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1620年，明朝昏君层出的时代。
明朝中后期连续出现了几位昏君，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度，宠信奸臣；明世宗嘉靖皇帝贪求长生不老，致使权臣乱政；明穆宗隆庆皇帝纵情声色，中风而亡……这些皇帝不是追享丝竹淫乐，就是追求长生不老，一连数十载不管朝政，明王朝的江山就这样在昏君的顽劣中走向衰败。难怪会有人评价：“明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加强的时期，也同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昏君层出的时代。”不过，明朝虽然在明武宗时期就出现了中衰，之后几朝新政的推出，贤臣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明朝江山社稷。
少年天子朱厚照登上皇帝宝座不久，贪玩好动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朝父母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明武宗朱厚照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明武宗朱厚照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明武宗朱厚照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明世宗、明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
明武宗朱厚照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纵情声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违背历朝祖训和社会习惯。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明武宗朱厚照耗银24万余两，在西华门另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共有房屋200余间，多构密室，犹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北京大旱，罗侨怀揣着奏章，请求皇帝朱厚照不再游戏，摒弃小人，并惩办刘瑾等人。罗侨抱定必死的决心，命令家人携带棺材跟随，在朝房静候皇上的旨意。刘瑾读完奏章，勃然大怒，矫诏下旨议罪。大学士李东阳为罗侨求情，终于赦免了他的死罪，但将他降为江西原籍教职。朝臣原以为罗侨会遭遇不测，然而他却只被降职。因此，他们都感到万分惊奇。
又说豹房，其实豹房新宅并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实为明武宗朱厚照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人就认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在豹房新宅内，明武宗朱厚照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
除豹房新宅外，宣府是明武宗朱厚照另一个享乐窝。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明武宗朱厚照离开京城，在宣府建造了他非常喜欢的“镇国府”，称此为“家里”，并将豹房内的珍宝、女子运来，填充镇国府，似乎有常驻宣府的意思。明武宗朱厚照之所以有此打算，是与他尚武、想立边功密不可分的。宣府是北方重要的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明武宗朱厚照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驻守宣府，多少满足了明武宗朱厚照追求军功的心理。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明武宗朱厚照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出入。在豹房和宣府两处，朱厚照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立春，明武宗朱厚照在宣府，照例要举行迎春仪式。以往的迎春仪式中，用竹木扎成架子，上面排放些吉祥图案，进献给皇帝，谓之“进春”。这一次，明武宗朱厚照亲自设计迎春仪式，花样百出。他命人准备了数十辆马车，上面满载女子与和尚。行进之时，女子手中的彩球就和和尚的光头相互撞击，彩球纷纷落下。这次迎春仪式，明武宗朱厚照玩的是兴高采烈，他对自己的杰作甚感得意。
纵观明武宗朱厚照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明武宗朱厚照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小王子，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总之，明武宗朱厚照富有戏剧性的一生是难以用只言片语概括的。
明世宗朱厚熜便是明朝历史上因追求长生不老而赫赫有名的嘉靖皇帝，在位45年。其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16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明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的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明世宗朱厚熜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代皇帝中，明世宗朱厚熜的权术也许不及明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明成祖朱棣，可是，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却交集于明世宗朱厚熜的身上。明世宗朱厚熜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
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明世宗朱厚熜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皇帝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做道教的神仙。
从16岁开始，明世宗朱厚熜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嘉靖二年（1523年）起，明世宗朱厚熜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明世宗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闰四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但是，明世宗朱厚熜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17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
在明世宗朱厚熜在位的45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明世宗朱厚熜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在他所宠幸的道士中，唯此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虽然也有因为道教的法术在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等问题上有所应验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明世宗朱厚熜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明世宗朱厚熜信道，前期主要是为了长生，后期主要是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正是养生术之一种。从道士那里，明世宗朱厚熜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斋醮刚才说过，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时必须向上天呈奉祝词，即青词。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为绿章。明世宗朱厚熜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一些没有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第二项长生之道是采阴补阳，实际上变成了明世宗朱厚熜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
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明世宗朱厚熜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别地节制自己的性欲，而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并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为此，在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春药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春药有多种，其中以“红铅”（或叫“先天丹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明世宗朱厚熜所要服用的“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明世宗朱厚熜泄欲的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据说也是用童男、童女尿炼制而成。
到了晚年，这位君王对道教更是痴迷。宫中宦官为了“安慰”他，常常趁他呆坐时从旁边扔落一个大桃，报称“天赐神桃”。为此，明世宗朱厚熜会大喜连日，又兴“报恩”醮礼数日，耗费金银无数。即使是兔子生下两只崽，或者殿庭阴凉处生出几枝大个狗尿苔，在宫中也会被当做“祥瑞”来庆贺一番。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初，户部主事海瑞的上疏，道出了这位皇帝崇道废财的真实情况：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指嘉靖帝听从道士劝言，不与自己两个儿子见面），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老道士），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明世宗朱厚熜看后，大怒，非要马上杀掉海瑞。幸亏一名名叫黄锦的太监谏劝：“此人素有刚直痴名，上疏前已经与妻子相诀，购买棺材待死。如皇上你现在杀了他，适成其名。”
因此，海瑞只被收监论死。
可巧，这年年底，明世宗朱厚熜就驾崩了。其子明穆宗继位第二天，海瑞即得释，且被视为忠耿直臣。
明世宗朱厚熜的死因，也是死在“道”上。道士王金献“仙丹”，药方诡秘不可识。药性燥烈，估计都是矿物质剧毒物和大麻等麻醉药的混合品，吃下去一会儿很舒服，连服就会肾衰竭。“仙丹”吃了一个月，这位荒淫帝王就“升天”了。
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首先宣告天下，将废除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的所有弊政。一时间朝廷内外都希望新君能有所作为。但是，革弊施新取得实效没多久，明穆宗朱载垕便宠信太监膝祥等人，开始挥霍无度，纵情声色，荒废朝政。
在勤政方面，明穆宗朱载垕的确是比较懒散的。即位后不久，他很快就将权力交给了以高拱为首的内阁，以后只召见过两次阁臣，而他自己有了空闲就在后宫享乐，广修宫苑，犬马歌舞。这不能不说是明穆宗朱载垕人生的一大污点。
据说，明穆宗朱载垕特别好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做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他曾服用大量的春药，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明穆宗朱载垕在宫中的用品，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部都有男欢女爱的雕刻和彩绘。对此，明穆宗朱载垕的很多大臣都曾上书进谏，竭力劝阻，但他总是很温和地说：国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明穆宗朱载垕的原配夫人姓李，是在裕王府中娶的，她为朱载垕生下过一个儿子，但是母子两个人实在命薄，一个没有皇帝命，一个也没有皇后命，两人双双在明穆宗朱载垕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病逝。明穆宗朱载垕对这个夫人的死感到非常的悲痛。明穆宗朱载垕续弦的夫人姓陈，后来成为了明穆宗朱载垕的陈皇后。这位陈皇后最大的悲哀在于一直没有儿子，但是明穆宗朱载垕似乎并不以为意，从来没有动摇过她的皇后地位。感受过没有亲情之苦的明穆宗朱载垕，的确比他的父亲明世宗更加注重亲情。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要比明世宗要好得多。排名在陈皇后之下的妃子就是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当时是李皇贵妃。这位李贵妃其实是一个侍女出身，当年朱载垕在裕王府中穷极无聊，偶然发现了这个貌美的侍女，就临幸了她。很幸运，这位侍女很快就怀孕了。这个孩子就是明穆宗朱载垕在世的长子，明世宗的长孙，未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李贵妃有两个儿子，而陈皇后一个都没有，这就难免会令人觉得皇后会失宠。有一天，云南道监察御史詹仰庇在路上偶遇刚从宫中出来的太医，就连忙上去密切打探宫中的情况。太医告诉他，说皇后最近病重，已经从坤宁宫里移居别宫了。
詹仰庇立即拿起笔写了奏疏，指责皇帝明穆宗朱载垕虐待皇后，说皇后得病一定是皇上耽于声色，不理甚至虐待皇后，并且还指责皇后移居其他宫中是被皇帝明穆宗朱载垕逼的。
这个奏疏自然不止是只呈送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面前，它立即就传遍了朝野上下。言官们一看，顿时来了精神，就对皇上和皇后的感情问题大发议论，指责皇上对皇后不好，又指责皇帝过于好色，其他言官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历史上纷纷记载明穆宗朱载垕贪于女色，最后也是死于女色。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明穆宗朱载垕的身体没几年就每况愈下，难以支撑了。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朱载垕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明穆宗朱载垕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明穆宗朱载垕自知病情不轻，急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朱翊钧继位后，病逝于乾清宫。就这样，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明穆宗朱载垕，匆匆走完了6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9岁的朱翊钧，终年只有36岁，后被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明穆宗朱载垕死后，后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明史》中说，朱载垕“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也有人把明穆宗朱载垕视为明朝“除太祖、成祖、宣宗、孝宗外，仅有的可圈可点的皇帝”，并认为，如果明穆宗朱载垕不纵情声色，多活20年，明朝一定可以恢复到仁宣之治的旧观，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了。
1572年继位的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三位皇帝，他在位期间的年号为“万历”，故后人又称他为万历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最久，持续将近48年之久，同时神宗朱翊钧还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
明穆宗皇帝去世时，为明神宗朱翊钧留下了非常好的底子，朝中贤臣当国。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都是正直之士，极善谋略。内宫安定祥和，明穆宗正宫陈皇后与明神宗朱翊钧生母李太后相处十分融洽，权倾朝廷内外的大太监冯保也是贤明之人，他是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
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明神宗朱翊钧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明神宗朱翊钧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明神宗朱翊钧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
明神宗朱翊钧从10岁开始，到58岁生命结束，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朱翊钧的统治后期全面否定了张居正改革，这也是明神宗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明神宗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明神宗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朱翊钧，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申时行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
明神宗朱翊钧的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哮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明神宗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就在明神宗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明神宗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在明神宗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明神宗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30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明神宗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明神宗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明神宗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明神宗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好色也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曾效仿明祖父明世宗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妃嫔，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明神宗朱翊钧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除此之外，明神宗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明神宗朱翊钧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明神宗朱翊钧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朱翊钧的身体极为虚弱。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朱翊钧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朱翊钧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明神宗朱翊钧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明神宗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明神宗朱翊钧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明神宗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明神宗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17世纪初期，由于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缺66名、知府缺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1/3。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明神宗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所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明神宗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毫无节制地沉迷于酒色，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明神宗朱翊钧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安葬于30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明朝倭寇，由来已久。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劫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明太祖朱元璋击败的张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而海禁并没有完全封锁，允许贡舶贸易。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朝政一天比一天腐败。外寇看到明朝朝政腐败，也乘机侵扰。这些外寇之中，日本人最为厉害，他们三番五次侵扰明朝沿海一带，史书上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倭寇的侵略行为引起了明朝军民的强烈愤慨，明朝政府也组织军民驱逐、抗击倭寇。在抗击倭寇中，有一位民族英雄战绩显赫，他就是戚继光。
戚继光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疆场，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17岁时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25岁时，实授都指挥佥事，领山东登州、文登、即墨3营24卫所兵马，操练水军，整顿军备，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倭寇。
1556年，戚继光以足智干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龙山（今属宁波）、缙云、桐岭与倭寇三战三捷。在实战中，戚继光观察到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作战能力较低，难以获取大的抗倭胜利，于是多次上书请求训练新军。1559年，戚继光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4000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后来，戚继光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沼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
1561年，戚家军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擒斩倭寇1400余人，焚死、溺死倭寇4000余人，史称“台州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
1562年，福建倭患日趋严重，戚继光奉调援闽。戚继光率军进入福建后，先攻下横屿，斩首2600人。接着，又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纷纷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此后，戚继光又回师福清，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后来，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大量倭寇又进扰福建。1563年，朝廷命俞大猷、戚继光为福建正副总兵，率兵进剿，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明朝军队在平海与倭寇战斗，戚继光率军队率先登城，俞大猷、刘灦相继杀敌2200人，并救出被掠人口3000人。1564年，倭寇又纠集余党万余，围攻仙游，戚继光先败之于城下，继而又追击余寇，歼灭大量倭寇。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驱逐后，广东倭患严重，俞大猷奉命平定了广东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戚继光的抗倭壮举感染着朝臣和百姓，被誉为民族英雄，其事迹也因而传之于世。
历经200多年的风雨飘摇，到了嘉靖年间，大明王朝就像一位的老者到了风烛残年。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做着长生不死梦的嘉靖皇帝不理朝政，将所有政务托付给丞相严嵩。而严嵩父子却抓住大好时机贪赃枉法，为非作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张居正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太和居士。张居正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
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儿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做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张居正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朱翊钧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儿好。”小皇帝朱翊钧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朱翊钧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小皇帝朱翊钧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明神宗朱翊钧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物品。
万历朝的前10年，张居正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他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朱翊钧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明穆宗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白银左右升至明神宗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白银，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明穆宗隆庆年间的3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朱翊钧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明神宗朱翊钧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朱翊钧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朱翊钧，此时已经是大婚四年的青年。
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明神宗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在张居正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明神宗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提出这些要求时，明神宗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明神宗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明神宗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明神宗朱翊钧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明神宗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明神宗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明神宗朱翊钧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不久，明神宗朱翊钧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的张府，饿死10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哮）、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入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生前绝对不会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明神宗朱翊钧如此无情的惩处！明神宗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哮即其一。丘哮，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明穆宗隆庆年间罢官在家。明神宗万历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哮。但张居正很厌恶丘哮，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明神宗朱翊钧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哮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哮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明神宗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苛刻专制，所以，张居正招来报复，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明神宗朱翊钧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明神宗朱翊钧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虽然张居正一生功过兼有之，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能任劳任怨地工作，敢于整顿松弛的政治秩序，能使国富民丰，边疆安全，也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好官。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代行医。他的祖父是悬壶济世的郎中，留下不少民间秘方（含偏方单方），他的父亲李言闻对医学也很有研究。
李时珍14岁时中秀才。在17岁后，他参加武昌府试，屡试不中，遂无心求取功名。从此，李时珍跟随父亲左右抄写药方或上山采草药。1545年，蕲州一带洪水泛滥成灾，灾后瘟疫流行，人民无钱求医。李时珍有志学医，又体恤民众疾苦，借此机遇临床实践，治好了许多病人。由于勤奋钻研，37岁的李时珍已成为荆楚一带的名医，“千里求药于门”者络绎不绝。他在行医中发现古代药典几百年未修，其中错误百出，往往因错投药石而误人性命，李时珍决心重修药典。
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病，久治不愈。楚王慕名派人请李时珍为他儿子诊病，李时珍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病。楚王非常高兴，挽留他在府中任“奉祠正”兼楚王私人医生，李时珍同意了。他知道楚王一向与郝、顾两个富绅交往密切，而这两家藏书很多，借此机会可以弄到《神农百草经》《征类本草》等历代药典研究，既可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又可以为今后撰著药典打下基础。不久，世宗下令让全国名医集中太医院，楚王只好遵旨推荐李时珍赴太医院任职。李时珍也借此机会更好地与名医切磋交流医术，同时，了许多民间看不到的善本医学经籍。在此期间，他几次提议编撰《本草》一书，但都被拒绝。李时珍只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告病归乡了。回乡后，他边行医，边查阅前贤著述、药典、典故、传奇等。此外，他踏遍青山、尝尽百草，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又攀登了天柱峰、茅山、武当山，采集标本，求教于药农、果农，亦冒险品尝了仙果（榔梅）、熟食鼓子花（旋花）。
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一书，共50卷190万字。在这本书里，一共记录了1892种药，收集了11091个药方，详尽地讲述了各种药材的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还说明了炮制方法，分析性能和功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医药经典，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是先矿物，后植物，最后动物。各类药物的排列顺序也大致是先简单后复杂，体现了自然发展史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00多年以后，达尔文看到李时珍作出如此分类的科学巨著时，也赞赏不已！
李时珍61岁时已将这部医药巨典编成，令人遗憾的是，10多年间几经奔波才找到一个书局肯予承刻，直到这位中国医药科学之王年届76岁瞑目的时刻，也未能见到自己著作的刻印本。值得告慰这位名医先灵的是，他逝世以后过了3年，初版问世。又过了10年，即传入日本、朝鲜。尔后又陆续被译为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布于世界各地。目前仅英文版本就有十几种。他的心血结晶至今仍在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幸福作着贡献。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家。吴承恩一生创作的诗、词、文章很多，可惜大部分不存世，后经人遍索遗稿，汇编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喜爱野史奇闻，曾仿唐传奇创作《禹鼎志》，是一部有鉴戒意义的短篇志怪。他一生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长篇神话《西游记》。
《西游记》中的故事有许多早在民间流传，吴承恩在说书艺人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融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撰写了这部伟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长篇。《西游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它应用神性、人性和物性（自然性）三者合一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独具特色，有神的威力却闪现着现实社会中人与动物的习性，在古代同类中十分罕见。通过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世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精彩紧凑，充满了浓厚的艺术魅力。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生动而流畅，极富表现力。人物语言个性鲜明，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具有幽默诙谐性。在结构上，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主线，逐次展开情节，枝干分明，颇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