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使猿类直立，逐步从动物群脱颖而出，成为拥有自觉意识，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的人类，有了“人”，也就开始有了“文明”。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波澜起伏的多幕戏剧，人类便是戏剧的主角。人的诞生，意味着文明这部悲壮大剧揭开了帷幕。
劳动使猿类直立，逐步从动物群脱颖而出，成为拥有自觉意识，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的人类。
有了“人”，也就开始有了“文明”。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波澜起伏的多幕戏剧，人类便是戏剧的主角。人的诞生，意味着文明这部悲壮大剧揭开了帷幕。
首先登上中华文明舞台的，是与猿类揖别的古人类。
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如安特生等人，从“文化及人种单源说”出发，指认中国人种外来，有西来、南来、东来诸说。然而，大量考古发现一再有力地驳斥了这类论断。
东亚大陆是古人类化石发现地之一。自1929年中外学者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发现晚期猿人（直立人）头盖骨化石以来，几十年间多有古人类化石出土。其中直立人，也即“正在形成中的人”，主要有——
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1965年发现）。
陕西蓝田人（距今65万年至80万年，1963年发现）。
北京人（距今五十万年左右，1929年发现）。
智人，也即“完全的人”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古人）主要有——
广东马坝人（距今二十万年，1958年发现）。
陕西大荔人（距今十万年，1978年发现）。
山西丁村人（距今约五万年，1954年发现）。
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
广西柳江人（晚于丁村人，早于山顶洞人，1958年发现）。
北京山顶洞人（距今一万八千年，1933年发现）。
四川资阳人（距今七千年，1951年发现）。
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世界上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三大类别。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直至柳江人、山顶洞人，黄种人的基本特征一以贯之：颧骨突出、铲形上门齿、鼻子较宽。
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呈增长趋势，如蓝田人七百八十毫升，北京人八百五十九毫升至一千二百二十五毫升，山顶洞人则为一千四百毫升，逐渐逼近现代人的脑容量。这表明，古人类在长期劳动生活实践中，智力稳步增进。
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在于人能从事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而劳动的特征和前提是制造并使用工具。古人类只能对自然物（如木、骨、石等）稍加制造，充作某种用途的工具，使手臂得以延长。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木亡石存”，今日我们所能得见的古人类的工具遗留，主要是石器。
依石器制作的精细程度，原始社会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前述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资阳人，都处在旧石器时代。这百余万年间，古人类用碰砧、打击、刮削等方法，对石块进行简单加工。
1929年发现的北京人，距今五十万年左右。图为表现北京人生活场景的画面。
与使用木石工具同时，古人类开始用火。火的获取、保存及使用，使人类在暗夜、严冬获得光明与温暖，不再“茹毛饮血”，而得以“熟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中国人颂扬“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的燧人氏[1]，希腊人赞美窃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对于“用火”这一伟大进步的追怀纪念。
元谋人遗址已发现用火痕迹，而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六米，表明至少在五十多万年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地用火与贮火。
旧石器时代早期（如北京人），人类过着原始群居生活，即古籍记载的“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2]。
旧石器时代中期（如马坝人、丁村人）和晚期（如柳江人、山顶洞人），随着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男女分工明显，逐步由血缘公社转变为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是由女祖先繁衍下来的一个血缘集团，“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3]，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产，共同消费，血缘内婚向氏族外婚转变。
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也即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华先民生活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从直接攫取自然物的采集、渔猎经济，开始向生产型的农业、畜牧经济转化，先民获得较稳定、丰富的生活资料，从而实现文明的一大飞跃。有的西方学者将这一转化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或“第一次浪潮”[4]。其实，中国人很早便意识到攫取经济与生产经济分离的划时代意义，不过将其功勋归之“神农”这位文化英雄——“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5]传说制耒耜、教民耕稼的“神农”，实则是母系氏族时代众先民的代称，而其间发明农业、培植农作物的主要劳绩应当归功于妇女，当时男子主要从事渔猎。
东亚大陆是世界上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一些重要的农作物在这里培育出来，如黄河流域由野生狗尾草培育出粟子（小米），长江流域由野生稻培育出水稻。此外，还从狼驯育出狗，从野猪驯养出家猪，从原鸡驯育出家鸡。家畜、家禽饲养业与农耕业相辅相成，并行发展。
与农业、畜牧业发明相伴，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石器已由粗放的打制阶段转为精细的磨制阶段，从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导致的谷类熟食生活，提出对耐烧炊具的要求，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便应运而生，陶器是人类使之改变分子化学结构的第一种制作物。此外，麻类等农产品则推动纺织的兴起。这样便出现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以生产经济为主导的新石器文化如满天星斗，散布东亚大陆，其富于典型性的有如下几种——
一仰韶文化
距今五六千年，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有磨制的刀、斧、锛、凿等，骨器精致，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猪、狗等家畜。属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期。由于遗物中常有彩陶，又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在西安东郊的半坡村。1958年在遗址建立半坡博物馆。
二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图为表现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生活情景的雕塑。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千年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镰和蚌镰。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开始用轮制。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发达。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因遗址掘出黑陶，又称“黑陶文化”。
三河姆渡文化
1973年首次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约六千年，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骨耜、骨镞，陶器为黑陶，有大量稻谷遗迹和猪、狗、牛遗骨。这说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先后，在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原始文化。
四屈家岭文化
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分布于江汉平原。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彩陶纺轮、长颈圈足壶为主要特征。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粳稻，饲养猪、狗等家畜。年代晚于仰韶文化，而与早期龙山文化相当。
此外还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甘肃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江苏的青莲岗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
河姆渡文化1973年首次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约六千年。图为河姆渡文化遗址。
农业、畜牧业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女性曾经是主要农业劳动力，占据社会宰制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尤其是犁耕出现，要求身强力壮的男子从渔猎转向农业和专业手工业（如制陶），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体力较弱且有生育之累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炊事和养育子女等家务劳作。男子的社会地位历史性地超过妇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
父系氏族是由父系血缘组成的社会集团。一个氏族的成员，是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及配偶，他们共居一定地域，共同占有、耕种一定土地，集体劳作，共同消费。
父系氏族制区别于母系氏族制的关键，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和核心。男子出嫁到女方的对偶婚演变为男娶女嫁，母系家庭公社向父系家庭公社转化，进而形成以男子为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在父系氏族制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一些氏族首领利用公职之便，将某些集体财产据为私有。最先出现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动产，粮食和家畜逐步也成为个体家庭的私有动产；以后，房屋乃至土地等不动产也为个体家庭所私有。
与私有财产的出现相关联，随之发生阶级分化，家内奴隶制是最初形态。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氏族公共葬地，各墓内随葬品多寡悬殊，足见在同一氏族内，成员的贫富差异明显；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男子身边有妇女和儿童，说明男性家长已有为其殉葬的奴隶。
私有财产及奴隶的出现，导致掠夺战争频繁。为着自卫及掠夺的需要，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结成部落联盟。
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据传说，著名者有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集团，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淮河流域的少昊、蚩尤集团。它们彼此发生过多次战争，如蚩尤与炎帝部落的一支共工间的战争，结果以蚩尤胜利告终；又如黄帝与蚩尤间的“涿鹿之战”，黄帝获胜；三如黄帝与炎帝间的“阪泉之战”，最后黄帝获胜，炎帝集团转徙长江流域。从此，黄帝集团势力日盛，黄帝成为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许多发明制造，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都被说成是黄帝及其亲属、部下首创，黄帝遂有“人文初祖”的美誉，被推尊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文化英雄。人们常称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中华五千年文明”也始于黄帝。
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其时实行军事民主制：第一，首领公举，史称“禅让”。如尧咨询“四岳”（诸部落长），“四岳”推选舜为继任人，又对舜考核三年，以舜摄位行政，尧死，由舜继位；舜晚年亦咨询“四岳”，挑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第二，大事众议。宣战、媾和、联盟、继位等均由氏族首领组成的议事会决定，不能个人独裁。《史记·五帝本纪》载，尧与“四岳”讨论，起初彼此意见分歧，最终尧服从“众议”。
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著名者有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集团，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淮河流域的少昊、蚩尤集团。图为宋代马麟《三官出巡图》。
“禅让”与“众议”，构成中国原始民主的基本内容，以后被中国人奉为“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的标志。
中华先民在原始公产的石器时代，不仅发明农业、创制陶器，而且还培植出质朴的精神之花。
一语言与记事符号
语言是劳动的产物，它与人类社会同时形成和发展起来。最初产生的是手势语言，进而形成分节口语，成为人们交流思想、协调动作、传授经验的交际工具。
为了帮助记忆和传递信息，先民还创作了各种记事符号，如《易·系辞》所载的“上古结绳而治”，又如《旧唐书·南蛮传》所载少数民族的“刻木为契”。
父系氏族制社会晚期，先民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刻画符号。如1954年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其口沿上有一百多个共约三十二种刻画符号。以后又在陕西姜寨发现一百二十多个约四十多种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已经走到文字的边缘，成为汉字的前驱。
父系氏族制社会晚期，先民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刻画符号，已经走到文字的边缘，成为汉字的前驱。图为传说中造字的仓颉的画像。
二绘画、雕塑
古籍有关于初民绘画的记述，如《吕氏春秋·句躬篇》的“史皇作图”，《路史》的“颗首作画”即是。征之以考古发现，原始绘画有装饰性图案画和写实性绘画两种，均见于彩陶。彩陶图案表现出由具体形象到抽象线条演化的趋势，如半坡彩陶有鱼的抽象化图案、庙底沟彩陶有鸟和花的抽象化图案。此外，后世中国画以笔墨造型，基本技法为勾线法、没骨法、填色法，这些特点在原始绘画中已有显现。
初民的雕刻艺术，有骨雕、牙雕、陶雕和石雕，以平面线刻为主，浮雕、圆雕和透雕较少，这与当时缺乏坚硬度大的金属雕琢工具有关。
随着制陶术的普及，陶塑艺术也得到发展。陶塑题材广泛，有家畜家禽、飞禽走兽、房屋、人像。注意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是其显著特色。这一点影响后世中国艺术至深至远。
三音乐、舞蹈
原始音乐有声乐与器乐之分。声乐在原始社会本极发达，它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群众性艺术，但时间的流逝使口耳相传的古声乐曲散音消，今日已无法窥见原貌。器乐则因古乐器少有保存而可略观其面目。《路史》称“疱牺灼土为埙”“伏羲削桐为琴”“伶伦造磬”，《世本》称“夷作鼓”，都是讲原始乐器的创制，而埙、磬等古乐器时有出土，证实这些传说并非向壁虚造。当然，原始乐器并非个别人发明，乃是初民的集体创造。
舞蹈是带节奏的人体动作，用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生活。它与音乐相伴相依。氏族制社会人们聚族而生，集体劳作，集体娱乐，故舞蹈尤盛。《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述初民载歌载舞以庆贺狩猎成功和农业丰收，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情形；《韩非子·五蠹》的“执干戚舞”文句，则表现虞舜时期为征讨三苗，举行军事舞蹈的场景。一些出土彩陶上，往往绘有集体舞蹈图形，是原始艺术的直接摹写。
四天文历法
天文历法知识的萌生，早于农业的发明。
初民在狩猎、采集和迁徙过程中，逐渐熟悉太阳东升西没、月亮圆缺、气候寒暑更替等自然现象，积累起最初步的天文历法知识。而农业发明以后，天文历法知识更向深度、广度拓展。古籍关于疱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6]及容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7]的种种传说，正是初民探索天文历法知识的写照。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恰可证实这一点，如郑州大河出土的陶器，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和星座图；连云港将军岩的岩画，有一组描绘日、月和其他星象。这便是新石器时代初民仰观天象的艺术写真。
原始社会舞蹈是带节奏的人体动作，用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生活。图为贵州花溪岩画上原始社会舞蹈的图案。
五数学萌芽
《路史》有“隶首作数”的传说，征之以半坡出土的彩陶，可发现反映数的概念的各种纹饰，如三角纹、斜线纹，还有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五条线、六条线、七条线分别组成的纹饰。庙底沟的一件陶器有两个填以网纹的圆形图案。梅堰出土的鱼形骨匕，两边的三角纹的组数相等，各为十二组。可以推见，当时的人们对十二以内的数有着明确的概念。屈家岭出土的中空球状陶器，整个球体被等分为二十四个球面等腰三角形，可见当时已有等分球体的实际几何知识。
六建筑技术
《韩非子·五蠹》载，有巢氏“构木为巢”，《易·系辞》则有“穴居”之说，这是关于建筑起源的古老传说。“巢居”与“穴居”同为中华先民最早的两种居住方式。以后，在长江流域“巢居”发展为“干栏”式建筑，即在基址先打木桩，再加铺板，作为房基，然后在其上架盖居室。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做此种建筑用的上千个木构件，可推见该地干栏式建筑的规模不小。在气候较寒冷的黄河流域，“穴居”得以保留和发展，形成土木合筑的混合结构，并流行夯筑技术。干栏式建筑和土木合筑式建筑成为以后中国建筑的主体，与古希腊以岩石为材料的建筑形成比照。
典籍记载，有巢氏“构木为巢”。图为描绘原始人构木为巢的图画。
七百草成药
《史记·补三皇本纪》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医学及药学起源的历史。当然，这里的“神农”应释为无数初民。百草成药，以治百病，构成我国医学及药学的传统，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并与人们的终极关怀密切相连。而蒙昧及野蛮时代产生的原始宗教，在人与自然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间起联络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故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时代的主流文化。
宗教最初萌动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曾发现太阳纹、日月山等形象，这可能是初民对太阳等自然物崇拜的遗迹。殷墟卜辞有“宾日”“饯日”的记录，是原始社会太阳崇拜在文明时代的遗存。
以后，这种对具体自然物的崇拜，抽象为图腾崇拜，即相信每个氏族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将其视作族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常有鸟形图案，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有人面鱼纹，都有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图腾。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也是古老的图腾，汉代画像砖绘有人首蛇身的伏羲与女娲相交的图像。此外，黄帝称有熊氏、太皞姓风（凤），则是某些部落或以熊或以凤为图腾的表征。
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也是古老的图腾，汉代画像砖绘有人首蛇身的伏羲与女娲相交的图像。图为汉画上的伏羲和女娲像。
江苏良渚文化墓葬陶器上有勾连的似蛇非蛇花纹，可能是古越人崇拜的龙图腾，表明中华先民奉龙为崇拜神物至少已有五千年之久。凤与龙都不是实有动物，它们分别综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如龙综合了马、鳄、蛇、鹿、鹰等动物的部分形象，显示出图腾崇拜呈组合趋势，这正是分别崇拜某种动物的诸氏族、部落走向大规模融合的体现。
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由此产生灵魂和鬼神观念。鬼神崇拜兴起，源于对血亲先辈的敬仰，并在鬼神崇拜的基础上又产生祖先崇拜。
母系氏族社会盛行女性祖先崇拜，如传说中的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便是母权时代的崇拜对象。又如红山文化遗址发现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父权制确立后，尊崇男性祖先，传说中开天辟地的巨人盘古，创造华夏文明的炎、黄二帝，便是父权时代的崇拜对象。仰韶文化晚期还出现陶祖崇拜和石祖崇拜，供奉陶制或石制的男性生殖器。
祖先崇拜长期延伸，构成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重要部分，远袓崇拜是后世圣贤崇拜的源头，近祖崇拜则是后世宗法文化的先导。
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巫术有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录符式、占卜式等。从事巫术和主持祭祀起初并无专门人选，往往由氏族首领临时担任。以后渐渐出现职业祭司和巫师，他们自称可以通神，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卜吉凶，治病救人。《尚书·周书·吕刑》载有圣帝先王“命重、黎绝天地通”的故事，《国语·楚语》对这一故事的含义做出解释：颛顼时，九黎乱德，人人通神，“民神同住”，颛顼命令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天与地、神与民便截然分开，即所谓“绝天地通”，于是民众不再直接与天神交通，王也不兼司神职，而由巫专门负责沟通天地、人神。这种宗教职业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8]，他们既以非理性的迷信为务，又是初民文化（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的保存者，其职司大略有五：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从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前驱。
传说中，创造华夏文明的炎黄二帝，便是父权时代的崇拜对象。图为汉画像砖中表现黄帝等人的画面。
部落联盟首脑权力日益膨胀，以至到夏禹以后“禅让”转为世袭，标志着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国家的诞生，而巫觋的专职化，其文化功能扩大与加深，则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来临。
注释：
[1]《白虎通考》。
[2]《吕氏春秋·恃君览》。
[3]《白虎通》卷一。
[4]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把农业革命称为“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称为“第二次浪潮”，后工业革命称为“第三次浪潮”。
[5]《新语·道基》。
[6]《易·系辞》。
[7]见《世本》《吕氏春秋》。
[8]《国语·楚语》。