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则天把朝廷迁往洛阳。
武则天的重大策略都有她的政治目的。高宗时，她修大明宫，运用这一表面看来毫无政治意义的事情，分开了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削弱了宰相权力对皇权的约束。接着，武则天又力促迁都，通过迁都洛阳来进一步巩固她的权力。
所谓把握住大的利害关，是指能根据时代发展的步伐或制度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趋利避害。它涉及的不是小权小利，而是关乎政权兴衰的财脉。统治者把握住这一点，就为掌好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集中体现的是移都洛阳。
武则天皇后位子刚一坐稳就开始酝酿一件大事--把首都从长安移到洛阳。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洛阳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只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当然，这是一项大工程，此后的五年，武则天一直为此努力。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在洛阳办起东都国子监。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7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10年在洛阳上朝。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高宗一行驾幸东都时，许多政务还要在长安处理，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把太子留在长安，就是武则天的有意安排。因为这样可以把那几位宰相也留在长安，便于自己改组政府。而且，决定把李显召到洛阳之后，除裴炎外，留在长安的宰相都没有接到随同前来的通知。公元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在这次转移政府的过程中，旧的宰相集团中那些武则天的障碍被纷纷去除：李义琰在公元683年请求退休，获得武则天批准。中书令崔知温在洛阳去世。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也在长安病得不能开口说话，上表请求退休，很快获得批准。八月，太子李显被召往东都，裴炎随往，任命李显的第二子唐昌王李重福为京师留守，唯一还留在长安的宰相刘仁轨被任为副留守。皇帝、太子以及除挂名宰相刘仁轨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阳，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这已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则天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公元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第一个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则天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则天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效果如此强烈，以致武则天一生都不能摆脱它。她时常感到猫的威胁！自武则天夺宫成功之日起，她常见王、萧二人披发如厉鬼的影子。为此，她换了几次宫殿，但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幻影。最后只好长居洛阳，不归长安。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关中受灾，粮食匮乏，高宗和武则天决定前往东都洛阳。因为那里受漕运之便，库存了许多从江淮运来的粮米，可以保证大量官员的吃饭问题。
都城范围广阔，人口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导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内灌注各处，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而水上交通也比陆地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于都城的繁荣昌盛。长安和洛阳在这一点上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制，而有所差异。长安位于龙首原，平坦无阻，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条理井然。洛阳则有洛河横贯。洛阳有洛河从城中横穿流过，引水自较长安为易。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是以洛阳为肇始之地。
由于有河流和渠道都流经洛阳城内，城内不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较为方便。由于引水方便，一些达官贵人的邸第中就能都有池沼，甚至还都相当广大。白居易的宅在长夏门东第四街履道坊，宅地17亩，水居五分之一，中有岛树桥道！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城是少见的。
作为都城，不但要是政治中心，还要是经济中心。唐朝当时的中心应该放到扬州。后来只有益州能够和它相比，因而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长安和洛阳更是居于其后了。洛阳虽然说不上是经济中心，还是比较繁荣的，仍然可以作为经济都会。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充实洛阳。这么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这就必然会促进当地的商业发展。
隋炀帝开通济渠，其作用之一就是运输东南漕粮，含嘉仓为洛阳城中储粮的仓库。漕粮运来后，即能随时入仓，可以说是相当便捷地通过这些运河渠道，太行山东，江淮之间皆能与两都相联系，就是江南和岭南，也可通达。长江下游各部的贡品甚至岭南贡品也能够运来，商货也就随之而至。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首要的当然还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两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关陇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政治中心。指定洛阳作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关陇贵族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山东、河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则天最热心的支持者。陈寅恪说：武则天以关陇集团之外的山东寒族的身份，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视进士科的选拔，拔取人才，于是就破坏了南北朝的贵族阶级，运输东南的财赋，以充实国防力量的格局。
以上政治经济原因，可算是武则天时代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不过有的也许是她在不自觉之中发挥了作用。其实，对于迁都武则天还有一个现实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摆脱宰相集团的控制。说白了是打不过就跑。
武则天做皇后以来，长期面对着来自宰相中的反对势力，对于她执掌朝政来说，这方面的阻力，要大过来自高宗和李唐宗室方面的阻力。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八月调整后的班子，加上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补充的4人，共有9个宰相，其中侍中张文瓘和中书令郝处俊处于核心地位。
张文瓘，贝州武城人，从小丧父，没有任何家世背景。贞观初举明经入仕，受李勣提拔入朝。龙朔年间，官至中书舍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黄门侍郎同三品入相，至今已是将近十年的资深宰相。在拜为侍中之前，他担任大理卿知政事，由于执法公平宽恕，深为犯人推服。侍中是宰相中的首相，由于他为官正直谨严，深得高宗信任。
郝处俊出身高官贵族家庭，外祖父许绍、舅父许圉师都是一时高官名臣，父亲被封为县公。但郝处俊本人还是依靠个人的才学而入仕的，贞观年间举进士出身。虽然他曾经作为李勣的副将参加了讨伐高丽的战争，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文士。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黄门侍郎同三品入相之后，同样深得高宗的信任，尤其以反对高宗逊位给皇后而知名。
由于这个宰相班子有着反对武则天直接执政的色彩，双方似乎陷入一种僵持的局面。在废李贤之前，这种僵局已经有所改变。因为这些宰相不仅资格老，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九月，侍中张文瓘去世，终年73岁；十一月，来恒去世；第二年正月，戴至德去世，终年72岁；十一月，高智周罢为御史大夫。9个宰相中去了4个。但郝处俊已担任侍中，在李贤监国的情况下，形势对武则天依然不利。
不过，武则天利用老宰相去世留下的空缺，还是在这种僵局中打开了缺口。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四月，新任命了3个宰相：黄门侍郎裴炎、黄门侍郎崔知温、中书侍郎王德真，打破了原来那个老龄化宰相班子造成的僵局，给武则天带来了机会。四个月后，李贤被废，兼任东宫官的宰相张大安、李义琰、薛元超等受到冲击，张大安外贬，王德真也罢相。到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三月，侍中郝处俊罢相，稍后，刘仁轨又请求辞相。当年十二月，郝处俊去世，终年75岁。
于是，老宰相的格局彻底改变。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七月，裴炎任侍中，崔知温、薛元超任中书令。不过，裴炎并非武则天的亲信，资深望重的崔知温更不可能听武则天的摆布，薛元超是武则天打击上官仪的受害者，反对武则天执政的李义琰也还是宰相，刘仁轨以功劳和资历在朝庭还发挥着很大作用。武则天仍无法控制宰相。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关中受灾，粮食匮乏，高宗和武则天决定前往东都洛阳。这次去东都，把太子李贤留在京师监国，代理政事，并留下刘仁轨和裴炎、薛元超二位宰相帮助他。这对高宗来说，正可以到洛阳去休养一下，毕竟可以摆脱关中的闷热天气、粮荒和烦人的国事，而对于武则天来说，更是摆脱宰相控制的一个极好机会。
武则天匆忙离开长安前往洛阳，是因为她急于在高宗眼看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摆脱虽然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都不可能完全为己所用的文臣武将。让主要的宰相和军队都留在长安，到达洛阳后，武则天在许多问题上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迁都，在历朝历代都是关乎社稷命运的大事。特别是在唐朝，起家在关陇一带，地域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王朝的军队主力也集中在关中，内重外轻，在首都的一举一动都不敢大意。可越是这样，就越要打破旧格局。
迁都洛阳，既为武则天赢得了权力上的优势，又帮助她有效地避开了与宰相的冲突，摆脱了宰相的控制。武则天经营多年，终于在高宗在世时完成了这一关键性的调整，眼光之远大，决心之恒久，超出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