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的神话
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商始祖——契大致生活在唐尧、虞舜、大禹之际，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契的降生很传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生母简狄，是有娀（sōng）氏之女，帝喾（kù）的次妃。一日，简狄与两位同宗女子，“三人行浴”（三个女人去洗澡），在野外见到玄鸟产卵（玄鸟就是飞燕）。简狄可能有点饿，捡取飞燕所产之卵吞食下肚，结果怀孕生下契。后来，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册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的部落就以地为名，号曰商族。
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的神话，在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如《诗经·商颂》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屈原《楚辞·天问》中也写道：“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族就被视为“玄鸟传人”，载入《诗经》和《楚辞》。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一版卜甲中，竟然出现上玄下鸟的一个合文（），这是卜辞中的孤例。这版卜甲的年代是商王武丁时期，刻有卜辞十七条，其中第十条说：“辛卜，贞：往。疾不死？”意思是向玄鸟祭祀，祈求玄鸟神灵的佑护，保佑病患不死。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拓片
古之人不余欺也！动人而又神秘的玄鸟生商传说，得到了考古文物的实证。
感生神话与图腾崇拜
一个即将闪耀历史的伟大民族，竟然由一粒寻常的鸟卵孵化出来。这绝非后世某个人醉迷时的胡编臆造，而是上古社会反映人类起源的一种感生神话。
正史中记载，上古帝王或圣人的降世往往伴生着奇异的征兆，通常称之为感生神话。感生神话所感之物大都是动植物，以及雷、电、星辰、日、月等自然现象。比如黄帝之母附宝在郊野看见闪电环绕着北斗七星，受到惊吓而怀孕；颛顼之母女枢看见北斗瑶光之星，贯月如长虹，飞入腹中而怀孕；唐尧之母庆都在河边游玩，与一条赤龙交感而怀孕；大禹之母脩（xiū）己见流星穿越昴宿，在梦中与流星交感，又吞吃神珠薏苡，她拆开前胸而产下大禹；周人始祖弃之母姜嫄踏着巨人的足迹，腹中颤动而怀孕；等等。
感生神话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反映出蒙昧时代的原始先民由于对生育现象无法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因而对人类起源产生的一种美妙的朦胧假设。
感生神话很多与部落或氏族的图腾崇拜相关，有的能与出土文物相印证。如庆都感赤龙而生陶唐氏之君帝尧，赤龙就成了陶唐氏的图腾。夏朝时，帝尧的后裔被称为御龙氏，就源于陶唐氏的龙图腾崇拜。山西陶寺遗址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此处发现了彩绘蟠龙纹陶盘，盘内朱地彩绘一条蛇形龙，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龙图像。这是对庆都“感赤龙交”而生尧传说的最好诠释。
简狄吞吃鸟卵感生殷契的传说，反映了早期商族中曾经盛行鸟图腾崇拜。从殷墟甲骨卜辞中，也可以寻觅到早期商族鸟图腾崇拜的蛛丝马迹。
陶寺遗址彩绘蟠龙纹陶盘
商族与玄鸟的不解之缘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人，两手抓住一只鸟，在吃它的头。
这个行为怪诞的吃鸟人王亥是谁？
他就是卜辞中的“高祖王亥”，商族发展史上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
亥，在甲骨卜辞中像一只被剥净了皮、浑身滑溜溜、正要下油锅的猪。但是“王亥”二字连写时，“亥”的字形从鸟从亥，亥字上冠一鸟。有时“亥”还跟“隹”（燕之类的短尾鸟）组合成“萑”“崔”等字形。这说明作为殷商民族的先祖，“王亥”与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山海经》中的王亥与卜辞中的王亥，不但名字相同，而且形象也相近。
在商王康丁时期的一版甲骨卜辞中，王亥的“亥”头上站立着一鸟，鸟头上还有一只手，作捕捉状，准确无误地诠释了《山海经》中的描述。
《山海经》中的王亥形象
甲骨卜辞中的王亥字形
两者之间的不谋而合，绝非简单的巧合。这不但说明了早期的商族是一个食鸟部落，以捕食鸟类为生，而且与简狄吞鸟卵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亥食鸟头、简狄吞鸟卵，都是商族渴求获取自然神力的一种表象，很明显早期的商族中曾经盛行着鸟图腾崇拜。
商族与玄鸟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对鸟类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在于省吾所著的《甲骨文字释林》中，“隹”部下的字共108个，居所有动物类部首之冠。“隹”部中与祭祀有关的字有11个，更是其他动物类部首所不能比的。
殷墟出土的器物盛行鸟形纹饰，如为数甚多的鸟形酒樽、鸟形玉制品等器物。鸟类形象多见于礼器，可见对鸟类的尊崇成为商族宗教祭祀观念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而这些应该与早期商族中流行的鸟图腾崇拜相关。
商族来自何方
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大地上生活着众多的不同族群，各有各的风雨和灿烂，如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按照严文明“重瓣花朵”模式所说，黄河中游地区是华夏族的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地区是东夷族的海岱文化区，黄河上游地区是西戎部落的甘青文化区，华北燕山地带是戎狄部落的长城文化区，长江中游地区是苗蛮族的江汉文化区，长江下游地区是百越族的太湖-钱塘文化区。
华北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是商族的族源之一。契的母亲简狄来自有娀氏。根据《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有娀氏在不周山以北，有二女，长女叫简翟，次女叫建疵。这里的简翟就是简狄。不周山在中原的西北方，也称为幽都之门。东汉高诱说，幽都在雁门以北，也就是今天山西右玉县附近。所以，殷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氏当生活在山西西北、内蒙古岱海地区，以及河北北部一带，是戎狄部落的一个氏族。
有娀氏可能就是有戎氏，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那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至于司马迁说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但契却不是帝喾的亲生儿子。
契的降生，可能有一段难言的隐情。
《史记》中说简狄等“三人行浴”，“三人行浴”这四个字可能暗含淫乱的意味，是母系氏族社会族外群婚的真实写照。母系族外群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母系血缘的族群之间进行婚配，大多以男女野外媾合形式进行。这就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神话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可能是简狄“行浴”时与某人野合，之后便怀上契。
这样的神话后来也广泛流传于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扶余、高句丽、鲜卑。《高句丽好太王碑文》中就称，高句丽族的始祖邹牟王（朱蒙）是天帝之子，母亲是河伯女郎，剖卵而生邹牟王。甚至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在满洲族中也流传着相同的始祖神话。皇太极远征黑龙江时，一个叫穆克希克的虎尔哈人给他讲了祖先的故事。他的先辈们世代居住于长白山脚下的布勒瑚里湖，父老相传，三仙女恩古伦、正古伦、佛库伦来布勒瑚里湖洗澡。佛库伦捡得一只神鹊衔来的朱果，含在嘴里，吞下肚，就怀孕了，生下布库里雍顺，他就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
穆克希克与司马迁相距将近两千年，他生活在远离中原的黑龙江偏僻之地，几乎不可能读过《史记》。但在穆克希克的故事中，除了佛库伦吃的是朱果，而不是鸟卵，其他的与《史记》中记载的简狄生商基本相同，有点不可思议吧。
这是因为商族与扶余、高句丽、鲜卑、女真都出于北方戎狄系统，他们都在讲述一个相同的祖先故事。
除了北方戎狄部落，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也对商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称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说明有娀氏与帝喾联姻过。
帝喾何人？高辛氏之君也。
史书中记载，帝喾高辛氏为东夷族的先祖。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皞又作少昊，是东夷族的首领。《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帝王世纪》曰：“少昊帝，名挚”。而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帝挚是帝喾二子之一。以此推断，少昊为帝喾之子。
东晋王嘉《拾遗记》中也记载：“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少昊、蚩尤都是东夷系统的传说人物，所以帝喾与东夷族应当有着千丝万缕般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夷族的势力范围向北扩展到河北一带，与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频繁往来，两者之间互相通婚，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所以司马迁说，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帝喾的都城——亳，处在东夷族与华夏族两大集团的交会地带，后来成了商族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史记集解》中说：“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成汤将都城迁至亳之后，商族势必与邻近的东夷族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史书上的“从先王居”就是将契视为帝喾的儿子，这说明商族文化与东夷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早期商族的鸟图腾崇拜，应来自东夷族。
东夷族是个典型的鸟图腾崇拜民族，东夷集团的核心部落——少昊（皞）氏以凤鸟为号。少昊（皞）氏之君叫挚，挚就是一种凶猛的飞禽。官名也以鸟禽来称呼。少昊部落则是由二十四个崇鸟的氏族构成的。
商族也盛行鸟图腾崇拜，这并非偶然。《史记》中有简狄吞鸟卵而产契的传说；《山海经》中也有王亥两手抓鸟食其头的记载；卜辞中有“高祖王亥”从鸟从亥的字形；甚至连无血缘关系的帝喾，也成为殷商祭祀的祖神之一——《礼记·祭法》中记载，“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诸如此类可证明商族身上有深厚的东夷文化烙印。
这个曾经盛行鸟图腾崇拜，与北方戎狄和东夷族均有密切关系的商族，是如何由一个北方燕山地带原始落后的母系氏族，进而主宰中原，建立一个长达六百年的青铜王朝的？
除了北方戎狄文化和东夷文化，殷商文化的最终形成还与中原地区的大司空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和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关。
共工氏是谁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商族的一支远祖就生活在富饶的豫北冀南平原上。关中至豫西一带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区，通常称为“典型仰韶文化”。随着华夏先民的不断流徙，人们分散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地区，发展出几个地方变种，其中在豫北冀南平原的是大司空文化（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大司空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安阳、新乡一带，日后这里成了殷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王畿。
豫北冀南平原的富庶造就了定居者的强大，承继大司空文化的后冈二期文化（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分布范围急剧扩大，东起山东菏泽，西至河南济源，北抵冀中的子牙河和滹（h）沱河，南达开封以南，与环嵩山地区鼎盛一时的王湾三期文化相接。
约公元前2200年，鼎盛的后冈二期文化突然在豫北平原消亡了。而在辽西、内蒙古东南、冀北一带，崛起了文化内涵与后冈二期文化极为相似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几乎是同时间的一兴一亡事件，其中必然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考古学家认为，后冈二期文化沿着古黄河河道向北迁徙，在燕山地区，与西进的辽西红山-小河沿文化相碰撞，产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尊形鬲被认为是后冈二期文化与红山-小河沿文化杂交的产物，除此之外，其他的器物类型均可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原型。
后冈二期文化千里北徙反映的是“流共工于幽州”的历史记载。
大司空文化陶器
大司空文化的主要陶器包括罐、瓮、盆、钵等，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上半端内折收敛的折腹彩陶盆，造型朴实，色彩艳丽，通常被用来储存水或食物。黄河之水奔腾而下，其中游有漳河等众多的支流，它们携带泥沙不断沉积成平原，非常适宜于农耕劳作。因而大司空文化区粮食充盈，陶盆、陶罐之类是必不可少的储存器皿。
后冈二期文化可能与史传中的共工氏相关。
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与后冈二期文化并立的有豫中环嵩山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与有崇氏相关，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与陶唐氏、有虞氏相关，海岱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夷族相关。共工氏与传说时代的尧、舜、鲧、禹同时。共工氏后来发展为春秋时期的共国。郑庄公的弟弟段发动叛乱，最后被剿灭于共。共国，位于今天河南新乡辉县市。可见共工氏位于后冈二期文化区内。
据文献记载，共工氏在当时称雄一方，横行一时，剽悍好战伐。与中原英豪尧、舜、禹，甚至五帝之一的颛顼都爆发过激烈冲突。《尚书·尧典》说“流共工于幽州”，这个“战斗的民族”最后被驱逐到遥远的幽州去了。
共工氏的罪恶
第一桩罪，兴起史前大洪水。
史传尧舜之际，中原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水灾。这次大水灾，由于气候反常，降雨量骤增，导致河流泛滥、山洪暴发、坡面流水剧增。但是世人却将大洪水归咎于共工氏，说因为共工氏与颛顼帝争帝失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地重心失衡，日月星辰移位，向东南倾斜，所以引发滔天洪水。《淮南子·本经训》中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氏成了史前大洪灾的罪魁祸首。
传说归传说，事实上位于黄河北岸的共工氏，是史前大洪灾的最大受害者。
共工氏所居之地，在如今的河南新乡辉县市，南眺黄河。历史上黄河几经改道，其改道点正是在新乡辉县市附近。每一次改道都泛滥成灾，共工氏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共工氏殚精竭虑，以治水为首务。史书上对共工氏的记载，也都与治水有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鲁语上》亦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共工氏被尊为水神，他的后代也因平土治水，而被称为后土，被尊为土神和社神。
但是共工氏的治水之术徒费功夫，全作打水漂。共工氏采取的措施是挖肉补疮，削平高丘，土壤用来堙塞低洼，以绝水患。结果上游的洪水受堵四溢，临近的各部落大受其害，怨声鼎沸。于是共工氏成了中原公敌，人人欲诛之。攻伐共工氏的有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等诸说，在中原先民心目中，共工氏形象之糟糕可见一斑。
第二桩罪，干预禅让制度。
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领袖实行禅让制，有德者居之。尽管历史真相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好，但是这属于原始民主推举制度，符合当时中原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共工氏却横加干涉。尧想把位置传给舜，共工大放厥词，极力反对：谁会把天下让给一个普通人？尧很是恼怒，发兵攻打共工，将他诛杀于幽州之都。因而后世史书将共工描述为一个桀骜不驯、残暴不仁的反派巨孽，甚至背上了“水患祸首”的黑锅。
共工氏与殷商族的关系
共工氏的灭亡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逸周书·史记》云：“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由于共工氏之君刚愎自用，放僻淫逸，加上连年水患，民穷财尽，终于被唐尧所灭。《国语·周语下》对此作了十六个字的总结，云：“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但是共工氏并不是真正被唐尧灭族了，而是被驱逐出豫北冀南平原，流徙到北方的幽州（今天的燕山地带）。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幽陵即幽州。共工氏最终融入北方戎狄部落。先秦时期的幽州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辽西、内蒙古东南、冀北一带，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与共工氏相关的后冈二期文化北徙之后，在他乡异地梅开二度，催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普遍发现青铜小器件，说明已经进入初级青铜时代。该文化的青铜器纹饰，如雷纹、云纹等，与殷商青铜器的图案密切相关。唐山小官庄遗址发现的铜耳环，其铜锡比例与殷商早期青铜器近似。铿锵作响的青铜器在殷商王朝臻于极盛，而殷商青铜制造业的滥觞之源，或许就在北方幽陵之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共工氏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部落。他们游离不定，血液中奔腾着运动的激情。《风俗通·祀典》引《礼传》：“共工氏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只要舟车能到达的地方，都会留下共工氏的脚印。
夏家店下层文化尊形鬲
《山海经》中令世人感叹万分的夸父追日神话，说的正是共工氏后人不屈不挠的故事。后土又称句龙，生有二子，分别是垂、信。夸父就是信的儿子，后土的孙子。他善于奔跑，曾经是尧之子丹朱的部下。后土为共工的儿子，所以夸父就是共工的裔孙，或者共工氏的族人。
夸父追日是共工氏太阳崇拜的反映。《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个事件应当发生在河、渭地区，也就是黄土高原一带。“北饮大泽”，相传雁门以北有个大湖泊，应是内蒙古岱海，与雁门相距约150公里。岱海古称诸闻泽，现有水域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就更加烟波浩渺了。岱海在河、渭之北千余里，夸父追日从黄土高原一直朝着千余里外的内蒙古地区奔跑，最后在抵达岱海之前就倒下了。
那么共工氏、后土、夸父与殷商民族又有什么关系呢？
雁门以北、岱海附近的内蒙古东南、冀北等广大地区，地形复杂，或莽原山川，或戈壁黄沙，古属于幽州。传说中的不周之山、有娀氏，也都位于这一带。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侧面佐证了文献中“流共工于幽州”的记载。吞燕卵而感生契的简狄出身于有娀氏，有娀氏在不周之北，是幽州戎狄部落的一个母系氏族。史书虽未明载，但有理由相信，有娀氏与流徙幽州的共工氏一定存在某种关联，二者都与商族关系密切，甚至是亲族。周武王伐纣之后，为了彰显革命的正义性，揭了商族的老底，蔑称之为戎。如《尚书·泰誓中》中的“戎商必克”、《尚书·康诰》中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等。
商族的起源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传说中的有娀氏、共工氏、东夷族，考古学上的大司空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都跟商族和殷商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糅合诸种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群体，诞生于中原大地，又流徙到北方幽州去，融合戎狄部落，最终又南归中原，建立极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商族如何从北方幽陵之地回到沃野千里的中原地区，首先必须从先商文化说起。
先商文化的滥觞
考古学上把成汤灭夏之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先商时期的商族首领确知的有十三位，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又称粮圉、根圉）、冥（又称季）、王亥（又称振、该、核）、上甲（又称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又称主壬）、示癸（又称主癸）。
伐桀灭夏、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又名天乙，是示癸的儿子。
在甲骨卜辞中，除了昭明、昌若、曹圉、冥，其余的九位殷商先公均可找到。此外卜辞中还出现了一个王恒，被认为是王亥的兄弟，冥的儿子。
甲骨文中有个字形，上端是颗奇异的脑袋，下端是侧立或侧跪的人形，通常释读为兕（sì）。兕经常被殷人祭祀，不但是祖先神，而且还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自然神，学者们认为他就是商族的始祖——契。
契最初的居住地在番，番又作蕃，今河北平山县附近。番西北250千米处，就是史传中的不周之山或幽都之门。不周山之北的有娀氏之女简狄吞鸟卵而感生契，等到契年长之后率其族人南迁至水草丰美、物产充盈的滹沱河流域，在滹沱河南岸的番建立根据地，商族从此繁衍下来。滹沱河是海河水系重要的支流之一，发源于山西黄土高原，向西南横劈五台山和恒山，而后东折，从巍峨的太行山滚滚而下，波涛汹涌，直奔低洼的华北平原。
契的根据地——番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上，这里是孕育古文明的摇篮。海河上游的无数条支流，裹挟着泥沙冲下太行山，在山前堆积起一个个富饶的冲积扇，其上崛起了一个个古国。从殷商到东汉，河北境内曾经有上百个方国、王国或诸侯，其中绝大多数聚集于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上。
契的时代，商族的生活习性与北方戎狄相近，过的是半农半牧、狩猎的日子，很可能尚处在由部落向简单酋邦的过渡阶段，文明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占据中原腹地、傲视九州的夏人。在大禹的心目中，商族或许只是尚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北方蛮人，很不起眼。
契因产自玄鸟之卵，所以也被称为玄王。玄王死后，他的儿子昭明成了商族部落的首领。昭明把根据地从番迁徙到砥石。砥石，位于今天河北泜河流域，在番南边大约110千米处。
泜河两岸丰美的水草、湿润的气候，让商族拥有成群的膘肥体壮的马、牛、羊。到了昭明之子相土时，商族有了大发展。由于畜牧业发达，相土驯养马匹，制作车乘，用来运输货物，开始从事原始商业活动。但与夏人广筑宫室、以耕作为业的定居生活相比，仍然有着天壤之别。
坐落在河北邯郸市西边的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泜河流域与漳河流域之间，是昭明南迁以后商族的文化遗存。这儿挖出了极为丰富的器物，诸如陶鬲、陶斝（jiǎ）、陶鼎等，具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揭露了商族的某些生活信息，如挖掘出石刀、石斧、蚌刀、蚌锯等劳动工具，说明当时的生产力较为落后。而居住地附近有沟道及与之相通的蓄水的竖井，口径2米，深度7米以上，井底淤泥中散落着先民们汲水时不小心掉落的陶樽、陶罐及破碎的陶片，可见当时已经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契时占很大比重的狩猎业、畜牧业，在昭明南迁之后已退居次要地位。
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神话表明，商族在诞生之初的婴儿期，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襁褓。自契以降，殷商先公都有明确的世系，意味着商族已经彻底告别“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迈入父权社会。涧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昭明率族人南迁之后，跟随着中原文明的脚步，逐渐由部落向酋邦过渡，不但出现了父权制，而且也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
反复迁徙的民族
在涧沟遗址的灰坑里，时有残碎的人骨出现，有的是火烧过并弄乱了的骨架，有的是单一的头骨。被发现的尸骨上残留着砍伤和剥皮的痕迹，这是因为在史前部落冲突中，俘获的敌方人员被斩首，用来祭祀。更惊悚的是，在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央，各放置了三个人的头盖骨。这六个头盖骨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一刀切下，制作成用来饮水的头盖杯，表明当时存在残忍的猎头习俗或头盖杯习俗，这是父权制出现以后部落战争加剧或者阶级压迫的产物。这样的习俗被商族沿袭了下来，在郑州商城宫殿区的一条壕沟中就堆积着近百个头盖杯。
此外，涧沟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十件龟甲，有的在上部凿穿一孔，可穿绳佩戴。这些龟甲应是巫师占卜祭祀时用来沟通鬼神的器具。殷商民族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应是从昭明时代开始的。
带领族人回归中原的，也正是这个使用头盖杯、开始占卜祭祀的昭明。昭明和他的子孙后裔经过反复迁徙，终于在豫北冀南平原安居下来。
从年代上看，“流共工于幽州”或者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距离殷商始祖——契的诞生不会太遥远，大致一两百年。契之后的四百多年间，殷商先公率领族人多次迁徙，这就是《尚书》中的“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具体路线众说纷纭，但是均在河北滹沱河流域与河南商丘之间，南北直线距离大约500千米。
商族的不断迁徙可能与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反复有关。
全新世时期，全球及中国气候的波动呈现出八冷八暖的格局，冷期历时大多在两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全新世时期最著名的冷事件有新仙女木事件（公元前10900年—公元前9580年）、“8200年冷事件”（公元前6200年前后）、仰韶中期寒冷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全新世事件3”（公元前2200年前后）等。
新仙女木事件催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史前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8200年冷事件”则推动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不同族群文化的大交流。仰韶中期寒冷期导致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衰微，引发东夷、苗蛮等周边各族的侵扰，而在长江下游则兴起了良渚文明。“全新世事件3”又称“夏禹宇宙时期”，持续时间长达数个世纪，气候极不稳定，冷热交替频繁，破坏性强的水、旱灾连续不断，史前文明遭受重创。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消亡了，黄河中下游则爆发尧舜时代大洪灾。
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四百年间，华北地区陷入断崖式的大衰退，聚落村社和人口锐减八九成，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出现短暂的温暖期，在北纬40°的今河北阳原县一带有成群的大象出没，这是全新世时期亚洲象分布的最北地点。但是好景不长，一两百年后，又发生一次明显的干/冷干事件。北方骤冷，环境恶化，势必对以半农半畜牧为业的商族产生影响，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四百年间，十三四位殷商先公率其族人，在幅度超过500千米的巨大空间内不停地作南北来回摆动。商族可谓是“陆地上的漂流部族”，即便是汤灭夏建国之后，统治者也是频频迁都，居无定所，将商族与生俱来的游动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尚书·酒诰》称，商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这使人不禁想起了共工氏之子修喜欢驾着舟车远游，两者是何等的神似！
在史传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商业行为和贸易事件就产生于驾驭牛车、云游四方的商族部落。殷商先公王亥也被誉为“商业的鼻祖”。商王朝灭亡之后，殷商遗民难改四处流动的习性，为了谋生奔波不息，重操祖业。后人就将这一流动性强的行业冠以商族之名，称曰“商业”。这个崇尚运动、活力十足的原始部落，注定要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在文明史上叱咤风云，留下永恒的足迹。
万国时代的华夏
殷商始祖契和昭明父子所处的年代，正值史前中国处在风云突变、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史传文献中的“万国”时代。《战国策·齐策》中记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绝非指远古时期有一万个小国家，意思是有极其众多的国家同时并存于华夏大地。这些小国家，势力所及范围很狭窄。《汉书·地理志》说，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这是对“万国”的最好诠释。以上记载说明大禹之时，虽有诸侯万国，但地域之广，不过百里而已，约有1200平方千米，与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面积相当。当然，这里的百里也是虚指。
“万国”的政体性质，如夏曾佑所说的那样，一个部落就是一国，一国之君也不过部落首领而已。因而大禹之时的万国，当指处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规模不等的氏族部落。有夏氏为一国，陶唐氏为一国，共工氏也是一国，其君主就是该氏族部落的酋长。国内学者将这个时期不同的政体形式概括为“方国”、“邦国”或“古国”。
西方学者则将这些文明国家出现之前的复杂的氏族部落社会称为酋邦，酋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社会进化阶段。游群（即原始群）和部落是缺乏等级的小型社会，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内罗（R.L.eiro）进一步指出，酋邦是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酋邦的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上限标志着向文明国家迈进的开始。
酋邦也不是一种整齐划一和铁板一块的政权形式，它分成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两种类型。简单酋邦具有两个层次的聚落等级，若干个较小的普通聚落围绕着酋长的中心聚落。复杂酋邦具有三个层次的聚落等级，普通聚落围绕着次中心聚落，而次中心聚落又围绕着最高酋长居住的中心大聚落。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复杂酋邦已经非常像早期国家了，也只有复杂酋邦才能演变为国家。
然而，由酋邦向国家迈进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由于疫病、农业歉收、外敌入侵以及内乱等因素，大部分复杂酋邦会瓦解成简单酋邦，或从整体上崩溃，从而留下了文明的悬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
“方国”、“邦国”或“古国”大致相当于人类社会进化中的酋邦阶段。唐尧、虞舜、大禹之际，正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中原大地万国林立，并存着数量极为众多的氏族部落，它们大小不一，文明程度各异。有的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譬如契的母族——有娀氏；有的已进入简单酋邦阶段，譬如共工氏、昭明时代的商族；有的已经是复杂酋邦，譬如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唐氏或有虞氏，它们正朝着早期国家阔步迈进，甚至跨入早期国家阶段。而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却是有夏氏之君大禹。
最早国家的建立
自契至成汤八迁的四个世纪内，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衰亡了，曾经威赫一时的有唐氏在内乱中被消灭了。环嵩山地区的有夏氏之君大禹通过治理大洪水，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取代唐尧、虞舜，成为中原各氏族部落的共主。
约公元前2072年，夏禹率军南下攻屠三苗，大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国家——夏朝。关于夏朝建立者是禹还是启，学术界多有争论。顾颉刚先生曾断言“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但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材料，明确无误地确认了大禹建立了夏朝。战国楚简《清华简·厚父》载：“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竹简残缺十字，应是叙述大禹治水的功德，新近出土的遂公（xǔ）铭文中开篇即云“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可与出土的《清华简·厚父》相印证。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应是确凿无疑的。
大禹择都于颍河畔的阳翟（今河南禹州附近），制定刑法，确立官制。夏朝刚建立之初或许只能勉强算是早期国家，然而自此以降，中原地区大为改观，不再是万邦林立，一盘散沙。各路诸侯俯首听命于高坐殿堂的大禹，凝结成命运共同体，踏上迈向文明时代的康庄大道。
《史记·殷本纪》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如此一来契也应该是遵从夏禹的地方诸侯之一。但这是后世史书的假托之辞，因为那时候契尚在冀中滹沱河流域，远离中原洪水泛滥区数百里，不大可能南下辅佐大禹治水。
大禹像（汉代石刻）
契大致跨越禹、启父子二人的在位年代。夏朝初年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中部的郑洛地区，大禹定都于阳翟，启居于黄台之丘，太康、仲康都斟鄩（zhēn xún，今河南偃师境内，或即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在这一区域内。大禹建立夏朝之后，以其无私成其有私，抛弃了当时政治领袖产生的“潜规则”——推举制，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世袭制的先河。
充满血腥的王朝
夏王朝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味。《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夏禹希望儿子启继承王位，但“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担忧儿子德才不配位，于是假意宣称要禅让给德高望重的伯益，暗中却大肆培植启的势力。禹死之后，伯益继位。屈原《天问》中说，启想取代伯益而做国君，没想到会忽然遭到灾难（被拘禁），却又从拘禁之中逃脱出来，伯益的弓箭手向启交出武器，以示投诚。
启以暴力杀掉伯益之后，取得了王位，尽情享受其父披荆斩棘、饱受风雨之苦换来的安逸日子。启在钧台召集诸侯，举行大型酒宴。即位的第十年，在天穆之野舞《九韶》，举行大规模的祭天典礼。早期文献及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都说启是一个失德或德薄的君主。
《墨子·非乐上》引用逸书《武观》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启纵乐放荡，沉湎于酒乐之中，尽情歌舞，连天地鬼神都看不顺眼。）战国楚简《清华简·厚父》亦称：“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这是说天帝担心启德薄，与《武观》所说相吻合。
启还西征有扈氏（今陕西西安鄠邑区西南甘峪和甘亭一带），战于甘泽。《吕氏春秋·先己》中说，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泽，夏启败北。六卿请求再战，夏启颇有自知之明，认为“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从侧面印证了史传文献与出土材料中有关夏启德薄的记载。
根据《墨子·耕柱》的记载，启“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制成九鼎。昆吾，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新密的新砦（zhài）遗址与启所居的“黄台之丘”相关。虽然世传九鼎是大禹铸造的，但是笔者宁可相信墨子的话，是启铸九鼎于昆吾。唯有坐收先人之成，崇尚“丰亨豫大”的启，才会在远征有扈氏之后，不惜民力，开采中条山的铜矿，在“黄台之丘”旁边的昆吾，完成这一标志着坐拥河洛、挥令诸侯、一统中原，足以彪炳千古的“王朝形象工程”。
夏铸九鼎
夏铸九鼎的历史意义重大，它翻开了青铜时代的第一页。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让抽象的权力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以物理形式表达王权，使得王权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睁眼可见、实实在在的具体物质。启铸九鼎，确立了垄断性、强制性的王权，这是国家与复杂酋邦的最大区别，标志着夏王朝获得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对权力的觊觎
九鼎一问世，就成为先秦时期政治权力上独一无二的标志物，如同海面上一条漂流不定的木舟，随着王朝的沉浮更迭而不断易手。夏亡，九鼎从夏桀手中转移到商汤手中。商亡，周武王又从商纣王手中夺得九鼎，将战利品置于洛邑旧城。周成王时，周公旦在旧城东北的郏鄏（jiárǔ）营建新邑洛，将九鼎挪移到郏鄏新城，安放在明堂，并召集诸侯，正式宣告定鼎中原，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
二里头文化陶鼎
在那个兵马强者为雄的乱世，任何有野心的人，都会对九鼎垂涎三尺。夏启铸鼎之后一千四百年，即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了洛邑城下，震撼了摇摇晃晃的东周王朝。
周定王已无力秀肌肉，只好派出王室宗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却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楚庄王问鼎，这是对周王“天下共主”权威的一次赤裸裸的挑衅。
九鼎究竟长得如何？鼎，是上古时期用于烹煮食物的炊具。今人可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去拟想九鼎的模样。典型的陶鼎通体浑圆，高40厘米，口径30厘米，敛口，鼓腹，圜足，下有三个刀形扁足支起。夏时的九鼎以青铜铸就，也有三足，但外形方正典雅，散射出幽幽的金黄光芒，泛着令人敬而生畏的威权魔力。
有幸亲眼看过这一王权至尊象征物的，肯定不在少数，王孙满就是一位。但是楚庄王却从未见过，倍感稀奇，以为得此神物，天下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王孙满如此向楚庄王描述：九鼎上浮雕着各地物产的图像，各种东西都刻在上面了，让百姓知道神物和恶物。晋郭璞注《山海经》时说：“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可见九鼎上还铸有饕餮之纹。
王孙满最后说了一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以此告诫楚庄王，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楚庄王还是没资格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
在周王室岌岌可危之际，王孙满及时给头脑发高烧的楚庄王泼了一大盆冷水，终于将他劝退，漂漂亮亮地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
夏启铸造九鼎于昆吾之时，契或许尚在滹沱河畔游走，为商族民众的温饱问题而烦恼，绝对不会对数百里之外九个金灿灿的铜鼎产生兴趣。契也断断料不到，四百多年后“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夏王启苦心铸就的九鼎将落到自己的子孙手中，子孙们会建立一个延续近六个世纪的青铜王朝。
及至启的儿子太康，沉湎于淫乐之中，朝政腐化。大禹苦心经营的事业开始崩解，中原地区各方国、部落渐渐失去向心力，甚至起了叛逆作乱的不臣邪念。彼时，契在滹沱河南岸的番，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他的儿子昭明成了商族的领袖，正准备南迁泜河，向中原腹地靠拢。
与之同时，与商族关系密切的东夷族，也觊觎富饶的洛阳盆地，不断西进，蚕食夏王的领地。东夷有穷氏的酋长后羿凭借着高超的射术，率其部属，进占夏都斟鄩。
太康只知过着飞鹰走狗的骄奢日子，对包藏祸心的后羿毫无戒备。太康身为国君，严重失职，在远离国都斟鄩两百余里之外的“有洛之表”（洛河南岸一带）狩猎游玩，数月不归。后羿顺利地窃取了夏朝的权柄，扶植太康的弟弟仲康为王。但仲康只不过是后羿的玩偶，虚有其位。
精通射术的后羿（东汉石刻）
仲康死后，后羿将仲康的儿子相撵走，自己独揽大权。夏王相被迫流亡帝丘，投靠同姓诸侯斟灌氏、斟鄩氏。帝丘，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二斟位于濮阳邻近的范县境内。夏王相东徙帝丘，处于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交叉地带。
夏王相——史书称之为帝相，为了站稳脚跟，不断东扩，征讨淮夷、畎（quǎn）夷、风夷、黄夷，它们都属于东夷部落。夷夏融合，夏的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江苏省连云港市发现的藤花落古城，有内外双重城垣结构，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4万平方米。藤花落古城始建于尧舜时期，是淮夷部落的一座具有防卫功能性质的史前城址，据研究废弃时间在夏朝初年，或许与帝相征淮夷相关。
相土迁商丘
后羿乱夏、帝相东奔之时，商族的相土已经取代其父昭明，成了殷商第三位先公。相土再次迁徙，从今河北泜河流域南迁至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回到了富庶的豫北冀南平原，坐收膏腴沃土之利、河水灌溉之便，开始仿效夏人，筑造城郭，得以脱胎换骨，获得了质的飞跃。
相土所居的商丘，是传说中帝喾之子阏（è）伯（即契）的旧地。阏伯在唐尧时期担任火正的官职。火正，专司祭祀大地、神鬼、祖灵，负责观测大火星（即心宿二，又名商星、大辰，全天最孤独的亮星之一），并根据其运行规律确定时节，用以指导农耕劳作。相土承袭阏伯的天文历法，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的殷商王朝就以大火星为祭祀主星。
相土所迁的商丘，在哪里？历来有两种主张。一说是河南濮阳，一说是河南商丘。两地分居黄河南北，相距160公里。
濮阳说的依据是《水经注》中的记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相土因之。”另外，可信度很高的《古本竹书纪年》中也有一句话：“帝相即位，处商丘。”这里的商丘就是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而且濮阳离殷墟安阳较近，只有70千米，甲骨文中记载商王多次卜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武丁的王后妇妌（jìng）还曾在这里主持农业生产。
商丘说的依据是《左传·昭公元年》中的记载：“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宋，大辰之虚也。”意思是说，宋国是大火星（即大辰）的分野，所以商丘在宋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今河南商丘有阏伯庙、阏伯台。宋太祖曾经祭拜过阏伯庙，说明商丘的阏伯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濮阳说与商丘说，到底孰是孰非？
濮阳说有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作的详细考证，又有西晋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作佐证。所以唐宋时期大都认为相土迁居的是濮阳，而不是商丘。宋代文献《太平御览》卷一一锤定音：“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至于为什么帝丘又作商丘，通常认为商、帝字形相近，容易出现错误，文献在转写过程中，又以讹传讹，帝丘就成了商丘。
商丘说的主要依据是《左传》的分野理论。所谓的分野理论，指的是天上一星对应地上一国，是后世占筮家根据神话传说，经过个案解释，辗转产生的天文学说，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不成熟与完备，属于玄学范畴，并不适用于准确解释历史事件。将商人主祀的大火之星，与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星占分野为大火相联系，得出结论，相土迁居的商丘在宋地，是十分勉强的。阏伯为火正，商族主祀大火星，但不能因此理解为相土所迁居的商丘的分野就是大火。因为相土以后商族多次迁徙，不可能所居之地的星野就是大火。宋为商族之后裔，所居之地的分野恰为大火，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阏伯为帝喾之子，史称帝喾定都于亳，这个亳，也就是南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亳在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即今河南省商丘虞城谷熟集。《左传·昭公元年》中说，帝喾有两个儿子，除了阏伯，还有一个叫实沈。兄弟俩不和，经常争斗不休，吵吵嚷嚷。帝喾一怒之下，把阏伯赶到“商丘”去。这足以说明古“商丘”必定不是帝喾的都城亳，也就是今河南商丘一带。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孔安国明确无误地指出，汤从古“商丘”迁往帝喾的都城亳。所以，相土南迁的古“商丘”就是今河南濮阳。
商族势力的扩张
商族首领相土迁徙濮阳，与后羿进占夏都斟鄩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羿篡夺夏朝权柄之后，大禹建立的中原旧秩序逐渐瓦解，新秩序尚待重建。夏王相屡次武力讨伐东夷，以拓展自身影响力。相土反其道而用之，迁濮阳之后，祭祀大火星，以阏伯的继承人自居。实则是打着帝喾高辛氏的旗号，以博取东夷族的认同或支持，与夏王相较劲，在黄河中下游争夺势力范围。
《诗经·长发》歌颂殷商先公的功绩时，赞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领袖形象。海外，并非指东海或黄海之外，而是指古时内陆面积较大的湖泊或沼泽地之外，如西汉时的居延泽、唐代时的居延海。此处的“海”，应该是今河南濮阳与山东-（juàn）城之间的雷夏泽和今山东巨野北的大野泽。“海外”就是指雷夏泽、大野泽以东的岳石文化区，属于东夷族的活动区域。相土的雄健征服了骁勇的东夷人，势力扩张到山东半岛去了。
商族在相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不但在豫北冀南平原站稳脚跟，而且伴随着频繁的征讨，军事民主制也渐渐建立起来了。商族因而得以拉近了与夏王朝的差距，成为夏王朝最强劲的潜在对手。两百年之后商汤能够灭夏，建立一个铿锵有声的青铜王朝，它的十一世祖——相土功不可没。
相土南迁之后，商族就活跃于豫北冀南平原，开始酝酿自己的宏大前程。相土的儿子昌若、孙子曹圉默默无闻，他们的事迹早已埋没在厚厚的历史积尘里，史书上只留下他们的名字，在甲骨文中甚至连名号也找不到。
曹圉，商汤的九世祖，也叫粮圉、根圉。《说文解字》云：“一曰圉人，掌马者。”粮圉，意味着这时候的商族部落有发达的农耕，也保留了畜牧业的传统。沃腴的豫北冀南平原是上天赐给商族最好的礼物，温暖湿润的适宜气候，让商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不容小觑的部落。但在昌若、曹圉时代，父子二人静观时局变幻，奉行隐忍不发、壮大实力、伺机而动的策略。
寒氏政权的恐怖阴影
昌若、曹圉时代，夏王朝正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动荡。后羿逼走帝相之后，斟鄩成了他的天下。大禹苦心经营的伟业沦丧在他的不肖子孙手中，被异族窃走。后羿篡夺王位，建立了有穷氏政权。但是后羿重蹈夏王太康的覆辙，他对自己的武功和高超射术过于自信，整日沉湎狩猎而无法自拔。他排斥武罗、伯姻、熊髡（kūn）、尨（máng）圉等忠臣，把朝政交给了心机重、城府深的权奸寒浞（zhuó）。此君是东夷寒氏（今山东潍坊一带）的弃人，因其恶行被驱逐出族。寒浞流落到斟鄩，凭借着他的机巧百辩获得了后羿的欢心与重用。
寒浞却背叛了后羿，趁后羿出外，他广结党羽，大树亲信，斟鄩城迅速易主。后羿走投无路，毙命于自己的家仆之手，后羿的儿子也被活活饿死。寒浞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部落的新主子。
寒浞进而大举东征，讨伐流落濮阳一带的帝相。帝相被杀，王后身怀六甲，从小洞侥幸脱走，逃亡至有仍氏（今山东济宁），在那儿生下了少康。
寒浞令儿子寒豷（yì）镇守戈（今河南安阳地区），以监视夏族残余的活动；另一个儿子寒浇（ào）镇守过（今山东莱州），以震慑东夷族各部。同时派人四处搜寻少康的下落，以防止夏人复辟。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从洛阳盆地到山东半岛，全都笼罩在寒氏政权的恐怖阴影之下。
商族部落或许尚未迁徙，仍以濮阳为都，寒豷的驻地戈就在西边的不远处。昌若与曹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寒豷的监视，只能继续采取隐忍无作为的策略，免得树大招风，引来灭族之祸，这或许是昌若、曹圉在青史上默默无闻的原因吧。
兼具祖先神与自然神身份的商族首领
其后曹圉的儿子冥成了商族的首领。冥之时，帝相的遗腹子少康以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一带）为据点，积极谋划复国。夏朝旧贵族伯靡也在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一带）收拢“二斟之烬”，与少康齐心协力，共图大业。少康派儿子季杼（zhù）攻打戈地的寒豷、过地的寒浇，消灭寒氏外围势力。伯靡自有鬲氏南下，与少康、季杼父子会合，一路西进，凯歌高奏，直捣斟鄩，击杀老迈昏庸的寒浞。
斟鄩虽然一度是夏朝的都城，但是遭到异族的践踏，残破不堪，到处都是乌烟瘴气，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少康就把京城设在颍河畔的大禹旧都——阳翟，以宣示致力于恢复大禹的丰功伟业，史书上称之为“少康中兴”。
由于东夷穷、寒二氏的破坏，中原地区陷入了超过半个世纪（可能不止史书上所说的四十年）的混乱局面，在少康复国成功之后，建立了新秩序。中原地区的方国、部落都尊奉少康为共主，将大禹、启等夏朝先王与天一起祭祀。少康因此被视为继大禹之后又一位夏族英主。
“少康中兴”是夏朝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商族首领冥仰望着声势日涨的少康，决定心甘情愿臣服于夏王朝。他率领商族，在漳河至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安居乐业，积极发展农耕。
那个时候，黄河故道由今河北经天津入海，桀骜不驯的黄河夹杂着浑浊的泥沙奔腾东下，犹如猛兽一般，将所有的东西席卷一空。于是冥被夏王朝任命为司空，负责治水之事。数百年前，共工治水失败被迫流徙幽州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冥不得不举全族之力，与洪水之魔作搏斗。尽管冥苦心孤诣，勤勤勉勉，但是仍然难逃共工的劫运，不幸殉职于治水之事。
冥虽身死，但其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商族中却永放光芒。商族对舜、始祖契实行禘祭，对商汤、冥实行郊祭。禘祭是祭祖先以配上帝；郊祭最为隆重，是祭祀天地的一种仪式。古人举行郊祭，在特定的冬至之日、特定的开阔原野上进行。
《礼记·祭法》郑玄注：“冥，契六世之孙也。其官玄冥，水官也。”冥治河，死于河，故被夏人尊为河神。河神，是保佑农业丰收的自然神。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河就是指冥，与史传文献的记载相符合。如有两条卜辞云：“辛巳卜，贞：来辛卯酒河（燎）十牛、卯十牢。王亥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十牛、卯十牢。”“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宗于河。”
在第一条卜辞中，河与王亥、上甲微三者祭祀的规格相同，说明河与王亥、上甲微的地位是相等的。王亥、上甲微是殷商先公，河也应当是一位殷商先公。
第二条卜辞中，问的是在河的宗庙一起祭祀王亥、上甲微可以吗？也说明河与王亥、上甲微地位相等，都是殷商先公。
冥是不见于卜辞的四位殷商先公（昭明、昌若、曹圉、冥）之一。这两条卜辞中，河的位次在王亥、上甲微之前，王亥是上甲微之父，那么河应当就是王亥的父亲冥。
再看另外一条卜辞：“贞：于河、王亥求年。”这条卜辞祈求河、王亥的佑护，以过一个丰收年。卜辞中河与王亥并列，且在王亥之前，确认了河、王亥都是殷商先公，而且极有可能是父子二人。
冥勤其官事，治水身死，与日月争辉，山河同在！所以在卜辞中，冥兼具祖先神与自然神双重身份，受到殷人的崇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