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
《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格必卑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②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唐季五代之词独胜，亦由此也。
注解
唐季：有版本亦作唐宋。
②陈卧子：陈子龙，见《人间词话·手稿本·陆捌》注解。
译文
陆游在《花间集》的跋语中说：“唐末五代，诗歌的水平越来越低下，然而能够配乐的词却古朴简明，令人喜爱。能够写出好词却不能够写出好诗，用一般的道理是不能解释的。”《提要》反驳说：“这就好像能举七十斤的人，举一百斤就会跌倒，举五十斤则能运转自如。”这段话很有说服力。但是认为写词就一定比写诗容易，我不能相信这种论断。陈子龙的话很有道理：“宋人不了解诗而强作诗，所以整个宋代没有真正的诗歌。不过，宋人欢愉愁怨的情感，是心动于心而不能压抑的，大多都在词中抒发，故宋词的成就最为突出。”唐末五代之词之所以独树一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赏析
宋诗不如唐诗，这大概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宋人以理入诗，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皆有精彩独到之处，虽不及李、杜，然以“终宋之世无诗”论之，似乎太过。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
“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