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名号的由来
成汤堪称上古时期最卓越的政治领袖之一，被后世儒家标榜为圣君的典范。春秋时期的孔子将夏禹、商汤、周文王并列为“三王”，其弟子子夏说这三位上古圣王的品德“参于天地”，与天齐、与地齐。
孔子解释了何以赋予三王如此崇高的评价。是因为这三王具备了“三无私”的精神，如春风化雨，惠泽人世间的普罗大众。何为三无私精神？按照孔夫子的原话，是指“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意思是说，夏禹、商汤、周文王，就像苍天那样无私地覆盖着万物，像大地那样无私地承载着万物，像日月那样无私地照耀着万物。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这是后世儒家理想中圣贤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成汤就是这么一位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上古帝王。
成汤像（南宋马麟绘）
如此一位高尚的圣王，理应受到后人的崇仰。缅怀一个圣人的方法有千万种，而尊号以文字载体的形式显示出来，流传百世，无疑是彰扬圣人事迹的有效途径。成汤由此拥有了七个名号，《古本竹书纪年》中说“汤有七名而九征”。
至于成汤有哪七个名号，古今说法不一。按照《金楼子》的说法，成汤的七个名号是姓生、履长、瘠肚、天成、天乙、地甲、成汤。但是《金楼子》成书年代较晚，大致在南北朝时期，距离成汤已有两千年之遥，对上古史事的记载难免失真，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
今人结合史传文献与甲骨卜辞，罗列出成汤的七个名号：
第一个名号，唐。史传文献见于《归藏》：“昔者，桀筮伐唐。”也见于卜辞，如：“贞上甲、唐、大丁、大甲。”
第二个名号，成或天成。成，被认为是谥号。按照《逸周书·谥法》的说法，“安民立政曰成”。成，带有平定动乱、开创盛世之意。通常只有贤君才有资格谥号为成，如周成王。汤兴师伐桀灭夏，平定中原之乱，武功卓著，因而谥号为成汤。卜辞中有“侑于成、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可作为史传文献的注脚。天成，似乎仅见于《金楼子·兴王》。
第三个名号，成唐、成汤。成汤是史传文献中最常见的称呼之一，也是人们最熟悉的名字。成唐见于周原甲骨，是周文王时期祭祀成汤的卜辞，如：“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北宋末期出土的叔夷镈钟，也铸刻有“成唐有严在帝所，专受天命”的铭文。近代甲骨文研究大师王国维认为，唐古字从口从昜，与汤字形相近。卜辞中的唐，是汤的最原始写法，后来逐渐转写作汤。
第四个名号，大乙或天乙。殷商之时，已经使用天干地支来纪时。当时盛行以一个人出生日的天干来命名，成汤是主癸及妣甲（扶都）的儿子，生于乙日。大乙是卜辞中对成汤的称名，其后祭祀成汤的日子固定在乙日，称之为大乙日。举个例子，如有条卜辞：“甲戌贞，大乙日亡害。”天乙，见于《史记》《世本》《荀子》等史传文献。成汤被尊为天乙，缘由如谯周所说：“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天乙，就是帝乙。殷商时期崇拜天帝，成汤称号为天乙，将其抬升至天帝的至尊之位，可见成汤在殷商后人心目中形象之高大。
第五个名号，履。履是成汤的本尊大名。似仅见于史传文献，如《墨子·兼爱下》云：“汤曰：惟予小子履。”这是成汤的自称，意同“在下履某”。成汤叫履的原因，《帝王世纪》解释说：“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故名履。”履，就是足迹。成汤的母亲扶都看到白气贯月，在天空上缓缓前行，觉得十分好奇，就跟着月亮跑。结果白气入身，扶都怀上了成汤，生下来之后就以“履”命名。“履”之名不见于卜辞，可能是后世为神化成汤的假托之名。
第六个名号，武王、武汤、武唐。这是殷商后人对成汤武功显赫的一种颂名。武王、武汤见于《诗经》中的《长发》《玄鸟》等。《史记·殷本纪》云：“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可见成汤是一个极为自信的人，他对自己的成就颇为骄傲，宣扬说：“我雄赳赳气昂昂，最会打仗，所以号称武。”当然，成汤绝非王婆卖瓜。论武功之盛，成汤伐桀灭夏，建立了一个长达六个世纪的青铜王朝，此等丰功伟业，古今能有几人？武唐见于卜辞，有时就简称一个“武”字，如：“叀（zhuān）武唐用，王受有佑。”可见殷商后人确实为有这么一位能征善战、武功赫赫的先祖而倍感自豪。
第七个名号，帝乙、高祖乙，这两个应是成汤的庙号。帝乙见于《易纬·乾凿度》：“易之帝乙为成汤。”高祖乙常常见于卜辞，如“甲子卜，其又岁于高祖乙三牢”等。
集如此之众的名号于一身，成汤或许是上古帝王中绝无仅有的。成汤诞生的年代，时值昏庸的孔甲无德乱国，夏王朝江河日下，而商族却是蒸蒸日上，快步迈入文明的时代。成汤之所以能够风风光光地闪动在历史大舞台上，正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自成汤的祖母——示壬的配偶妣庚开始，殷商的直系先妣列入周祭受祀的对象，其意义十分重大。殷商周祭的第一个先王是上甲微，这是殷商民族信史时代的开端。然而，上甲微配偶的庙号尚未出现在甲骨卜辞上，表明当时没有记载下来，到了殷商末期举行周祭时，已经无从考证了。
上甲微之后的三匚（报乙、报丙、报丁），他们的配偶庙号也没有记录下来。但在卜辞中统称为“三匚母”，表明殷商后人已经产生追溯直系先妣的想法。只是当时没有记录下三匚配偶的名号，让殷商后人无从供祀，只能含糊地合祭。
对女性先祖的尊重与祭祀，是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主壬配偶妣庚、主癸配偶妣甲，是卜辞中最早的直系先妣名号。这意味着，从成汤的祖父主壬开始，商族已设置专业的祭司或史官，负责整理攸关商族大事的典册。因而成汤祖母、生母的名号得以载入典册，让后人祭祀先妣时有案可稽。可见，主壬或主癸之时，商族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算是跨入了早期国家的门槛。
成汤作为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在后世儒家心目中属于与天地、日月齐的理想圣哲，正因为如此，成汤才拥有如此之众的名号流传至今。成汤与殷商先祖契一样，他也被赋予神奇的色彩，拥有扑朔迷离的感生神话。
《宋书·志》卷二十七引《帝王世纪》云：“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故名履。”到后来，成汤诞生的神话越来越离奇，《金楼子》说：“成汤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龙而成。”所以成汤又有黑帝子之称。
成汤奇异的形貌
史传文献对成汤外貌的记载，也很离奇，说他生有四种异相。
其一，成汤身躯伟岸，高八九尺。《太平御览》卷八引《洛书》云：“黑帝子汤，长八尺一寸。”
其二，成汤上半身消瘦，下半身肥粗；皮肤白皙，两颊饱满，长有络腮胡；躯干昂直，声音洪亮。《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云，成汤“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倨身而扬声”。《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亦云：“汤质皙而长，颜以髯，兑上丰下，倨身而扬声。”
其三，成汤身体背部隆起，称之为龟背。孔子是殷商族的后裔，成汤这种奇异的体形也遗传到大圣人身上。《孔丛子·嘉言》说，孔子“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孔丛子》传为孔夫子的后人孔鲋所作，可信度很高。春秋一尺约等于现在的19厘米，一尺十六寸。孔子身体颀长，高九尺六寸，约1.8米，也算个伟岸丈夫。史书又称，成汤双臂修长。古代一肘等二尺，或说一尺五寸为肘。东汉的《白虎通》说，成汤臂长三肘，三肘相当于四至六尺，那是成汤的一双翅膀，要挥去不义之恶人，让百姓安居乐业，生生不息。东汉另一部儒家典籍《春秋元命苞》说，成汤臂长四肘，四肘在六尺与八尺之间。成汤双臂之长超过六尺，犹如长臂猿。他的一股神力，能够像皎洁的明月驱散阴云，让大地瞬间安宁幽静。出现这样离奇、浮夸的描述，是东汉儒家进一步将成汤神圣化与神秘化的需要，可见当时对成汤的推崇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四，成汤有生理缺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称：“至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便。”这是说成汤左脚扁平，不便走路，行走时重心都落在右脚上，是个右利者。《尚书大传》又称“汤半体枯”，成汤不但是个右利者，而且也患有半身偏瘫。殷商尚右的观念，可能与其先祖成汤的遗传基因相关。如甲骨卜辞中出现以右卜为用的占卜习俗，形成以右队为先的军事编制，存在以右宗为尊的宗庙制度，建立以右官为高的官僚体系，等等。
对比文献记载与甲骨卜辞，足证史传中成汤奇异的形貌并非完全是虚妄之说。成汤身体上存在先天性的缺陷，但是他具备了上古圣君所拥有的“三无私”精神。如同古希腊维纳斯断臂女神像残缺之美，这种先天缺陷让成汤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真实。当你见到一个走路姿势一点都不帅气、略微跛行的人，却能够威武地挥令三军，那种从心底油然喷发出来的震撼，绝非普通语言所能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会赋予成汤种种不可理喻的神迹，让他拥有七种名号，将他推崇到参于天地、比于日月的至尊位置。
殷商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如此一位玄乎其玄却又不失真切的神奇首领身上。成汤，将带领殷商民族，大踏步向中原腹地进军，从而赢得天下，创造极其辉煌的青铜文明。
夏桀的残暴不仁
成汤被确立为商族的首领之时，夏王帝发在位七年死去，儿子履癸继位，他就是上古著名的“暴君”之一——夏桀。夏王朝由此进入了最后的“疯狂”时期。
夏桀的本名叫履癸，除了他，夏朝晚期还有两位以干支命名的王，分别是胤甲、孔甲，可能是受到商族习俗的影响。《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谥法》云：“贼人多杀曰桀。”桀，等同于滥杀，等同于十恶不赦的贼盗。后人就用这么极端贬义的字眼，概括了夏桀残暴不仁的君王生涯。
根据史传文献的记载，夏桀的残暴不仁有三。
其一，夏桀穷兵黩武，嗜杀成性。
桀是一位彪悍的肌肉男，孔武有力。史书上说，桀之猛，足以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金成团。桀之勇，足以只手擒恶虎。可见，夏桀也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时雄杰。然而，夏桀自恃过人的神力，目空一切，滥杀成性。
桀喜饮清澈如水的美酒，一旦发现酒中浑浊，厨子立即成了可怜的刀下冤魂。夏桀的暴政导致众叛亲离，关龙逄（páng）捧着黄图进宫直谏，结果惨遭杀戮。桀残忍的本性可见一斑！
嗜杀者必黩武，黩武者必亡国。
夏桀曾经多次进攻东夷。东夷族首领伯益曾经辅佐大禹治水，共同建立了夏王朝。太康失国，东夷酋长后羿趁乱而起，篡夺了夏政，由此进入近半个世纪的穷寒之乱。然而，少康也是在东夷族有仍氏、有鬲氏的帮助下，成功复国。所以夷夏关系，攸关夏王朝的存亡。
夏桀（山东嘉祥武梁祠拓片）
夏桀时期，各种矛盾激化，东夷频频内犯。夏桀在有仍氏举行诸侯会盟，东夷有施氏、有缗（mín）氏叛离，夏桀发兵大举讨伐。结果东夷纷纷反抗，导致夏王朝国本动摇，最终灭亡。这就是《左传·昭公十一年》中的“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其二，夏桀沉湎酒色，荒淫无度。
夏桀嗜酒如命，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命人打造了一个酒池，池中可行船，积糟成小山，足够三千人同时张开大嘴，尽兴畅饮。
嗜酒催生荷尔蒙，产生欲望，所以说“酒是色之媒”。夏桀两次攻打东夷，都掳掠美女而归。第一次伐有施氏。有施氏姓喜（或僖），所以也称有喜氏，分布在今山东蒙阴县一带。有喜氏之君打不过夏桀，就献上美女妺（mò）喜乞和。妺喜应该得名于她的姓氏，意为来自有喜氏的小姑娘。东汉的王逸说，夏桀征伐蒙山之国而得妺喜。蒙山之国就是有缗氏，这是王逸把有施氏和有缗氏搞混淆了。
夏桀抱得妺喜归，对她十分宠幸，千方百计来取悦她。因为妺喜是夏桀的第一个王妃，所以被称为元妃。元妃有个怪癖好，喜欢听撕裂缯帛时发出的那种刺耳声音，为此夏桀搜集全国的丝绸布匹，以迎合她荒诞的口味。两人在宫中昼夜寻欢作乐，其淫荡情形不堪入目。西汉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中专为夏桀与妺喜立章作传《夏桀末喜》（末喜即妺喜），使其秽行恶迹流遗千古。传记中说：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
夏桀第二次征讨东夷是攻打有缗氏。原因是夏桀在有仍氏召开诸侯大会，东夷各族首领都要参会，但是有缗氏之君无故缺席，由此惹怒了夏桀。
《古本竹书纪年》中有缗氏之君称作岷山庄王。岷山就是缗山或者蒙山之国，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夏桀命令大将扁攻伐有缗氏。岷山庄王害怕灭族，有样学样，也将族内的两名美女献给夏桀。东夷族拥有发达的玉器制作业，有缗氏的两名美女穿金戴玉，浑身铿锵作响，所以一个叫琬，另一个叫琰（yǎn）。夏桀喜新厌旧，得到琬、琰之后，移情别恋，很快就把元妃妺喜甩到洛河一边去。
夏桀贪恋女色，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美女佳人都揽入怀中。他组织了一个女乐团，成员多达三万人。她们穿着华丽精美的衣裳，日夜不停地在王宫大门前欢唱，淫靡之声传出数里之外。
其三，夏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史记·夏本纪》中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桀恶行最大者，莫过于大兴土木，让夏朝国力衰竭，百姓穷困潦倒，最终难逃覆灭劫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博物志》云：“桀作瓦。”上古夏商时期，宫室的屋顶都是覆盖着茅草，夏桀却别出心裁，制陶瓦片，用作屋顶，在当时算是豪华至极了。
更有甚者，夏桀在深山空谷之中筑建一座长夜宫。长夜宫里昼夜灯火通明，男女混居，尽行苟且之事。夏桀则乐此不疲，沉迷其中数月不出，把朝政都荒废了。结果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暴风沙，长夜宫都被埋没了。
阴阳家的著作《太公金匮》则将夏朝灭亡归咎于桀凿空岑山的恶行，泄了夏王朝的龙脉地气。岑山，有的文献称为瞿山，即崟（yín）原丘（又作岑原丘），今河南巩义市西北。岑山下有深洞，称之为巩穴。巩穴南通淮河，北达黄河。夏桀之时，岑山发大水。桀于是在十月召集百姓，凿穿岑山，让大水流到黄河中去。
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巩义是河、洛的汇流处，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龙脉所在。所以当时有百姓预言：孟冬十月凿山穿陵，这是泄了天地的灵气。夏王无道，早晚必亡。结果惨遭夏桀杀害。第二年，岑山因过度凿空，地震崩塌，变成大湖泊，深九尺有余。不久，成汤伐桀，灭了夏朝，预言终成真。
总而言之，史传文献对夏桀的描绘，从纵情于声乐犬马，沉湎荒淫，到穷兵黩武，残暴不仁，再到滥用民力，广建宫室，经过层层积累，铸造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典型暴君形象。
夏桀暴君之争论
夏桀到底是不是十足的暴君？他干了哪些恶事？
司马迁并没有列数桀的种种罪状，而是作了极为公允的评价，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务德，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这是儒家治国的基本准则。“桀不务德”，弦外之音，即夏桀与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爱民”“以德治国”背道而驰。说夏桀“武伤百姓”，就是夏桀施行后世法家极力倡导的严刑酷法、武力征服、巧取豪夺。
出土文献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郭店楚墓竹简》中云，“桀以人道乱其民”，上博楚简《鬼神之明》也说，夏桀“焚圣人、杀谏者、贼百姓、乱邦家”。上博楚简《容成氏》详细记载了夏桀的荒淫无度，说“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不量其力之不足”。这些出土文献均将夏桀视为反面人物来论述，以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而且与《史记》中桀的形象基本吻合。
该如何看待史书上将夏桀描述成“上古暴君之集大成者”这一现象呢？
司马迁说夏桀拒谏好贿，“武伤百姓”，桀的无道，绝非虚言。但是史传文献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鞭挞之词，则过多呈现出程式化、同质化、笼统化的特征。
如《尸子》中说：“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引《缠子》：“桀王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夏桀与商纣王的恶迹完全相同。
再如，夏桀有璇室、瑶台、象廊、玉床，都是用玉装饰的宫室、高台，用象牙装饰的走廊，用白玉打造的卧床。这些奢侈品也是商纣王的专利。还有桀打造酒池，池中可以行舟。糟丘长达十里，足够三千人畅饮。《论衡·语增》也说商纣王的酒池可行船、糟丘堆十里，有夸张之嫌疑。桀、纣的恶行存在着惊人的雷同，绝非巧合，应该是古人为贬损暴君政治而刻意捏造的一系列罪状。至于夏桀宠妃“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也与《御定渊鉴类函·布帛部》中所说的“周幽王后褒姒好裂帛”如出一辙，可信度极低。
甚者移花接木，将商纣王的罪恶栽赃到夏桀的头上。如发明炮烙之刑是商纣王时期的事，《符子》一书却将其记在夏桀的罪恶簿上，说“桀观炮烙于瑶台”。清代大学者马骕为此打抱不平，替桀辩白：“桀用炮烙未闻。”
而刘向《列女传》对夏桀荒淫成性进行了畅快淋漓的鞭挞，也是言过其实。《列女传》写作于汉成帝在位期间。彼时赵飞燕姐妹秽乱后宫，汉成帝酒色侵骨，朝政荒废，天下危机四伏。刘向著《列女传》，意在劝诫汉成帝，希望他有所醒悟。因此，他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恶行，难免有夸大之词。
柏杨曾经在《皇后之死》中为妺喜辩诬洗白说：“施妺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情郎，为了宗族的生存，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
如此千篇一律，含混不清，甚至不惜栽赃、抹黑的证词，当然是没有公信力的。
夏桀“暴君”恶名的产生，是有其文化根源的。
一是兴者必言亡者的罪恶，如此才能得到伐暴除恶之名，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更多民众的拥护，以巩固新生王朝的统治。
这是朝代更迭的必然现象。成汤伐桀灭夏，也不例外。
二是先秦儒家理想层面上的需要。
先秦儒家对上古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遵从自己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存在一边倒的绝对化、理想化倾向。将上古某位人物的善最大化，将他的恶最小化，甚至为尊者讳，隐其恶埋其毒，从而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完美圣人。尧、舜、禹、成汤、周文王，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圣贤的对立面，暴君或恶人，如共工、夏桀、商纣王等，也应运而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夏朝的亡国之君——履癸或桀，成了服务于先秦儒家说理布道需要而树立的典型暴君形象。
对于三四千年前的古人，由于年代邈远，事迹漫灭难以稽考。单凭文献记载，主观判断，一笔抹杀，恐失之偏颇。也许我们可以从地下考古入手，去追寻夏朝的遗迹，还原一个真实的夏桀。
夏都斟鄩在哪里
夏朝曾经多次迁都，禹初都阳城，后迁阳翟。阳翟，今河南禹州一带，或者说就是瓦店遗址。禹的儿子启则居于钧台。太康再迁斟鄩。帝相迁商丘，又迁斟灌，《水经注疏》卷二十六引《括地志》云“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即今山东潍坊境内。少康迁原，汉代时河内轵（zhǐ）县有原乡，即为少康所迁居的原，在今河南济源市。战国时期著名的刺客聂政就是轵县人氏。帝杼自原迁老丘，《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中说“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帝廑迁西河。其后又迁斟鄩。斟鄩是夏桀一朝的都城。
斟鄩在哪里？《史记索隐》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也就是说在今河南巩义市西南。
夏王太康沉湎于狩猎游玩，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整天在洛水北岸翘首盼望，期待太康能早日回来。但是太康数月不归，所以太康的五个弟弟非常气愤，唱起歌来，抒发对亡国的忧心之情，这就是著名的《五子之歌》。可见，斟鄩地处洛阳盆地的洛河沿岸。
夏王孔甲曾经田猎于东阳萯山，而东阳萯山在今河南巩义市西北，与斟鄩毗近，所以有可能在孔甲之时商就已经从西河迁至洛阳盆地的斟鄩城。孔甲是帝不降一系，帝廑是帝扃一系。帝廑死后，孔甲逃离西河，迁往斟鄩，意在另起炉灶，以摆脱帝扃一系势力的牵制。
根据史书上记载，斟鄩的绝对位置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相对位置如司马迁所说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伊阙，即今河南洛阳以南2千米处的龙门。羊肠，即河南沁阳以北的羊肠坂道，是太行山脉最险峻难行的小道。曹操北征叛将高干时翻越太行山脉，途经羊肠坂道，为其险峻而感叹，曾赋诗说：“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明代诗人徐贲也有诗：“盘盘羊肠坂，路如羊肠曲。盘曲不足论，峻陡苦踯躅。上无树可援，下有石乱蹙。”斟鄩在沁阳羊肠坂道与洛阳伊阙之间，而且位于洛河之畔。有王者之都、皇皇气派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能够契合文献记载中的地理条件，年代上也相吻合，应该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邑，即太康、夏桀之居——斟鄩。
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缺乏内证性的文字材料，在考古学和文献方面，二里头遗址就是斟鄩的证据均相对薄弱。但是以目前资料而论，二里头遗址显然是夏都斟鄩的最优选择。按照一般的聚落分布规律，在河、洛之间再发现另一座与二里头遗址同时而规模更大的遗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大可放心地指认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
二里头遗址与定都斟鄩
夏人定都于此，有许多优越的地理条件。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的东缘，偃师西南9千米处的二里头村南，北紧邻洛河，南距伊河5公里，东西为低平之地。遗址之北是连绵的邙山，以南是高耸的嵩山。由于洛阳盆地地势平坦，伊、洛河多次改道，经冲刷、沉积之后形成不少牛轭湖，有的面积较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二里头遗址范围大致东起圪垱头村东，西抵北许村，东西最长2400多米；北至洛河滩岸，南达四角楼村南，南北最宽1900多米。现存遗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经过了反复的测定，最新数据是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可分为四期。一期（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705年），大致相当于夏王帝扃或帝廑之时；二期（约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35年），大致是夏王孔甲、帝皋之时；三期（约公元前1635年至公元前1565年），大致是夏王帝发、履癸（即夏桀）之时；四期（约公元前1565年至公元前1530年），已经进入传统的殷商纪年了。
二里头文化的黑陶酒觚（gū）
二里头文化的红陶空足鬶
古代的都邑，最初都是由小村落发展而来的，斟鄩也不例外。夏朝建立以前的尧舜时代，甚至更早的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南部，尤其是沿着古伊、洛河北岸一带，出现了零星遗存，可见当时只是几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
夏朝建立之后，禹、启都定都于嵩山以南的颍河流域，古伊、洛河北岸仍旧是清冷之地。及至第三代夏王太康时，开始定都斟鄩。太康失国，后羿篡政，太康之弟仲康被立为夏王。仲康也定都于斟鄩。此后，夏朝初年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胤侯征羲和等，均以斟鄩为中心。
二里头文化的槽流铜爵
仲康死后，儿子帝相继位，但朝政落入后羿之手。帝相成了后羿的傀儡，如笼中之鸟，不但不自由，而且连性命也堪忧。后羿的嚣张跋扈，令帝相芒刺在背。帝相不得不走而避之，东迁于帝丘，也就是今河南濮阳。斟鄩遂沦为后羿的巢穴，夏朝也成了异族的王朝。直至少康中兴，芟平穷寒之乱，这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重新将都城迁回了大禹的旧都——阳翟。
从太康至寒氏，历时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800年），斟鄩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个时期的二里头遗址由于破坏严重，其详情不得而知。
在年代上，二里头文化与夏朝始建时间尚有一两百年的缺环，所以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学界通常认为，最早的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这就是河南新密的新砦期遗存。新砦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870年至公元前1720年，属于穷寒之乱时期的夏文化。
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恰好可与新砦期相衔接，迄于公元前1750年，但是年代最早可达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考古研究发现，新砦期遗存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一期的开始年代，距少康中兴还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个时期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墓葬和灰坑。还有两处疑似属于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些遗存应该就是太康、仲康兄弟及穷、寒时期的残迹，当时因战乱不休，遭到严重破坏而颓废，真实原貌难以复原。
从二里头遗址看夏都
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目前对二里头遗址有了初步的系统认识。为了方便，考古学家将逾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划分成若干挖掘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依次标记。比如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宫殿区，位于第五区。南边是手工业作坊区，位于第四区；北边是宗教祭祀区，位于第六区。那两处疑似二里头一期的夯土基址就位于第六区及邻近的第九区。
二里头遗址简图
第六区的夯土基址发现墙槽、柱洞等有关建筑遗迹，应属于宫殿类的大型地面建筑物。
第九区的夯土基址南北至少长120米，东西至少宽80米，夯土总厚度超过3米，土质结实，应该也是一处宫殿。考古学家认为，第六区和第九区的夯土基址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体，是二里头一期的核心地带。此外，在第四区和第五区各发现青铜小刀1件，第五区还发现铜渣1块，意味着彼时已经出现铸造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区。
宫殿的建造，是王权出现的标志之一。二里头一期遗存很可能就是太康或有穷氏后羿所居的斟鄩。尽管没有皇皇的王朝气象，但至少是当时都邑之类的聚落中心。
二里头二期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夏朝统治阶层对整个都邑的总体规划大致完成。经过上百年的孵化之后，一座亮堂堂的王者之都终于破壳而出了。
城内四衢八街，中心地区修建了四条纵横交错的主干道，宽12～15米，最宽处有20米，呈现出“井字形”九宫状的道路网。井字形交会的中间是两座东西并列的大型建筑基址，即3号基址、5号基址。两座基址之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当时的城市建筑者匠心独运，在通道的路土下埋设木质的排水暗渠。一旦发大水，可以防止城市内涝。
3号基址是一座长逾150米，宽约50米，包括三个院落的复合型建筑物，占地面积逾7500平方米。包括主殿在内的中院可能建于二里头二期早段，其中发现两座并排的墓葬。二期晚段，对中院进行改建，并新建了北院和南院。南院的西北部发现东西并列三座贵族墓葬，有一座编号为M3的墓葬接近基址的中轴线，随葬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5号基址至少也有三进院落，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两座建筑基址占地面积如此之大，只能是王宫、殿堂之类的建筑物。
在3号、5号宫殿以北，有一个略呈圆角长方形的巨型坑（一号巨型坑），面积竟达2200平方米。坑底铺垫着大型陶片，发现幼猪骨头等祭品，说明此处是祭祀坑。
这时期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无疑是M3墓葬精美华丽的随葬品。M3位于3号宫殿的南院，属于二里头二期晚段。墓主为30—35岁之间的成年男性，侧身直肢，头朝北，面部向东，双脚并列。墓底散见零星朱砂，没有发现棺椁痕迹。随葬品丰富，包括3件灰陶盉、1件陶爵、1件漆觚形成的酒器组合、1件玉鸟形器等，总计37件。墓主头部摆着3件白陶斗笠形器，顶上还各缀着1颗绿松石珠。颈部缠绕着货贝串饰，胸腹部置放着一件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由两千余片绿松石嵌片贴嵌在一块红漆木板上，出土时置于墓主肩膀至髋骨处，斜放于右臂之上，呈拥揽状。龙形器巨首卷尾，头朝西北，尾向东南。距龙尾3.6厘米处有一个绿松石镶嵌条，长14厘米，宽2厘米，与龙体近于垂直，有红漆痕与龙体相连，属于龙形器的一个部件。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上古时期龙是神圣之灵，龙形器物的佩戴者，代表着神灵，这是墓主身份尊高的标志。
墓主腰部另置有一件青铜铃，铃内有玉质铃舌。铜铃表面黏附着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印痕。这件青铜铃是目前可见二里头二期唯一的一件礼仪性铜器，也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礼仪性铜器。M3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组合，开二里头文化铜铃与动物母题松石镶嵌器配套的固定礼器组合的先河，与不同材质的酒礼器组合在一起，构成独具特色的华夏早期国家礼器群。
M3墓葬的主人生前地位显然非同凡响，但具体属于什么身份，目前尚有争议。他或许是一位既贵又贱的特殊人物，如宗庙的管理者。也有人将绿松石龙形器与文献中主管祭祀龙图腾的官员——“御龙氏”相联系。当然也有可能是夏王本人，或者王室贵族。
御龙氏，是指上古时期的陶唐氏后裔刘累。
孔甲之时，天降雌雄二龙（即鳄鱼）。刘累的祖上世代研究养龙之术，孔甲就把雌雄二龙交给刘累，并赐封为御龙氏。二里头遗址M3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当与此存在密切联系。
《史记》中说，孔甲“好方鬼神”，就是喜欢祭祀鬼神。二里头二期出土了众多的卜骨，骨料为牛、羊、猪的肩胛骨，不钻不凿，仅有灼痕，明显是当时的祭祀占卜品。神秘而精致的绿松石龙形器，与最早的礼仪性铜器青铜铃，构成了沟通天地鬼神的礼器或法器组合，可与《史记》中孔甲“好方鬼神”的记载相印证。
二里头二期相当于夏王孔甲、皋之时。孔甲曾经游猎于东阳萯山，而东阳萯山就在二里头遗址附近。所以二里头二期，已经成为夏朝的都城。也就是说，孔甲之时已经把都城从帝廑时期的西河，迁移至斟鄩。
其后的帝皋葬于二里头遗址以西一百多千米处的崤山，这一带位于洛河中游，是夏王最喜欢的游猎区。史称的太康失国，“畋（tián）于有洛之表”，就在这一带。有其父必有其子，孔甲之子帝皋大概也是昏君，终年游猎于崤山附近，最后死在此地，王陵干脆就建在这里。
如果M3墓葬的主人是夏王，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孔甲或帝发。孔甲在位时间，《通鉴外纪》《路史》都说是三十一年，只有《今本竹书纪年》说是九年，当另有所据，与M3墓主的实际年龄30—35岁不违和。孔甲死后儿子帝皋继位，有记载称帝皋在位三年卒，葬于崤山南陵。如果孔甲在位三十一年，帝皋在位三年，从年龄上判断，M3的墓主不是孔甲，就是孔甲之孙帝发。
二里头3号、5号宫殿可能是孔甲生前的居所，而3号宫殿的中院建于二期早段，应是孔甲或帝发的寝宫。5号宫殿是夏王的朝堂，是当时统治者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处所。夏王死后，其子将他的寝宫作为王陵，并在南北两端各新建一间院落，使之成为一座三进院落的大型建筑物，用来埋葬王室贵族，并在此举行宗教祭祀活动。也就是说，经过扩建改造后的3号宫殿成了夏王朝的宗庙。
可见，相当于孔甲、帝皋之际的二里头二期，斟鄩城内已经宫庙分离。建立宗庙，并举行祭祀之礼，赋予了国家系于一姓的特殊政治意义。禹传启家天下，姒姓一家治天下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到了相当于夏桀之际的二里头三期，经过不断地扩建、整修，二里头文化呈现出皇皇的王朝气象，焕发出极为灿烂的光芒。二里头三期的辉煌与繁荣，或许就是“暴君”夏桀亲手缔造的。
夏桀的“帝王杰作”
夏桀统治期间，二里头文化迈入“黄金年代”，整个遗址面积陡然扩增到逾300万平方米，处在它的巅峰阶段。
在第五区，一个规模庞大的宫城横空出世，宫城城墙轮廓近似长方形，东墙长约378米，西墙约359米，南墙约295米，北墙约292米，占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分之一个天安门广场。
宫城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空间与政治中枢，整个城市建设都是围绕宫城而展开的。
宫城东部是贵族居住区，这里分布着众多的中型夯土房址，发现了玉石钺（yuè）、玉琮、白陶器等等级较高的遗物。贵族们死后，安葬于宫城东北面的墓葬区。
宫城正北面是祭祀区，这里发现大量与祭祀相关的建筑遗迹，诸如圆形地面建筑物、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的墓葬等。
紧邻宫城南城墙的是半封闭的绿松石作坊区，绿松石象征着荣耀与成功，这里加工生产的绿松石制品色泽鲜美，深受夏王朝贵族们的喜爱。二里头二期3号宫殿南院M3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或许就出自这个作坊区；绿松石作坊区以南的青铜作坊区，与宫城相距约200米，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这里出产的青铜礼器诸如铜爵、铜斝，代表着贵族的身份与地位。
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扩建工程，就是宫城中的两个宫殿建筑群，一个是宫城西南的建筑群，另一个是宫城东北的建筑群。两个建筑群相距150米。由于冒出大型的宫殿建筑群，不断压缩“井”字形主干道的宽度，宫城更加拥挤。
二里头宫城布局图
宫城西南部建筑群包括宏伟的1号基址、7号基址、8号基址及9号基址，凝聚了夏王朝的实力。其中1号基址是二里头遗址甚至早期中国建筑物的杰出代表。
1号基址略呈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108米，南北长约100米，占地面积9585平方米，其建筑应是夏朝统治者的宫殿，《考工记》中称之为“夏后氏世室”。
1号宫殿坐北朝南，不但是上古时期生活经验的体现，更是王权之尊的象征，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家宫室的本源。《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号宫殿坐落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位置，高出地面近一米，俯瞰四周，完全如《吕氏春秋·慎势》中所说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这种“择中立国”、“择中立宫”、高高在上的早期王权思想，在这座宫殿的建筑格调上充分地体现出来。
中国最早的宫殿
二里头遗址的1号宫殿可算是完整发掘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
1号宫殿外观最明显的特征是东北隅向西凹进一角，凹缺部分东西长20米、南北宽48米，使得在视觉上产生规则障碍，看起来很不舒服。造成如此不完美的原因，可能是当时修建1号宫殿时，在其位置的东北隅，恰好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建筑物。风水师占卜之后，认为有必要留下，不可毁坏，致使1号宫殿东廊北半部内凹，也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某种迷信观念使然。
但是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东北隅内凹，反而衬托出1号宫殿的壮观与华丽。
1号宫殿布局严紧，包括主殿、廊庑、大门和庭院，主次分明。殿堂下有台基，中有木柱，上有四坡屋顶，坐北面南。四周廊庑组成一个整体。这样的紧致建筑结构一直被后代所沿用。
主殿也坐北朝南，面前是空阔的庭院。基座夯土分为三层，质地坚硬，夯窝清晰，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占地900平方米。从四周的檐柱洞排列情况来看，主殿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大型殿堂建筑物，其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的大屋顶。由于没有发现明显的土墙遗迹，只有少量木柱灰痕和草拌泥土块，可以推断，主殿以木柱为骨，用草拌泥堆砌成墙。当然也有可能是夯土墙，以木架草泥为屋顶。
二里头文化三期嵌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方格纹铜鼎
但在史传文献中有夏桀发明瓦片盖房屋的记载，如《世本》云：“桀作瓦屋。”《淮南子·说山》亦云：“桀有得事。”高诱注曰：“谓若作瓦以盖屋遗后世也。”这是后世对夏桀唯一的一次肯定，实属难得。这说明夏桀之时，建筑技艺有了极大的提升。以陶瓦片取代草泥，用来覆盖屋顶，无疑是房屋加固技术的一次革新，可见夏桀也并非一无是处。
环绕在主殿和庭院四周的是一组完整的廊庑。廊庑是用铺石立柱修筑起来的木骨墙，将1号宫殿与外面隔离起来。
主殿与北回廊之间，发现有一个深10米许的井藏式冷冻库，古书上称之为“凌阴”设施，井底铺有一层红烧土，上又有一层厚度1米的纯净土。这种“天然冰箱”利用地下深处的恒温低温，储藏肉类、蔬菜、果实，甚至美酒等食物，以供夏桀随时享乐。
在主殿附近和庭院中一些灰坑里，发现有人骨架，有的两手贴紧胯骨，左右上肢脱位，生前似乎被捆绑活埋。这是建造宫殿时的祭祀坑，坑内的殉难者通常是战俘或掳掠而来的异族人。
史书上记载，夏桀在位期间进行多次攻伐，东征有施氏、有缗氏等。夏桀用俘虏作人牲，祭祀鬼神，意在驱鬼安宅，让生者顺安无事。
大门位于1号宫殿的正南方，有4座房基夹着3条通道，应为一个面阔8间的牌坊式建筑。主殿正对着南门，二者之间是宽敞的庭院。南门外有一条缓坡状路土面，这是当时人们进入宫殿的大道。《管子·轻重甲》中载，夏桀拥有“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端门，就是正门，或许指1号宫殿的南门。
1号宫殿南门以南是7号基址，落在宫城南城墙的西段上，东西长31米，南北宽11米。7号基址向北正对着1号宫殿的南大门，两者具有共同的中轴线，应属于同一组建筑。所以7号基址可能是大型门塾式建筑基址，也就是宫城最重要的南大门基址。
与1号宫殿相隔的一道东西走向的夯土墙基址，就是8号基址。8号基址跨建于宫城西城墙的南端，规模与7号基址差不多。7号、8号基址之间是9号基址，它有可能属于1号宫殿的附属建筑物，诸如拱卫宫殿安全的武库设施。
7号、8号、9号三座建筑都是在二里头三期也就是夏桀之际修建的，与主建筑1号宫殿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宫殿建筑群。
夏桀时的宗庙建筑
宫城东北的建筑群，是夏桀之际又一个浩大的工程。这个建筑群包括2号基址（宗庙）和4号基址。
2号基址位于宫殿的左侧，长方形状，东西宽约58米，南北长约73米。它包括主殿，东、南、西三道廊庑及环绕四周的围墙，南面的门道及庭院，大门和大墓，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宫殿建筑物。
2号基址被认为是夏朝的宗庙，是夏王祭祀祖先的地方。古代京城的建筑布局中有“左祖太庙”，就是起源于这一时期。
宗庙建成年代大致在二里头三期晚段，可能比1号宫殿略晚。史书中记载，夏桀大造酒池，忠臣关龙逄谏说，这么奢靡浪费，迟早宗庙会被酒淹没了。夏桀一怒之下，把关龙逄杀了。关龙逄死后不久，夏朝也就灭亡了。
这座差点儿被夏桀美酒淹没的宗庙，是围绕一座大墓而建的。
大墓位于宗庙主殿与北墙之间，与宗庙南大门南北相呼应。大墓墓口东西长约5.3米，南北宽约4.2米；内有生土二层台，墓室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3米，深6.1米。墓室中部有一早期大盗洞，随葬品被扫荡一空，连人骨也不见。考古工作人员仅在盗洞内发现少量的朱砂、漆皮和蚌饰。另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置于一红漆木匣内，位于大墓中轴线偏东之处，深2.7米。大墓的规模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相当。这座大墓占地面积庞大，应该是当时的贵族墓，甚至可能是王陵。
宗庙可能原来是埋葬男性祖先的地方（如二里头二期3号基址发现的M3大墓），以后逐渐演变成存放祖先灵位之所。在甲骨卜辞中，“宗”字是在神主（包括石主、木主）之上，人工建造一个屋顶。中国早期的宗庙，就是供祀祖先的场所，用牲畜祭祀，如2号宗庙中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就是证据，殷商时期甚至用人牲。
2号宗庙就是专为大墓而建的，是“宗”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为了使先人灵魂仍然住在类似生前所住的房子里，商王就把宗庙建成寝殿的样子。夏桀定期在此祭祀祖先之灵，祈求祖灵的佑护，确保夏王朝江山永固，社稷长存。
2号宗庙可以说是后世皇家“太庙”的雏形。
2号宗庙外有四面围墙，其中东墙长约73米，东墙之内还有长约50米的东廊，西墙及西墙之内也有西廊，北墙长约57米，南墙的南北两面是里外复廊。
宗庙的大门位于南墙中部偏东，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11米，是一座由木骨内墙围成的庑式建筑，有东、中、西三间屋子，东、西屋略呈正方形，就是门塾——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中间屋子被用作宗庙大门的门道。
宗庙四墙中间围成一个庭院，宗庙主殿就坐落在庭院中央偏北位置，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2米，被两道隔墙隔成三室。三室南面均开一门，中间隔墙也有门相通。室外为回廊建筑。
2号宗庙南边约13米处是4号基址，两者具有共同的中轴线，应该属于同一组建筑。4号基址由主殿和东庑组成，主殿呈长方形，东西长36米，南北宽13米。由于尚未发现墓葬、祭祀之类的遗存，所以4号基址功能不详。但从其占地规模来看，应是一处公共活动场所。
夏桀之际先后营筑了两大建筑群，它们的规模和结构达到了非常完美和惊人的程度。这些建筑群不但形成了明显的西朝寝与东宗庙格局，体现了早期宗庙制度的初步成熟，而且也反映出夏桀之际的繁荣，将二里头遗址推向最鼎盛的时期。
夏都的引力
分别以1号宫殿、2号宗庙为核心的两个建筑群，如同两簇鲜艳的花儿，绽放在这片充满古老气息的土地之上。两大建筑群是二里头遗址的心脏，夏王在这里举行的每一次活动，都会产生极有冲力的脉动，牵系着中原地区的每一个方国或部落。
从年代上看，二里头二、三期之际大致相当于夏桀（或履癸）即位初年。夏桀追求物质享受，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吕氏春秋·侈乐》云：“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虽未发现钟鼓之类的礼仪青铜器，但密集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结构复杂的宫室、令人眼花缭乱的回廊等各类建筑物，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崇尚“丰大豫亨”的奢侈年代。
与其说夏桀是个暴君，不如说他更像个“基建狂魔”。夏桀筑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又建造了豪华的宫室、高台以及廊庑，并用精美的白玉、象牙加以装饰，使之美轮美奂。二里头三期兴建的大型建筑物1号宫殿与2号宗庙，主殿多宫室，四周回廊环绕，与史传文献的记载相吻合。而1号宫殿西南有个长方形平台基址，作用不明，也许就是夏桀所造的瑶台遗址。
相当于夏桀之际的二里头三期，其繁荣昌盛不但体现在规模宏伟的建筑物上，而且青铜器和玉器的数量与质量，都大大超越二里头二期。居民总数更是达到二里头遗址的最高峰，超过3.1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千米145人，远远高于同时期翼城县（每平方千米51人）、垣曲（每平方千米5人）、侯马（每平方千米19人）。与史前时代的王城岗城址仅六十余户、两三百人相比，已是另一番景象。
从夏朝初年的稀疏村落，到夏桀之际一跃成为3万之众的皇皇王都，人口暴增，无疑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化提高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数量众多的人口，发达的经济，夏桀才拥有建造大规模建筑群的底气与实力。
除了自然增殖外，夏都的人口绝大多数为外来移民。有的是向往斟的繁华，慕名而来，有的是属于非自愿的强制性征调，他们大部分是奴隶或者贫困民众，被送到这里修筑宫室。其中1号宫殿面积约9600平方米，土方总量近1万立方米。仅夯筑一项，假设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有1000个夯筑工，则需要200个工作日。倘若再加上挖基槽、取运土、夯筑、垫石、立柱筑墙、盖屋等建筑工序，以1000人算，则需耗时数年之久。
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人力资源调配，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动力机制来推动，也就是夏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史书中记载，夏桀自比为太阳，深居宫中，生活极度奢靡。他不惜民力，“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瓦为屋，以望云雨”。而百姓住在简陋、狭窄的草棚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下大雨的时候无处躲身，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此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咒骂声不绝于耳，甚至绝望地发出怒吼：“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个可恶的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尽管在今天看来，二里头遗址中最大的建筑物，也不过是9600平方米的宫殿，或者4000平方米的宗庙，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和宗庙并不算什么庞然大物，但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上古时期，缺乏大型机械，一切都须手工操作，所以每一座建筑物的每一寸地方，都浸透着平民、奴隶的血汗。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以及聪明才智，铸造了中国最早的宫殿、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和祭祀区。
相当于夏桀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呈现出来的皇皇王朝气象，不但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而且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对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的每一个早期文明，诸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等，它们的辉煌灿烂无不建立在平民或奴隶的悲惨命运之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总会失去一些什么，有时候还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疾风骤雨般的暴动及其带来的血腥屠杀。
看似势所必然、神圣正义的背后，总是藏匿着邪恶，遮掩着虚伪。历史是无数因果交织而成的一匹布，圣哲也好，暴君也好，都是这匹布上的一条条经纬线，纵横交错，哪怕是缺失了一条，这匹布也会散裂。或许，我们应当拨开历史的浓雾，以更审慎的目光，去看待史书上所谓的“暴君”夏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