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寒之乱后的夏王朝
殷商先公自相土至冥，共四代人，他们目睹了上古第一王朝从大乱到大治的全过程。
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只有熬过阵痛，才能迎来辉煌。文明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从蒙昧时代跨进文明时代，必须有一个消化期。
大禹艰苦创业，建立的第一王朝，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消化期，终于迎来了健硕魁梧的成长期。在考古学文化上，新砦期遗存是夏朝文明的消化期，二里头文化则是夏朝文明的成长期。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新砦期遗存代表穷、寒之乱时期的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
新砦遗存朱砂绘饕餮纹陶瓮
新砦期遗存仅分布于嵩山以东、以北地区，其典型的文化遗址目前只发现新密新砦和巩义花地嘴两处。巩义花地嘴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以东30余千米，出土的器物中既有延续本地传统风格的鼎、罐、瓮、钵、甑，也有来自东方海岱文化风格的瓮、鬶（guī）、三足盘、豆等。这是因为该遗址坐落在洛阳盆地的东北缘，被嵩山与黄河夹峙，扼住豫东平原西入洛阳盆地的咽喉，是郑洛区之间极其繁忙的交通要点。穷、寒氏等东夷势力想杀入洛阳盆地，篡夺夏朝政权，巩义是必经之地。
之所以将新砦期遗存与穷、寒之乱关联起来，判定的重要依据是该遗存发现的两件极为奇特的朱砂绘饕餮纹陶瓮。陶瓮上面绘有怪异的神像，神像双目近方形，鼻端及嘴巴上颚呈倒“介”字形，同时上、下两颚内卷。在早于新砦遗存期或同一时期，这类风格的图案仅出现在今山东日照市两城镇出土的玉圭上，距离新砦遗存有600千米之遥。神像头戴的冠帽呈天盖状，而天盖冠也是东夷、百越等东方民族所特有。陶瓮盖钮顶略突出，盖顶均匀地用朱砂绘制了四个圆圈，盖壁中间的外缘绘有一条宽带。类似风格的瓮盖广泛分布于豫东、山东地区，却不见于豫西地区。所以，这两个朱砂绘陶瓮的主人应是东夷族。在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出现千余里之外典型的东夷器物，当是被入侵者携带而来的。
李伯谦认为，新砦期遗存即是文献所记“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事件的物质遗存。太康时期的都城在斟鄩，后羿也定都于斟鄩。但是史书上并未明确指出寒浞的都城，新砦期遗存有可能是寒氏政权的文化遗存。
新砦期遗存承上启下，连接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吸收了大量的东夷文化因素，为灿烂的二里头文化奠下基础，所以是夏朝文明形成的消化期。
穷、寒之乱后，少康驱逐了鹊巢鸠占的东夷势力，夏王朝复辟。嵩山以南、颍河畔的大禹旧都——阳翟再次被少康定为都城，至夏桀时又迁回斟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逐渐向北渗透，最终进入洛阳盆地，在此与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汇聚融合，闻名于世的二里头文化由此产生，夏朝文明也进入了茁壮成长期。
经历了一场场腥风血雨和半个世纪的大动荡之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犹如瑰丽的雨后彩虹，以其壮观宏伟的宫殿、精美的礼器、摄人心魂的玉器、古朴厚重的青铜器而惊艳世人。宫殿建筑群展露出煌煌的王朝气象，青铜和玉石礼器规范了和谐有序的礼乐制度，夏王朝当之无愧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上古时期的第一王朝。
这个第一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夏人起源于今山西南部，汾河下游注入黄河拐弯处的运城盆地，这一带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唐（今山西翼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鄂（今山西乡宁）、晋阳（今山西虞乡）都有夏墟或大夏之称。运城盆地内有丰富的池盐资源，《吕氏春秋·本味》中的“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说的就是运城盆地的池盐。后来临汾盆地的陶唐氏南下进攻，夏人被迫离开故居，东迁至今豫中、豫西地区的伊洛河流域。
伊洛河流域因此被司马迁称为“有夏之居”。
随着夏王朝势力的扩张，“有夏之居”的地理概念也不断延伸。大禹南征三苗，夏人进入豫南的南阳盆地，所以颍川、南阳，都是“有夏之居”。其后，夏王朝继续向东拓展，都城有帝丘、西河等，“有夏之居”东扩至今鲁西、豫东、淮河以西一带。夏桀之时，定都于洛河北岸的斟鄩，《国语·周语上》中说“伊、洛竭而夏亡”。可见，自大禹至桀的近五百年期间，伊洛河流域始终是“有夏之居”的核心区域。
二里头文化作为伊洛河流域的夏文化代表，它的分布有多广，夏王朝的版图也就有多大。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豫中南部，晋南地区，还有关中东部，分为五个类型，据此可以勾勒出夏王朝版图的大致轮廓。
夏文化的格局
河南郑洛之间的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的“核心文化”，集中分布于聚落众多、人口密集的洛阳盆地，这儿是第一王朝的“心脏地带”——王畿。该类型陶器的特征，炊具以鼎（三实足炊器）为主，少见鬲（三空足炊器），爵（类似后世的酒杯）、鬶（三空足、有柄的炊器）、尊（敞口、圆鼓腹、下有高圈足）等酒器占很大比重。
东下冯类型分布于今山西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炊具鬲多鼎少，有爵、盉（h9）等酒器，爵、盉等高规格的随葬品通常归属高级贵族，说明当时这一带是贵族的聚居地。该类型出现于公元前1700年之后，有可能是夏王芒向晋南地区扩展的文化遗存，一直持续到夏朝灭亡，才被殷商文化取代。
豫东开封一带的牛角岗类型，炊具以卷沿深腹罐为主，没有鼎和酒器，大致是夏王不降在位期间东扩的产物。
河南驻马店的杨庄类型，炊具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没有鼎。伏牛山以南、汉水支流的下王岗类型，典型的陶器是垂腹罐（腹部呈上小下大、自然下垂的悬胆状）、刻槽罐（内壁刻画深浅不一，或纵横交错、或放射状的沟槽）。这两个类型存续时间均不过百年，有可能是因为不降在位期间向南方延伸，至孔甲时由于国力衰弱，难以为继，只好退缩放弃。
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或者夏王朝的版图内，有着众多与夏后氏同姓的姒姓部落，包括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族，形成一个姒姓集团。
夏朝时的国土概念只有零碎的“面”，也就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环绕这个都邑有若干村庄或聚落，尚未产生“线”的概念，还没有清晰的国界或边境线。
夏王朝的社会主体是夏后氏，众多的姒姓部落附属于夏后氏，奉夏王为共主，形成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姒姓部落集团，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较为紧密的“复合型早期国家”。
纵览二里头文化两百多年间全国各地的文化格局，大致呈现出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轴线，南北对称、四周零星分布的特点。
主轴线上，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6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450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占据中原腹地，东夷的岳石文化则囊括了今山东全境。夹在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之间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呈带状分布，形如一条长达500千米的巨型香肠，从今河北的滹沱河中游长驱南下豫东。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豫北一隅的辉卫文化，是史传中的豕韦氏。
主轴线的东南，散布着江淮地区淮夷部落的斗鸡台文化和点将台文化，环太湖地区百越族的马桥文化。与之对称的是北方燕山地带戎狄部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今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
主轴线的西端，是分布于黄河上游河湟地区西羌部落的齐家文化。狭长的关中平原横贯河湟与中原之间，东西千余里，除了东端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属于二里头文化，其余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尚无法确认，几乎一片空白。只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才在宝鸡岐山一带出现了刘家坡遗存，显得稀疏寂寞。
“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认为，宝鸡刘家坡遗存与周族先民相关。周人族源有三支，晋中光社文化分化出来的使用联裆鬲、折肩罐的姬周部落，关中西部使用高领袋足鬲的姜炎部落，以及其他部落，包括夏的后裔戈族、秦族先民等。
主轴线的西南方，远离中原千余千米之外的成都平原，孤悬着一个三星堆文化，族属应是古蜀人。
主轴线南面，长江中游的零碎遗存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大禹征服三苗之后，将原来三苗的属地划分成几个区域。苗蛮集团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文化的猛烈冲击下，突变为后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陶盉，流行矮领瓮、罐等，这是大禹南征带来的影响。
禹南征三苗的战事主要在汉水一线以北地区展开，大致在夏王不降时期，二里头文化经武当山和大洪山之间的汉水谷地抵达南阳盆地，又自南阳盆地迅速进入今襄樊至荆州一线以东的长江北岸地区，但尚未完全打通至长江中游的通道。所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比较稀少，表明该区域并未完全纳入夏王朝的统治之下。
大禹南征后的苗蛮孑遗，以碎片化形式存在，流落各处，极为涣散，彻底丧失了威胁中原的能力。长江中游地区的虚弱、枯萎状态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至公元前710年。《左传·桓公二年》中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彼时江汉平原的楚国势力开始北上，重返南阳盆地，中原民众对苗蛮族的恐惧感沉睡了千余年之后被唤醒。其后楚庄王一鸣惊人，竟然问鼎中原，向周王室叫板。处于春秋列国歧视链末端的南方荆楚，从此成为中原诸邦国的噩梦。
但在二里头时期，最剧烈的纷争发生在中原地区夏、商、东夷三族之间。具体来说，是二里头、下七垣、岳石三个文化的摩擦与交融。
与二里头文化同生共灭的下七垣文化，被认为就是先商文化。该文化的陶器特征，流行三足器、平底器，炊具早期以深腹罐为主，晚期以鬲为主。
下七垣文化以东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由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来，陶器外表继承了海岱地区自七千年前北辛文化以来的素面（未加彩绘及釉料）传统风格。器物以平底器、三足器、圆足器为主，炊器有素面甗（yǎn）、深腹罐。整个二里头时期，山东半岛都被岳石文化占据，表明终有夏一代，东夷未曾被夏王朝征服过。
由于地域相连、年代相同，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下七垣文化出现的中原地区未见的石棺墓及随葬石头，均源于山东海岱地区。河北磁县的下七垣文化墓葬出现的陶鼎、陶豆、陶盆，都是典型的岳石文化器物。《史记》中说，“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帝喾与东夷族关系极为密切，也可能就是东夷族的首领。商族早期存在东夷族盛行的鸟图腾崇拜。这些都说明，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有交集，商族与东夷族唇齿相依。
受尊崇的高祖王亥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二里头时期，商族纵横驰骋于冀南豫北之间千余里，整个部落的活动中心区以滹沱河流域为线向南展开，漳河流域是其核心，占据了物产丰饶的冲积平原。商族东面与东夷族的文化距离相近，西面与弱小的豕韦氏为邻，虽夹杂在夏与东夷之间，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期间，夏朝有十二人轮流坐在王位上。商族则经历了九位首领，包括冥、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八位先公，以及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夏与商由共存共荣到不共戴天，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强者总是要吞并弱者，所以唯有自我强大才是正道。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商族开始对日渐式微的夏王朝起了觊觎之心。引领商族从漳河流域南下，并伺机西入洛阳盆地，推翻夏王朝，进而定鼎中原，让商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成了殷商先公们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殷商先公冥为治水而死之后，其子王亥继位，先商文化大概在这时候进入了下七垣文化时期。
王亥，就是《山海经》中那个怪诞的吃鸟人。他的名字有七种写法，《世本·作篇》作胲，《世本·帝系篇》作核，屈原《天问》作该，司马迁《史记》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卜辞中作亥，《吕氏春秋·勿躬篇》作冰。王国维认为，篆文中冰与亥字形相似，所以王冰就是王亥。
王亥在殷商民族心目中形象崇高，被殷商民族尊称为“高祖”。祭祀王亥的规格非常高，每次要用三十或四十头牛。《尚书·盘庚》中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这里的“高祖”，就是卜辞中的“高祖王亥”。
王亥之时，商族已经离开了相土所迁居的商丘（今河南濮阳），定居于今河北内丘、邢台、磁县、邯郸一带，这里曾经密集发现了南三岐、葛庄、赵窑等下七垣文化遗址。王亥之父冥治河，死于河，那时候黄河不由山东入海，而是流经河北邯郸等地，在天津的宁河注入渤海湾。
商族大约在昌若、曹圉时期，为了躲避夏王朝的穷、寒之乱，北迁到漳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冀中南平原，以远离大动荡的风暴中心。冀中南平原水草丰美、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耕与畜牧业。《世本》中载“胲（即王亥）作服牛”，王亥继承了“相土作乘马”的事业，驯养牛作交通工具。商族开始拥有成群的牛马，用来载重，与周边部落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活动，从中牟取暴利。
郭璞注《山海经》引《竹书》云“殷王子亥”，可见王亥居住在殷，也就是今河南安阳市。《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这个商侯就是王亥。王亥大致与夏王帝芒同年代。
夏王朝的鼎盛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帝芒之时，夏王朝如日中天。少康翦灭寒浞，昔日大禹的荣光再次焕发出来。少康和儿子杼励精图治，不断地东征西讨，将夏王朝推向盛世的顶峰。杼离开少康的都城阳翟，居黄河北岸的原（今河南济源）。东夷族的穷、寒之乱，令杼耿耿于怀，所以杼又从原东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意在经略东夷，吸取前车之鉴，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夏王杼和几位继任者，都推行积极的东方战略，集中力量向东扩展。
在讨伐寒氏的战争中，夏王杼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制造了坚固的防御性装备——铠甲，以及杀伤力强的进攻性武器——矛。由于装备精良，夏王朝的军队锐不可当，屡屡获捷。《古本竹书纪年》说“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又作三寿，就是平寿，今山东潍坊地区，那里是篡位者寒浞的家乡。夏王杼率军杀到王寿去，很可能是秋后算账，扫荡寒氏的残余势力。
除了东征王寿，夏王杼还曾经到过东南的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县西南三十里有座杼山，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千二百步，据传就是当年夏王杼巡狩游猎的地方。
帝杼堪称大禹之后最有作为的夏朝君主。《国语·鲁语上》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意思是说，杼能够继承大禹的事业，夏人举行隆重的报祭之礼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报祭，就是报德之祭，为报答先祖、神灵举行的祭祀活动。大禹之后的十六个夏王中，唯杼一人获此殊荣，可见帝杼在夏人的心目中威望极高。
帝杼在位十七年，死后儿子帝槐继位。帝槐，又名芬、祖武。帝杼的东方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帝槐挟其父之余威，确立了“东方霸主”的地位。帝槐在位的第三年，九夷来朝。九夷，包括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大都属于淮泗之间的淮夷部落。
帝槐在位四十四年，死后儿子帝芒继位。
帝芒接手的是一个鼎盛的王朝。夏、商实力相差悬殊，笼罩在帝芒高大的身影之下，蜗居于殷的王亥显得娇弱、苗条。王亥绝不敢以卵击石，贸然向夏王朝发起挑战。于是他率领族人，赶着成群的牛马，与远近各部落进行贸易交换。
王亥客死他乡
王亥所居殷之北，漳河岸边有一个古老部落——河，都邑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及西门豹治邺时用铁腕手段，革除了“水神河伯娶妇”的陋习。河伯被尊奉为水神，说明这个部落在远古时期以治水闻名。《古本竹书纪年》载：夏王槐时“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可见河是一个剽悍好战的部落。及至夏王芒时，“以玄圭宾于河”。有人认为，这是说芒在黄河边用玄圭沉祭神灵。夏王芒厚赐以玄圭或玉璋，试图收拢这个实力强劲的部落。
王亥受到屈原的高度评价，《楚辞·天问》中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该就是王亥，季是冥的私名。这是说，王亥秉承其父冥的美德，以他为榜样，兢兢业业，因而受人尊敬。
为了开拓贸易，壮大商族实力，王亥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结好远近各部落。此时河伯是否冯夷不得而知，但商族与河部落紧紧相邻，往来频繁，两族关系相当不错。豫北一隅的辉卫文化与史传中的豕韦氏相关，属于非典型先商文化，也称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其族属不属于商族，但与商族关系密切，深受商文化的影响。
然而，在与周边部落的贸易日益热络之时，商族首领王亥由于一桩风流韵事，客死有易氏，从此改变了商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格局。王亥之死这桩历史公案，屡见于先秦文献，如屈原《天问》《古本竹书纪年》《山海经》《周易》等。
有易氏是易水流域的一个部落，在屈原《天问》中称为有扈氏，或说位于今冀北一带，或说位于滹沱河、漳河之间。殷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氏，与有易氏应当同属于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
商族与戎狄部落长期通婚，结成儿女亲家。双方还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所以富有经济头脑的王亥经常驾着大牛车，驱赶牛、羊，到易水流域，与有易氏进行物物交换活动。这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所说的“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然而，有一次王亥在寓居于有易氏时，与有易氏族中的女人勾搭上了，引来杀身之祸。
王亥的性命是怎么断送在女人手中的？屈原作了详尽的描述。
《天问》中说：“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干是指盾牌，肥通妃，意即匹配，暗指交媾。
王亥勾女有术，在一次宴会上，他举起盾牌，载歌载舞，试图诱惑有易氏之女。有一个“平胁曼肤”——肋骨不显露、前胸丰满、风情十足的有易氏之女，春心荡漾，经不住诱惑爱上了他。食色，人之本性也，男欢女爱都属于自然欲求。于是接下去的剧本没有太多悬念。《古本竹书纪年》中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王亥与有易氏之女在王亥所居的茅屋中整夜欢乐，结果东窗事发，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了。
王亥之死的真相
《天问》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意思是说，王亥与有易之女在交媾，怎么会如此凑巧被有易氏的牧人发现？牧人趁着黑夜对王亥下手，刺杀的命令又是谁发出的？
屈原的这一连串发问，揭开了事实真相。杀害王亥，是有易之君绵臣蓄谋已久的，王亥的风流韵事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商族的势力可是很强大的，绵臣为什么敢置王亥于死地？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绵臣贪图王亥带来的牛羊，杀人越货。
第二种可能，王亥屡屡勾引有易氏之女，败坏有易氏的族风。
第三种可能，王亥觊觎有易氏的财富及土地，试图通过诱惑有易氏之女，并吞有易氏。有易之君绵臣心知肚明，隐忍不发，最后择机拔除这一眼中钉。
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绵臣杀王亥的动机当属于第三种可能。
王亥死状之惨，令人不忍一睹。《山海经·海内北经》中云：“王子夜（即王子亥）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王亥的尸体四分五裂，散碎满地。短短几个字，读之不禁汗毛直竖。
然而绵臣残忍地将王亥大卸八块之后，犹不能解心头之恨。绵臣后续还有一连串动作，《周易·旅》中说“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还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旅和旅人，都是明指王亥，因为当时王亥旅居在有易氏。鸟，则是暗指王亥。商族早期盛行鸟图腾崇拜，王亥的“亥”字在卜辞中上面是鸟形，所以《周易》用鸟来代称商族之君。次，通茨，意指用茅或苇盖的屋子。次和巢都是指王亥居住的茅屋。
《周易》的这两句话意思很清楚，绵臣让牧人趁着夜黑暗杀王亥后，又下令焚烧王亥寄居的草屋，毁尸灭迹，连同王亥带来的“童仆”——大概是驾牛车的随从——以及赶牛马的商族牧人，集体葬身火海。王亥得到有易氏的美女，先是笑得合不拢嘴，尽兴欢愉之后哭都来不及了，人、牛全失，这就是《周易》说的“旅人先笑后号啕”。
绵臣简直把事都做绝了，用最卑鄙无道的手段，将王亥从人世间抹去，让他永堕地狱。绵臣心中除了担心商族报复之外，恐怕更是对王亥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勾引族中的一个女人，还不足以令绵臣痛下杀手。毕竟商族与有易氏存在长期通婚、贸易关系。上古时期，男女私会司空见惯，戎狄部落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化时期，实行族外群婚，男女自由欢会，习以为常。所以绵臣杀王亥另有原因，王亥试图通过贸易，控制有易氏，甚至灭其国、夺其民。因而绵臣对王亥恨入骨髓，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绵臣利用粗暴残忍的手段，将这一棘手的人物处理干净之后，这才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赶紧把王亥的弟弟恒立为商族首领。
这就是屈原所说的“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朴牛，即《世本》中的服牛，是指可驾车的大牛。可见王恒也具备了冥的美德，所以他被绵臣扶上王位，王亥的财产包括成群的牛羊，全部归王恒所有。
恒成了商族首领，却不得人心。王恒被迫逃到班禄（地望不详）去，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说，班禄是指有易之君绵臣颁发给恒的爵禄，王恒由此大失民心。但无论如何，哥哥王亥惨死之后，弟弟王恒坐过短暂的王位。
在浩如烟海的史传文献中，提到王恒这个殷商先王的只有屈原《天问》一个孤例。古人多不解“恒秉季德”的本意。如东汉大学者王逸把这四个字解释为成汤尊奉始祖契的德行，受到上天的嘉赏，让他出外狩猎时捕获到一只大牛。这楼也盖得太歪了。距离屈原不足四个世纪的王逸就已经跑题八千里了，后来人的释义就越来越离谱。
安阳殷墟重见天日之后，在卜辞上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传文献的殷商先王——王亘。如有条卜辞云：“贞勿侑于王亘。”清代学者王国维指出，卜辞中的“王亘”就是《天问》中的王恒，司马迁《史记》中的殷商世系把他遗漏了。王国维这一天才般的见地，使几千年来无数名家解释不通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王国维兴奋不已，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感叹道：“《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屈原《天问》的史料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也有可能世人认为王恒是僭伪之君，异族扶植的傀儡，所以不予承认，没有载入史册。
上甲微扫荡易水流域
有易氏之君绵臣杀死王亥的消息传回商族，无异于投下一颗震撼弹，立即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连锁反应。
王亥之死，换来了殷商民族历史性的大跃进。
当时商族除了农牧业，与周邻各部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赖以生存的活动之一。《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商族很有可能进行了贸易分工，王亥、王恒等父辈专营与有易氏等远方部落的贸易活动。王亥的儿子上甲微等子辈则留守商族大后方——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强悍的河部落就在邺一带。上甲微致力于与河、豕韦等附近部落的贸易活动。
商族试图通过婚姻、贸易，在易水与漳河之间形成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经济圈或政治联盟。有易氏之君绵臣拒绝融入这个经济圈，在贸易时与王亥发生利益冲突，这是王亥之死的根源。
王亥之死，意味着商族利用柔性手段扩充势力受挫。上甲微继位之后，决定发动武力讨伐。为此他向河伯借师，诛杀绵臣，并吞有易氏。这个河伯的都邑，就在邺城附近。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黄河流经今河北，在天津附近入黄海。有易氏境内的古易水注入黄河，在附近另有一个河伯，可称之为北河伯。
上甲微借师河伯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但在清华简《保训》中还有另一个版本。
《保训》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姬发（即周武王）所说的遗训。周文王讲述了两个上古历史典故，向太子发传授了“中”或中道的思想观念。其中一个典故是虞舜未发迹之前，“求中”“得中”，由一个卑微的“小人”成长为圣人。另一个典故就是上甲微诛灭有易氏。《保训》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其语言晦涩难懂。
对上甲微“假中于河”的“中”释读产生分歧。“中”有可能是实指，通“众”，“假中于河”就是向河伯借用军队。诛灭绵臣之后，上甲微“乃归中于河”，把军队归还给河伯。但是“中”也有可能是虚指。屈原《天问》中并未提到上甲微向河伯借师一事。所以，这个“中”不是指军队，而是中道，即后世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圣人之道，无过、不及，公平、公正。
如何理解“中”的内涵？
孔子在赞扬虞舜时，说了一句话：“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的话被精简为“执两用中”，这是中庸之道的精髓。
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处事要讲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走极端主义。不冒进也不保守，恰如其分才是最好的。
上甲微在黄河“求中”，就像虞舜那样亲耕于历丘，让利于民，“执两用中”，团结族人，一举灭了有易氏。其后，上甲微“归中于河”，在黄河一带向殷商子孙传授治国齐民之道。
上甲微的中道一直传承了下去。商汤时，上甲微的中道确立为殷商的执政理念。所以，《孟子·离娄下》中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商汤恪守中道，任用贤才，不拘一格。
不管怎么说，有易氏之君绵臣的暴行引得人神共愤，让上甲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上甲微师出有名，商族众志成城，周边部落同声共讨，为上甲微扫荡易水流域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屈原《天问》中说：“昏微循迹，有狄不宁。”昏微，或说就是上甲微，或说是王亥的两个儿子昏、上甲微。有狄，就是有易氏。上甲微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让有易氏举族不得安宁。上甲微的野蛮行径丝毫不亚于绵臣。《天问》中说：“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繁鸟萃棘”是以众多的鸟儿集中在荆棘上，用来比喻上甲微淫于有狄氏之女，即所谓的“负子肆情”，结果导致“有狄不宁”，完成了其父王亥未竟的事业。
侥幸脱身的有易氏孑遗，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困民国，勾姓，以捕鸟为食。
上甲微的贡献
屈原在《天问》中如此评价王亥之死：“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意思是说，王亥、王恒兄弟俩贪图淫乐，结果王亥搭进了一条性命。然而世情多反复，与有易氏之女淫乱，为什么王亥的子孙反而绵绵不绝？
答案就在王亥的儿子上甲微身上。
经过上甲微的讨伐之后，商族的势力拓展到燕山南麓的易水流域，由此成为华北地区的一方大国，逐渐具备了与夏王朝对抗的实力。而这些，都是用王亥的一条命换来的。
王亥、上甲微时代，商族的王权不断加强，在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跨入复杂酋邦阶段。后人将上甲微与夏朝的有为之君——帝杼相提并论，所以《国语·鲁语上》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上甲微的时代，是殷商民族脱胎换骨的时代，首先开启了商族的信史时代。信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周公旦芟（shān）平武庚之乱后，向殷商遗民训话时说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 意思是说，你们都知道，只有你们殷商的先人才有典章史册，记载成汤伐夏的历史。
上甲微时期“有典有册”吗？
甲骨卜辞中，有“册”字，写法与西周金文相近，字形作竹简编连成册之形。甲骨卜辞中也有“典”字，字形作双手捧着竹简册书放在台基之上。这是因为典册最先运用于宗庙祭祀，册书上记载祖先的世系庙号与历史，极为神圣尊严。
殷商后人在祭祀某先公时，供奉于神灵前的典册内容必与某先公的庙号、世系及生前功绩相联系。周祭祀谱中已经完整记录下上甲微、三报（报乙、报丙、报丁）、二示（示壬、示癸）的庙号，说明殷商民族对自上甲微以来的世系及其相关事迹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并传承下来。郭沫若据此推断出，殷商先世，自上甲微就进入了有史时代。
另外，卜辞中记载了上甲微时期专职负责记录典册的史臣，如“贞：上甲，史五牢”“上甲史其祝父丁必”。
由此可见，虽尚未发现当时的甲骨卜辞或文字材料，但从殷商后人祭祀先公先祖的情况来看，上甲微时期是“有典有册”的。
殷商甲骨文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是刻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片字骨上，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其中一片牛肱骨骨臼，刻一“?（有）”字；一片牛肋骨，刻有十个字：“……又土羊，乙丑贞，从，受……七月。”
人的名字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通过卜辞中的殷商人名可追溯甲骨文产生的大致年代。比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的一份殷商贵族儿氏的家谱，共记载了儿氏十一代的13个人名。其中第一代“儿先祖曰吹”，最后一代生活在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至约公元前1192年）。
一代有多少年？
一代就是一世，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改世为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卅部》中说：“三十年为一世。”《字汇·一部》解释说：“世，父子相代为一世。”实际上的统计数字在20年至30年之间。
如果只考察女性的世代间隔，约20年左右。 男性平均世代间隔则较之女性要增加2至4年。
按照平均世代间隔20年至30年来估算，则吹生活于约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450年之间，也就是说“吹”这个字在商朝初年就出现了。
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卜辞中能确认的最早的两位殷商先公，王亥的父亲冥极有可能就是卜辞中的“河”，但这是今人推测的，那时甲骨文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冥的名字没有被文字记录下。王亥至商汤共八代，每代二三十年计，王亥约生活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所以，甲骨文起源年代不迟于公元前1800年。
上甲六示的祀典，尤其是示壬、示癸及其配偶出现在殷商王室的典册上，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族人至少从上甲六示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成文历史记录的时代。 一种文字从起源发展到初步成熟，被用来记录典册，至少要经历一两百年，甚至更长。以此推算，甲骨文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夏朝初年。
史传文献中，有的引述《夏书》《夏训》的佚文，如《尚书》中的《甘誓》《胤征》，还有的保存了夏朝时期的《五子之歌》《候人歌》《予及汝偕亡》等韵文歌谣。夏朝有完整的君主世系，若无文字记录，单凭口传，恐非易事，因而说夏朝已产生文字绝非妄言。至于甲骨文与夏朝文字，是否有关联，不得而知。
殷商甲骨文中，“册”字很像韦编的竹木简，“典”字作双手捧册，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可见，当时除了龟甲、兽骨以及青铜器，竹木简是第四种文字载体。战国时代的竹木简，保存下来的都残烂不堪，殷商典册发现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上甲微之时不但有典册，而且设置了负责记录事件、载入典册的专业官员——史，如卜辞中的“贞：上甲，史五牢”。史，就是史官，有作册、作册内史、卿史等。
除了史官，还有负责祭祀、占卜的专业集团——贞人，意味着上甲微时期初步确立了官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上甲微统治下的商族已非契时代半农半牧的游走族了，而是拥有文字典册、政权结构、军队的复杂酋邦或者早期国家。可以说，上甲微是殷商文明的早期奠基者之一。
上甲微的重要性还在于他塑造了殷商民族的精神世界。上古时期，宗教祭祀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核心。殷商民族祭祀的第一个近祖就是上甲微。所谓近祖，是指上甲微至成汤之父示癸六位先公，包括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统称为“上甲六示”。
上甲微不但与他之前先公诸如王亥、高祖河（冥）合祭，而且也经常与“上甲六示”合祭，说明了上甲微是殷商民族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
商人在合祭殷商先祖时，都是从上甲微开始的，如有条卜辞：“□未卜，求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fén，公羊）。”上甲微字上甲，因他出生于干支甲某日而得名。此后，殷商王室成员形成了以出生日期的十个天干称名的传统，如商汤生于乙日，所以卜辞称之为大乙。
上甲微也是殷商第一个以天干为庙号的先公。上甲微之后的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都是遵照这个规则而得名。殷商民族祭祀先祖的日期，与受祭者的日干相同。如祭祀上甲微，要在甲日祭祀。
《国语·鲁语上》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报，卜辞中写作“匚”，是盛藏祖先灵牌的神龛。从上甲微开始，殷商祖先的灵牌都置放于匚中，然后按日干依序祭祀，这就是《国语·鲁语上》所说的“商人报焉”。在卜辞中，上甲微的“甲”字置于形似神龛的“□”之中，报乙、报丙、报丁的“乙、丙、丁”则置于形似神龛的“匚”之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天地神灵、祖宗，成了殷商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祖甲之后，商朝形成了一个严密、有规律的祭祀制度——周祭或周祀。所谓的周祭，是指商王及王室贵族按照翌、祭、祼（guàn）、协、肜（róng）五种祀礼的顺序，对其祖先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其中，翌为祀首，是舞羽（手执翟雉的尾羽而舞蹈）之祀，祭为肉祀，祼为食（黍稷等祭品）祀，协为合祀，肜为鼓乐之祀。在周祭时，翌、肜分别是单独进行的，祭、祼、协则是相互交叉举行的。
周祭的祭祀周期有三十六旬、三十七旬两个类型。殷商周祭的受祀者包括三十一位先王、二十位先妣，祭祀一轮需要十个旬序的时间。
周祭对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殷商先王及旁系先王都列入周祭对象，按即位次序受祀。上甲微是周祭的第一位殷商先王；但是周祭的先妣（女性先祖）仅限于直系先王的配偶，按所配先王即位的次序受祀。示壬的配偶妣庚是周祭的第一位先妣。上甲微作为殷商政治制度的奠基人，以及精神世界的引领者，无疑是殷商最重要的先王之一。殷商后人对上甲微的祭祀，有燎祭、侑祭、御祭、肜祭、报祭等，种类多，规格高。在全部的甲骨卜辞中，能够确认是祭祀祖先的超过15000条，其中以祭祀上甲微的卜辞最多，有1100多条，祭祀祖乙的有900多条，祭祀商汤的有800多条，祭祀武丁的有600多条。上甲微在殷商民族心目中地位之崇高，由此可见一斑。
上甲微之后，商族历史又进入了近百年的空白期。史书及卜辞上除了留下殷商先公的名号外，鲜有记载他事。
有一版龟甲记录了一份完整的殷商诸王祀谱：“甲戌翌上甲，乙亥翌匚乙，丙子翌匚丙，丁丑翌匚丁，壬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乙酉翌大乙，丁亥翌大丁，甲午翌大甲，丙申翌外丙，庚子翌大庚。”这份祀谱便利了今人订正司马迁对殷商世系的误记。
上甲微相当于夏王帝泄、帝不降之时。上甲微卒后，报乙（匚乙）、报丙（匚丙）、报丁（匚丁）、示壬（主壬）、示癸（主癸）等依序即位。这五位殷商先王的年代，大致可与夏王朝的帝扃（jiōng）、帝廑（jǐn）、孔甲、帝皋、帝发相对应。（参见下表）
殷商先公简表
（续表）
夏商并立之势的形成
上甲微之后大约一百年间，商族与夏王朝都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平静期。殷商先王们谨记上甲微的遗训——“中”，也就是中道，致力于发展民生经济。商族的领地范围以漳河流域为中心，北起古易水、滹沱河，南至古黄河，南北超过一千里的宽幅地区。巩固这片辽阔而又富庶的地盘，是殷商先王的当务之急。
夏王朝延续了帝杼、帝芒时代的繁荣与强大，与周边各部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比较牢固的宗藩关系。《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王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在卜辞中，命和令是同一个字，本义是发号施令。这说明畎夷、白夷等周边各部落已臣服于夏王，甚至受其支配。夏王在中原地区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共主地位，是商族一时之间无法摇撼的。
帝泄之后，其子帝不降继位。帝不降六年，西征九苑。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九苑在今甘肃榆中县境内的苑川河附近，距离中原超过两千里。在当时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帝不降的大军能否作一次长达两千里的远程奔袭，自当存疑。但是帝杼时代不断扩张的势头，一直持续了四代，可见当时的夏王朝仍处在巅峰状态。
帝不降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之一。《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在位六十九年，《路史·后纪》说他在位五十九年。这么长的在位时间并非不可能。世界历史上共有八位统治时间超过七十年的君主，最长的是古埃及第六王朝的佩皮二世，在位九十四年。其次是日本加贺藩的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在位七十九年。
《今本竹书纪年》认为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将王位让给弟弟扃，并赞誉说，“三代之世内禅，惟不降实有圣德”。帝不降也因之成为上古时期的一大圣君。帝不降跟清朝的乾隆帝很有可比性，两位君主在位均约六十年。乾隆朝武功极盛，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帝不降亦有讨伐九苑的战功。乾隆禅让给嘉庆，当了四年的太上皇。按照《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帝不降也内禅给其弟帝扃，当了十年的太上皇似的人物。
无论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还是六十九年，均属于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待机”君主，表明他执政期间夏王朝处于盛世时期，一派繁荣，社会安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大王朝，殷商先王仍然不敢与之直面碰撞，去挑战夏王的“中原共主”地位。
但是，经历了上甲微的励精图治之后，商族也是欣欣向荣，实力猛增，对臣服的周边部落挥舞大棒，加以诛伐。
帝不降三十五年，殷商灭皮氏。皮氏，在今山西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河津一带。可见，商族的势力已经翻越太行山脉，深入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皮氏灭亡的原因，《逸周书·史记》中说：“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意思是皮氏之君不讲信义，臣属试图发动政变，取而代之。皮氏之君大肆镇压，国内大乱。商族乘虚而入，一举灭了皮氏。
商族灭皮氏，约在报乙或报丙之际，其意义十分重大，从此打通了太行山东麓至关中平原的通道，商族势力能够从北面威胁到夏王朝的统治。
随着皮氏的灭亡，夏王朝持续了两百多年的繁荣盛世也走到头了。帝不降之后，其弟帝扃继位。帝扃在位二十一年，儿子帝廑继位。帝廑又名胤甲，把都城迁到西河（今河南汤阴至内黄一带）。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已经逼临商族活跃的核心区域——漳河流域，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黄河的宽度了。
帝廑之时，灾异频现，夏王朝人心惶惶。《古本竹书纪年》云：“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胤甲（帝廑）陟。”十日并出就是大旱灾，天气酷热。如《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楚辞·招魂》中也说：“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意思是，天气极度炎热，连金石都快要熔化成液体了。
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帝廑在位八年，碌碌无为。帝廑死后，王位转移到帝不降一系，由不降的儿子孔甲来继承。
好吃龙肉的孔甲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王孔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庸君。司马迁说他迷信鬼神，好淫乱，导致夏朝衰落，诸侯背叛。帝杼开创了夏王朝的黄金时代，终于以天灾人祸而惨淡收场。夏、商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了大逆转，历史的天平正朝着商族缓慢倾斜过去。
说孔甲是庸君，主要是他在位期间的两件事。
其一，孔甲与夏朝初年的昏主太康一样，沉溺于狩猎游玩。曾经在东阳萯（fù）山田猎，数月不归。东阳萯山就是今河南巩义市西北一带的首阳山，在郑洛之间，毗近二里头文化遗址。
有一天刮起大风，天空晦暗无光，孔甲迷路了，拐进一户百姓家。当时主人正在生育，有位家人说，国君来了，这孩子一定后福无穷。另一个家人说，恐怕这孩子无福享受，一定大祸临头。孔甲把孩子带回国都，对人说：“这是我的孩子，谁都不准欺负他！”
孩子长大之后，有一次帐幕突然间掀动，屋椽裂开，落下一把斧头，把他的脚砍断了，他从此成了一个废人，孔甲只好让他去看门。但是孔甲对此事并不在意，甚至以此为乐，用东方的音调作了一首《破斧之歌》，开创了一种称为“东音”的乐曲，终日沉湎其中。
其二，孔甲驯龙，嗜好龙肉，见于《史记》和《左传》。
龙，就是鳄鱼。《神农本草经》把鳄鱼称为鼍（tuó）龙。古时候的人吃鳄鱼。宋代《图经本草》中记载：“南人食其肉，云色白如鸡，但发冷气痼疾。”
孔甲喜欢猎奇。一日，有人进献一对雌雄鳄鱼。孔甲不知如何驯养，于是四处寻找以养鳄为业的豢龙氏。豢龙氏又名鬷（zōng）夷氏，原来定居于今河南嵩山以南的汝州、临颍、长葛一带。鬷夷氏以驯养鳄鱼为业，所以被称为豢龙氏。
但是豢龙氏已不知去向，有人把刘累推荐给孔甲。
刘累的族人是陶唐氏后裔的一支，后来迁移至今河南偃师东南一带。刘累曾经向豢龙氏学习“扰龙”之术。扰龙，就是驯养鳄鱼。刘累颇得孔甲欢心，于是被封为御龙氏，取代了豕韦氏。
豕韦氏原叫大彭氏，是上古时期颛顼高阳氏的一支彭姓后裔。彭姓中有个叫彭祖的，相传活了八百多岁，说明彭姓部落历史悠久，经千年而不灭，是上古时期的一棵常青树。
大彭氏在夏朝时是一方诸侯，因为太康乱政，大彭氏起了逆心，不再臣服于夏王。少康中兴之后，大彭氏重新听命于夏朝。少康把大彭氏的首领元哲赐封在滑州韦城（今河南滑县），称之为豕韦氏。
孔甲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让豕韦氏这棵千年常青树枯萎。刘累受封滑县，取代豕韦氏之后，专职为孔甲驯养鳄鱼。不久，那条雌鳄鱼死了，刘累暗暗地将它剁成肉酱，进献给孔甲。孔甲迷上了这一怪异的舌尖之味，要求刘累继续供应。
孔甲贪得无厌，刘累不堪重负，赶紧迁徙到远离孔甲的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去。《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今汝州鲁山县即御龙氏邑。又汝州有大龙山，并刘累养龙之处。”可见，刘累南迁鲁山县之后，不改本行，仍以驯养鳄鱼为业。
刘累离开滑县之后，颛顼后裔彭姓的豕韦氏得以复国。豕韦氏不念旧恶，忠诚于夏王，与顾、昆吾并称为夏末三大方国，拱卫着夏朝的东方门户，抵御商汤的进攻。
刘累逃走了，孔甲只好另找一个叫师门的驯龙能手。但师门还是无法满足孔甲的贪婪，孔甲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埋在荒山野外。有一天，下起大暴雨，暴雨停息之后又发生火灾，把整座山林都烧毁了。孔甲沉迷鬼神，宠信巫术，认为这是师门的魂灵在作祟，亲自去野外建祠祭祀，回来的时候却在路上死去了。
庸君还是贤君
由于孔甲治国无德，好神鬼巫术，喜欢猎奇，沉溺酒乐，夏王朝迅速衰败下去。诸侯离心，帝杼苦心经营的中原新秩序，逐渐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到了夏桀之时夏终于被商汤灭掉。《国语·周语下》中说：“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将夏朝的灭亡，归咎于好吃龙肉的庸君孔甲。
然而，比《国语》和《史记》年代更早的文献刷新了世人对孔甲的认知。清华简《厚父》中提到，夏桀“弗甬（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真（颠）复（覆）厥惪（德），湳（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赦），乃述（坠）厥命，亡厥邦”。将孔甲称为“哲王”，说他制定了治国法典，打理朝政很有一套，是上古的圣明之君。夏桀违背了孔甲制定的典刑，沉湎酒色，因而丧身亡国。
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载：“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杜预注云：“孔甲，少康之后九世君也，其德能顺于天。”意思是说孔甲对天帝恭顺，因而得到了天帝的嘉奖。古时候判断一个圣君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顺应天道人心，杜预也把孔甲视为“德能顺于天”的贤君，与清华简《厚父》不谋而合。
怎么看待对孔甲不同的评价？
历史是后人书写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著史者处在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产生不同的史观。清华简《厚父》被认为属于西周初期的文献，《左传》成书也较早，处在商周战争之后及春秋战国纷争的社会动荡时期。“刑乱世，用重典”，孔甲之时夏朝也呈现出衰败之势，所以孔甲用典刑，被称为“先哲王”也在情理之中。而司马迁著《史记》之时，正逢汉武帝宠信新儒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思想界浸润于狠批法治、尊崇德政的浓郁氛围之中，所以对孔甲制典刑颇有微词。
当然，也不能因《厚父》一句话，就将孔甲定性为一代明君。他沉浸在鬼神、巫术之中，事淫乱；虽动用典刑，却无法压制民众的非议与不满，诸侯离心离德，使夏朝不可逆转地处于下降通道之中。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也有说九年；死后，儿子皋继位。
皋是个短命的夏王，在位仅三年就驾崩了，葬于崤山之南陵（今河南省洛宁县一带）。公元前627年，秦、晋两个霸主在帝皋王陵附近爆发名垂千古的崤之战。这是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伏击歼灭战，导致三万秦兵全军覆灭，扼住了秦穆公东进的迅猛势头。晋襄公得以再次称霸，从此改变了中原地区的大格局。历史记住了崤之战，却忘记了三万秦军躺尸之地不远处的夏后皋陵墓。
皋死后，儿子发继位。《古本竹书纪年》载：“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保庸，意思就是重酬有功之人，使之心安。可见，帝发之时，以夏朝为核心的中原宗藩体制仍然存在，周边各部落俱俯首听命于夏王。但是夏王朝经过孔甲的折腾之后，文化软实力大为下降。帝发力不从心，只能够通过重赏厚赂的方式，在上池酬谢、慰抚前来朝觐的方国首领，勉强维系了体面的共主地位。
帝发、帝皋之际，商族的首领是主壬、主癸。此时，商族默默无闻，夏商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一股暗流正悄悄酝酿之中。主癸之后，商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成汤，他是这股暗流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