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368～1435年），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
元朝末期，残暴黑暗的统治激发了农民大起义。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分支，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于1364年自称吴王独霸一方，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为明太祖。之后，朱元璋下令北伐，大都（北京）被攻占后，统治中原98年的元帝国就此陨落。
明朝初年，天下大治，国力强盛，一派盛世景象。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縻马来诸岛族。明朝疆域最大时东、南至海，北抵西拉木伦河、阴山，西包西藏、云南，东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及哈密。包括内地两京十三省、南海诸岛，并曾在东南亚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影响力波及整个亚洲和非洲东岸。
在江淮一带站稳脚跟后，朱元璋打败了西边的陈友谅，又消灭了东边的张士诚，只剩下南边几股小势力。徐达派汤和攻打方国珍，方国珍一看大军压境，只好投降。汤和又挥师南下，夺取广东。与此同时，胡廷瑞夺取了福建，广西也被大将杨璟攻下。朱元璋终于统一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心满意足。李善长认为朱元璋已统一了半壁江山，可以称帝了，便率领文武百官三次请求，朱元璋这才答应称帝。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朱元璋是为明太祖。从此把应天改称为南京，立结发妻子马秀英（郭子兴的养女）为皇后，又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
1368年，徐达带领几十万大军直奔元朝京城。元顺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士兵们也早丧失了斗志，没费多少兵力，徐达便占领了大都（今北京）。至此，朱元璋统一了全国。
朱元璋很崇拜汉高祖刘邦，而刘邦又是自己的老乡，所以他仿效刘邦治国的方法，把儿子封王，把功臣封公封侯。
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一个儿子夭折，立长子为皇太子，其余24个儿子都被封为王，给他们领地，让他们在封地设置官署，还有护卫队。
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实在太多，而且这些人都很有才能。朱元璋为了笼络他们，便封他们为公为侯。这些功臣中被封公的有7人，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国胜、信国公汤和、卫国公邓愈。这些人和朱元璋出生入死，历经千难万险，封公也是应该的。但还有一人功劳不在这些人之下，他就是刘伯温。朱元璋也非常欣赏刘伯温，本想封他为公。但是刘伯温坚决不受，而是回到老家安享晚年去了。朱元璋没有忘记刘伯温的功绩，给了他许多钱财。朱元璋又封了28位侯，这些人也都立过赫赫战功。
朱元璋封公封侯后，很不放心这些功臣，便设立特务机关“锦衣卫”监视大臣的活动，锦衣卫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正由于这个机关的设置，以后的皇帝也纷纷仿效，特务机关越来越猖獗。朱元璋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这些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养生息，促成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太祖开国后，立即出师北上。8个月后，攻陷元大都，继之以20年的武功，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此后，明盛时的疆域，东至大海，包括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南至云南、西藏，西到巴尔喀什湖，北到大漠，东北到鄂嫩河、外兴安岭以北，以及鄂霍次克海。
朱元璋登基以后，有的开国元勋难免骄纵，由于这些人功劳大，而且手中又有权力，这使他很不心安。于是，他决定把那些一意孤行、骄纵蛮横、手握大权的大臣统统杀掉。朱元璋知道这些功臣很有威望，不能轻易下手，就下令建造一座功臣楼，设计谋害众位功臣。
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打下江山的开国功臣不明真相，无不深受感动，称赞皇上英明。刘伯温忧心忡忡，来到皇宫，见了朱元璋，恳求说：“如今王业已成，臣责已尽，但愿辞官归田。”朱元璋再三挽留不得，便取出许多金银送给刘伯温，亲自送出宫外。刘伯温出了皇宫，来到徐达府上向他辞行。临别，刘伯温握着徐达的手说：“有一句话望你牢牢记住，功臣楼庆宴之日，你要紧随皇上，寸步不可离开。”
等功臣楼建成了，朱元璋择定日子，邀请在京的一些掌有实权的功臣前来赴宴。酒宴大开，热闹非凡。徐达平日酒量不小，今天却怎么也不敢多喝，一直盯着朱元璋的一举一动。酒正吃到兴头，朱元璋忽然站起身来，向门边走去，徐达连忙随后跟上。朱元璋发觉身后有人，回头一看，见是徐达，便问：“丞相为何离席？”徐达说：“特来保驾。”朱元璋说：“不必不必，丞相请回。”徐达哀戚地说：“皇上真的一个也不留吗？”他俩刚走出几百步，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功臣楼瓦飞砖腾，火光冲天，可怜满楼功臣，全部葬身火海。
事后，朱元璋故意派人捉拿凶手，但许多大臣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朱元璋为了永保朱姓天下，才设下这火烧功臣楼的毒计。还是刘伯温神机妙算，看透了朱元璋——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
胡蓝之狱指明初的“胡惟庸案”与“蓝玉之狱”，两狱几乎将明初的功臣宿将杀得干干净净，以致有株连天下之说。
胡惟庸，淮西定远人，朱元璋的故旧。1370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几年内胡惟庸连升三级，官拜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1377年，胡惟庸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他是明朝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平民”丞相，胡惟庸独居相位四年。对于胡惟庸借君主的好恶以报个人恩怨的奸臣手法，朱元璋是洞若观火。1380年年初，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抓捕了胡惟庸，处以极刑，全家亦被抄斩。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同案被杀。但是，“擅权枉法”并不构成死罪，为了把此案定成铁案，朱元璋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变成了私通倭寇、阴谋造反，而此时胡惟庸已经被处死，死无对证。
胡惟庸案成为一个引线，在随后十余年中，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同谋犯越查越多，无数功臣被冤杀。在胡惟庸案爆发十年后，1390年，朱元璋以发现李善长和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线索为借口大开杀戒。已经77岁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全家70余人被一同处死，只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和她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中唯一的一次例外。1390年，朱元璋以所谓“肃清奸党”事，主持编写并颁布了《昭示奸党录》一书。但真正结束这场党狱，还是在1392年靖宁侯叶升坐通胡惟庸狱最后被捕杀为止。该狱共历时12年，诛杀文臣武将达3万多人，其中包括1个国公、21个侯。
胡惟庸一案使淮西集团文臣势力被铲除殆尽，剩下的就是武将势力了。为此，朱元璋又兴蓝玉之狱。
蓝玉也是淮西定远人，英勇善战，朱元璋十分器重他。册封其女为蜀王朱椿妃，同皇帝结为姻亲。胡惟庸案中有人告发他与胡有谋，朱元璋不问。蓝玉攻伐北元，大胜。朱元璋将他比做汉代的卫青、唐代的李靖，并封蓝玉为凉国公。但他私自纳元王妃为妾，朱元璋不满。明朝建国后，蓝玉日益骄横起来，在自己的庄园里豢养了几千名庄奴和家丁，横行乡里，侵占民田，无恶不作。御史前来按问，也被他鞭打驱逐。此外，蓝玉北征归来，到达喜峰关关口，还不等关吏开门，便率领手下兵丁毁关而入。种种恶迹令朱元璋忍无可忍。
这第二次屠杀的过程和胡惟庸案大致相仿，只不过此时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因此杀戮更为迅速。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立即被逮捕下狱，第三天就被凌迟处死，灭三族。还有些士人，仅仅因为是蓝玉的家庭教师，或仅仅因为替蓝玉题画，也作为奸党被杀。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又追究其同谋者，辗转株连被杀者多达2万余。其中包括1国公（开国公常升）、13侯（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会宁侯张温、沈阳侯察罕、宣宁侯曹泰、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口、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等）、2伯（东莞伯何荣、徽先伯桑敬）、都督10余人。当然，追究蓝党，主要的目标是除掉勋臣。被治罪的勋臣，许多与蓝共过事。有的人早已死亡，但是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于是死者的子孙被株连抵罪。同时，朱元璋还颁布了《逆臣录》，布告天下。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共5万多人被杀。到朱元璋驾崩之时，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杀光了。
冤狱大兴，还有更荒谬的事。有年元宵节，朱元璋看见一张画，一个妇人怀抱个西瓜骑在马上，那马脚很大。马皇后是淮西人，淮、怀谐音，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有意讥讽马皇后脚大，因而大杀京城官民中所谓不守本分者，竟数以万计。此外，还有其他几大冤狱，也杀了好几万人。这样一来，功臣宿将几乎都被杀光。幸免的朝臣，每当去上朝，即同家人诀别，因一去上朝，就生死难卜。
朱元璋的滥杀同时也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先例既开，后世效仿，明成祖朱棣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诛杀建文帝时期的臣子，不得不说是继其父之“余烈”。
明太祖朱元璋是耍弄文字狱的高手。由于他出身低贱，落魄时做过乞丐和尚，当上皇帝后在心理上变得非常敏感。他总觉得自己本来就没有多少知识，说不定文人们也会借机讽刺自己。所以，他对大臣的言谈和奏章非常留意，反复揣摩，如果觉得某些地方是在讽刺咒骂他，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大加杀戮，造成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文字狱和冤假错案。
朱元璋小时候给人放过牛，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农民起义。他很忌讳人们提起这些事情，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和自己的皇帝身份不相配。明初，每当逢年过节，皇帝过生日、册封皇后和嗣立太子的时候，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要进献《贺表》，表示祝贺。有一天，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替杭州知府写《贺表》，里面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这世作则”的词句。这本来都是颂扬皇帝的好话，不料，朱元璋读后却勃然大怒，大骂到：“这个穷酸的儒生竟敢这样侮辱我！”朱元璋把《贺表》摔给大臣们看。大臣们看后面面相觑，谁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朱元璋对他们解释说：“‘光’，就是‘秃’，这是在骂我是个秃和尚；‘生’就是‘僧’，这也是在讥讽我当过和尚；‘则’和‘贼’的读音相近，这是在骂我参加过农民起义，当过贼。你们说，这样的小人该不该杀？”大臣们听后个个目瞪口呆，惊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传出一道命令，将徐一夔斩首示众。
这样的文字狱实在是防不胜防，不少大臣都是因为几个字而相继送命。一个叫许元的人写了一个《万寿贺表》，因为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两句话而遭到了杀头之祸。因为朱元璋认为“法坤”音同“发髡”，意思是骂他曾经剃发当过和尚；“藻饰”音同“早失”，“早失太平”，这不是在诅咒大明政权吗？可怜许元本来想说两句奉承的话，却不料丢了脑袋。还有一个怀庆（在今河南）府学训导（教师），因为写了“遥瞻帝扉”四个字而被杀。“扉”和“非”字同音，也被怀疑是在讥刺皇帝。
这一来官员们全都害怕了。字义相同的要杀头，字音相近的也要杀头！后来，掌管礼仪的大臣向朱元璋建议说：“陛下，臣子们都很愚昧无知，不知道什么字应该避讳，您能否制定一个固定的格式，让臣子们都来遵守？”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1396年，朱元璋命人撰写了贺表的格式，颁布天下。官吏们如遇到庆贺谢恩的事，照贺表的格式抄写一份就行了。但文字狱并没有从此而停止，不少官员因为写错了字而遭杀害。山东兖州有个名叫卢熊的知州，他给朱元璋上了一道奏书。不知是卢熊大意，还是书吏抄写时粗心，竟把“兖”字误写成“衮”字。朱元璋看后大发雷霆，恶狠狠地骂道：“这奸贼太无法无天了，竟然叫我滚蛋哩！”就这样，这个州官的脑袋便搬了家。
朱元璋最忌讳听到或看到僧、盗、光等字，连同音同意的生、道、亮、秃等字也是不容许的。他登基后，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书写的人都要被诛杀而死。又因为他被元朝骂之为贼，所以凡是贼及贼的近音字则、责、择也是不容许说的。朱元璋对文字的禁锢后来更是变本加厉，他下令整个明朝的人都不能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为名，之后又下令禁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等为名。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官员们一旦被牵连进去，就很难保全性命。文字狱给明朝政治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当时读书人都不愿意出来当官，一时间人才凋零。
文字狱的血腥恐怖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泯灭，而明朝的文字狱并不是只发生在朱元璋在位时期，其中最惨烈的便是朱棣对元杂剧大兴文字狱，朱祁镇对民间传奇发动文字狱。难怪明末文人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会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可以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残害，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决心恢复宋元时的科举取士的制度。1370年，朱元璋开始在全国各省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在南京举行会试，录取进士120名。他们连同那些会试中被录取的举人一起，被立即授予官职，走马上任，出任朝官。这一年，是明代的首次科举考试。后来，朝廷颁行“科举成式”，科举制度定型化，虽然许多规制与前代有所不同，但在会试一级仍承旧制，实行全国自由竞争。1382年，朱元璋把科举制度作为永久制度确立下来，并颁布了具体的科举考试规则。明代科举的另一个发展便是规定了应试答卷的形式——八股文，它从明代沿袭至清末，成为文人入仕的“敲门砖”。八股文取士一制形成之后，许多应试者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八股文”，这种现象在明代就已经常常被世人所讽刺。八股文的考查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这种局限性的考试内容是束缚考生发挥的重要原因。
在朱元璋踌躇满志地运用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网罗天下英才时，由于明初南北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南北举子争科考”的事件。
1397年会试，主副考官刘三吾、白信蹈从全国几百名举人中点出52名贡生，其中以宋琮为贡生第一，上报给了皇帝。经皇帝过目，会试发榜。贡院的负责官员将贡生名单抄录在黄榜上，张贴在贡院门口。黄榜刚一贴出，立即群情哗然，引来纷争。黄榜上北方举子统统落选，从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后一名的刘子信，全部都是来自江南的考生。接下来的殿试，福建闽县的陈某又被取为状元，北方举子愈发不满。他们认为，由于刘三吾、白信蹈都来自南方，就有意压制北方才子而袒护南方人。这一说法很快得到大多数北方举子的认同，群情激愤。他们用泥团土块将高悬的黄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召集了一些同样不满的落第学子，浩浩荡荡地向礼部闯去。礼部接到控诉刘三吾等人私取同乡的奏报，赶紧请来锦衣卫镇压考生游行队伍。然而，事态越闹越大，还没有离开京城的北方考生再度组织游行示威，并且写了大批字帖贴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礼部见大事不妙，便立即向朱元璋上书汇报。朱元璋异常震怒，决定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说：“北方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连年战争对当地文化教育摧残极大。这些年来，北方举子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成绩相差愈发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才会出现南优北劣的局面。”
朱元璋其实本来就对南方地主知识分子有些不满，又因为国家要加强北方边境防守，北方正是用人之际。这一科选出的进士都是南人，他就有些不快。于是，他又下令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会试复查。经过20多天的查卷后，张信向朱元璋禀告：“南北考生成绩相差确实悬殊，就连最后一名的刘子信，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北方人的试卷，仅能列为第53名，不能重新更动。”朱元璋听后，认为是张信故意把成绩差的试卷拿给他看，勃然大怒，命令刑部立即捉拿刘三吾、张信、白信蹈三人，严加审问，要求他们说出会试实情。刑部审了好几天，三人仍旧丝毫不肯改口。刑部官员只好拿出之前办胡案、蓝案时大拷刑讯逼供的本事来，还将三人家眷几百口全部打入天牢，终于查出了一个涉及600多人的大型“徇私舞弊”集团，上报给了皇帝。
朱元璋明明知道是冤案，但为了平息北方士人的愤怒，于是御笔朱批，称刘三吾、白信蹈是蓝党，张信是胡党，有谋逆之心。刘三吾因年事已高，流放充军；而张、白两位则被凌迟处死，涉案大臣和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放有数十人。这一年所选进士全部废除，当科状元按行贿罪被判处死刑。这年的四月底，将20多位考官绑赴刑场执法。五月，朱元璋亲自阅卷，从北方士子中点出61名进士，第一为河北韩克忠，第二为山东任伯安。此后，明朝科举一律分南北榜取士。消息一出，举国欢呼雀跃，“南北榜”公案至此了结。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之争”案。先出的南榜52名中无一北人，朱元璋亲自批定的北榜61人中无一南人。
朱允炆即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削夺其祖父朱元璋分封的诸王藩镇，他削夺了5位藩王后，将矛头指向了他的四叔燕王朱棣。
朱棣少年时就随朱元璋征战，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被朱元璋封在北京，称燕王。朱允炆的削藩令一下，他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就在1399年毅然起兵，对外宣布是“靖难”，也就是为皇帝平定祸乱。他先控制了北京城，招降了守备通州的将领，夺取蓟州，攻破居庸关。驻军开平的宋忠是防备朱棣的重要军事力量。朱棣起兵后，宋忠不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最后因为部将临阵倒戈，败北而逃，最后被捉住了。稳固了后方以后，朱棣就挥兵南下。
朱允炆饱读诗书，是个柔弱的皇帝，没有把朱棣放在心上。大臣黄子澄劝谏后，朱允炆才派长兴侯耿炳文、驸马都尉李坚等人率师北伐，抵挡朱棣的进攻。出发前，朱允炆去送行，对众将说：“你们不要杀伤燕王，不要使朕有杀叔父的坏名声留于后世。”这样的话让将领们缩手缩脚的，怎么打仗呢？此后，朱棣大军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战役的胜利，朱允炆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1401年，朱棣进军防守较为薄弱的河北，转战河北各地。他得知南京守备空虚，于是决定绕过山东，率军直取南京，于第二年兵临南京城下。朱允炆派姑姑庆城郡主为代表，和朱棣谈判，答应与朱棣划江而治，朱棣婉言拒绝了。朱允炆很着急，召见群臣时大哭。
朱棣手下的哨探侦察到金川门是李景隆把守，他便率先派军攻打金川门。燕军一到，李景隆与谷王朱橞马上打开城门投降。城破后，朱允炆失踪了，以兵部尚书茹瑺为首的几十个望风使舵的大臣也都纷纷投降，叩请朱棣称帝。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到此，朱棣发动的靖难役宣告胜利结束。
“靖难之役”后，有大臣建议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朱棣在北平经营30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还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于是，朱棣决定迁都北平。
1406年，朱棣下诏兴建北平宫殿；次年，正式开始修建北平城。朝廷调集了工匠30万人，民夫近百万，云集北平。这个工程十分浩大，所有的建筑材料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北平房山；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铺地的方砖，烧制在苏州；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颜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
为了方便南粮北运，1411年，朱棣又命令工部尚书、刑部侍郎等官员主持疏通会通河，整治运河淮南段。从此，运河的运输能力大为提高，漕运在南北运输中开始起主导作用，海运逐渐罢废。
1420年，建都的工程竣工。第二年，迁都的准备都已经做好，朱棣及文武百官正式迁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新京城以皇宫为中心，以前门、午门、景山、钟楼为中轴线，官衙、民居、商铺分布四周，通衢宽广，街巷整齐，气势雄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城市建筑思想，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
朱棣攻克南京之后，一直没能找到朱允炆的下落。以后，他又派人去全国各地寻找，也没找到。此时，有关朱允炆的传说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有人说，朱允炆并没有让大火烧死，他趁宫中火起，从地道中逃了出去，现在他还在一个寺院里当和尚。也有人说，朱允炆乘着一只小船，出洋跑到其他国家去了。这些说法都让朱棣感到不安，他想：若是朱允炆真的没死，而在什么地方重新召集人马，那岂非一件麻烦事。因此，他召来自己的心腹袁忠彻商量这件事，袁忠彻回答道：“万岁，我以为您可以派一支船队去访问各国。一来可以寻访一下朱允炆的下落，二来可以宣扬一下我们大明王朝的国威，叫那些小国都臣服于万岁，您认为这个办法行不行呢？”朱棣同意了他的建议。
朱棣决定派出船队出使外国，但派谁来统率这支船队呢？他思来想去，决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三宝太监郑和去办。
郑和，原本姓马，乳名叫三宝，云南昆阳（在今云南）人。他的祖父和父亲全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且曾去麦加朝过圣。1381年，朱元璋的军队进攻云南的时候，将刚刚10岁的三宝掳到了军中。以后，朱元璋将三宝送给了燕王朱棣。自此，三宝便成了燕王府里的一个小宦官。三宝从小聪明伶俐，很得朱棣的喜爱。他曾经跟随朱棣四处征战，见过不少世面，长了很多见识。三宝也曾参加过多次战斗，他熟知兵法，很有指挥才能。因此，朱棣决定由他出使“西洋”。当时，“西洋”是说现在的文莱以西及印度洋沿岸各国。郑和接受了明成祖的特殊任务。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郑和与副使王景弘率领着庞大船队自苏州刘家港（在今江苏）扬帆起航。船队由62艘大海船组成，这种船船身长44丈，阔18丈，船上可以容下1000人，号称“宝船”，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船上除了有士兵和水手外，还有许多翻译、医生和技术人员，共有28800多人。船上携带着大量的瓷器、丝绸、纸张及金银财宝。
郑和的船队首先航行到了占城（在今越南），接着又去了爪哇、旧港（在今印尼）、锡兰等国。他们到达一个国家，便先去拜访该国的国王，献给他们一些珠宝。然后，就用船上带来的东西和当地的人民交换本地特产。郑和带来的丝绸、瓷器等很受各国的欢迎。郑和的船队返航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国王便派使臣随船队到中国朝见朱棣。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先后7次远航出使西洋，到过印度洋沿岸30多个国家，其中最远一次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伊斯兰圣地麦加。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比西方人发现美洲和好望角的航行要早半个多世纪，在世界航海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是，郑和始终没有找到朱允炆。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俗称万三，元末明初一代巨商。在周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沈万三以躬耕起家，后来凭借周庄特有的地理优势进行海外通商，开展“民间贸易”活动，继而成为天下巨富。他致富在元代后期，走的是一条从经营土地到辗转贸易发家的道路。
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使他富甲天下的根本，则是靠经商尤其是做海外贸易。在元朝统治时期，富商买土地、地主兼营商业的很多。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商人的数量增多，经商的范围也很大。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
他的生意初期还是主要在国内发展。据记载，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
在元代，苏州商业是十分繁荣兴盛的，有良好的出海港口，又有丰富的商品，堪称外贸大城市。元代推行“诸番商贩，率获厚利”的政策，因此住在苏州附近周庄的沈万三受其影响，开始大做海外贸易文章。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所以说，经商致富特别是发展海外贸易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沈万三做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富可以在苏州地方史志记载中得以印证。“海外贸易”这个词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出现，然而沈万三却在努力实践着。富有开拓意识的沈万三率人扬帆远行，去异国他乡“淘金”。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
沈万三走过的经商之路是成功的，他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取得成功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
天时
沈万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时期，而他经商的黄金时代是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征服、轻管理，实行“重农商、轻赋税”的政策，因此当时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沈万三慧眼独具，从事起商贸活动来。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运到海外，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
地利
沈万三的商贸成功与周庄具有很强的交通优势密不可分。唐宋以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的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于娄江尾闾的刘家港是元、明两代最大的漕粮运转基地，海外诸国也把它作为很好的交易市场。周庄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连白蚬江，可到苏州；东通吴淞江，直达太仓，所以沈家船队可以从周庄急水江浩浩荡荡直达太仓刘家港，有的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经商，有的向东南出海贸易。周庄八景之一的“急水扬帆”就是对沈万三船队的一种写照。优越的交通使得沈万三奔行于内地和国外各大商贸城市之间，于是他的“聚宝盆”里盛满了来自各地的金银财宝。
沈万三所处的元末明初之际，江南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当时的元朝政府曾设立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最盛时拥有贸易海船1.5万多艘。在元朝政府的鼓励之下，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日本、南洋、中亚、非洲等地。沈万三利用江南通都大邑的丰富资源，将中国的商品运送国外，将外国的商品引进国内，其利润是巨大的。
苏州城阊门外怀胥桥施家巷，有一户施姓人家，是孔子72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1296年，施家添了一个男丁。一位老秀才给这个婴儿起了个名字，叫彦端，意思是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一位行为端正的才子。这个襁褓中的彦端，就是后来写出名著《水浒传》的施耐庵。
施耐庵7岁时，家贫无法上学。但他刻苦好学，经常向别人借书看，并请教于人，有时还悄悄到府学去旁听。就这样，他少时读了许多书，学了许多知识。13岁时，他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一挥而就。有一次，邻居有个老人病故，其家人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给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施耐庵试试。施耐庵也不推让，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当季秀才看了这篇兼有稚气和才气的祭文时，口中称赞不已，并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读书学习，且不收学费。后来，他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
施耐庵在浒墅关不仅熟读诸子百家，而且各种书都去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等故事都引起了施耐庵的强烈兴趣。课余时，他还同伙伴一起舞刀弄棒，练习武艺。当时，苏州城里经常唱些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同乐陪燕青捕鱼》《李逵负荆》等话本和杂剧，施耐庵有时也能有兴趣地欣赏，他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极为敬佩之情。
1331年春，年已36岁的施耐庵上京应试。天从人愿，秋闱他一举金榜题名，中辛未榜进士。发榜后，他在拜谢师友中结识了同榜得中的浙江青田人刘伯温。此后，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十分投契。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钱塘担任县尹。但是，官场腐败，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盘剥百姓，他耻于同流合污，两年后便愤然辞官归隐。
施耐庵从钱塘弃官回乡之后，在苏州东南隅的施家桥开馆授徒。一天，一位商人领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拜谒施耐庵。这个商人姓罗，是山西太原人，经常往来于苏杭做生意。他因久闻施耐庵大名，这次专程把儿子罗贯中带来向他投师求学。施耐庵见罗贯中谈吐风雅，颇有才学，心中十分喜爱，就收下了他。
施耐庵早就有用笔耕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的打算。一次，他路过一个书铺时，看到里面有不少手抄话本，其中有一本名叫《张叔夜擒贼》，内容是讲梁山泊宋江等一百单八将杀富济贫的故事。他立即买了回来，并打算以此为资料，把其他有关梁山泊故事的话本内容加以修改，写一部《江湖豪客传》。这时，施耐庵的父亲和妻子季氏相继病逝了，他续娶的妻子为申氏。申家比较富裕，也是个书香之家，他们很支持施耐庵写书，特地花了一笔钱，请画师按照宋末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临摹成了36张人物画像，挂在家里，让施耐庵写作时参考。有了申家经济上的支援，施耐庵不再开学授徒，一心一意从事专业创作。他只留下了得意门生罗贯中一人，专门帮助自己整理书稿，并同他一起磋切写作技艺。
刘伯温做了朱元璋的军师后，多次向朱元璋推荐施耐庵。朱元璋很重视，特派刘伯温去召请。施耐庵听到这个消息，因厌恶做官，只得暂时躲避起来，回到了苏州阊门外施家巷，继续专门创作他的《江湖豪客传》。为了避过刘伯温的追觅和战乱，完成自己出书的夙愿，施耐庵决定找一块净土静心从事写作，他想到了先后做过松江同知和嘉兴同知的好友顾逖。顾逖已辞官回到兴化家中，兴化地方偏僻，四周环山绕水，无喧闹之苦，是一个专心从事写作的好去处。施耐庵便带着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学生罗贯中，搭船渡江北上，径赴兴化。施耐庵在顾逖的热心帮助下，在兴化靠近黄海边的白驹镇上定居下来，专心写作。
1367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攻破了平江。朱元璋再次派刘伯温带着御旨专程登门召请施耐庵。刘伯温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施耐庵的新居，已明白施耐庵其意甚坚，就未再多说什么，回去复旨了。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召请，便到白驹镇以西18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格局建了房院，迁来居住。当时，村西有一芦苇荡，占地10余亩，湖中芦苇繁茂，每到秋冬季节，水鸟成群结队而来。湖中有一微型岛，施耐庵便以此模拟梁山泊，常和罗贯中一起乘着小船，登临其上，寻找灵感，精心构思。
施耐庵在施家桥住了一年多，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和修改《江湖豪客传》上。全书即将写完时，他又觉得书名比较直白，心中不甚满意，便征求罗贯中的意见。罗贯中看出老师的心思，就说：“老师，书名不如就叫《水浒传》吧！”施耐庵沉思片刻，然后说：“‘水浒’就是水边，隐含‘在野’之意，有典故。诗经曰：‘古公亶父，朝来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是歌颂周代发祥史的。我这部书是写起义英雄的，叫它‘水浒’，非常合适！”于是，书名定下。
《水浒传》成书后，很快被传抄到社会上去，人人争相。到了1368年冬天，《水浒传》抄本传到朱元璋手中。朱元璋因为两次派人请施耐庵出来做官都被拒绝了，心中一直有气。他看了这本书，火气更大了，随即作了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于是派人把施耐庵抓来，将他关进了南京天牢。刘伯温知道此事之后大吃一惊，便赶紧到天牢探望他。施耐庵要刘伯温想个办法救他出去，刘伯温对他说：“师兄乃聪明绝顶之人，还需要询问我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就能怎么出去。”说完，微微一笑而去。施耐庵反复琢磨刘伯温的话，终于明白了：我是因为写书坐牢的，还是要通过写书才能出去呀。我的《水浒传》写了宋江一伙人起义造反，犯了统治者当然也包括朱元璋的忌讳。要是我能把宋江等人写成像张士诚那样接受元朝招安，不就得了吗？接着，他将自己的创意向刑部阐明后，刑部允许他继续写作。于是，他便在天牢里以张士诚降元为背景，把《水浒传》续下去，又写了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归顺朝廷。
施耐庵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把这部《水浒传》的后50回续成。最后将书送呈朱元璋阅览后，又加上刘伯温从中帮忙，施耐庵被释放出狱。施耐庵坐牢一年多，经受多方折磨，再加上创作辛劳，早已身患大病。待出狱时，他已是一个瘦骨嶙峋、步履艰难的老者了。
施耐庵到淮安后，租了间房子，暂且住下来静心养病。1370年春天，施耐庵病情加重。施耐庵的二弟彦才从白驹场赶来探望，见此情景，不禁怆然落泪。施耐庵临危前对彦才说：“我一生都累在一部《水浒》上！我死以后，子孙千万不要写书，也不要做官，只叫种田便可。”说罢，一代文豪就与世长辞了！终年75岁。他的遗体葬在淮安，后来，他的后人把他的墓迁到白驹场施家桥。
施耐庵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伏案疾书的书斋。他的书是写完了，但书并没能够出版，他的夙愿也未能达到。他的爱徒罗贯中深知老师的诚挚之心。老师没了，罗贯中要完成老师的遗志。罗贯中在淮安精心整理《水浒传》遗稿。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劳动，书稿终于有了眉目。他决计为书稿找一个出版者，使其流传后世，以了老师生前的心愿。
此时，他打听到福建建阳刻印书籍十分兴旺，便带着书稿、打点行装径赴建阳。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走了一家又一家刻印书场，却无一家肯接受刻印此书！施耐庵的案子全国皆知，特别是文化界更加清楚，谁也不敢冒着触犯皇帝而获杀头之罪的风险出版此书。
当罗贯中拜访完最后一家书场也一无所获时，他只好租了一间房子，作了长住打算，以待天时。因为建阳系全国刻印书场中心，书场林立，此地若不肯出版，其他地方希望就更加渺茫。由于时间很充裕，他将《水浒传》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重新认真细致地编校。《水浒传》只能暂时束之高阁了。
此时，罗贯中也为日后创作《三国演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收集了许多资料，如史志传说等，开始研究史料，构思。接着，他开始伏案创作《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一样，也是千古佳作。后来，他又创作《三遂平妖传》，可惜仅写20回，便因病辍笔。不久，奇才罗贯中也因病逝世了。
150多年过去后，兴化出了一位使《水浒传》得以问世的贵人，他名叫宗臣。当时，宗臣奉旨做福建提学副使时，罗贯中的后人借同乡之名拜访了宗臣，请求准许刻印出版《水浒传》，以激发军民的抗倭斗志。而宗臣当时正负责整顿军备，鼓励士气全力抗倭，他当下便允诺了。于是，这千古名著《水浒传》才得以见天日！可以说，《水浒传》的问世，罗贯中功不可没，宗臣功不可没！
最早的《水浒传》福建版本多已失传，仅剩一部5回残本而已。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时，有一位热心人收集到民间《水浒传》传抄本重新刻印出版，并以“天都外臣”的化名作了一篇序言。今天我们出版的《水浒传》便是这个版本。这位“天都外臣”对传播《水浒传》也是功不可没。
《三国志通俗演义》由元末明初家罗贯中以史实和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创作而成，《三国演义》为其简称。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120回，约75万字，为其主要代表作，描写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110余年的历史故事，它是在历史典籍、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读者、听者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尤其是诸葛亮的形象最为深入人心。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象征，这便是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魅力。关羽、张飞亦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对他们与刘备名为君臣、情似骨肉、至死不渝的义气十分赞赏。此外对大义凛然的赵云及忠于蜀汉集团的庞统、黄忠、姜维等英雄也作了热情赞扬，同时对曹魏、孙吴集团的文武大臣也予以充分描写和不同程度的肯定。
《三国志通俗演义》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文中涉及数不胜数的大小战争的描写，各具特色，展现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描述战争的过程中，罗贯中善于抓住重点，突出人物，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写出战争胜负原因和各方将帅的性格、气度和智谋。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后世影响深远，它的出现使长篇创作不再仅是说书艺人的专利，它成功地再现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群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