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子与立侄的矛盾，是武周后期的一个核心问题。
到了武则天执政的中后期，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就是武周帝国的继承人问题。武则天必须为自己的身后之事作好打算，留给继承人一个稳定的、能够继续发展的帝国。而李武两派已经成为两大势力，再消灭哪一方，都会给政局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不是武则天所希望的。她的目的是两方既共同存在，又相互牵制，保证自己居中掌控的权威地位，再试图将两派捏合在一起。
从李渊建国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唐朝的中央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政治面貌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皇权的继承失去了秩序。中国封建专制王朝长期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在唐代前期，嫡长子继承制相对失去了这种约束力，最高权力的继承靠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唐朝前期的皇位继承，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平稳地继承皇位，如隐太子李建成、恒山王李承乾、燕王李忠、孝敬皇帝李弘、懿德太子李重润、节悯太子李重俊等，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
第二，真正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比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储君。相对于名义上的储君，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对手--“潜在的储君”。
继承人之间互相争斗，大臣各投阵营，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至地方，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集团。这些政治集团以“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出现。一“君”是指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成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护一个皇位继承人选（名义的储君或潜在的储君）；三“方”是指两大政治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
这一政治格局是伴随着唐帝国的创建而产生的，与唐朝开国史紧密相连。自太原起兵开始，李渊一家便是分工合作创立基业。李世民、李建民、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智囊班子、武装力量和外围人员。所以在唐帝国建立以后，李世民等人与高祖的关系，便和以前皇子与皇帝的关系不尽相同。李建成是名义上的储君，李世民、李元吉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继承皇位的某种合法性。特别是李世民，有扫荡天下的大功，是潜在的储君。最后分化组合的结果，是唐高祖、秦王、太子与齐王形成“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太宗既已依靠武力夺取皇位，以他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便成为诸位皇子仿效的对象。李泰很有其父之风，招揽人才，觊觎储位。李承乾也积蓄力量，准备夺权。他们不但想杀死对手，也着手挟持太宗。于是李泰、李承乾与太宗又构成了“三方格局”。作为政治强人，唐太宗果断地将两个继承人集团都消灭了，让李治继承了帝位。但李治的软弱使李氏失去了政治上独尊的地位。
推动这一格局持续影响政治的，是武则天改唐为周。
唐代前期皇位继承混乱的一个重要渊源，就是皇权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陈寅恪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以玄宗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前期最高统治集团表面上推属李氏或武氏，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百年有余，实际上最高统治者轮转分歧混合，虽有先后成败之不同，但可视为一牢固的复合体，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世局。”
武周代唐以前，皇位继承人选，仅仅在李氏一家中产生。然而武周代唐以后，皇位继承人选的范围就扩大到了李、韦、武几家特殊的贵族：武承嗣、武三思、韦后（中宗李显之妻）、安乐公主（韦后之女）、太平公主等都试图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在武则天称帝期间，特别是王朝后期，李氏和武氏各有一个实力集团，与在位的武则天构成三方格局。作为皇帝的武则天，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唐初延留下来的几大政治势力插手皇位继承人的现实；另一方面，她也在利用甚至导引这种现实，为己所用，维护自己的政权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武则天扶持武氏凌驾于李氏之上。毕竟，帝国的皇帝是姓武的，大部分实际掌权的官员是武氏门下客，许多忠于李氏的大臣被剪除，甚至皇储李旦也改姓武氏了。
太子的缺位，使武承嗣等人因此跃跃欲试。政治上的权威要靠时间来树立，一个家族占据皇权的时间越长，便越具权威性，越具合法性。反之，这个家族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越受到质疑。武周代替李唐，长达数十年，足以使李氏的绝对权威受到削弱，而武氏的特殊地位逐渐为贵族乃至全国老百姓承认。但是李氏也在暗暗积蓄力量，力图恢复独尊地位。尽管诸武子弟来势汹汹，而当时武则天的二子李显、李旦均遭幽禁，形同囚犯，但是诸武的企图却遭到了朝中执政大臣的坚决反对。李武太子之争的问题实质上是诸武子弟与支持李唐宗室的大臣之间的太子位之争。
武则天清楚她所处的环境，在对待李武两大集团上，她始终采取相互制衡的手段，力图避免任何一股势力激增，而对她的权力构成威胁。但立皇嗣的问题不解决仍是武则天头痛的事。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自古以来，任何帝王都是以自己的儿子为皇嗣，没有立旁支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儿子虽是她生养的，但从宗法关系上说，儿子是李家的，她只是李家的媳妇。只要儿子是皇嗣，这天下终究是李家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困扰着她，她无法果断地作出决定。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把她的儿孙都改姓武。于是出现了两类亲王并立的情况。但令武则天烦恼的是，这两类亲王虽都姓武，却明显是两个阵营，在宗法关系上，他们血质不同，合不到一块儿去。
到长寿二年（公元693年），继承人问题再起风波。正月初一，武则天主持祭享万象神宫大典，非常隆重。在这盛大的元日大典上，继武则天之后为亚献、终献的分别是魏王武承嗣和梁王武三思，而没有皇嗣李旦的位置。李旦此时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皇妃刘氏和窦氏（李隆基之母），被告发在宫内搞迷信活动，诅咒武则天，乞求非分之福。正月初二，刘、窦二妃被秘密杀害。窦妃之父润州刺史窦孝谌、母庞氏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在此后也受到奴婢的诬告，差点被满门抄斩。此举目的明显是针对皇嗣李旦，李旦不敢对武则天稍有违拗，事后来到母亲跟前，强装不知，容止自如。
一个月之后，皇嗣李旦诸子全部降低封爵，皇太孙李成器降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降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降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降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降为彭城王。武则天还对儿孙们加以监视、幽禁，怕大臣与他们接触。前尚方监（少府监）裴匪躬和负责宫内侍奉的宦官头领内常待范云仙，因未经批准而私自拜谒李旦，被腰斩于市。这时，她似乎倾向于提高武氏诸王的地位。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前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进入新的回合。
这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因为太平公主的荐引已经来到宫中，以年少貌美得幸于武则天。诸武极力巴结二张，想通过他们谋求储位。神功元年六月底，武承嗣、武三思再度拜相，这是二张吹风的结果。
然而，形势的发展对武承嗣、武三思极为不利。尽管他们打出宗姓继嗣的传统招牌，声言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但立子弃侄已是人心所向。宰相狄仁杰再度依照当年李昭德的思路对武则天进行劝解。他为此事同武则天作了多次交谈。狄仁杰强调：“陛下现在享有的天下，是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矢而开创的，他完全有理由传之子孙。高宗天皇大帝去世时，把二子交托于陛下。陛下今欲将皇位移交给他族，恐怕也太有违天意了吧！”立侄对于武则天来说不仅意味着弃子叛夫，是对自己合法性的否定，而且身后的地位也并无保证。这是武则天多次作出传子不传侄决定的重要前提。为了强李抑武，狄仁杰想办法把庐陵王李显从房州召回。宰相王方庆、王及善等也逐渐站到狄仁杰的立场上，支持召回庐陵王。
而且，这次继承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又和外交问题纠缠在一起。两派都想利用外交压力使继承人的归属朝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发展。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东北的契丹反武周，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率领下，攻陷营州都督府，所向皆下，女皇大发兵以迎战。当大周情势紧急之时，九月，吐蕃遣使来议和交涉，要求割让安西四镇之地；同月东突厥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又遣使来，要求以归还河西降户作条件，换取出兵助国讨契丹。女皇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往讨。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此时东突厥首领默啜乘间袭击契丹的松漠根据地，使孙万荣军势一时受挫。稍后契丹复振，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又攻满洲（今河北河间县），兵锋深入，河北震动。至翌年（公元697年）三月，与王孝杰军17万会战于东硖石谷，武周军大败，王孝杰殉阵，契丹乘胜攻入幽州（今北京）境内，杀掠百姓，武攸宜不能克。围攻幽州时，孙万荣还以李显、李旦被废为借口，并移檄洛阳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触动了武则天。四月，女皇以河内王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往击契丹。六月，武懿宗至赵州（今河北赵县），不战而南退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屠赵州。
武则天不得不起用李唐派。第一个被启用的人是狄仁杰。之后，年近八十的益州长史王及善，被起用为滑州刺史。武则天和他进行了长谈之后，进一步发现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令，进入宰相班子。这种情况对武派是不利的。河北危机越发展，武派的无能表现得愈充分，李唐派士族被重用得越多。武派氏族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独立解决河北危机，或者让李唐派士族越来越多地夺走他们的权位。这时候，新情况出现了。
这一年六月，东突厥默啜又乘孙万荣进攻幽州的时候，再次袭击他的后方基地，使孙万荣军心恐惧动摇，所部奚人叛变，与武周军夹攻孙万荣。孙万荣大败而逃，中途被部下所杀，传首神都，余众皆降于东突厥。至九月河北大定，女皇大宴通天宫，改元为神功，以示庆祝。殊不知，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正在身边成长。默啜久有东突厥复国之志，借此次机会坐大。默啜借唐兵除去了心腹大患契丹，又得到唐廷的分封和大量物资，兵强马壮，羽翼丰满，意欲南侵，图谋河北。
在战事吃紧之时，默啜进行称臣后的第二次交涉，提出三项要求：
（一）请与女皇结为母子；
（二）请将女儿嫁与“天子之儿”以结和亲；
（三）请将六州降户、单于府之地以及农器、种子赐给东突厥。
女皇君相恐怕又生一敌，同意所请。这就使得问题复杂起来，因为它与武周国内头号政治问题，即储位归属问题连在一起了。“天子之儿”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李显、李旦；一是指武承嗣、武三思。照武派看来，如果默啜接受了武延秀，那就意味着在天下人面前否定了李显、李旦“天子之儿”的地位，这对于他们实现夺储目的是有利的。时任凤阁舍人的张柬之劝谏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位后来的李派中坚的话看似保守迂腐，实际是想破坏武派的盘算。
武氏家族内打算以武承嗣之子、淮阳王武延秀为人选。武延秀年青俊美。这样的人物，想必默啜是可能接受的。这便是武氏家族的如意算盘。为了争取这门亲事的实现，武周帝国决定全面满足默啜的要求。他们希望把一场对他们不利的危机转化为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但当武延秀一行到达突厥的黑沙以后，默啜翻脸撕毁和亲协议，理由之一是女婿人选失当，并公然声称，他将举兵进犯，进犯的目的是兴李灭武。他对武周的使者阎知微等说：“我的女儿准备嫁给李家天子之儿，你今将武家儿送来，此天子儿吗？我突厥世代降附李家。我听说李家后代没绝，还剩下两个皇子，我现在要出兵施压，助他二人重登皇位。”于是，他发兵攻打武周，动员兵力达十余万。
默啜是由大约现在张家口一带进入河北。当他入境后，武则天作出部署：由武重规等指挥30万军队，由李多祚、阎敬容指挥15万军队，抵抗突厥兵。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九月十一日，默啜还是攻陷了赵州，突厥的一支偏师南下进攻相州，这是他进攻的顶点了。
默啜进犯的目的，是想引起武周帝国内部武、李两大派系斗争，从而乱中取利。却不料，它使得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出现逆转局面，悬而未决的储位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
九月十五日，李显正式登上太子位，皇嗣李旦退位为相王。再过两天，李显被宣布为河北道大元帅。不过，太子其实不出征，女皇另命宰相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统兵赴敌。
这个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对默啜，还是对武周士民，都几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朝廷募兵以击突厥，本来应募者不满千人，李显复位后，募者云集，不久就超过5万。武周军还没出发，默啜大掠了一场后就开始撤军了。
河北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尽，李派就积极展开了巩固李显储位的活动。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击退突厥进犯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才能巩固李显的储位问题。突厥的压力减轻之后，李显是否还能保住他的储位？
新任安东道经略薛讷作出了一种试探，他向武则天上奏，认为如果将李显升为皇嗣的诏命明确化，对于稳定国内和外交形势有利。武则天同意了他的看法。第二个进行同样性质活动的人物是王及善，他向武则天提出了一项建议：让李显与朝臣见面。
其实，武则天对于立嗣这件事关武周气运的大事是不会意气用事的，李显的复位不是权宜之计。武则天晚年面对向李唐回归这样一种大趋势，没有逆流而动，最终选择了儿子作为太子。之后，她便要试图糅合李、武两家势力，希望两股势力能在她设计的框架内和平共处。
武则天在立嗣问题上顺从大势，倒向了李派，但在权力分配上仍给武派留出位置。武则天暮年，精神减损，朝廷大政，悉委诸宰相。这些宰相中既有李派的狄仁杰、娄师德、王及善、姚崇、陆元方、魏元忠，也有武氏家族的武三思、武攸宁以及武则天亲信之臣吉顼、李峤、苏味道等人。这样，一批元老重臣得入宰相集团，而武姓侄儿也在中枢中得预朝政，他们可以牵制诸宰相；她的心腹吉顼出入内宫，起监视两派的作用。在她暮年的权力中枢中，仍是这么一种互相制衡的群体。
武则天的这种努力对整个政策向李唐回归，同时保全武氏起到了一定作用。只是李唐派的势力在暗中已准备多年，一朝爆发，重创了武则天。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武则天设计的政治框架，武家势力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毕竟根基很深，李唐派的东山再起要等到中宗即位后。这虽然已是武则天的身后事，非她所能预料的，但这果的根苗是她栽种的。
中宗李显虽然出身李氏，但他对日益壮大的宰相功臣集团特别是曾为储君的李旦心怀疑忌。刚刚回到京城、没有亲信的中宗便依靠武氏残余力量平衡局面。而此时能够而且愿意对抗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团的，只有残余的诸武势力。于是中宗便扶持武氏残余势力，同时提高皇后韦氏的地位，并力促韦武合流，共同对抗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团。这便是中宗即位后武氏势力仍能保存的原因。
到武则天晚年时，她在两个天平上不时各加一些砝码，以保持平衡。这种转变是因为她老了，减法的杀伤力太大，她担心自己控制不了而生变。用加法，两派的实力都有增加，两派中一派被完全消灭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武则天晚年更坚决地执行“李武并贵”的政策。所谓并贵就是两派并存且相互牵制。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但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盟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等人外贬。多方牵制搞平衡的权术确实让她超脱于各派之上，扮演着最后终结者的角色。但并贵的政策让两方都不安心。李派最终靠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执政生涯。那是李派潜藏深伏，蓄积多年的结果，也因为武则天太老了，无力掌控局面了。
庐陵王复立为太子之后，李、武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解。武则天在传位的准备过程中，为调和这种矛盾进行了努力，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特有的远见。武则天对身后政治前景的规划是出于如下考虑的：即让李姓做皇帝，维持李唐江山；同时，又要让武姓享有在她称帝期间已经享有的一切权利。
于是在武承嗣去世和李显太子身份确立之后，武氏人物毫无顾忌地得到迅速提拔或被委以重任。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武承嗣去世的第三天，以春官（礼部）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武三思再次被摆到了首相位置。同月，武重规以司属（宗正）卿兼天兵中道大总管，掌并州（今太原市）城中的天兵军。九月，夏官（兵部）尚书武攸宁拜为宰相。十月，下令在洛阳城外屯兵驻防，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统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七月，武则天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接替会稽王武攸望。以上安排的意图非常明显，武氏人物被授以掌握军政大权的要职，并控制着洛阳、长安、太原三大政治中心。
武则天深知，仅仅抬高武氏仍无法保证其对政治前景所作规划的落实。于是，又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在圣历二年腊月，赐太子李显姓武氏，赦天下。这无异于告诫李显，今后继承了皇位，不能否定武周帝国的合法性，不要忘记武氏家族的权利。这个时候，武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已经不是武承嗣了。他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病死。武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梁王武三思与定王武攸暨。二是在同年六月，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盟誓，告天地于明堂，并将誓文铭刻在铁券上，藏于史馆。李显等人做出了保证维护武氏权利的承诺。经过如此周密郑重的安排，武则天感到可以放心了。八月戊申，武三思正拜内史，去检校（代理）之名。十月，武则天将幽闭于宫中八年之久的相王李旦诸子解禁，令出阁置官署。
在调和李武矛盾的过程中，武则天也知道，武氏家族中人，在才识、气度、人望上都无法和李唐宗室中的后起人物相比，她很快又将武三思罢相，但她不允许他人把武氏人物不放在眼里。在此前后，发生了一件令武则天大发雷霆的事情。
被武则天倚为腹心的吉顼，当时是宰相中的重要人物，以天官（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吉顼甚至有可能是武则天选定的顾命大臣的人选。武则天需要一位在她身后能保证“李武并贵”继续执行的人。吉顼是迎立李显建议的倡导者之一，同时，又与武派有一定的交往，吉顼的两个妹妹是武承嗣的妾。
但是，吉顼日益偏离武则天设计的李武并贵的框架。他预见将来武氏的政治前景堪忧，而向李派一边倒。早在突厥攻陷定州以后，武则天要吉顼在相州募兵。吉顼初到相州募兵的时候，人们都不肯前来应募。当李显恢复储位并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的消息传到相州以后，人们争着出来应募。突厥侵略军撤走以后，吉顼回到洛阳，把上述情况告知武则天。武则天对他说：“民心是这样的吗？你可以和大臣们讲述一下。”吉顼便在朝臣中大肆宣扬，引起了武氏家族的强烈反感。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腊月，吉顼又与武懿宗在武则天面前发生正面冲突。起因是两人争赵州之功。吉顼身材魁伟、口齿伶俐，而河内王武懿宗却短小委琐，不善言辞。二人在武则天面前争功，吉顼表现得有些盛气凌人，武则天当场就很不高兴，心想：“吉顼当着朕的面，犹敢小视我武氏诸人，往后哪里还能倚靠得住！”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规划。吉顼有拥立李显之功，又胆敢鄙视诸武，武则天不能再容忍了。几天后，吉顼似乎尚未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久，他又去见武皇。正当他想援引古今，卖弄才华的时候，武皇勃然大怒：“你说的这一套，我听得多了，不用废话！朕过去做宫女时，曾向太宗表示，只要给我铁鞭、铁锤、匕首三件东西，就可制服那匹狂烈的狮子骢，连太宗听了都壮朕之志。难道今日你还想污朕匕首耶！”于是，吉顼被贬为安固县尉。
吉顼向女皇辞行时，流着泪对女皇说：“臣今日远离宫阙，恐怕同圣上永无再见的日子了。今天愿陈一言。”女皇命他坐下，对他说：“你有什么话就对朕说吧。”吉顼说：“合水土为泥，有争端吗？”女皇说：“没有。”吉顼又说：“分一半为佛，一半为天尊，有争端吗？”女皇说：“有争端。”吉顼顿首说：“宗室、外戚的位置如果摆得很分明，则天下安宁。今太子已立而外戚还是王，这就是陛下驱使他们在日后争斗，两不得相安了。”女皇叹口气说了实话：“朕也知道这事难处，但业已造成了这种局面，朕也不知怎么处理好了。”
吉顼以佛道之争为喻，指出李武并贵政策可能导致武、李冲突。在吉顼看来，强使武、李共立盟誓之类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它并不能使武、李和好，恰恰相反，将会使他们相互争权，相争的原因就在于未定分。定分是吉顼的基本观点。正所谓安分守己，权力的界限不明，等级不清，就容易起争端。从历史的经验看，吉顼的话确实言之有理。亲王势力隆盛超过了皇嗣，确实是产生动乱的根源。但是，武则天不能不坚持这个政策，这大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缘故吧。
武则天既然顺应了大势让李唐血脉继承武周，就不得不以武氏家族来作为平衡日益增长李派势力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