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听闻先生欲以秦时法家去革新今日之事，”沈铭很是疑惑，“可方才所言与绝非法家之言。”
“非也，即使在秦朝，法也非一支独大，法可解决君主与臣民、与百姓的关系，是帝王之术，但术可有效于一时，却无法根植于人心，法可让君主驾驭群臣，但无法驾驭人心，所以有汉以来，半儒半法早已是常态。我之所以以法家自居，是讨厌了某些儒士们的虚假一面，一心想着去编织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却无意于解决现实问题。如今国势危矣，整日还把心思置于‘仁义’、‘修善’、‘孝悌’上，若不继续改变，那确实无异于‘亡国之教’了，”覃阳子解释，“商君当年的所有政策，实际上都围绕着‘耕战’展开，即农业生产与对外战争，而实事上，没有严苛律法作为保证，此目标根本实现不了，应该说是商君之策顺应了现实需要而已，而苛法只不过是为了推动这些政策，所以，治理国家应当是现实的。听闻沈主事自小便熟读四经五书，既然敢与我谈论天下事，想必也必然是有一些不同往日的新想法了？”
“确实如此，”面对覃阳子的反问，沈铭很是无奈，“读了很多年书，反倒逐渐不知道孰是孰非，夫子之言自然无可辩驳，老庄之述也不无道理，可国家却日益衰微，让我很是疑惑，所以我想听先生心中的法家之术？”
“那我可就得给沈主事好好上一课了，主事若有不同异议，也尽可与我探讨，”覃阳子半切着身，“先秦百家，唯法家见用，不想居然能以之取天下，这绝非偶然，依我之见，一来，春秋之时列国间互相侵夺，内则暴政，外则杀戮，的确需要一个霸或王出来救世，法家初始也并未意在一统天下，亦不过成就一个霸或王而已。而要成就霸业，就必须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就必须练其民，使其为国效力，法家正是所需，二来，一国如一身，若脖颈粗重必然导致腰腹受伤，一国之中若有一部分特别发达则必然伤害君王以至整个国家，这一部分掌握特权，要不与民争利，要不与国争利，法家也就是想了几个办法对付他们而已。”
“法家主要的办法就是所谓的‘法’，”覃阳子接着说，“一方面要依民于农战，商贾与民争利，游士争赏于兵士，所以要抑商贾，退游士。法家另一个核心是‘术’，重在臣主异利，臣即为朋党，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可以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恤自己牺牲，整个国家走向上下取决于这部分人能否掌权周否，而法术之士就是这样一个团体。依照上面宗旨，实行起来，首先是官僚的任用，打倒了秦国的旧贵族，荀老夫子有言，‘入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
“所以，这都是选用新进士人的结果，秦国政治之所以整饬，得力于此，”沈铭接过话来，“所以，任用贤士很重要，但绝非那么简单。”
“其次是练兵之策，练兵须有财政支持，齐国练兵在多，而魏国在精，唯秦国的法，刑赏并用，使其民非战无以利，才可练就百万精兵，而这也源于商君变法之术。以上便是‘法术’之学应用到实际的效果。说到此，结合我之前所言，沈主事应该可以悟出法家之真谛了吧。”
“我想应该回到先生之前的那句话吧，治国乃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理想并不能供给食用。”沈铭回答。
“是的，农事矿藏也是如此。儒家主张恢复井田，而法家主张开阡陌，儒家对商业兴起还说‘市厘而不税、关讥而不征’，而法家则主张将山川湖泽、盐铁矿产收归国营，轻重敛散和借贷也由国家操控，以免有少部分人夺其利。”
“这些政策我们也有过，可最终却无法得到实施啊。”沈铭哀叹。
“所以重在实施，而法家行其道则尽于‘法自然’，其意有二，一是冷酷，法家最忌事法而认情，二是必然，信赏必罚。”覃阳子挪了挪身子。
“可利总有定数，国得之民必损之，民穷则国必乱，暴秦不也亡于苛法吗？”沈铭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