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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2)(1 / 1)


杨恽的父亲,就是汉昭帝时期的丞相杨敞。杨敞是霍光一手提拔的,此人胆小如鼠,在霍光和上官桀等人斗争时,明知道上官桀要谋害霍光,但因为怕惹祸上身,当了骑墙派,上官桀事败后,杨敞没有任何封赏。不过这种凡事不敢出头的行事风格,在霍光执政的时代还是很容易明哲保身的,杨敞凭借谨慎和听话,最后一步步当上了丞相。

几年后,霍光打算废了刘贺,找杨敞商量,杨敞更是吓得差点儿背气,幸好他夫人鼓劲,他才战战兢兢地支持霍光。杨敞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之人,小心脏实在受不了这些狂风暴雨,刘病已当上皇帝几个月后,他就死了。

杨恽不是杨敞的长子,没有资格继承杨敞的安平侯爵位。杨恽有个非常有名的外公,就是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当时算得上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甚至是禁书),没有几个人能读到,可杨恽因为和司马迁的独特关系,早早就读过了。

杨恽从小就被认为才华横溢。他读过外公的书,被外公的气质所感染,为人洒脱不羁,好结交英杰才俊,在朝中颇有名声。

杨恽在汉宣帝八年(本始四年,前68)迎来他人生的一大机遇。那年,霍禹等人谋反,事情被杨恽知晓(张章首先知悉,他告诉董忠,董忠再告诉杨恽),他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皇帝身边的侍中金安上(刘彻临终前留下的辅政大臣金日的侄子),使刘病已有了准备。杨恽因为报信,被封为平通侯,职务也升为中郎将(比二千石)。

杨恽在担任中郎将期间,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使郎官队伍焕然一新,刘病已对他很满意,将他提拔为光禄勋(即之前的郎中令,是中郎将的长官,中二千石)。

那时候的杨恽,深受刘病已器重,事业蒸蒸日上。他本人又轻财好义,出手大方,经常给兄弟和亲戚散钱,那实在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

但事业的顺利让他开始飘飘然,他有些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为自己的品行和办事能力沾沾自喜。

杨恽有能力、有才干、有品行,你说他这样做有错吗?

没错,可你整天夸自己能干,让同僚们情何以堪呢?就算你说的都对,别人也有权不爽。

况且杨恽不是什么缺点都没有。

他和盖宽饶一样,喜欢发掘别人的隐私,而且做事情有些刻薄。更不堪的是,他报复心强。那些和他同级别的人,要是忤逆了他,他一定想办法陷害对方,压过对方一头。这种事做得多了,杨恽的名声就好不到哪儿去,再加上他喜欢到处逞能,弄得不受人待见,人们就将他的缺点放大。正因为他有这些毛病,结果被太仆戴长乐怀疑,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斗争。

有一回,戴长乐被人告了,被告后的戴长乐心里很不是滋味,想了想,觉得这肯定是杨恽在背后下黑手。

也不知杨恽到底有没有搞鬼,反正戴长乐认定了是他。戴长乐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书一封,历数杨恽平时说过的大逆不道言语。里面包括:

第一,杨恽诅咒刘病已。有一次高昌侯董忠(因告发霍氏谋反被封侯)的马车狂奔入北掖门,杨恽说昭帝驾崩前也有马车撞上殿门,如今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天意,他还把这话说给张延寿(张安世之子)听。

第二,妄议朝廷的决策。之前左冯翊韩延寿(后面会讲此人)有罪下狱,杨恽替韩延寿辩解,有人问他是否有把握营救出韩延寿,他说什么正直的人往往不能保全,他尚且不能自保,所以没把握救出韩延寿。而他为什么不能自保呢?按杨恽的说法是,自己的才能太高。

第三,有使者说单于打算来汉朝,可杨恽偏要唱反调,说单于明摆着不会来(意思是刘病已蠢,单于明明不会来,可他竟看不出来)。

第四,胡说八道。他观看古人画像的时候,指着夏桀和商纣的画像说:“天子经过这里时,应该以他们为师,好好询问他们的过失。”那么多画像,有尧舜禹汤这些明君他不称赞,却非要天子效法暴君,胡说八道之至。

第五,杨恽听说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因为谈论单于而被杀,非常气愤,他说:“怎能有这等不贤能的君王呢?大臣出的好计策他不用,非要自取灭亡。秦朝时,君王只重用小人而诛杀忠良,最终导致亡国。假使秦国能重用贤臣,就可以延续至今了。那时的暴君和今天某些人一样,乃一丘之貉。”杨恽这畜生胡乱引用古代亡国之君的例子来诽谤当世,无人臣之礼。

第六,他还跟我说:“自正月以来,久不降雨,《春秋》上对这一现象有过解释,夏侯胜也曾说‘长时间不下雨,肯定有人要谋逆’。所以我估计陛下今年肯定不能去河东郡后土祠祭祀了。”杨恽随便开天子的玩笑,太不道德!

戴长乐弹劾杨恽的这些事倘若属实,杨恽可真是够大胆的,因为这几件事情都是杨恽在表达自己对时政和天子的不满(除了建议天子询问桀纣过失那件),而且有些话还明显有诅咒天子的意思。

刘病已看到上书后,让廷尉处理此事。

廷尉于定国调查后,杨恽的罪更重了。于定国给刘病已写了个报告:“杨恽这人死不认罪,还让人告诫张延寿(张安世之子,杨恽的亲家),让张延寿给自己作伪证,说他没听到杨恽说过马车撞门预示着皇帝要驾崩的话。因为只要张延寿这样讲,就证明戴长乐诬告自己。可那人不帮杨恽给张延寿托话,杨恽急了,就拿刀威胁那人,让那人别把自己说的话讲出去。杨恽官居高位,是天子身边的近臣,常参与国家大事,深受信任,可是他心怀怨望,妄作妖言,工作中不尽心竭力,大逆不道,必须严惩!”

现在,杨恽被太仆戴长乐和廷尉于定国同时弹劾,而戴长乐和于定国又不是一般人。刘病已在民间时,就和戴长乐关系不错,后来刘病已为了站稳脚跟,提拔了一批亲信,戴长乐就是其中之一。而于定国差不多是那个时代最受好评的廷尉了,官场将他和汉文帝时代有名的廷尉张释之类比,说张释之当廷尉时,天下无冤民;而于定国当廷尉,就没有人觉得自己冤枉。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足见官场和百姓对于定国的信任程度。

但杨恽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能量也非同小可。第一,他父亲是杨敞,虽然胆小,可毕竟是昭帝时代的丞相,是扶持刘病已上位的重要力量,当年,在弹劾刘贺的群臣联名上书中,杨敞的名字可是排在第一位的(霍光第二位);第二,在霍氏家族谋反时,杨恽告发了霍家,成了刘病已的死党,他也因此被封了侯;第三,从戴长乐的控告中看出,杨恽其实是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城府不深,这种心直口快之人容易得罪人,可也容易交到好朋友。

所以当杨恽和戴长乐掐起来,必定让刘病已十分为难,因为双方都跟他有很深的交情,也都有人帮忙说情。

也许两个人都有问题,所以刘病已最终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如此戴长乐失去职务,杨恽失去职务和爵位。

这相当于把杨恽多年来的打拼全部清零,杨恽从小就家境优越,仕途也一帆风顺,他又有才华,一直以来都心高气傲,突然受到这等对待,羞耻恼怒之情涌上心头,于是对刘病已、对朝廷非常不满。

该怎样表达不满呢?肯定不能咒骂,也不能再说大逆不道的话了。

杨恽的办法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越猛,我就活得越自在;你越打压,我越快乐,越潇洒;你说我不好,我就交更多朋友,让更多人称赞我,气死你!

于是,杨恽回家后就开始做生意,结交宾客,把自己变成富豪,拿挣来的钱花天酒地,呼朋唤友。

杨恽这些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但的确惹得那些整他的人不爽。他有个好朋友孙会宗,在安定郡当太守,见杨恽回家后这样生活,担心杨恽会招来祸患,就写信劝杨恽收敛点儿:被罢免的臣子回家后,最好低调做人,闭门反省,不该大治产业、广结宾客、受人赞誉。

孙会宗说得很有道理,他也是真心为了杨恽好才说这些话的。因为,杨恽那个态度,明明是在表达内心的不服气,这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个被朝廷处罚的官员,不该表现出不逊的姿态、昂起脖子和朝廷对着干。

可杨恽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看不惯官场那些钩心斗角,看不惯天子不明是非,他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嘴碎,就是不吐不快。加上杨恽是个傲气的人,因而朝廷对他的处置在他看来就是奇耻大辱。

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封回信,表示朝廷既然如此待他了,他就只能当个农民,好好务农。由于朝廷这样的处置,让他不能再当追求仁义的卿大夫,所以只好当一个终日求财求利的下贱人。孙会宗的话,就是以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下贱人。杨恽越说火越大,最后还把孙会宗骂了一顿——别人不懂我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变得如此不堪呢?我看你是在偏远地方待久了,连先前的优秀品格也丢了!哎,我总算看懂你这号人了。算啦,这是个皇恩浩荡的时代,你跟我这种人说话干啥,快抓紧时间当个大官吧!

孙会宗写这些完全是出于好心,否则人家堂堂太守,何必招惹他一介布衣,哪知杨恽是狗咬吕洞宾,差点儿没把孙会宗气死。

除了孙会宗,杨恽的侄子杨谭也劝过杨恽。杨谭没有孙会宗那么直白,他说:“以前杜延年也获过罪,但不久后又被重用。您的过错很小,又曾立有大功,我看很快就能复出了。”

如果孙会宗的话太直接,让骄傲的杨恽不能接受,那么杨谭的话呢?

杨恽无法反驳杨谭,可他又实在不爽,他实在不能忍受被罢官的耻辱,于是脱口而出:“哼!立了大功又有何用?那天子根本不值得我效命!”(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

天子不值得自己为之效命,这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刘病已这人不值得效忠,不配当天子呢?再进一步,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杨恽有另外值得效忠之人、想换个天子呢?如果天子只有一句话不能忍受,我看差不多就是这句了。

杨谭听了这话是什么反应呢?

杨谭愤愤然,很生气。

他不是因为杨恽“大逆不道”的话生气,而是觉得杨恽讲得有理,他说:“天子的确是这样的!盖宽饶和韩延寿都曾立下大功,可最后都被杀了!”

这俩人一唱一和,说的话还被史官记录下来被我知道,所以这番对话肯定泄露了。

这种话泄露了,他杨恽哪还有好果子吃啊!

但是让杨恽遭殃的并非这番对话,而是天象异常。

天象异常,指的是发生了日食。日食在当时被认为不吉利,天子是厌恶的。

天子眉头紧皱,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倒霉的事情。

臣子们纷纷出招,用自己的理论阐释这个天象,但都说得空洞,不能令人信服。

只有一个人的解释让刘病已赞同。此人认为:之所以日食,都怪杨恽!

杨恽怎么就整得日食了呢?

按照这个说法,正是杨恽心怀怨望,骄奢淫逸,不知悔改,老天才会发怒,用日食来警告天子的。

刘病已早就对杨恽怀有意见了,听了这个解释,疑窦尽解,联想起杨恽的种种出格之处,觉得这个说法太有道理,他立即目露凶光,下令严查!

严查,最后就查到杨恽和孙会宗的通信。朝廷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到孙会宗处,搜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回信。

杨恽在那封信中的措辞可是充满了怨气的。孙会宗劝他温顺,他非要狷狂,孙会宗要他低调,他非要给自己的高调找理由,还一副“我本来不想这样,是朝廷逼我”的样子。

刘病已对杨恽这个态度非常不满,下令廷尉给杨恽治罪。

廷尉很快就有了结果:杨恽大逆不道,不知悔改,当斩!

杨恽没有等来救星,在汉宣帝二十年(五凤四年,前54)被腰斩于市。

杨恽死了,那些和他有关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其妻儿被发配到酒泉郡,其侄子杨谭因为没反驳杨恽的话,被贬为庶人。那些和杨恽关系好的如京兆尹张敞、安定太守孙会宗等人都被免了官。

杨恽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傲气、清高、不羁、洒脱、又有些才干,他先是和戴长乐互掐,后来心怀怨望,胡乱说话,以至身死。

杨恽的死,颇受争议,也值得人深思。我本来想把他的故事讲到这里就打住的,可实在忍不住去想一个问题:杨恽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呢?

杨恽有这样一些品质:洒脱不羁、轻财好义、才气逼人、傲骨嶙嶙、无视权威。这些都是很好的,可许多人不喜欢。

这都是符合偶像剧中男一号的品质,怎么会不喜欢呢?

因为他不是偶像剧男一号,他和自己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利益冲突。面对这样一个人,很多人对他恐怕是防范嫉妒大于欣赏赞美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别人不喜欢杨恽,有时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在无理取闹,从理性上劝自己改变看法。可问题是杨恽有些缺点,正是这些缺点,让讨厌他的人找到了讨厌的理由,而不必顾及他的优点。

他喜欢自夸其能,做出成绩就到处向别人宣扬自己是多么多么高明、换别人肯定做不到他这样好云云;他严厉刻薄,经常发掘别人阴私;他自尊心极强,遇到同僚不顺从自己,就一定想办法斗败对方,以显示自己能力高强——老子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你就倒下,跟我玩儿,你还嫩得很!

杨恽是有些偶像情结的。他不贪财,但极其好名。好名,就是想得到人的称赞。但杨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名,因为他发现在现实中,夸他的人没有他想象的多,夸的力度也没有他预想中的大。这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大家还不知道我的厉害。没有人帮忙宣传,那就自己来吧。于是杨恽做了得意的事情,就忍不住要别人知道——看看,杨某人厉害吧!你看不懂我这么做的深意吧,来,杨哥跟你讲。

杨恽对自己非常满意,这种人一般是瞧不起别人的。瞧不起的理由很简单,即别人不如自己。既然别人不如他,那他就绝不能容忍这些人来挑衅自己的权威,一旦有人挑衅,他就恼羞成怒,非让对方吃亏不可,以显示自己的能耐——小样儿,就你那德行,也配和我过招,咋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啊!

他觉得许多人没本事,是庸俗的,而且这些俗人还自以为高明,他看不惯这种人,就用高标准要求他们,发掘这些人的秘密,让他们现出原形,而他自己就像个除恶的侠士。

杨恽就像朵玫瑰,看上去很美,可身上又带了刺,让接触他的人感到难受。的确有一部分有胸怀的人欣赏他的才能和优秀品质,愿意和他做朋友,比如杨敞、孙会宗;可更多人被他扎过后,都觉得他不顺眼,他愈是灿烂,人家就愈想把他搞烂!

不低调,是包括杨恽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的特点,因为他们沉不下心来,他们觉得不张扬个性,不弄点不同的东西,就无法显示自己的才气,辜负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他们自以为良好,但尚无多少功业,就急需外界认可,于是一次次证明自己,每证明成功一次,就沾沾自喜,而且还要别人知道自己是多么厉害。

杨恽太清高了,从骨子里看不起大部分同僚,他视对方如草芥,那么对方就感受到他的不尊重,视他为眼中钉。他的胸怀不够,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这世界上有太多“俗人”,他不是很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也不太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杨恽有骨气,所以当刘病已将他贬官后,就非常气愤,他虽然不敢和朝廷明目张胆地对着干,但就是不配合。他也知道朝廷想要他怎样表现,可就是不愿意,还理直气壮地说是朝廷逼着他成为这个样子,一副自己非常委屈的样子。后来他侄子劝他好好表现,以便日后继续做官的时候,他为了显示自己“不食嗟来之食”的高贵品质,直接脱口而出:“那天子不值得我效忠!”

杨恽觉得自己受了朝廷的折辱,对朝廷的处置非常不满。可杨恽是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能通过暴力的形式来发泄不满(就算他有这个能力,也不至于这么做),那么要表达不满,杨恽最容易做的就是不配合了。

朝廷是不喜欢这种人的,虽然朝廷有杀死这些人的权力,可这种人为数不少,不可能全部杀光,所以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些不配合者。朝廷为了掩饰自己对这种刺头的无可奈何,会标榜自己是多么多么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

可问题是,朝廷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来自杨恽这种人的不满和不配合呢?

像杨恽这样的人,是没什么力量的,他们不像独霸一方的诸侯,也不像占山为王的强盗,可以和朝廷真刀真枪地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和朝廷作对时,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来自舆论的同情。

可这种同情又很不可靠,因为它往往起作用于杨恽们已经遭到打压甚至迫害之后,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同情针对是弱势群体。就算事后朝廷会受到非议和谴责,可对于被打压的人来说,他已经是个悲剧了。比如朝廷虽然因为杨恽事件受到谴责,可杨恽已经死了,朝廷有很多机会去消除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可杨恽再也没有机会和朝廷作对。杨恽之类的人,只要还没有形成一股能以暴制暴的势力,那么不论他们闹得多凶多激烈,朝廷都不会感受到太大威胁的,因为一旦局势到了紧要关头,朝廷就会启动暴力措施将他们碾压。杨恽等人对朝廷的制约,相当有限,朝廷容忍这种不配合,不是害怕他们,而是觉得他们罪不至死,那甚至是一种基于同情的容忍。

于是在强权面前,许多人选择了屈服。但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屈服,于是远离了政治。杨恽看似远离了,可那只是假象,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朝廷将他召回去,他在家里不配合,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自己生气了,否则他根本没必要摆出那样姿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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