时，五言诗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门类，从《诗经》、《楚辞》、乐府中独立了出来，成了品牌。
汉代的五言诗数量不多，却很有代表性。最著名的是已经不知作者的《古诗十九首》，苏武、李陵、班婕妤、卓文君、蔡文姬等人也都有五言诗传世。苏武、李陵的几首五言诗被人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认为是五言诗的鼻祖。
五言诗虽然逐渐脱离了音乐，但与普通的文体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押韵，通过押韵来产生出韵律感，替代之前的音乐效果。
到汉末，五言诗仍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创作，当时的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编造谶纬、注释儒教典籍上，对文学的关注是有限的。
汉末三国时期，随着曹操父子三人的出现，诗歌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曹操时期的诗歌对于形式的要求还比较少，他本人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的四言诗，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这样的五言诗。此外，还有数首杂言诗，每句的字数不固定，却又有一定的规律性。这表明诗歌的形式到这时还是未定型的。
但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时代，诗歌的形制已经逐渐固定了。曹丕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当时人喜欢作的赋之外，诗则已经以五言为主。曹植更是将五言诗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在这个时期，除了大量采用五言诗之外，诗的题材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从曹操开始，诗歌成了一个有意识追求个人体验和在场感的工具。汉代的乐府诗往往是一个故事，故事描述的对象与作者无关，而是一个特设的角色，一首诗写尽春夏秋冬，通过故事的设计来打动人。三曹的诗歌却有意识地加入了自我，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自己的感悟出发，写尽心中的苍凉感。这种苍凉感是他本人的人生体悟，风景也是他眼见的，自我的在场感又被后来的诗人所效仿，于是诗歌成了更加私人化的存在。
曹丕则提倡诗歌的美感，而要达到美感，则必须写自己的真实心情和真实风景。
真正将父兄的提倡付诸实践的是曹植。诗到曹植，书写的绝对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基于现实观察的动态过程。人们几乎能够根据他的诗歌还原出当时的场景。不管他写景色还是写人或事，都带着饱满的情感。此外，曹植将屈原以来诗歌中丰富的想象力继续发扬光大，其最著名的篇章《洛神赋》更是想象了自己路遇女神，与之发生精神恋爱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一方面想象奇特，另一方面场景描写又极真实，所以人们现在还在讨论洛神的原型到底是谁。
曹植对于中国诗歌最后的贡献在于押韵和平仄。在失去了音乐之后，诗歌更加讲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顿挫呢？在汉代时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意识。虽然在押韵上，人们已经有所体会，但即便到了西晋，人们仍然无法掌握平仄带来的诗歌韵律感。曹植却已有意识地通过炼句来产生韵律。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平仄的规则，但他的诗却自觉地采纳了押韵，并通过吟咏产生了平仄，与后世的平仄规则已经非常接近了。
晋代时人们曾经根据曹植的诗句来琢磨押韵与平仄，到了南北朝，终于产生了严格的诗歌规则，从而解决了诗歌的抑扬顿挫问题。
总结起来，到了曹魏时期，古诗的主流从四言变成了五言，而古诗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古诗以歌颂皇家或者描摹故事为主，之后的人们加入了个人的因素，强调个人的所见所思和主张，从而将诗歌变成了表达自我的工具。由于文人的重视，中国古诗（特别是五言）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
三曹之后，五言诗歌在主题上又有了数次变化。首先是竹林七贤，特别是以阮籍和嵇康的诗作为代表的哲理诗。其中阮籍的《咏怀诗》更是佳作。到了东晋，陶渊明将诗歌的主题用于山水田园和隐逸，使得诗歌的抒情意味更浓。
魏晋时期诗歌之所以能拓展出一片新的天空，在于人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强调自我和反叛，从而发展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随着诗人的士族化和官僚化，另一种制约诗歌的因素也变得强大起来。
由于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诗歌也逐渐变成了应酬和往来的工具。到了南北朝时期，诗人大都出现在达官贵人之中，他们将诗歌看成是一种装点身份的工具，人们之所以要作诗，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贵族阶层，与普通民众不同。
到这时，诗歌从强调内容变成了强调格式。对于内容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但对诗歌在格式上的成型来说，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南朝齐的永明时代（公元483年—493年），围绕着皇族竟陵王萧子良，聚集了一批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沈约、谢朓。他们发展了从曹植开始探索的诗歌音律问题，强调诗歌的音律、对偶和平仄。
汉代时五言诗与歌曲是融合的，当五言诗从歌曲中独立出来，如果要做到朗朗上口，必须首先从押韵上做文章。其次，人们从汉赋中学到了对仗，通过两个句子的对仗，就可以产生出韵律之美。声调的高低同样是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平仄问题。中古汉语有四音，分别是“平上去入”，只有四声错落开，才能产生出美感。
沈约等人讨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问题，制定了所谓“四声八病”的规则，其中四声指的就是“平上去入”四声，而“八病”则是诗歌在韵律上必须避免的八种问题。通过对“四声八病”的遵循，就可以产生出诗歌的音律美。在当时，符合这些规则的诗歌，被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诗歌虽然看上去过于烦琐，但这是人们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诗歌的韵律问题，并试图制定出规则来。这一点可以视为唐代诗歌的先声。
不过，当诗歌的规矩过多，而人们由于生活的匮乏，缺乏足够的题材时，就到了诗歌变成靡靡之音的时刻了。
到了南朝梁时期，在皇帝简文帝周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他们制作的诗被称为“宫体诗”。所谓宫体诗，是指强调诗歌的韵律规则，由宫廷大臣们应酬所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规则上接近完美，但内容却极其贫乏。曹氏父子之后，人们作诗就开始强调要有真情实感和自我观察、体验，但到了宫体诗时期，题材最多的是爱情诗，且大都被编入了当时的一个集子《玉台新咏》之中，这本书也就成了隋唐以前的诗歌课本之一。
到了这个时期，五言古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另外两种诗体也在此时进一步发展。如《玉台新咏》专门用一卷收录了早期和当时的七言诗，篇幅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
还有一种非常短的诗歌，只有四句二韵，如果是五言就只有二十个字，七言也只有二十八个字。要在二十几个字内将内容表达完毕，需要较高的水平。这种短诗称为绝句。
经过了隋唐的改朝换代，诗歌迎来了唐朝的巅峰时刻。唐代人习惯将之前人们创作的诗歌称之为古体诗，而将唐代的诗歌称为近体诗。那么，唐代的近体诗与古体诗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诗体的严格程度。
唐初的人们写作的仍然是宫体诗，也就是古体诗的一种。宫体诗主要用于君臣之间或者大臣之间的应答，内容多是赞颂朝廷，或者寒暄凑趣，但在格式上又非常严格，有着押韵、平仄、对仗等要求。
唐太宗是唐代写宫体诗的大师，他的大臣们在皇帝的感染下，许多人都成了宫体诗高手。这个时期的大臣诗作中，有一个单独的品类——奉和诗。所谓奉和诗，指奉旨应和的诗歌，这样的诗充满了奢华辞藻，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到这时，诗歌就如同到了汉代末年，需要另一次革新，因为宫体诗题材的狭窄性已经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
盛唐以前对诗歌的改造可以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对诗的内容的改造，第二个方向是沈佺期和宋之问对诗的形式的改造。他们共同创造了唐诗的起步阶段，定义了唐诗风格。
高宗和武后时代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之所以能够在唐诗上有所进步，是和他们的身世起伏相关的。早期的唐代宫廷诗人大都是高官显贵，他们的生活圈子狭窄，写诗更多是为了与皇帝应酬。而这四人的官宦生涯大都是边缘化的，骆宾王还因为反叛武则天而不知所终（也可能是被杀）。他们的生活圈子更广泛，从市井直到塞漠都有所接触，这使得他们在题材上脱离了宫体诗。他们的题材更偏向于羁旅、分离、边疆和险途，不再是应酬，反而像当初三曹对汉诗的改造那样，是从内心深处表达的真实情感。
到了陈子昂时期，他更是有意识地复古，反抗宫体诗，提倡兴寄和风骨，跳过齐梁的宫体诗，去寻找汉魏时期的悲怆和真挚。正是在这种思潮下，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才有了感动千年的力量。
真正令唐诗独具一格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对唐诗格式的改进和定型。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武后时期的大臣。从政治上说，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投机派，为后人所耻笑，但唐代的官场除了容纳那些正人君子之外，也给投机分子留有生存空间，这使得后人虽然鄙夷他们的人格，却仍然将改造诗歌的功劳授予了他们。
在唐代以前，宫体诗已经对诗歌的格式进行了严格的设定，但这又过于限制了诗歌的体裁，加大了作诗的难度，使得人们把焦点都放在了诗歌的形式上而忽略了内容。但如果不讲求格式，又影响了诗歌的韵律，到底如何折中，这里一直存在着矛盾。
沈宋的最大贡献，是将一种新的诗体定型了，这个诗体就是律诗。律诗的格式固定，只有八句四韵，如果是七言就是五十六个字，五言只有四十个字。如果律诗只有一半，也就是四句二韵，就是一首绝句，所谓绝句，可以理解为半首律诗。而唐以前的诗歌则不限定句数，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律诗和绝句都属于唐代人所说的近体诗，而唐以前的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诗等被称为古体诗（或者古诗）。一首八句四韵的七言诗可以是七言律诗，也可以是七言古诗。那么同为八句的律诗和古体诗区别何在呢？在于押韵、平仄和对仗。宫体诗也有平仄，但宫体诗的平仄更加严格，分“平上去入”四声，而唐代的律诗只区分平仄（上、去、入三声都算仄声）两声，这就改造了以前的音韵规则，减少了作诗的难度。
另外，律诗又制定了几个规则：粘、对、替。所谓粘，也就是相邻的两韵中，前一韵后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平仄必须与后一韵首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相同。所谓对，也就是同一韵中，前后句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必须相对。所谓替，指的是每一句的第二、四、六个字必须平仄相反。
这个规矩造就了律诗的节律感。我们可以认为，平仄和粘、对、替都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唐人摸索出的一种规则，因循这些规则创造出来的诗歌最朗朗上口。再加上押韵规则，以及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的要求，形成了律诗较为严格的格式感。一首八句的七言诗，只有符合了这些所谓的规则，才能被称为一首律诗，否则的话就是七言古诗。
至于绝句，可以取律诗的前两联，也可以取后两联，同样可以取中间两联，甚至首尾两联，组成的四句诗就是绝句。
由此，律诗和绝句终于定型，唐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事实上，许多诗人是各种诗体都作，李白是五言古诗的高手，同时在七古、五律、七律等各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而杜甫出生稍晚，在律诗方面更加突出。
沈宋对于诗体的固定，加上唐代科考对于诗歌的促进，随着玄宗时代再次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让民间变得更加富裕，养活得起一个闲适的文化阶层，诗歌的土壤就完全具备了。开元盛世还不是唐诗的高潮，只是它的起步。
只有当政治环境已经吸纳不了这么多的文人，并且随着社会的退化，一部分文人被迫将自己的目光从宫廷转向社会时，诗歌的盛世才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