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②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③，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④等阕，则近于五排矣。
注解
排律：律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由于按照一般律诗的格式加以铺排延长而成，故又称排律。排律一般都是五言诗，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均须对仗。
②骈体文：受汉代辞赋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文体，又称骈文、骈俪文。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成为文章的正宗。唐代“古文”复兴，遂称其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因为其句式特点，在晚唐时又被称为“四六”或“四六文”，明代一直沿用这个名称，清代则称其为“骈体文”。骈体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体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
③绝句：绝句来源于两汉，成形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代。当时都是四句一首，故又称为“联句”。《文心雕龙·明诗》所谓“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唐宋两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绝句风靡于世，创作之繁荣，名章佳篇犹如群芳争艳，美不胜收，可谓空前绝后也。
④《沁园春》：曲牌名。又名《大圣乐》、《东仙》、《念离群》等。
译文
诗歌的体裁以五言古诗与五、七言绝句为最上，其次是七言古诗，再其次是五、七言律诗，最下的是五言排律。五言排律这种体裁，既不适合寄兴也不适合言情，几乎与骈体文相等。词中的小令如同诗中的五言古诗和绝句，长调如同五、七言律诗，至于长调的《沁园春》等词，则接近于五排了。
赏析
诗歌的语言极为精炼，这就决定了它们体裁的短小。诗歌应当具有真挚的情感，这又决定了它们不能受到过多格律的限制。
越多限制，越少佳句。五言、七言绝句限制不多，既适合吟唱，又不失音律，因此佳句极多，为唐诗最上品者。老王将绝句列为“最尊”在情理之中。五言、七言古诗最为自由，其风格更加多样化，佳作也多。五、七言古诗区别在于五言古诗更加洗炼，意境更为集中（如陶渊明、大小谢之诗）；七言古诗抒情更加通畅，其长篇之作，或汪洋恣肆（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或华美流畅（如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或工丽庄严（如李商隐《韩碑》），其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至于为什么老王把七古排在五古之后，也许是个人喜好的原因吧。五律、七律中间两联必须对仗，而平仄上要求也更多，这对诗人的表达又多了限制。即使有好句子，因为音律对仗不合，也许就转为五古和七古。五、七言律诗佳作也是不少的，但因为表达上的限制，因而排在了后面，也就是老王所说的“又次之”。
五排这种体裁，将诗歌的句数扩大，并且每个句子都要遵从格律的要求，诗人在这种约束之下，必然要以放弃自己的灵感为代价，这就像骈体文因为过分追求对仗和辞藻的华丽而流于形式一样，会导致内容的空虚和艺术活力的丧失。虽然有些名家能够很好地驾御长律、长调和骈文等体裁，但是它们的消极意义仍是无可回避的。
比之于词，老王说“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值得商榷。
其实五言古诗应该不能和小令相比较，因为一则五言古诗几无约束，而小令还有句式平仄；二则五言古诗篇幅可以很长，而小令则有字数限制。再有“长调如五、七律”也不妥，中调字数应该与律诗更加相近。“小令如绝句、中调如律诗、长调如排律”这样说应该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