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高宗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以当府兵为耻,甚至有人蒸熨手足以逃兵役。轮值当兵的大都是贫弱受雇而来。另外,长期的战争也给国内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社会生产受到耽误和破坏。与此同时,国内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河南、河北广大州县,连年遭到水灾,关中也是先水后蝗,继以疾疫,粮食歉收,米价踊贵。
对正在滋长的厌战情绪,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就成为她进一步树立自己政治领袖形象的重要突破口,她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息兵富民的《建言十二条》。
所谓势是一个时期最主要的变化趋向,势是潮流,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转的。如果逆势、抗势而动则有覆亡的危险;如果应势、顺势而动,则能很好地融入潮流之中,成功系数增大;而能把大势为我所用,则所向披靡。善于利用形势是武则天的过人之处。她在咸亨上元年间提出的《建言十二条》就是她顺势应势的典范。
不同时期的大势也不同,那么,咸亨上元年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动态呢?那时的大势并不显露,那就是唐朝虽然表面看来武力强盛,但外交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境地,多年的战争引发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巨大变化,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平定西域以后,唐朝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并且设置了大量府州,唐朝因此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西部疆界到达咸海和阿姆河以西地区以及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
但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与西突厥余部在西域连兵,唐朝被迫罢安西四镇,强大的吐蕃帝国开始了与唐朝在西域的争夺,使得唐朝的西线战争不断受挫,安西四镇也时弃时置。唐朝在西域开始陷于被动。
在东线,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内部争斗,使形势变得对唐朝有利。当吐蕃的新首领请求唐朝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派出李勣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征服高丽,实现了隋唐帝国几十年来的愿望。李勣经长达一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高宗朝对外战争频繁,可以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为分水岭,在此以前是一连串的成功--唐朝领土不断扩张,于公元658年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同时把本来在高昌的安西都护府移至中亚的龟兹国,10年后又在朝鲜半岛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但其后唐对外征战只是胜负参半。
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滥用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延长了唐朝的防线;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公元670年负于吐蕃,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及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先后两次从平壤撤移至辽东。
唐军为何在朝鲜半岛弃守平壤退居辽东?有些学者指出,高丽人并未有“欣然慕化”,他们随即展开了反唐运动。而且,一直与唐朝保持同盟关系的新罗,由于百济和高丽的灭亡,也开始同唐朝发生冲突。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唐在朝鲜半岛势力后退是由于唐室受西北强敌吐蕃的牵制,不得不在东北采取消极退守策略。这应该是令唐室减低东北军力的主要原因。高宗晚年,除吐蕃外,突厥又威胁北边。总而言之,由于西北方面压力,在高宗晚年,唐朝对东北方面也无法实现强有力的控制,只能利用亲唐分子,间接管治高丽。
总之,到咸亨年间,朝廷收到的是前线连连受挫的战报。一代名将薛仁贵先败于青海大非川,再败于新罗,标志着唐朝对外战争进入到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尽管如此,高宗在公元678年末还打算出兵对付吐蕃。可见他的基本态度,仍然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公元679年底唐军出动18万人去讨伐东突厥。
武则天对当时的战争持什么态度呢?从部分接近武则天的人物的政见中可以去探求她对外政策的见解。武则天立后次年,皇太子李弘于公元668年,唐破高丽后,曾经上表指出军人因疾病、遇匪或其他原因被判定为逃兵需要受刑是不公平而该纠正的,他的建议后来被接纳。另一个例子是张文瓘,他先后担任李弘和继任皇太子李贤的顾问。公元678年,唐高宗一度有意再次起兵讨伐新罗,但在张文瓘的反对下才打消此念头。他的理由是恐怕百姓不堪其弊。由于他早年曾谏高宗减少劳役以安民,可见他反对出兵的意见是一贯的。李弘和李贤兄弟的顾问中,宰相戴至德和李敬玄均非武将。总而言之,武则天两个儿子的几个顾问中,没有积极的主战派。这情形比较高宗任太子时由主战的李勣任顾问的景况,大相径庭。这不似是偶然,而是武则天刻意安排的结果。
高宗晚年时,武则天在对外事务上的总体思想是减少国力的消耗,主张息兵,如不能与邻邦修好,则用以夷制夷方式对抗外敌。武则天何以主张息兵呢?
咸亨年间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连连受挫,给国内的人民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在高宗初年进行的对外战争中,由于对军功赏赐丰厚,生活上富裕起来的许多平民子弟都希望通过立功获取官职,而且当时的战争时间持续也不长,往往几个月的出征即戴功而还,所以出现了“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的热烈场面。到后来,随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战事也更加频繁,出征人员得到的勋赏越来越少,并且有因战败受罪责的可能,人们越来越不愿出征打仗,兵募发生困难。
为了广泛地笼络人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提出了《建言十二条》。这十二条建议,是皇后通过表疏的形式向皇帝提出的,后公布于天下。
十二条建议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至五条主要说息兵、息役、轻德薄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第一条是说要奖励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负担。第二条“给复三辅地”就是要免除国都长安周围的京兆、冯翊、扶风等地人民的徭役。第四条是禁止朝廷各部门的奢侈浪费之风。南指南衙,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在宫城之南;北衙指宫廷中各机构;中指中书省;尚即尚书省。第五条“省功费力役”就是要减少营建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这一条是针对大修宫室的教训提出来的。尤其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明确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疆由进攻转入防守,把国家的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这是高宗即位以来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转变。武则天抓住时代的潮流,能够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提出纲领性的意见,说明多年的参决政务,已使她对现实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并具备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六至九条是关于政治风气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广言路”是为了改变军人执政的局面,听取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意见;“杜谗口”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对自己以皇后身份参政说三道四,维护“二圣”政局;“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忠实拥护者,因为老子姓李,被尊为唐朝的玄元皇帝,同时也是为了提倡道家思想,真正实现无为而治;“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则是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因为按照古礼,子为父、父为长子服丧都叫“斩衰”,“斩衰”都是三年丧。“齐衰”次于斩衰,齐衰一年是父在的话,子为母的服丧。齐衰本来就低于斩衰一等,又在居丧期限上规定父在只为母齐衰一年,母亲还不及家中长子的地位。武则天觉得这种服制对女人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她规定“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十至十二条则是改订姓族、泛阶政策的继续,旨在维护一般中下层地主官僚的利益,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勋官是奖赏给立有战功者的一种身份,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守,但可以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勋田”:勋官本人及五品以上高级勋官之子,可以获得任官资格,按规定服役或纳资满一定期限后,经考试合格,可参加铨选,二品勋官还享有门荫的特权:勋官的服色与同一品级的官员相同,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多数平民子弟来说,获得勋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战争的艰难和士兵情绪不稳,致使许多士兵从前线战败回来后被“夺赐破勋”。这也是促使国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武则天提出凡是上元以前已给勋官证书者,一律不再追回,政府予以承认,就是为了在转变国策的同时,照顾广大军人阶层的利益。第十一条是给京官增给俸禄。第十二条说的是,为官年久其仍居下位者,应予考查,着即依功绩升迁。这三条是较为广泛的笼络官员的一种政策,关系到各阶层官吏的切身利益。
这十二条建议,是武则天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全局性的政治主张。建言提出后,高宗李治很是赞赏,下诏褒奖赞美,并令各部门实行。对于武则天本人来说,通过这次上表建言,进一步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正是她政治发迹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林语堂说这十二条是十二项伟大浮夸的政治改革计划,是官样文章,难以实行。也有人认为在高宗的最后几年里,基本是按这个纲领去做的。武则天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举行隆重的亲桑和祭祀先蚕的仪式。按传统礼仪,每年的春正月,皇帝率公卿祭先农,亲耕;皇后率内外命妇祭先蚕,亲桑。这种礼仪从上古沿袭下来,反映了男耕女织的经济生产、生活特色。武则天为了号召臣民重视农桑,打破惯例,在洛阳部山之南以隆重的规格举办这一活动,并要求朝中百官及各地朝现使者都来参加。想通过这一举措表示她奖励农桑的决心。同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克的捐税。
对于息兵的政策,在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仍然是坚持的。在公元684年改元光宅的赦文中,武则天清楚地下令:“其诸都护、汉官及镇兵等,并悉放还。”武则天注意到军役长久带给百姓的不便,这个条文是她息兵主张的实现。
另一方面,武则天也尽量与外族各邦修好。回纥这段时期曾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其余如东女国、南诏蛮、于阗、康国、契丹等首领王族来朝,也有赐物或赐封号的记载。这些外族多没有和中国有相连的国境,这和吐蕃、突厥不同。细心察看武则天所赐诸邦封号,不少均比前代高,表示出武后希望拉拢这些小国,利用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以求达到孤立吐蕃与突厥的最终目的。
公元684年末,倭国(日本)有一批留学生和公元660年初期在朝鲜半岛作战被俘的军人经过新罗回国。这件事是武则天准备向新罗、倭国修好的表现。而新罗也赞同这一主张,帮助把倭人遣送返国。唐与新罗的紧张关系缓解。
武则天主张息兵并不等于她不关心国防。她主政后,西北边境出现大量屯田。它可能来自主守派的建议,受到武则天大力支持。这个实边政策,在国防上收到颇佳成效。
综上所述,减少远戍,屯田边防,多建友邦就是武则天得势初期的主要外交策略。三者相辅相成,基调就是以和为贵。
也有些史家认为《建言十二条》不过是难以实现的高调。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评价一个政治纲领的优劣,看的是它是否把握准了时代的症候,同时提出了适合的医治理论,而不在于是否开出了具体的药方。《建言十二条》,正是武则天从唐朝当时的“软肋”--边境战事加重人民负担,均田制、府兵制等社会基本制度开始出现危机这一现实出发,提出的富国强民的政纲。
尽管《建言十二条》不过百余字,但的确是“谋略之智,治国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