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底，皇帝任命了两位新宰相：裴耀卿和张九龄。这两人是典型的能臣（聚敛之臣）和直臣（贤相）的搭档。裴耀卿扮演的是一个能臣的角色，帮助皇帝处理经济问题，而张九龄则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
张九龄是武后末期选拔的进士，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进士及第。之前他在家乡就有着聪敏善文的名声，十三岁时就获得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的称赞。玄宗当太子时，张九龄又获得了他的称赞，被提拔为右拾遗。张九龄为人正直，曾经在吏部主持书判拔萃的考试。
张九龄是张说的好朋友。他曾经叫张说防备宇文融等人，但张说没有听进去，这导致张说和张九龄同时被贬。但是，皇帝依然记得张九龄的才华，加上他风度翩翩，皇帝择人时总是以张九龄作为标准来衡量对方的风度。在当宰相之前，张九龄正在为母服丧。等他回来后，皇帝立刻任命他为宰相，与宇文融同列。
张九龄当宰相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向长安押送了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肥胖魁梧，是个胡人，名叫安禄山。安禄山是张守珪的裨将，他曾经在与奚、契丹的战斗中打了败仗，张守珪认为失败的责任在安禄山，于是将他押送至京师接受处罚。张九龄在日后被人们提到最多的事情，是他坚决要求处死安禄山，但皇帝没有听从，而是原谅了安禄山，放他回去了。就因为这件事，皇帝后来很后悔没有听张九龄的话。
唐朝笔记的传奇性质太浓，这件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张九龄在当时最著名的是他的刚正不阿，希望皇帝回到开元早期的明君行为上，贬斥那些不合格的权臣，不要随便提拔那些无才之人。他的做法可以说与之前的宋璟、张说等人一脉相承。
虽然裴耀卿更接近于理财官员，但至少也是一位相对廉洁的人，两人的配对可以保证皇帝的政策依然沿着开元贤相的路子走下去。
第二年五月，也就是任命两位宰相不到半年后，皇帝又任命了第三位宰相李林甫，于是事情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从世系上，李林甫可以算是皇亲，他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的舅舅是楚国公姜皎。李林甫非科举出身，他精通音律，最初任千牛直长这样的小官，玄宗初年姜皎得势时，让他当上了太子中允。李林甫又顺着姜皎的关系找到了姜皎的姻亲即侍中源乾曜，请求提拔，却被公事公办的源乾曜拒绝了。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林甫结交了玄宗时期的第一位聚敛之臣宇文融。宇文融也正好需要帮手，于是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之后，李林甫又担任过刑部和吏部的侍郎。宇文融提拔李林甫，目的是为了对付张说。果然李林甫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与宇文融合力将宰相张说扳倒。
但宇文融随后的倒台并没有影响李林甫，他很快又有了新的靠山。这次的靠山是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武惠妃是杨贵妃出现之前的第一红人，她的最大目标是让儿子寿王挤掉当时的太子李瑛，成为皇帝的接班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惠妃也在招兵买马，积攒自己的势力，她将李林甫招入帐下。李林甫除了武惠妃这一条路之外，还善于结交各色太监和宫人，这些人在皇帝面前不断地说李林甫的好话。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皇帝终于将李林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了宰相之一。
李林甫上台后，立刻获得了皇帝的喜爱。他在宫中耳目众多，善于猜测皇帝的意图，因此，他的建议比起其他两位宰相来，更符合皇帝的口味。这里，就涉及一个宰相的职责问题。在贤相集团看来，宰相的职责是替皇帝治理好国家。但是，皇帝却越来越认为，所谓宰相，就是按照皇帝的意图做事的人。事实上，玄宗后期一直在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并按照他的意思办事的人。
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和私欲，皇帝的意图并不总是对国家有利的，贤相们依然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是皇帝应该支持的。这种矛盾导致了皇帝和贤相集团的冲突，只是不管皇帝还是贤相集团，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时，突然间有一个看透了这一切的人横空出世，他就有可能垄断皇帝的意图，长期占据宰相的职位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李林甫之所以长期把持宰相之位，并不是他有多厉害，或者多么残酷，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皇帝要从东都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张九龄两位宰相认为现在是秋收的季节，皇帝回京兴师动众，会影响农时，不如晚一点回去。但李林甫却认为长安、洛阳只不过是皇帝的东西宫而已，皇帝在两宫之间来往，不需要看时间，至于影响农时，可以考虑免除回京途经地区的租税。
同年十一月，皇帝和宰相之间再次起了冲突。皇帝想要重用一位武将出身的人——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张九龄等人主张牛仙客无功不应重赏，李林甫却认为皇帝可以自己决定赏赐和任命。到底是制度至上，还是皇帝的意志至上，双方的立场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异常明确，越来越缺乏模糊的空间。
皇帝选择了支持李林甫，也就必然会抛弃张九龄等人。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当年年底，李林甫就以张九龄包庇罪人为由，将张九龄贬斥了。继任宰相的正是牛仙客。
牛仙客作为一位武将，不懂政治，于是，唐玄宗后期就进入了李林甫时代。
在这个时代，唐代的开元贤相们已经一个不剩，甚至宰相也不经常更换了。
人们在日后谈论玄宗时代，总是采取一刀切的二分法，将皇帝的前期和后期截然分开，前期的皇帝英明神武，后期的皇帝昏聩不堪。但事实上，皇帝并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在前期，他已经表现出极强的私欲和炫耀武力的虚荣心，只是因为拨乱反正的需要，不得不任命武后时期留下来的一批贤相，首先来稳定局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官僚集团的膨胀，贤相们只知道要求皇帝省钱和节制私欲，这已经不能满足皇帝的需要了。于是，聚敛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并取代了贤相集团。两个集团的交接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渐达成的结果而已。可以说，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的玄宗皇帝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在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宰相，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终于找到最适合的人选罢了。在他寻找的过程中，由于在初期无法突破官僚的限制让自己的私欲去干扰民间，从而无意中造就了盛世，可是一旦找到了那一双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手，他对民间的干扰骤然增加，盛世也就成了过去。事实上，中国不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帝，缺乏的恰是放手、不干扰民间的智者。这才是任何自诩为盛世的时期最需要警惕的。
李林甫与牛仙客的搭档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牛仙客去世才告一段落。之后，皇帝先后选择了李适之和陈希烈担任李林甫的搭档，直到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李林甫死亡，才不得不换了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李林甫表面上满足皇帝的要求，但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官僚系统，迫使官僚们放弃了为官的原则，只以皇帝和宰相的意见为命令，不许有反对。这就将原本造就了盛世的官员基础破坏了。
贤相集团虽然不存在了，但聚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由于缺乏道德标准，聚敛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远高于之前的官场的，他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皇帝的宠爱。李林甫除了满足皇帝的要求，还必须镇压聚敛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才能稳固自己的权力。
李林甫为相的弊端，除了将官僚阶层从治理国家的阶层改造成为皇帝的工具之外，一个更大的弊端是重新将内斗的精神注入官僚和宗室之中。
由于唐代缺乏人身保护机制，不管是宗室还是官僚都可能出现“朝为天子客，暮入怨鬼坟”的情况，由此产生的人人自危，让唐代的宫廷斗争比其他朝代都显得激烈。只是玄宗在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善待自己的兄弟、亲王、宗室，希望通过兄弟和睦来降低斗争的残酷性。在对待大臣上，虽然皇帝依然时不时祭出酷刑，但整体的残酷程度已经降低了很多，让人们渐渐忘记了武后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贤相集团内部虽然有时候也存在恶斗，但在他们心平气和时，总是试图减少酷刑，避免冤狱。许多贤相均以宽厚著称。
但是到了李林甫执政后，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他又重新将内斗精神找了回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的内斗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身了一段时间，只要时机合适，一个李林甫就足以将这种残酷性召唤回来。
李林甫上台后，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处理太子的问题。玄宗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二十三个活到了成年。他最初所立的太子是第二子李瑛（曾用名嗣谦、鸿），李瑛的母亲赵丽妃原本是一位歌妓，也是皇帝早期喜欢的妃子之一。与赵丽妃同样情况的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她们也分别为皇帝生下了儿子鄂王瑶和光王琚。太子瑛被选为东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加之又是皇帝较为年长的儿子。
随着武惠妃获得了皇帝的宠爱，赵丽妃等三人慢慢失宠了。对于另两位皇子来说还影响不大，但对于太子瑛，这意味着地位的不稳固。
果然，武惠妃生了两个儿子。她是一位有斗争经验的人，师法武则天，开始对皇帝施压，试图将太子换成自己的儿子寿王瑁。皇帝虽然暂时没有更换太子，但对于寿王的关心已经超乎其他皇子了。
太子瑛和鄂王、光王之前都受过宠，现在却遭到了冷遇，不免发点牢骚。不想这些牢骚都被武惠妃的眼线收集起来，报告给了武惠妃。而武惠妃又向玄宗哭诉，指责太子结党。到这时，事情就类似于太宗、高宗时期的皇子冲突，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宗室残杀。
所幸的是，此时的政坛依然处于贤相们的掌握之中。当皇帝有了废黜太子的想法时，宰相张九龄及时制止了他。他认为太子年长，又没有过错，鄂王和光王也足够贤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没有理由治罪，更没有理由废嗣。皇帝采纳了贤相们的观点，太子瑛的地位保住了。
但武惠妃并没有善罢甘休。这时，李林甫已经投靠了武惠妃，并借助她的帮助，逐渐爬到了宰相的职位上。李林甫和武惠妃勾结中官，让这些宦官不断地向皇帝吹风，报告太子将有谋反的举动。当皇帝听了宦官的报告，询问宰相李林甫时，李林甫一方面表现得不知情，另一方面却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别人不便参与。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故意为皇帝指出了一条路，让他摆脱其他官员的影响，一意孤行地满足武惠妃的意图。
皇帝最终废黜了太子瑛。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将废太子和鄂王、光王都赐死了。这是在武后之后皇室中发生的又一次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事件。这个事件彻底复活了唐代残酷的内斗精神，容忍的美德成为了过去，也意味着官员和宗室再次丧失了安全感。
当内斗重新被激发之后，由于此时贤相集团已经被排挤得差不多了，聚敛集团内部开始显露出来，这必然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人都知道如何讨好皇帝，并且觊觎着宰相的位置，李林甫如果想长期执政，必须将他们一一剪灭。
首先进入射程的是水陆转运使韦坚。韦坚在天宝初年是仅次于李林甫的第二号聚敛人才。他最大的功劳是修通了一条水道，直接从黄河连接到长安城附近的渭水上，使得从关东地区运来的粮食可以直达长安。这项功劳让他获得了玄宗皇帝的赏识。
韦坚是一个崇尚华丽的人，善于制造节日的气氛来取悦皇帝。他导演的最著名的节目，是打造了一出一千多年前的春节联欢会，或者说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整个长安的人都大开眼界。他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皇帝的宫苑望春楼旁，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又从渭水开来了三百艘船，停在水潭外，长长地一字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南方装束，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
皇帝和大臣们坐在望春楼。到了表演时间，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在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广陵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的京口绫衫段，晋阳的折造官端绫绣，会稽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珍珠、沉香，豫章的瓷器、酒器、茶具，宣城的空青石、纸笔、黄连等，始安的蕉葛布、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丈绫，等等，应有尽有。
船上还有人唱着歌。船两侧是从京城找来的一百多个妇女，她们穿着鲜艳的服装，鸣鼓吹笛地配合着。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各郡船上代表的贡品拿过来，呈给楼上的皇帝，让他分赐给皇亲贵戚和文武百官。然后他又送上了上百种食品，并命教坊边奏乐边表演，造成了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正是这种长袖善舞，让韦坚成了宰相职位的竞争者。韦坚的姐姐是惠宣太子妃，妹妹又是皇太子妃，而他的妻子是楚国公姜皎的女儿。姜皎提拔了李林甫，因此韦坚和李林甫本应该是同党。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关系也不错。但随着韦坚地位的提升，双方关系开始恶化，韦坚又与另一位宰相李适之友善。这就触动了李林甫的神经，他决定除掉韦坚。
在韦坚导演“百船来朝”的当年，他被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一系列的使职表明他受到了极大的重用。但也从这一天开始，李林甫逐渐剥夺了他的权力。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韦坚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表面上看升官了，但实际上李林甫将他的使职都剥夺了，交给了另一位聚敛人才杨慎矜。就这样，韦坚被架空了。又过了两年，李林甫终于等到了机会。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正月，韦坚和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间游玩，李林甫告发他作为皇亲和边将亲近，是为了谋立太子。这触动了皇帝的神经，他将皇甫惟明赐死，韦坚也被贬为缙云太守，六月，皇帝又贬韦坚为江夏员外别驾。
李林甫还借助这件事构陷了另一位宰相李适之，将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七月，韦坚又被流放岭南，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儿子也遭到了贬黜。到了十月，李林甫还不放心，又派人将他们全都杀死。
韦坚死后，李林甫依然将此事用为一次清除异己的时机，前后贬斥了数十人。韦坚的妹妹是皇太子妃，就连皇太子也吓得赶快和妻子离了婚。为了挖掘韦坚作为水陆转运使时的罪证，李林甫专门派人到江淮地区，连船夫都抓起来，不断地拷打审问，直到李林甫死时才停止。
韦坚之后，轮到了接替他使职的杨慎矜。杨慎矜在李林甫和韦坚的斗争中是个中立派，并不想站边。但由于他的地位，李林甫也必须将他除去。在审理韦坚案时，李林甫起用了另一位聚敛人才王鉷，王鉷对杨慎矜不配合揭发韦坚非常不满。韦坚案结束后，李林甫就怂恿王鉷继续构陷杨慎矜。
杨慎矜是隋朝宗室的后代，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李林甫和王鉷等人构陷他勾结僧人谋反。皇帝于是将杨慎矜和他的两个兄弟慎馀、慎名，以及所谓的同党都抓了起来。殿中侍御史卢铉审问“同党”太府少卿张瑄时，使用了酷刑，将其身体固定，在两腿处用木橛使劲拉扯他的身体，如果无限制拉扯，可以直接将他从腰部拉断。在一系列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之下，审判者终于拿到了“足够的”证据，杨氏兄弟三人也被赐死。
在所有的聚敛之臣中，只有王鉷能够在李林甫的羽翼下长期存活。王鉷采取的方法是完全将自己变成李林甫的打手，投其所好。李林甫怎么伺候皇帝，王鉷就怎么伺候李林甫。不管是构陷杨氏兄弟，还是清除韦坚，都离不开王的身影。到了后期，王鉷已经成为仅次于李林甫的权臣，身兼二十多项使职。如果不出意外，在李林甫死后，将由王鉷继任宰相。然而，就在这时，情况却出现了变化，另一位权臣杨国忠的到来改变了形势。杨国忠不敢拿李林甫本人开刀，于是决定从王鉷入手。由于王鉷飞扬跋扈，导致他的把柄很多，只要打倒了王鉷，就可以限制李林甫。
杨国忠也知道普通的罪名不足以干掉王鉷，只有谋反之罪才能置他于死地。于是，历史就记载了这样一幕场景。
根据史书的记载，王鉷的弟弟户部郎中王銲，以及已故的鸿胪少卿邢璹之子邢縡形成了一个小团伙。这个小团伙不满足于让王鉷在李林甫死后接班，还想要加快速度。他们本来打算发动政变，杀死当时的宰相李林甫、陈希烈以及杨国忠等人，控制朝政。不想事情先泄露了。最初皇帝并不知道王鉷参与了阴谋，反而让他和杨国忠一起去捉拿邢縡等人。在捉拿时，邢縡等人边抵抗，边相互传话“不要伤了王大人”，这就引起了杨国忠的警惕，从而意识到王鉷也是叛乱者一伙的。
由于史书缺乏反面的记载，后世也无法判断王鉷是否参与其中。但是，考虑情理，王鉷并没有发动政变的迫切要求。第一，他本来就是李林甫之下的第二权臣，根本不用发动叛乱，在李林甫死后就可以接班；第二，由于血统和威望，王鉷最多能指望的也就是担任宰相，他没有机会称帝。当时李林甫已经垂老，王鉷没有发动叛乱的必要。因此，在重重迷雾中，王鉷的这场叛乱反而可能只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两派内斗的结果，杨国忠需要一个借口拿掉王鉷，而最好也是唯一的杀招，就是让对方“叛乱”。
不管怎样，王鉷被赐死，让李林甫势力大损。不到一年，李林甫去世，上台的就是权相杨国忠。
当李林甫去世后，唐王朝的失衡已经愈加明显，整个社会向着失控滑去。但造成最大失控的还不是宗室和群臣之间的内斗，反而是皇帝的另一个爱好引起的连锁反应。
为了长期执政，李林甫对皇帝采取了纵容的态度，除了满足他的财政需求之外，对唐王朝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皇帝热爱战争的纵容。在这个时期，战争的烈度也随之增加。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唐朝的外交史上，这是耻辱的一年。当年三月，皇帝选择了两位女子，分别是外孙女独孤氏和外甥女杨氏，封为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分别嫁给了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
唐朝有公主和亲的传统，但“公主”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宗室和大臣的女儿。依靠公主和亲所产生的亲戚纽带，唐朝就和外族维持了和平。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皇室都有联姻的传统，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来说，与外族联姻意味着耻辱，但对于正常的关系而言，这是一种常态。唐代遵循了规矩，是一种开放的表现。而由于唐王朝的强大，周边的民族也认可用皇亲国戚的女儿来代替皇帝的女儿。联姻本来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维持和平的方式。
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例外。到了当年的九月份，奚和契丹两王突然杀掉了两位公主，叛离了唐朝。两位公主作为和平的使者不过半年时间，就死于非命。
契丹和奚这两个小民族之所以反叛，既是他们与唐朝长期恩怨的延续，也是唐玄宗耀兵政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说是长期恩怨，是因为在武后时期，契丹和奚反叛武后，夺走了营州。因而，拿回营州就成了唐王朝的一个既定目标。玄宗和父亲睿宗先后发动了四次征讨契丹和奚的战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依然无法重新获得营州的控制权。
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幽州大都督孙佺曾经想收复营州，却以惨败告终。
孙佺被俘后被送给了突厥人，最终被斩首。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亲政的玄宗为了报仇发动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指挥大军的是名将并州长史薛讷，他率领六万人出击，却在滦水山峡中遭遇伏兵，唐军死亡十之八九。
两年后，由于突厥衰落，契丹和奚曾经短暂地投靠唐朝，让唐朝短暂地取回了营州。但又过了两年，一个叫作可突于的契丹王子异军突起，不仅夺取了营州，还在十几年间成了唐朝东北方向的劲敌。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朝派出著名将领信安王李祎，大败可突于，却依然无法夺得营州的控制权。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幽州节度使薛楚玉派大将郭英杰进攻契丹，全军覆没。第二年，皇帝派著名将领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出击契丹，这才将可突于杀死，契丹和奚暂时投降了唐朝。但即便这样，营州依然没有收复。
张守珪是安禄山的上级，这次战役也让他的名声达到了鼎盛。然而，问题也恰好出在了这一次次的胜利上。对外战争的胜利触发了皇帝的野心，于是边境地区并没有回归安宁，反而更加混乱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张守珪在一次镇压奚人叛乱时谎报胜利，最终被追究贬官。而在他离开后，契丹和奚依然时叛时附，这导致以幽州为中心的区域成了唐朝的一个战争热点。契丹和奚之所以如此摇摆不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实力变化，也是唐代的不明智政策造成的。
比如，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皇帝嫁给两王两位公主，本来是要招抚两个部落，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就应该采取怀柔的做法。但是，在中央层面上怀柔的同时，地方上却并没有同步。当时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刚刚又获得了范阳节度使的职权，他特别需要军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希望将事态扩大，正是这种权责的不匹配，让安禄山不断地发动小的边境冲突，掳掠契丹人和奚人。这些小冲突积累起来，终于造成了契丹人和奚人的反叛，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杀掉两位可怜的和亲女子。
契丹人和奚人的反叛，又给了安禄山进一步扩大权力的借口。唐朝为了维持战争，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钱，甚至允许安禄山自行其是，这就形成了事态的恶性循环。不过，皇帝却并不怪罪这种恶性循环，反而对边功和战争充满了兴趣，丝毫没有注意到，那嘎吱作响的战争机器一旦打开，就可能摧毁一切。战争并非直接通过暴力来摧毁唐王朝，而是通过拖垮帝国的中央财政，让皇帝不得不开辟新的财源，或者下放部分权力，从而侵蚀掉统一的政治和社会。
在唐玄宗时代的对外关系中，契丹人和奚人只是小角色，除了两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突厥人（以及后来兴起的回纥人和突骑施人）、吐蕃人（以及南诏人）、大食人等。
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突厥汗国之后，太宗时期曾经击败了东突厥汗国。但在武后时代，东突厥汗国的残余又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本身追求和平，但依然与唐朝发生了若干次战争。在玄宗初年，也是默啜可汗时期，双方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默啜死后，继任者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左贤王阙特勤虽然也与唐朝发生过冲突，但两人依然是爱好和平的，加之这时恰好处于唐代开元贤相控制局势的时期，贤相们纷纷极力避免战争，减少财政开支，在唐和突厥之间就又形成了一次和平期。和平期内并非没有冲突，却依靠着双方的明智，控制住了耀兵的野心，从而达到了大治。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阙特勤去世后，唐朝派人吊祭，刻碑纪念双方的交往。至今，位于蒙古国哈拉和林之北的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依然诉说着当年两大强权所达成的动态平衡。这不是说双方都完全出于善意，而是因为互相牵制，最后都认定和平是唯一的保持双方稳定的办法。
毗伽可汗死后，他的儿子登利可汗继续与唐代维持着和平。然而，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登利在内战中被杀，唐朝于是在第二年（天宝元年）开始组织对突厥的征伐，派遣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进攻突厥，用时三年灭亡了第二突厥汗国。
然而，灭亡了第二突厥汗国并没有给唐朝带来太多的利益，因为它灭亡后，唐军并不可能长期驻守于蒙古地区。在蒙古地区茫茫的草原之上，依然有许多别的部落等待着机会，其中最强大的是回纥人。当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人占据了哈拉和林丰茂的草原，成了唐朝的劲敌。回纥人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给唐朝的皇帝带来了新的耻辱。
除了回纥，还有黠戛斯（吉尔吉斯）、契丹人相继称霸。黠戛斯人后来迁徙到今蒙古国西北的吉尔吉斯湖附近，又迁到现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最后来到中亚，成了现代吉尔吉斯斯坦人的祖先。契丹人则一直留在了北方，后来成了北宋的劲敌。
也就是说，唐代采取敌对的态度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不可能将他们赶尽杀绝，却大大消耗了自己的财力和物力。从长远来看，作为东亚最强大国家的唐朝依然只能选择贤相们主张的休战，才能够在维持区域和平的同时，也维持内部政治的稳定。
在西突厥汗国方面，自从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苏定方征服之后，西突厥汗国已经臣属于唐。但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时，突厥的一个别种突骑施人却取代了西突厥汗国，获得了西域的统治地位。到了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兴盛，突骑施人被突厥的默啜可汗击败，于是附属于突厥。然而默啜去世后，突骑施人在苏禄的率领下，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与大食和吐蕃联合，进攻唐朝的安西四镇。之后突骑施人时叛时附，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突骑施发生了内乱，唐军在大将盖嘉运的指挥下于第二年灭亡了突骑施。
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突骑施灭亡后，填补了西部空白的是两位巨型的对手——大食和吐蕃，唐朝依然无法突破地理上的限制，反而增加了许多的军事开支。
当突厥（包括突骑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西方崛起的吐蕃人却成为了帝国最大的威胁。
中心位于现代西藏的吐蕃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经过了一个盛世时期，开始向外扩张，它不仅占领了现代的西藏，还向西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它占领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代，在北面则攻占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在吐蕃人全面扩张时，唐朝也恰好处于全盛期，吐蕃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有着军事对抗。吐蕃与唐朝的冲突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安史之乱后仍未终止。
除了吐蕃之外，云南大理地区的南诏兴起，给唐朝的西南边境带来了压力。南诏时而称臣于吐蕃，时而与唐朝结盟。由于唐朝的边将对待蛮族往往采取高压态度，造成了地方的反抗，这一点在南诏也屡见不鲜。另外，南诏除了对唐朝的云南、四川地区造成压力之外，还从红河直下越南，对当时控制在唐朝手中的红河三角洲（现越南首都河内地区）造成压力，影响到了唐朝的两广地区。
大唐虽然是当时世界上崛起最快的国家之一，却不是第一名。事实上，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帝国用更短的时间、更快的速度，取得了比唐朝还要庞大的疆土。如果我们将唐帝国和大食帝国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在唐帝国西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正等待着它。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朝刚建立不久，先知穆罕默德逃离故乡麦加，去了麦地那，此时的阿拉伯人对世界来说还毫无影响力。八年后的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贞观之治刚开始不久，从麦地那出发的穆罕默德征服了故乡麦加。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继任者是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他虽然只在位短短三年，却将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随后，他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叙利亚的进攻，这次进攻持续了八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于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继叙利亚之后，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征服之战持续了十几年，到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完全结束，最后一个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被杀。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总结，更加清晰地理解阿拉伯帝国的速度。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刚掌权，这时伊斯兰教还没有产生，先知穆罕默德还被认为异想天开。这时也恰好是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出发前往印度的时间。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在印度游历了一番，刚刚返回长安，阿拉伯人已经扩张到了中东的广大地区。又经过了短短的几年，西方就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到现今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地域。
最后一位波斯王虽然被杀，但他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叫作卑路斯，他逃到了一个叫作吐火罗的地方，希望在这里继续反抗阿拉伯人。卑路斯逃到吐火罗之后，意识到仅仅靠这里是无法打败阿拉伯人的，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向遥远东方的唐朝求救。唐高宗收到波斯王子的求救信之后，与大臣们进行了分析，认为吐火罗距离大唐过于遥远，即便派兵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拒绝了。
公元652年（永徽三年）到653年，阿拉伯大军进攻吐火罗，征服了整个地区。但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时期，阿拉伯帝国陷入了内乱，吐火罗又争取到了独立，并把卑路斯接过去建立了统治。公元661年前后（龙朔初），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占据了吐火罗。
这时唐朝行动起来，宣布建立波斯都督府，府衙设在了位于现伊朗境内一个时称疾陵城的地方，并宣布任命卑路斯为都督。唐朝建立波斯都督府并不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延伸到了伊朗。唐朝实行羁縻制度，为当地的统治者分封一些称号，就好像对方接受了唐朝的官职一样，但在管理上对方是独立的。
波斯都督府也并没有给卑路斯带去任何好处，阿拉伯人很快占领了这里，将他赶走了。卑路斯继续他的流亡生涯，最后来到了长安，接受了右武卫将军的官职，死在了长安。
阿拉伯人征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开始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于公元709年（景龙三年）夺取了布哈拉，公元712年（先天元年）获得了撒马尔罕。在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和714年，阿拉伯部队甚至接近了喀什噶尔（现中国新疆喀什附近），也就是大唐王朝的疏勒的辖地。
阿拉伯势力虽然来到了中亚，但与唐朝的直接冲突直到天宝中期才偶有发生。但是，阿拉伯人又在中亚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使得唐朝无法通过征服将中亚民族收服。皇帝和他的将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无法获得成果。而阿拉伯人不仅将中亚的粟特人伊斯兰化，甚至还影响了整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人也伊斯兰化了，从突厥人分离出来的土库曼人、塞尔柱人、奥斯曼人先后继承了穆罕默德的理想。
玄宗后期，唐朝面临着吐蕃和大食（阿拉伯）两大敌人，虽然对弱小民族取得了一系列的战争胜利，但是从大的战略上却是得不偿失的。随着玄宗的统治的延长，帝国的财政却捉襟见肘。获胜的战争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后果：皇帝受困于财政问题，不得不下放财权给地方将领，于是制造出了唐代最大的怪胎官职，而这个官职又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节度使。
在与外部国家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兵制已经腐朽到不能打仗了。
唐代的兵制经过了三次变化，其中后两次都发生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是高祖以来建立的府兵制。府兵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六十岁）。但当兵过于艰苦，不仅要打仗，还要在空闲时种地。随着盛世的到来，青年们已经吃不了苦了，他们纷纷逃离兵籍成了流民，或者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出路。由于政府招不够兵，许多士兵都已经白发苍苍，还在穿着军装守卫边防。
按照规矩，唐代还有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要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而这更增加了边疆地区的艰苦程度。
兵制的第二次变化是在玄宗登基后不久。他对内外兵制都进行过一定的改革，特别是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为数十三万的彍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由于皇帝只重视募兵了，府兵制更加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彍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护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身强体壮的就靠拔河、玩杂耍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穿甲胄，更别提打仗了。
随着军队的退化，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另外组织部队，这一次，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这就是唐代兵制的第三次变化。
要了解节度使制度，必须首先了解唐代的边疆建制情况。
唐代的边疆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防卫组织，这些组织既是军事机构，也承担着民政功能，其中大的组织单位称为“军”，其次是“守捉”“城”“镇”，而这些机构都隶属于“道”。道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不仅存在于边疆，在内陆也是划分各道的。道的军事长官叫大都督，负责和平时期的训练，在边疆地区的道，一旦到了行军打仗的时候，还会设立一个大总管来带兵出击。在道之下，边疆更低级别的民政机构“州”内也会设立都督这个职务，让他们平常带兵训练，而打仗时，皇帝会派一些使职前来领兵打仗。在这时，负责训练的都督（以及大都督）和负责带兵打仗的使职（以及大总管）一定不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人利用军队发动叛乱。
到了高宗时期，情况出现了改变。为了打仗方便，皇帝往往会给这些州（甚至各道）负责训练的都督们直接挂上使职，继续负责打仗。这些挂了使职的都督们，习惯上被称作“节度使”，也就是既“节度士兵的训练”，又“带兵打仗”的使职都督。
但这时“节度使”只是人们的一种俗称，并不是官名，或者说只是一种临时称号。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往往会把使职交还给皇帝，又变成了普通的都督或者大都督。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当时皇帝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了凉州（甘肃省武威市）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这时的“节度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号，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那么这时的节度使又和之前的都督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区别在于，之前都督只负责军事训练，不负责打仗，而节度使是把训练和打仗的任务集于一身了。如果从边疆战争的角度上来看，节度使的出现可谓正得其时，因为比起再派一个人来，一个负责训练的将军更熟悉他的手下，让他领兵会让战争变得更加高效。
但节度使并非仅仅意味着训练和打仗，我们这里可以将之和管理民政的州刺史再做一个对比。之前的都督负责军事训练，而在地方上，依然有刺史负责民政。但边疆的节度使除了军事之外，甚至连民事也一起负责了。
此外，节度使的权力比简单的军事加民事还要大。之前，各地还有一个角色，叫作观察使，这是皇帝派往各道行使监察权（专门监察各地官员）的官员。观察使既不管军事也不管民政，专门向皇帝报告官员的问题，因此权力非常大，而边疆地区的观察使甚至也是由节度使兼任的。
所以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了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对直接长官产生非常强烈的忠诚，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也就是说，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的土皇帝，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正式官员的一切权力都接管了。
可是，为什么皇帝要设立这样一个权力巨大的职位呢？训练和带兵打仗都属于军事权力，交给节度使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又要给节度使这么多的民政权和监察权呢？这就要从唐代的财政角度去考虑。
玄宗时代，由于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在边境地区已经采取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但是，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钱能养得起这些士兵。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以及募兵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提高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这些钱还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没有考虑军粮运输成本、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数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却使得边境的士兵占去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形成了严重的失衡。
内地军费可以减，可是边疆地区的军费只靠内地省下来的钱依然是不够的。为了解决军事费用问题，玄宗除了设立节度使之外，还必须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也就是说，节度使统兵，但他们的钱只有一部分来自皇帝的拨款，剩下的只能靠他们手中的民政权力，从地方上筹款解决。
这种做法非常符合宰相李林甫的心意，因为他要帮助皇帝筹钱来解决财政问题，但仅仅靠筹钱还不够，还得减少财政开支。如果财政开支减不下来，就采取将财政“隐性化”的做法，也就是让地方自行筹措开支。至于这种自筹开支造成的搜刮是否会引起民怨，已经不是皇帝要操心的了。
唐玄宗时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节度使类官员已经有十个，分别是：安西节度使（镇抚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使（辖现北疆地区，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治所在北庭，兵二万），河西节度使（辖现在的甘肃地区，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治凉州，兵七万三千），朔方节度使（辖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和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河东节度使（辖现在的山西北部，与朔方为犄角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和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和忻、代、岚三州，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辖今北京河北一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平卢节度使（辖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陇右节度使（辖今陕西西面的甘南、青海一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四州，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辖今四川西部和云南，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隽、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治益州，兵三万九百），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一万五千四百）。
节度使的权限之大，使得他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战争，于是到了玄宗后期，战争也随之扩大。
但是，皇帝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到底如何才能保证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保持忠心而不发动叛乱呢？最初的解决之道，是派遣可靠的官员去担任节度使，比如请一些退职或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这些宰相对皇帝足够忠心，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放给那些失败者。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了数次演化后，落入了胡人之手。
从能力上来说，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达成皇帝的一切需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完成的。他非常能干，在他的新办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不同民族的名将掌管起庞大的唐朝军队的同时，还由于他的节制不得不俯首帖耳，不敢作乱。
但能干的李林甫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他往宰相职位上堆砌了过重的权力，承担了过多的事务，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建立、精心维护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但他一离任，没有人能够在掌握如此重大的权力的同时，还做到滴水不漏。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会立即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李林甫建立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等李林甫死后，继任宰相的杨国忠没有威信，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开元文人们迎来了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诗人李颀进士及第，王维则因为宰相张九龄的举荐，从嵩山隐居地回到了长安担任右拾遗之职。
李白在韩朝宗的鼓励下，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安陆，前往北方交游，这也是他自童年离开后，第一次前往北方地区。关于李白在北方的游历，人们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白曾经到过东都洛阳地区，与谯郡的元演结交，并在他的邀请下去了当时的北都太原府。在太原，李白在对方的盛情接待下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游山玩水、携妓看花的岁月，好不潇洒。人们后来关于他的一个传说就和太原有关。据说，在他游太原时认识了一位低级军官郭子仪，当时郭子仪恰好犯了罪，被李白救了下来。这件事很难说是真的，但有这样的传说，无疑增加了李白的传奇性，并为安史之乱后他受到轻判和赦免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之后，李白去了西京长安，结交了玉真公主和张说的儿子驸马督卫张垍，但他发现长安没有他的位置，于是离开了。接下来，李白的行踪就显得更加凌乱，人们所能确定的是，他最终带着家眷来到了齐鲁地区，在任城（现山东济宁）住了下来。在这里，他结交了徂徕山上的五位隐士，分别是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与他们日日饮酒沉醉，号称“竹溪六逸”。
在开元文人中，除了李白，另两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前往长安参加了当年的科考。这两人是高适和杜甫。
高适这时已经三十二岁，第一次参加科考的他毫不意外地落榜了，但随性的他回到了宋州继续过贫困却悠然的生活。科考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结交了一群朋友，其中就包括两位年轻的朋友岑参和杜甫。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是武后时代著名文人杜审言的孙子。杜审言死后，他的家族渐渐没落，儿子杜贤（杜甫的父亲）只当到小官京兆府奉天县令。杜甫是襄阳人，但其家早已迁移到了河南巩县。我们并不知道杜甫年轻时的迁徙情况，只知道，到了二十四岁那一年，杜甫已经在吴越一带居住，并结交了一批当时的文士。也是在这一年，杜甫第一次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考试，以落第告终。
第二年，杜甫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涯，来到了齐地和赵地。接下来几年，杜甫或在齐赵，或在东都地区活动。与李白、高适等人想建立功业但并不执着于功业不同，杜甫显得更加传统，他的性格略显刻薄，缺乏气度，对于当官看得也更重，这和王维的出世态度大不相同。而在作诗风格上，王维讲求天然之趣，李白更是天赋满满、出口成章，但杜甫的诗却更像是学院派风格，他注重当时刚刚建立的平仄和格律系统，对仗和押韵上更加严格，但也正因为过于注重文字，使得读者读起来感觉有些古板和深奥，缺乏李白等人的朗朗上口之感。
加之他的年龄较小，当开元诗人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子，杜甫的履历依然显得很苍白。也正是这个原因，关于杜甫的早期生涯，人们知之甚少，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大诗人。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随着李林甫得势，将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排挤出中央，玄宗时代正式进入了聚敛之臣控制朝政的权相时代。
张九龄离开相位后，被皇帝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于是来到了荆州地区，与孟浩然所在的襄阳比邻。张九龄立刻给孟浩然发去了邀请，请他加入自己的幕职，于是孟浩然终于出仕成为张九龄大都督府的从事。这一段时间，也就成了孟浩然最接近朝堂的时期，同时也激起了他为苍生立功业的最后一点雄心。
然而张九龄此刻只不过是一个被皇帝贬斥的官员，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力。他能给予孟浩然的只有一点尊重，剩下的就是由孟浩然等陪着诗酒田猎了。时间长了，孟浩然也只能哀叹有心无力。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孟浩然因为背疽发作，只好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秋请求返回襄阳养病，他的官宦生涯也就告终了。
但他作为文人结点的功能还存在着。大约就在同时，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遭难了。王昌龄虽然进士登第，还考取了博学宏词科，是学问上的优等生，但他这一辈子依然郁郁不得志。他担任过汜水尉，后来有幸成为校书郎，本来这是一个适合升迁的官，不想他一直原地不动，最后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被谪往岭南，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了。
作为一个交游广泛的人，王昌龄的贬黜也成了文坛的一件大事。在长安，岑参为他饯行送别。一年前，岑参刚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他索性留在长安并成了家，等待新的机会。
王昌龄行至襄阳一带，自然见到了好友孟浩然。他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李白，又是一番诗酒唱和，依依惜别。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王昌龄刚刚到达岭南不久，皇帝突然间因为加尊号而进行了大赦，王昌龄又被从岭南招了回来。到达襄阳后，他又和孟浩然相遇，自然又免不了诗酒应酬。孟浩然的病本来已经快好了，经过了这一场折腾，终于大病不起，去世了。
孟浩然死后，王昌龄继续北行，回到了长安。这一次，皇帝给了他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到江宁（现在的南京）担任江宁丞。王昌龄只好兴师动众地再次从长安出发，前往江宁。岑参作为朋友，又一次为他送行。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和李白可以被视为两个极端的存在：他们一个信奉佛教，另一个深受道家的影响；一个注重内敛和宁静，另一个追求波澜壮阔。玄宗时代的诗人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没有任何表明李白和王维有联系的故事流传下来，表明两人泾渭分明的兴趣和结交。但是，孟浩然同时是李白和王维的好友，两人都将其视为知己。李白很少向人表达崇敬，却对孟浩然赞不绝口，而王维本人是内敛的，在孟浩然面前却可以说点重话，甚至嘲笑他（也是嘲笑王维自己）一下。
在孟浩然去世前，李白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而更加真挚的情感则来自于王维。事实上，自从妻子去世后，王维为了追求宁静，与文坛很少有往来。张九龄举荐他再次当官之后，他除了学佛和偶尔隐居，剩下的时间都在处理公务。但这一段时间，他的官职变化很大，曾经陪伴玄宗在两京间迁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使职至河西，顺势留在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节度判官。直到第二年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才返回长安继续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又是变化颇多的一年，他先是改任殿中侍御史，到了冬天，又接了一个差事。当时，虽然在大部分地区，地方官吏都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但岭南、黔中地区由于过于遥远，还有一部分六品以下的官员是由当地任命的，有时皇帝会派御史以上的中央官员作为知南选，前往南方监督选官。这一年，王维被选为知南选，前往岭南、黔中地区。在唐代，要想去往岭南和黔中地区，最简单的路径就是经过武关和襄阳，从湘江流域前往。这就给了王维途经襄阳的机会。
到达襄阳后，他本来以为可以见到老朋友孟浩然，不想孟浩然已经在当年去世了。王维只好大哭一场，写下了一首诗作为悼念。
从南方回来后，王维精研佛学，拾起了他半隐居、半做官的生活。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他在蓝田的辋川购买了一份产业，这就是有名的辋川别业。这所著名的别业成了诗人后半生托身的所在。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再次迎来了相聚的机会。这一次，以玄宗的一项政策为发端。
李唐的皇帝认为自己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因此，除了封老子为玄元皇帝之外，还试图在学术上引入老子的道教作为儒教的补充。玄宗在统治后期，更是装神弄鬼，供奉老子画像。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皇帝干脆设立了崇玄学科目，要求各地在这个科目下设立生员，让他们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书籍，每年参加明经考试。这次学科设置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道学的风潮，各地也纷纷举荐学道之人或者道士们去往长安应聘。
在会稽地区，有一位叫作吴筠的道士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当时，吴筠正在剡中和李白隐居，于是将李白带到京师，推荐给皇帝。除了吴筠之外，李白到达京城后还结识了一批知己，最著名的是贺知章。
贺知章恰好是会稽人，这一点也可能有助于曾经隐居会稽的李白去结识他。贺知章在武后称帝时期中进士，以文学闻名，在仕途上却并不受重视。但他得益于族姑之子陆象先，陆象先担任过宰相，对这位兄长颇为提拔，让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不甚重要的官职上安稳度过了一生。贺知章也不太在意自己的工作，他曾经担任丽正殿的修书使，但参与的书都没有写成。惠文太子死后，贺知章负责挑选挽郎，不想却摆不平各路关系，被门荫子弟堵了门，他只好蹬着梯子上到墙头上，露出头和外面的人说话，这在当时被传为笑柄。
贺知章性格随和，大大咧咧，他的官运并不算差，担任过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他最后的职务是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人们习惯称他为贺监。
他为人旷达，喜欢谈笑喝酒，自称秘书外监，也就是首要职责是在长安诗酒戏谑，第二职责才是工作。他的书法与张旭齐名，又好说话，喜欢给人写字。贺知章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两首万世传唱的小诗。
到了老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也就是认识李白的第三年，贺知章决定告老还乡，这件事竟然成了轰动长安城的大事，除了许多人请酒之外，就连皇帝也写诗送别。考虑到他太老了，回去没有住的地方，皇帝还专门赐给他一汪湖水，供他养老之用。
如果要选择盛世文人的代表，贺知章无疑是最佳代表。他生于唐朝发展的中间期，老来享受、赞美了盛世的无限好处，他也尽情地享用和赞美。他去世后，玄宗盛世又继续了十几年。
李白到了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读到《蜀道难》和《乌栖曲》，惊为天人，称之为“谪仙人”，和吴筠等人一起将他推荐给皇帝。皇帝让李白待诏翰林，于是有了“李翰林”的称呼。这一段时间，民间对李白的记忆最丰富，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诸如李白醉酒之后，皇帝从酒肆将他拉出来，往他头上浇水，再命令他写诗，他竟然也能下笔成章；醉酒之后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子等。这些看上去如同一般的情节竟然窜入了正史。而李白会外语，吓退了渤海国使者的故事更是在民间流传。
李白对于自己被招入宫中也很期待，认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重用了。但他到了宫中，虽然最初也很受赏识，但皇帝请他干的活儿却总是诗酒流连、歌功颂德，与政治无关，也就是说他只是个政治宠物而已。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也就是两年后他离开长安时，已经将自己比作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能哄皇帝快乐，却不会受到重用。
人们事后复盘李白的境遇时，往往将他的不遇视为玄宗皇帝已经昏庸不堪的表征。但事实上，更多的问题可能出在李白的身上，另一部分则可以归咎于时机。
皇帝的大臣需要有实务经验，即便没有聚敛之才，也必须像贤相集团一样有一定的政治理念。但李白除了认定自己可以治国之外，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观念，这使得皇帝不能用他。另外，李白进京之后所结交的人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想要从政，则必须从一开始就结交从政的官员，通过策论等能够代表他政治理念的文章来获得推荐。可是李白进京之后，首先认识的是政治“吉祥物”贺知章，并迅速地与贺知章等人混在一起日日饮酒，这就将自己打造成了另一个“吉祥物”。但事实上，贺知章能够成为不倒翁和吉祥物，与他的亲戚陆象先有关，也和时机有关。因为他入职早，刚刚当上皇帝的玄宗也较为尊重他，才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诗酒流连。但李白入京时，皇帝早就变成了老皇帝，不再需要一个年轻的政治吉祥物了，也就不会再去给他机会了。
当然，李白在长安的时间也并不算白过，他结交了不少酒友，除了贺知章，还包括被李林甫排挤的宰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写草书的张旭、布衣焦遂，这八个人号称“饮中八仙”。
在长安，李白接触的著名诗人还有王昌龄。但李白可能并没有接触过王维。当时王维在长安任左补阙，除了隐居之外，就是与弟弟王缙，以及好友裴迪、王昌龄相往来，没有结交李白的文字证据。王昌龄与两大诗人都保持着友谊，却并没有让他们更加接近，这或许是文人相轻的唐代版本。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久久不得重用的李白离开了长安，再也没有回来。然而，这对于唐代文学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秋天，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相遇了。当时，李白四十四岁，高适四十一岁，杜甫三十三岁。事后来看，玄宗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位诗人就是王维、李白、杜甫、高适，除了王维没有参加之外，剩下的三位聚在了一起。此时的三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都一无所有。
李白虽然见过了皇帝，但最终却被皇帝放归，这几乎意味着他这一生很难再受重用。高适虽然还保留着入仕的机会，但概率不大，毕竟他已经四十一岁，除了以梁宋地区为基地四处浪游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经邦纬国的才能。在三人中，杜甫虽然年龄最小，但名声也最小，而且最看不开功名利禄，他还期待着能够金榜题名。日后，也是杜甫最怀念这次与高李的见面，毕竟对于另外两人来说，与同等级别的人交往并非难事。
关于他们的相见，人们猜测可能是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与在洛阳居住的杜甫相遇，之后他们相约游齐鲁，与梁宋之地的高适又约到了一起。
虽然无法还原他们游览的每一个地方，但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曾经到过齐鲁地区的汶上，以及位于现在山东单县的单父台，也曾经到过高适居住的汴州，登古吹台怀古。
离开两人后，李白此后十年继续漂泊。他曾经寄居在亲戚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处，又曾经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他的行踪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於，中至洛阳，南游淮泗，入会稽，还不时往来于齐、鲁、梁、宋间。高适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涯。杜甫则回到了东都。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的父亲担任了奉先县令，他跟着来到了长安，之后开始准备考试。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大机会。在第二年，皇帝下令举行一次制科考试，诏令只要有一项特长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次考试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括杜甫，以及另一位唐代诗人元结。
不幸的是，这一次考试是由李林甫主持的。他在民间的口碑太差，虽然已经控制了官场，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还没有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他害怕从地方来的新士子不懂规矩，将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于是劝说皇帝不要将这些乡野俗人招来。皇帝依然决定举行这次考试，下令让郡县官员认真选择，只有最优秀的才能送来。李林甫只好委托尚书省负责考试，由御史中丞监考，考试的题目是诗、赋、论都考，难度极大，结果没有一个人合格。李林甫于是恭喜皇帝，已经野无余贤了。这样，也就没有人能够见到皇帝告他的状了。
这次虚假的考试不幸被杜甫赶上了，他又一次落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考。
至于高适，他依然在家乡苦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事实上，就在他们交游的那一年，比高适小十一岁的岑参也已经进士及第，更加反衬出这位中年男子的凄凉和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